底层百姓迫于生计偷窃食物甚至财物的事件并不少见，此事能上新闻并不是因为张大哥偷外卖，而是因为张大哥“多次盗窃”，本已达到量刑标准，但检察院却没有逮捕他，反而还给了他1000元的司法救助金——这样“宽大处理”的司法很少见，所以才引起舆论关注，被称颂为“良法善治”。
然而，盗窃食物或财物的穷人，被罚款或被逮捕的才是多数。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满足于个别司法案例中的“温情”，而希望借此事谈谈底层偷窃和犯罪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一、被生活逼上绝路的底层
底层穷人偷窃犯罪是普遍现象。张大哥的遭遇很容易让人想起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老祖母为了挨饿的孙子偷面包的故事。在资本主义的这场经济危机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大量过剩的商品因没有销路而被销毁，大批的民众忍饥挨饿。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从1929年的3.2%飙升到1933年的近25%，1934年要求公共救济的人数达1700万人。偷面包的老妇人不过是众多因失去生活来源和保障而偷窃或犯罪的无产者的典型。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制导致的下岗潮，同样滋生了偷窃和犯罪。在这场改革中，约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超过1/5的中国家庭受直接影响，城镇失业率长期维持在8%~10%。
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下岗职工命运悲欢，反映在以东北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钢的琴》中。电影主角陈桂林是国企下岗潮中的一员，下岗后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勉强维持温饱。哪想妻子小菊跟一个靠卖假药发财的老板跑了，于是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为了把女儿留在身边，陈桂林需要给女儿买一台钢琴，这对于他来讲无疑是天上摘星星。他想方设法四处筹款，但周边朋友无一不在下岗失业的贫困边缘挣扎。四处受挫后，他铤而走险，召集原钢厂的好哥们去学校偷琴，结果被抓。
电影情节颇具戏剧性，但反映的却是作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重要环节的国企改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下岗潮泛滥的地区犯罪率也节节攀升。
二、相似的命运，共同的社会根源
地方检察院没有逮捕张大哥，这样的处理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对比之下，前些年走红网络的窃·格瓦拉（周立齐），多次偷窃电瓶，多次入狱，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共鸣，但没有人觉得不应该拘留他。
但实际上，张大哥失去生活来源被迫偷外卖充饥，窃·格瓦拉有着健全劳动力却宁愿偷电瓶也不愿打工，两者都反映了无产者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的困境。
资本主义社会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才能获得生活来源，而工资收入仅仅足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一年下来积蓄微薄。所以失业后张大哥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张大哥失业是因为工伤，之后伤病恢复或许能够重新找到一份工地的活。但是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来说，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不理解或者不愿理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称之为自然失业（率），他们既无法解释清楚自然失业，又认为这是无法消除的。
但马克思指出，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为资本经常需要快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这就需要有现存的大批的人可以突然被投入到这个部门去，又不致影响既有的生产。这就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即便资产阶级主观上不一定会自觉地这么认为，但资本积累的客观结果就是如此。
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给就业工人造成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大的劳动强度、更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大家熟悉的程序员为例，一方面是996的超长加班，另一方面却是超过35岁即被辞退的年龄天花板，前段时间甚至有业务能力强、项目经验丰富的程序员给总理写信求助，因为45岁的他在求职过程中几乎处处碰壁。对于高学历的程序员情况如此，对于工厂工人来说，这个规律可以浓缩为拉长的一句口头禅：“爱干干，不干滚蛋，有的是人！”
可以说，是资本主义造就了失业，失业滋生了偷窃犯罪；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得就业人口中同时出现内卷/过劳死和躺平/三和大神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雇佣劳动的痛苦甚至使得部分劳动人口退出劳动大军，以偷窃为生甚至犯罪。
三、不求怜悯，准备斗争
张大哥的故事发生在“全民脱贫”之后，是对小康社会的巨大讽刺。不予逮捕和1000元的司法援助，已经是统治者能够给的最大恩惠。实际上，新闻对张大哥受了工伤却没有得到补偿只字不提，这样的报道很难不让人怀疑其动机：到底是为了解决困苦百姓的问题，还是为了歌功颂德？要知道，释放一位朴实善良的农民工并付出1000元，没有危害且成本极低，以此进行宣传又能够给很多群众带来心理上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显然，工人要争取权利，不能对统治阶级的怜悯抱多大希望。
说起工人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和福利国家制度经常被提及，但这完全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大发慈悲，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八小时工作制的争取是美国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成果。19世纪末，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美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美国工人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为了争取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工人很早就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罢工开始，工人阶级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强大的压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但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情况没有改变。
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强大的力量，美国主要的工业部门处于瘫痪状态。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二战后的福利制度，也是美国工人通过工会运动争取来的。19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美国历史上爆发了非常尖锐的劳资冲突，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取得一定的成果，工资得到增加，工时被缩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20世纪30年代，受到国际国内有利影响，美国工人运动进入复苏时期，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程碑式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此后产业工会运动的兴起。到1945年，美国工会会员人数高达1480万，比“新政”实施的1933年高出5倍之多。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其人数从1929年的1万人增加到1939年的约10万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二战后两年时间里，美国工会和美国共产党抓住时机，组织产业工人发起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取消工厂中不合理的规定。规模之大让统治阶级感到恐惧，在下决心镇压工会运动和铲除共产党人的同时，也对工人阶级做出了让步，这是战后福利制度得以建立的核心原因。
四、小结
即便心中不愿，但可以明白地说，只要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继续存在一天，生活陷入窘境的无产者偷盗犯罪的事情就不会消失。工人反抗雇佣劳动制的斗争也不会停息。
参考资料：
1.梁甄桥,2018,《国有企业下岗潮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1期,第23-43页。
2.王赫,2015年,《美国集体谈判制度的确立（1933-1947）》。
3.郭瑞芝,2015年,《冷战期间的美国工人运动研究（194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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