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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战斗性工人全泰一小传

2020-11-14 11:54:42  来源: 彼得格勒来信   作者:谢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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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全泰一(全泰壹)为许多中文读者所熟悉,首先是通过《韩国工人》一书,后来还有可从网络下载的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本文发布在《工厂龙门阵》第6期(2012年12月),时代背景介绍之外,有关主人公的生平事迹,取材于刘建洲老师翻译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一书。写作焦点则是“战斗性工人如何形成”。

  1.六十年代韩国的大环境

  20世纪30年代,是资本主义“金融风暴”、工业危机与国际战争的年代,萧条、失业和劳资冲突四处蔓延。1941年,为了走出危机,美国与日本大打出手,以便重新划分亚洲的市场、资源以及商业运输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它的朝鲜半岛殖民地获得独立。在半岛的南部,建立了美国一手扶持的韩国。

  在殖民地时代,韩国工人可谓“干的比牛还多,吃的比猪还差”,积累了大量的阶级矛盾。迫于日本统治者的刺刀威慑,韩国工人长期忍气吞声。韩国独立初期,统治秩序一度松松垮垮,工人抓住这个机会,纷纷罢工、游行,甚至占领工厂,要求改善待遇并成立工会。从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韩国发生了2388次工人示威,参加者达60万人之多,一时风起云涌。四十年代末期,在美国顾问的指导下,李承晚总统为首的韩国政府左右开弓连杀带抓,暂时粉碎了工人的反抗。

  整个五十年代,韩国一片昏天黑地。上层吃肉撑得要吐,群众连汤都没得喝。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高官直接开公司当老板,与他们有交情的一批私企把持了银行、电气、日用品等行业。1945-1959年间,美国先后给了韩国二十多亿美元的援助,但大多被台上的权贵贪污了。与殖民地时代相比,韩国工业产量缩减了一半,1957年只生产了一万六千吨钢,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电力严重短缺,就连水泥的销路都不好!多年后,韩国官方也承认五十年代实在是一塌糊涂:“中小企业(产业)、出口产业萎缩,供给严重不足,物价飞涨”(见《朴正熙经济论著选》)。在城市,打工者挣扎求生。1956年,政府公布的失业人数是113万人(总人口两千万人),而女工、童工和临时工工资只有男性正式工的一半。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修改劳动法,正式取消了罢工权。不过,当局还是无法彻底禁绝罢工。以1957年为例,全国至少发生了118起罢工,集中于煤矿、铁路以及电力部门,基本要求是加薪或缩短工时。在人多地少的农村,日子更不好过。粮价低化肥贵,种地不赚钱,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繁多,殖民地时代保留下来的地主阶层普遍经营高利贷,榨干了农民最后一点积蓄。结果,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

  五十年代韩国的一个特点,是教育领域的复兴。1960年的在校生总数比1945年多两倍,小学入学率接近100%。但与此相伴的,是大、中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老大难现象。

  执政十五年后,李承晚集团处境不妙,几乎把人得罪光了:不能安定政局,浪费宝贵的无偿援助,让美国靠山失望;不能提供广泛就业,让工人、学生失望;无力振兴经济,让国内资产阶级失望;中央小圈子紧抓权柄不松手,不给底下人晋升机会,让中下层军政官僚失望。旧的权力格局,走到了尽头。

  1960年1月,总统换届选举的舞弊行径激起了学潮,最终引爆了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美国在幕后指示韩国军方袖手旁观,把李承晚逼下了台。经过了一年的动荡后,1961年4月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军政府的时代降临了。对美国大资产阶级来说,它需要一个得力的打手,帮忙维护对美有利的亚洲秩序。其次,它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强样板,向韩国及世界劳苦大众证明无需从事工人革命,也能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于是,美国一手导演、朴正熙登台执行的“维新”开始了。

  为了收拾人心,也为了打击政敌,朴政权痛斥“官员道德败坏,非法财富的聚集,使我国成了腐败和不公平的温床”(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出台了若干反腐败措施,清理了某些与昔日高官瓜葛太深的巨商。但所有的雷霆手段,无非是给新贵的发财之路扫平障碍。1970年,韩国上层内斗,揭露出特务部门“中央情报部”长官李厚洛的非法收入达一亿美元以上,这只是朴正熙“维新政策”下官商勾结的黑幕一角。

  同时,朴政权高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全力引入外资。1959-1977年间,韩国吸收了美日为主的70多亿美元投资,建起了纺织、钢铁、造船、电子、汽车等产业,大量上马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和电站。1964年,韩国启动“出口第一”战略,用补贴和减税政策鼓励开辟海外市场。1970年韩国全年出口额超过一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十倍。1971年,政府开辟了“出口加工自由区”,专门立法规定区内不许成立工会和举行罢工。1976年,韩国出口额达到81亿美元,多数是工业制成品,一个急速强盛的地区性大国,显露了雏形。

  韩国工业初步繁荣的主要成果,化为内外资产阶级的利润。六十年代中期,朴正熙集团用私有化的方式,把一大批国有资产贱价转交到私企手中,进一步强化了民间老板的实力。工厂越多,工人的队伍也就越壮大,1960年全国工人总数200万,1975年达到480万。不过,工人数量的增加,并未立即导致阶级斗争的自动高涨。在美国教官的训练下,韩国国家机器空前强化。除了六十万正规军、十几万警察,还编织了一张由三万“中央情报部”特工与三十万线人组成的全国特务网,对这片九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国土进行无所不包的监控,到处都有窥视的“眼睛”和偷听的“耳朵”。在六十年代的韩国,虽然大学校园有些不稳,数百万工人却是死水一潭……

  2.全泰一的少年时光

  1948年8月26日,本文的主人公全泰一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的一个缝纫工家庭,是家里的长子。他的父亲老全是当地某纺织厂的缝纫工,在独立初期的工人运动中,老全(那时还是小全)一度卷了进去,参与了要求加薪的厂内罢工。纺织厂的老板不愿让步,雇来新工人顶替罢工者。老全和工友们堵住厂门,不让新招来的工人进厂,或者把溜进厂的新人“押送出境”。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政府与资方串通一气,这边老板威胁关厂,“谁不想干就卷铺盖”,那边警察把带头罢工的几个人抓进去严加拷问,工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实在坚持不住,只好复工。经历了这场风暴,老全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埋头挣钱不问他事。

  连着生了几个孩子后,1954年老全从大邱来到首都碰运气。打了几年零工,老全攒了一点点钱,弄到两台缝纫机,开了一个小缝纫店。不幸,他的生意不顺,有时布料受潮,有时被人拖欠货款。折腾了几年,家里的光景没啥起色。1960年,他似乎时来运转,得到一笔缝制几千套中学校服的大生意,不料交货后,中间商卷款潜逃了,老全亏本亏得眼冒金星。这一闷棍砸下来,全家简直变得一贫如洗。在韩国,一直存在男人酗酒打老婆的恶习,有些男人唯唯诺诺面对老板、上级、恶警或日本殖民官吏的训斥耳光,回到家里喝点小酒,雄赳赳打老婆踢孩子,恢复“男人的自信”。老全也一样,眼瞅着开店失败,他隔三岔五喝个烂醉,骂骂咧咧。

  不管老全怎么借酒撒疯,家里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泰一的妈妈做点朝鲜小吃,沿街叫卖。当父亲的缝纫店开不下去以后,读小学的泰一和弟弟也退了学,每天卖报,还制作出售粗糙的木头勺子、拖把一类日用品,后来又去街头擦鞋。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一年,当时他12岁。

  1961年,泰一全家搬回大邱,老全又弄到一架缝纫机,振作起来了。泰一给他打下手,学会了一点缝纫活计。1963年,家里条件稍微好转以后,他和两个弟弟上了一年的补习中学。好景不长,家里又交不起学费了,他和弟弟们也彻底离开学校。失意的父亲隐匿他乡,好久没有音讯,母亲去首都做帮厨,泰一也跑到首都,在火车站当搬运工,还擦鞋、卖报。他的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去了孤儿院,有的后来也跟着泰一当搬运工。回想起这段日子,泰一写道:“连虫子都比我们过得好”。那一年,他刚好16岁。

  3.和平市场的服装工业区:谁的天堂?谁的地狱?

  在60年代的韩国首都,有三个批发服装的相邻大市场:和平、东华与统一。市场所在地原本是个大贫民窟。1961年,政府拆掉了贫民的棚屋,建起一排排多层厂房,供服装工厂与贸易公司入驻。行政当局成立了“和平市场公司”,负责工业区的卫生、安全和税收。服装厂一般位于每栋厂房的二至三楼,一楼专营零售批发。三大市场的生产贸易规模越做越大,全国的服装技术工云集于此。据全泰一的研究,在1968年,这三个市场有800家工厂(20000工人),国家的同期数据是428家工厂(7600工人),原因是存在许多未登记的黑厂。在1970年,三大市场垄断了全国70%的服装生产与批发。每逢重大节假日,各地商人带着现金赶来排队批货。这里是老板们放飞梦想的天堂,如果运气不坏,一两年里,三四台缝纫机的作坊有希望变成二三十台机的工厂,有的老板还能买下厂房。

  一般来说,每个服装厂都雇有裁床师傅及助理、车位工及助理、徒工、杂工以及熨烫工组成的生产班子。据全泰一的调查,60年代末的和平市场有14000工人,包括4千车位工和助理,还有4千徒工。老板的人数在一千左右,管理人员不足三百。裁床师傅多为男性,其他工人则多为女性。每逢旺季,各厂都会贴出“急招徒工”的告示,因为徒工的身价最便宜,用起来也最合手。徒工一般在12-15岁之间,工资最低,也最受气,他们做各种活,比如熨烫、剪线头、钉纽扣。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徒工才能成为车位工。当时厂里的缝纫机全是日本货,价格昂贵维修不易,生产的服装无论是否出口,价格都压得很低。对老板来说,他主要赚的是“人工钱”,工资少、工时长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和平市场公司”一开始就充当了雇主的协调机构,统一规定工业区的工资待遇,避免个别老板为了赶货,给工人稍高的工资,从而破坏整体投资环境。重大节假日来临前的两周到一个月内,工人通常大量加班,但没有加班费。夏季和新年前后则是淡季,工厂关门或只上半天班,工人在空闲时间义务打扫车间,或找个服务员、小贩一类的临时工,等待旺季的到来。

  一个典型徒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就以泰一熟识的徒工“施达”(化名)为例吧。她十三岁,每天坐公交上班,从早八点干到晚上十一点。车间的面积通常是18平米,隔成上下两层,每层高度1.5米,总共塞了10台机和32个工人。车间里没阳光、充斥着布料粉尘、油脂味和管理的辱骂,她直不起腰,也不能随意上厕所。再说,厕所和冲凉房都太少了,总是不够用。车间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照明太差,而货是永远做不完的。午休的时候,她和同伴爬到楼顶,往附近的一所运动场扔石子,这是徒工们一天里的主要娱乐。她工资不高,还要负担家里的开销,所以常常不吃午饭。她两周休一天,但也可能临时加班。她每月要通宵加班两到三天,每次加通宵,老板都给她吃“抗睡药”或打“抗睡针”。每天快下班的时候,她会眼痛、脚肿、目光呆滞。年复一年,她在厂里一干就是八年,21岁的时候已经手指变形,有时连筷子也拿不起来,并且得了胃病或肺病。虽然“和平市场公司”也会在指定医院为工人安排体检,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走过场的:“X光机里没有底片,体检后也不给工人诊断报告”(1970年全泰一的相关调查)。

  虽然徒工的生活很糟,但这好歹是一份可以补贴家用的工作。60年代的韩国,劳力充足,老板有用不完的人手,而国家也为企业的用工自由提供了一切便利。

  1964年,和平市场多了一个徒工,他叫全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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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和平市场里的工厂

  4.全泰一的打工生涯:观察与思索

  1964年春,泰一在和平市场附近擦鞋,看到某裁缝店“急招”徒工,他就去了。店主简单问了他几句,要他马上上班。这是泰一的头一份稳定工作,他很兴奋,憧憬着接济父母和弟妹们。不过,虽然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工资还不够他付房租,所以上下班前后还要继续擦鞋,挣饭钱。由于他是有经验的熟手,很快当上车位工助理,工资翻了一倍,可还是不够付房租。他连续换了几家厂,并与家人重新住在一起,减轻了一点租房的负担。

  泰一是个敏感多思的年轻人,工厂劳动的单调节奏并没有让他迅速迟钝。1966年秋天,他写道:“我们不能不服从裁床师傅,他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权威。如果我们对晚上加班表示不满,第二天他就只派给我们很少的活。”派的活少了,工资就少了。换了几家工厂后,他的见识更广了,发现“除了大型工厂,在几乎所有工厂里,裁床师傅都扮演着工厂管理的角色,掌握着招聘和解雇工人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对工厂主来说,‘裁床师傅是老板的得力干将’的原因”。

  泰一了解到,服装厂的每个小组都有一名裁床师傅充当工头(他是小组的“老板”),手下有一名助手和两名徒工。厂里不与小组直接打交道,一切通过工头。工头跟厂里商定小组的工资,而且从来没什么明确标准,即使是旺季,工人工资往往只比淡季高那么一点。与其他工人一样,泰一感到工资太低:“我干得都累趴下了,并没有拿到与自己的辛劳相匹配的工资。这不公平”。

  身体劳累、收入微薄,还不是一个工厂工人面对的全部难题。资本主义工厂的大生产把员工变成机器,这让全泰一特别感到压抑。对此,他有一段难得的记录:

  “工厂里充满了巨大的金属噪音,以及车位工恼怒的声音。我不能区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自己仍然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工作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它罢了。除了自己正在做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的意识。不,甚至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自动的工作而已。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我成了自己工作的旁观者。我的身体在做着工作,但这种工作并没有得到谁的指示。我的感觉和噪音告诉我,自己做完了多少英寸的活路,干了多长时间的活。所有的布料都是在裁剪台上被测算、拉长和剪裁的。但是,是谁裁剪了这些布料呢?每当这种念头浮上心头,我都明白,是我在裁剪这些布料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工作?当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时,下班回家的时间到了。我洗完脸,换上衣服,和工友们说声再见,之后,就回家了。在家里,我吃过晚饭,和家人聊会天,然后睡觉,一天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1967年3月13日日记)(译者刘建洲)

  泰一过着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日久天长,泰一萌发了当裁床师傅的念头:“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与工人站在一起,并与工厂主进行公平交易”。当然,对个人而言,裁床师傅也能赚更多的钱。说干就干,泰一向来是个行动的人,他换了厂,成为裁床师傅的助理。经过几个月的见习操作,1967年春,他被所在工厂提升为裁床师傅。生活又转了一个弯,前面是什么?

  5.帮助别人,很难

  虽然当上了裁床师傅,泰一的钱包并没变厚多少。他自嘲道:“三年(工厂)的艰辛生活和(之前)十四年的贫穷,把我变成了一架点钞机”。不过,他毕竟只有19岁,总是很容易就充满希望。当上裁床师傅以后,他很认真地尝试改善徒工的处境,减轻她们的劳动强度,放她们提前下班,更不会拿她们当自己的出气筒。为了加班问题,他与老板发生了几次争执。后来,徒工们回忆说,她们都把泰一当作自己的大哥。

  与许多工人一样,泰一很快对离自己最近的基层管理或工头产生反感,对老板就容易保留幻想。在得知自己被提升为裁床师傅后,他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从明天开始,我将努力工作,来报答我的老板所做的一切”。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那个老板确实是善于玩弄他人的老狐狸,发现泰一工作认真的优点后,就诱导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把泰一累得死去活来,直至醒悟自己受了那个“伪君子”的骗:他给老板省下的成本,并没有用在改善徒工待遇上。

  虽然泰一在车间努力创造一种温和的气氛,但是他改变不了徒工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环境,只好眼睁睁看着不平之事继续发生。他见到一个徒工喝了抗睡药之后,干了三个通宵,搞得视线模糊,也抬不起胳膊,吓得在车间里痛哭。他见到一个女工忽然吐血,泰一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结核,然后那个女工被解雇了。他看到许多徒工为了省钱,不吃午饭,就把坐公交的费用给她们买了一点面包充饥,自己走夜路回家,结果被派出所抓去盘问。当然,就算警察不找他的麻烦,这样蛮干下去,他的体力也撑不了多久。

  泰一的母亲察觉他的所作所为后,劝他少管闲事,自己家的烂摊子还忙不过来,哪有余力去管别人?泰一回答道:“看到那些比顺德〔注:顺德是全泰一的妹妹〕还小的女孩子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从上午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不吃任何东西,我就问自己:这是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

  泰一的母亲没法回答儿子的疑问,再说她自己也受尽了贫困的折磨。但现实生活很快用自己的方式终结了全泰一“为徒工做主”的幻想。当他又一次让生病的工友提前下班,单独清扫车间时,老板撞见了这一场面,大发雷霆:“师傅要做师傅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干预徒工的工作?你这样,是给她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第二天,老板发现泰一又把加班太久的徒工放回家,就当场解雇了他。

  泰一很快在别的厂找到了工作,他是熟手裁床师傅,工业区里又到处招人,所以不用太担心饭碗问题。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劳动基准法》,便怀着惊喜钻研起来。如今,他想从法律的角度打开一条工人自救的道路。

  6.《劳动基准法》与成立“傻瓜社”

  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各国政府,都擅长一种愚弄大众的老花招:制订“保护工人”的法律,但不执行它。当工人沉默时,国家自然无视老板的违法行为,当工人起来反抗,国家便及时援引“良法”,骗取工人信任。反过来说,假如国家在立法领域对工人过于苛刻,随后又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修改法律,就会自陷被动,可能导致工人更直接地进攻资方及其后台——国家。当国家成为工人的靶子,它就难以伪装中立,把工人斗争限制在一时一地,也就使资产阶级的整体统治变得脆弱。正因如此,国家对待工人很少彻底撕破脸皮,而总是尽量“说好话,办坏事”。

  在60年代的韩国,《劳动基准法》就是这么一部颇为“理想”的法律。基准法第42款规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每周48小时,在工人同意的前提下,可延长到60小时”。第45款规定“雇员每周至少享受一天带薪假日”。还有关于危险工作环境的规定(第43款),有关于为年龄低于18岁的工人提供教育设施的规定(第63款),有医疗保健的规定(第71款),有工伤事故的规定(第8章),有禁止女性和不满18岁的工人上夜班的规定(第56款)。它甚至规定13-16岁工人的工作时间最高不得超过9小时,违反规定的雇主应判刑两年。

  当然,这部法律从未被遵守。对工人来说,《劳动基准法》是一堆废纸,自然没人了解它的内容。

  泰一发现了这部《劳动基准法》之后,如获至宝,在家无数遍翻阅,出门到处带着它,还首次提出了工人自我组织的主张。如今他每天一下班,就跑到和平市场找人谈话。与裁床师傅金桂南交谈时,泰一说“作为个体,我们是软弱的。一旦联合起来,就能战斗,变得坚强有力。改善工人待遇,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哪怕裁床师傅的一小部分组织起来,就至少能落实《劳动基准法》。要是老板拒绝落实,市场上三万工人可以罢工,那样一来,老板就不能不听取我们的要求了”。

  小金听了这番话,既害怕又想试试。他们两个出钱在一家咖啡馆聚会,邀请了十几个裁床师傅。多数与会者正在找工作,所以一个劲地谈论工资、工位、老板和各厂的变化。这次“聚会”可谓闲谈会,与泰一期望的严肃讨论相去甚远。但他可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到处找相熟的老员工谈话,推广《劳动基准法》,可惜总是被笑骂一顿,甚至有人说“只有傻瓜才干这种没谱的事”。泰一还出钱邀请某些裁床师傅看电影,企图说服他们参与筹备工人组织的活动。1969年6月,在全泰一几乎生拉硬扯的努力下,“傻瓜社”总算成立了。成立时,泰一解释了社名的含义:“我们的生活像一架机器,从没有反抗过剥削我们的雇主。……我们必须完全看清自己的处境,这样才不再是傻子”。

  在泰一的反复督促下,这次“创始会议”通过了好几条行动目标:落实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多联系其他裁床师傅;学习劳动基准法;有物质条件后,租一个带电话的办公室;在和平市场进行劳动条件的调查;寻求赞助,开办“模范工厂”。就“模范工厂”一事,泰一颇有激情地解释说:“老板总是推脱‘世道不好’没赚什么钱,还说如果他们不开厂,我们就没饭吃。工人可以向老板证明:没有老板,工人也能有饭吃;用更人道的方式开厂,也能盈利。只要外界了解和平市场的情况,一定会有慈善家来帮助我们开厂”。

  不过,“傻瓜社”的多数人参与聚会只是想跟同行交换打工信息,一旦找到工作,就不掺和这事了,只剩下全泰一还干劲十足地东忙西走。他印了“傻瓜社主席全泰一”的名片,带着名片到处拜访工人,讲解《劳动基准法》。1969年8月,泰一拉上几个“傻瓜社”成员,向和平市场的工人发放了一百份问卷,调查劳动待遇。这事被老板们觉察了,全泰一被列入黑名单,不得进入和平市场。他一时也顾不得今后的生活出路,带着回收的问卷,直奔市政府找“劳工监察员”提交报告。劳工监察员的职责,名义上是监督工厂遵守《劳动基准法》,如果厂方违法,监察员就责令工厂整改。实际上,监察员通常是所辖地区各位老板的好哥们,好得穿一条裤子。泰一见到的那位监察员,让他放下报告,说了句“我会处理”,就把他赶出来了。小全有些发懵,又去了一趟劳工部,部里的接待人员答应“调查”,自然也毫无悬念地石沉大海了。1969年的冷秋,泰一依靠打临时工维持温饱,反思前一段热火朝天却又无疾而终的行动,他对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斗争的对象不仅仅包括雇主,还包括劳工监察部、劳工部,甚至是某种更为庞大的东西?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自己又怎么能够期待《劳动基准法》得到执行呢?要是每个人都反对我的话,我又怎么可能战斗并取得胜利呢?这一罪恶现实的铜墙铁壁,该有多么的厚实?这道铜墙铁壁,该有多长、多远?”

  7.“模范工厂”的幻梦

  “傻瓜社”的失败,一时间让泰一成了情绪的俘虏。他不再拉人加入“傻瓜社”,也把《劳动基准法》扔到角落去了。不过,即使是逃避,他还是颇显行动者的本色。这次,他试探的方向是“模范工厂”。

  作为了解内情的服装工人,泰一深知那帮老板的生存之道:“这些制造商的竞争,以牺牲工人的工资为代价。正是工人和消费者成为他们竞争的牺牲品。……为了降低成本,他们生产并兜售劣质产品。例如,一件服装的内层会尽可能采用最差质量的材料。这意味着服装外层的保质期能够持续五个月的时间,但内层就只能够持续一个月了”。

  泰一写道:“1,我必须创办一家企业,缴纳应缴的税收,将工人当成人来对待,为应该上学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我一定要向我们社会的商人尤其是和平市场的工厂主证明:即便是这样,这家企业也是赚钱的。创办这家企业的目的,就是向人们示范,应当如何经营一家企业,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了。

  2,首先,由于我必须获得一笔资本,我必须向社会上的许多慈善家求助,让他们理解我的目标,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资助我们的这家模范企业了。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如此的吝啬和思想保守”。

  他设想的这家企业应拥有三千万韩元的资本,向工人发放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设置图书室和乒乓球桌,还要安装供热系统。他梦想着把“模范工厂”办成一个教育实验基地,让就业的工人有朝一日独立创业,把工厂的理念传播开去。

  当然,这个设想从头到尾都是十足的幻梦,泰一其实也明白它纯属空想。很快,全泰一就被迫从逃避中清醒过来,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需要生存。他去工地当了四个月小工,给家里赚点生活费。他的母亲回忆说,在工地时,泰一有时回家,他穿着工作服,瘦得厉害脸色发青,眼睛困得睁不开,还在絮絮叨叨谈论“工人遭受不公”。看着儿子这幅狼狈的模样,她很想笑,又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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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泰一和他的同事们

  8.重返和平市场,成立“三栋会”

  1970年9月,泰一返回和平市场,找到了一份裁床师傅的工作。韩国工业处于持续的大繁荣中,不断有新资本家进入市场办厂,泰一这个“捣乱的小人物”被忙得团团转的老板们遗忘了。站稳脚跟后,他找到了金桂南和其他几个工人,成立了“三栋会”(即涵盖三个市场之意),决议再次开展劳工调查、扩大组织乃至发起静坐罢工。泰一频繁拜访市政厅、劳动部,跑到电视台请愿,联系过“东亚”广播公司的“市民之声”节目组。节目组的记者告诉他,必须提供具体数据,才可能上节目。这一要求坚定了“三栋会”成员的劳工调查决心。

  在1970年的韩国老板眼里,工人问卷调查也是大逆不道的造反,泰一就曾因此上过黑名单。这一次的问卷包括劳动时间、休息日、加班原因、职业病和体检、工厂是否遵守劳动基准法等一系列问题。秘密调查组织得很好,避开了老板,回收了一百多份问卷。泰一等人通过工友,还搜集了各厂的其它信息,并征集到上百个签名。1970年10月6日,“三栋会”向劳工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改善和平市场服装产业工人的工作状况的请愿书》。请愿书概述了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工人的工资、加班和职业病问题,声明“我们工人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样下去,我们的健康将不保。因此,我们这些请愿者强烈呼吁劳工部,要求纠正这种状况”。

  9.媒体报道·谈判·示威

  1970年10月7日,奇迹发生了:《京乡新闻》城市版头条以“三栋会”请愿书为基础,刊登了有关和平市场工人状况的长篇文章。泰一和其他几个人在报社买了三百份报纸,赶回市场向工人出售和散发。工人一般是很少买报的,那一次却大不同:不少工人花了高价买报,有一位工人还捐给“三栋会”1000韩元。目击者说,那天晚上市场里像过节一样,工人们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这篇报道,笼罩着工人的长久沉默,一下子打破了。之后的几天,不少工人主动找到“三栋会”,许诺参与斗争。

  10月8日,“三栋会”开会决定向雇主们要求缩短工时、支付加班费、安排体检以及提高一倍徒工工资,“三栋会”还表示要起诉违反工时安排的老板。10月11日,“三栋会”的三位代表(全泰一、李圣珠、金泳木)来到“和平市场公司”办公室,递交了上述要求,还附带要求了一堆较具体的改善要求(安装通风照明)。管理层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好的,我们明白”,然后要求工人略微忍耐一下,给雇主一小段时间。全泰一在内的工人代表毫无谈判经验,他们同意稍微等等,抱着“先看看情况吧,或许真能解决”的念头,乖乖离开了。

  虽然管理层暂时稳住了“三栋会”,但是全泰一又促成了一批个别讨薪的行动。当时,他本人已被老板找茬炒掉了,没有拿回工资。《京乡新闻》刊登了和平市场的文章后,泰一和“三栋会”一起去厂里要回了工资。其他工友听说后,纷纷到当初自离的工厂去要工资,而且都很顺利,不由得士气大涨。

  由于担心“外部势力”插手工人抗议,朴正熙集团决定采取安抚政策。劳工部派来的劳工监察员找到全泰一,恭维他是“青年楷模”,并许诺在劳动节给予“三栋会”的成员一笔奖赏。劳动法务部的一位中层官员,也约见了“三栋会”的代表,劝诱他们先找工作,把和平市场的劳资矛盾交给政府部门:“我们一周内解决此事”。泰一和其他工人轻信了他,分头进厂了。当“一周解决”的谎言被拆穿后,泰一召集“三栋会”开会,决定10月20日在劳工部门口举行示威。那位负责与“三栋会”沟通的监察员,闻讯找到他们,请求暂缓示威:“给我时间向上级反映你们的诉求”。泰一同意了。几天后,这次的缓兵之计又露馅以后,监察员请泰一吃饭,直接摊牌:“你有什么个人问题或困难的话,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你。所以说,你干嘛不忘了劳工运动这事呢?”泰一当场跟他翻脸了。

  听取了全泰一的有关汇报后,“三栋会”全体成员决定10月24日在位于和平市场的一家银行门口举行示威,示威标语包括“遵守《劳动基准法》!”“周末我们需要休息!”。泰一等人四处联络工人参与示威,但他还不知道,“中央情报部”已在秘密监视“三栋会”,还派出特务私下接触“三栋会”的成员,请吃请喝,博得了部分人的信任,个别工人甚至邀请这个特务协助搞示威。10月24日,和平市场的全体保安倾巢出动了,“三栋会”成员则在各厂走动,告诉工人“银行门口中午有娱乐活动,一定去看”。中午时分,几百名工人聚集在银行大门附近,有的人是来参与示威,多数人只是好奇而已。这时,市场保安也开始挥着棍棒驱散人群。

  就在工人和保安即将混战一团的时刻,“中央情报部”派来刺探“三栋会”的代表终于亮相。眼看局面越搞越大,他被迫出马。首先,他在市场里部署了众多警特密探,并通知所有工厂主关闭厂门。然后,他把泰一等人叫到“和平市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软硬兼施,大谈“无论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就是对工人有利”。几位在场的董事则要求“11月7日以前,请克制一下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泰一听了抬腿就走,但有的“三栋会”会员一听资方的软话,就硬不起来了,再次答应“彼此各退一步”。

  泰一憋着气回到银行门口,工人早都散了。他问一位工友:“如果他们11月7日不守信的话,怎么办?”那位工友说:“我们就再搞一次示威。”泰一点点头,他说:“我们不再后退了,直到要求得到实现”。

  11月7日,资方的“最大努力”还是不见踪影。“三栋会”又碰了一次头。泰一提议11月13日举行一个烧掉《劳动基准法》的仪式,并打出标语“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不是奴隶!”“让我们每周见一次太阳!”。按照泰一的构想,他将站在一张桌子上,阅读《劳动基准法》的某些条款,然后呼喊“如果不执行,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呢?这些美妙的条款都是空话,为什么不烧掉呢?”,然后他象征性地烧掉这本书。其他人则呼喊口号,开始示威。

韩国战斗性工人全泰一小传-激流网

全泰一的葬礼;母亲李小仙

  10.全泰一之死:“我们不再后退”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一点,和平市场的老板警告员工“外面有流氓搞事,你们不要出去”,保安也封锁了市场的各条通道,“三栋会”的几位成员被预先扣押在保安办公室。下午一点半,全泰一等人携带的横幅被警察抢走。泰一指示工友们先去示威现场,他稍后再去。当大家来到现场时,他们看到几百个工人围在那里,与保安警察推搡着,而“三栋会”联络过的记者,并无一人到场。

  十分钟后,全泰一出现了,他把老相识金桂南拉到一条巷子里,说:“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然后,他要桂南点火靠近他的衣服,桂南下意识地服从了。全泰一全身冒起了火焰,原来他把一罐汽油浇在了自己身上。他跑到许多工友所在的巷子里,大声呼喊:“遵守《劳动基准法》!”“我们不是机器!”“他们不是机器!”“不许剥削工人!”,之后,他扑倒在地。所有的人都吓呆了。

  一位工人脱下衣服,扑灭了他身上的火。他被送往一家医院,他的母亲赶到医院,但是没钱交医药费,医生拒绝抢救他。他被转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晚十点,全泰一去世,终年23岁。

  六年里,全泰一尝试过他能想到的全部手段,去争取改善工人生活。他用技术工人的身份庇护徒工,他宣传《劳动基准法》,他一度幻想建设皆大欢喜的模范工厂,他曾指望国家官僚的力量,他求助记者,他急切地想撮合工人的联合。他感觉到国家与资本联合构筑的铜墙铁壁。他质问:“为什么它(即国家)在明知雇主们所犯罪恶的情形下,却依然保持沉默?为什么保持沉默的,不仅有劳工监察部门、劳工部、政治家,还有媒体、宗教人士以及知识分子?”

  直到死,全泰一仍未找到确切答案,他只是不愿再后退了。

  全泰一自焚事件震动了韩国的工人和学生。自那以后,一大批学生走入工厂,努力参与工人斗争。八十年代中期,韩国爆发了巨大的罢工运动,改善了工人的整体待遇。但国家与资本围绕工人阶级构筑的那道墙并未倒塌,只要老板可能损失利润,工人便首先被牺牲。全泰一的理想——“不再有人受到富人权势的威逼”,仍有待实现。

  后记:本文中的主人公生平部分,主要取材于韩国石枕出版社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韩文作者为赵英来,英译者为全顺玉,中译者为刘建洲。特此鸣谢。另,韩国导演朴光洙拍摄了影片《美丽青年全泰壹》,配有中文字幕,有兴趣的工友可以上网搜索视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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