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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底层”的歌声

2020-10-29 15:00:09  来源: 中国慈善家杂志   作者: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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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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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工人乐团里共有6名成员。

  10月17日,路亮终于有了今年的首场演出。

  “很高兴今天能为现场的朋友唱歌,很高兴……很高兴……”路亮的打扮并不前卫,身上那件二手店五块钱淘来的黑衬衣也因为洗了太多次而褪色发白,除了额前的那缕斜刘海,很难将他跟摇滚青年联系在一起。

  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回应着苍白的报幕,但大多数人都会在他开嗓后被惊艳——浑厚性感,铿锵有力,身体随着吉他音律晃动,和那个寡言少语的路亮形成强烈反差。

  井下十年

  路亮腼腆,这跟当年的矿工经历有关。

  山东肥城的矿场里,工友们站上“大罐”(井下电梯),再由长长的皮带把他们输送进巷道里。巷道深邃,越往深处走耳鸣感越强,工友间不需要多沟通,按流程作业就足够了。

  路亮抱着四五十斤的锚力钻对着地面猛钻,高速运转的钻杆卷动着石末和煤末,粉尘弥漫着了巷道。被汗水闷得喘不上气的时候,他只能摘了口罩被迫吸入些粉尘。

  路亮算不上“山东大汉”,不够高大,也不健硕。机器与地面冲击产生的反作用力让他身体也跟着颤动。一个11个小时的班要掘进6米长的道,后序的采煤工才能进入,好比工人徒手挖出了6米的通道。

  聊起往事,路亮滔滔不绝。从工序到注意事项,情绪愈发高昂,他想把听者带入那个黝黑的巷道里。那是他熟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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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村昏暗的房间里,路亮写完了四首歌。

  天没亮时进山,天黑时出来。在长达十年的掘进工生涯里,矿灯是他唯一的光亮。后来,他把这些写进歌里,“皮带运送着那青春的梦,用乌金做成了铁饭碗。”

  在矿区,能进入到当地采矿的国有企业,有个铁饭碗是件风光的事。路亮的爷爷、父母一辈子都在矿上工作。从技校毕业后,路亮也跟随到了矿上。

  在技校业余学过的吉他被搁置在宿舍里,“就是个井下干活的工人,唱歌这种艺术性的事儿不是我这个身份做的事情,别人会笑话。”

  几个工友们得知这个不爱说话的小伙会弹吉他,联欢会时总把他推到台前。这跟卖力气不同。一到台上,大家议论纷纷,让他没了底气。在矿上,掘进工是矿工鄙视链的底层。平日里,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路亮下狠力气,一吨半的小矿车,他一个人可以装30节,那是三个人的工作量,按照工作量计算的活儿,下足力气就够。

  2008年,被临时抽调去排练节目的路亮接到电话,井下出了事故。那是与他一同进入技校、同天下井的好友。他赶到医院时好友已没了生命迹象,身上还沾着巷道里的煤灰。这是他成为矿工的第五年,第一次碰到井下事故,也是第一次他想要逃离矿山。

  想法始终藏在心里,没能付诸实践。2013年,频繁参加活动的路亮被调至工会工作,远离了井下。可好景不长,没过两年煤价下跌,煤矿行业迎来寒冬,中小煤矿大面积关停,路亮所在的国企也难以幸免。

  矿上好几个月没能发出工资,路亮决定辞职去干点赚钱的生意。找不到工作就去养鸡,“养鸡得24小时盯着,跟下矿一样,一点儿都马虎不得。”8个月赚了两万,收入不错,但人疲了,他只能再找生计。

  闯入皮村

  路亮在矿工圈里唱歌出了名,跟矿工有关的活动也会邀请他去唱两首。2015年,一位投资商邀请他到河南开封,为一部与矿工有关的纪录片发布会唱上两首。纪录片的主角是一位勇敢的矿工——开胸验肺维权的张海超。

  吃饭间隙,张海超向他介绍了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新工人艺术团,一支由打工者发起的文艺团体,希望能为同行找到新的出路。

  路亮婉拒了推荐,他从未没想过要离家千里,更没想过成为某类人群的代言人。“我就是个煤矿工人,太渺小了,能发什么声?”

  尽管当时新工人乐团已经成立了13年,在工厂、工地及打工者聚集地义务演出超过300场,唱的多是与打工者相关的歌曲。但由于他们跟主流歌坛近乎零交集,受众也只是局限在部分工友群体中,因此并未被大众熟知。

  虽然谢绝了推荐,但路亮还是通过网上零星的资料关注着这支乐队。在得知乐队到济南演出时,路亮和妻子提前4个小时到现场,抢到了前排位置。也是在这次活动结束后,他结识了新工人乐团的创始人孙恒,后者在回到北京后给路亮发来微信:兄弟,欢迎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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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路亮成了“新工人乐团”的主唱之一。

  孙恒朋友圈里的音乐生活撩动着路亮,想要加入的念头愈发强烈。2016年冬天,他终于下了决心,说服父母,决定北上。绿皮车在北京站停下,人挤着人,路亮兴奋极了。他和高楼合影,在站厅里来回溜达,这是他心中大城市的样子。

  孙恒发来微信:到火车站后,坐地铁6号线到草房站,再坐306到皮村下车。路亮按照导航,满心欢喜地迎向即将开始的音乐生涯。

  “我到草房就觉得不对劲了,到皮村都傻眼了。”皮村是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因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和通州新城,皮村周边及乡村工厂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这个本地村民仅千余人的村庄居住着两万多名外来务工者。

  即便孙恒朋友圈里的信息早给路亮打了“预防针”,但眼前的荒凉景象还是让他愣住了。四周荒芜,破旧不堪的楼房,拥挤的环境,甚至不如远在肥城的老家。但是,总不能就这样打道回府。

  到皮村的第二天,路亮参观了孙恒创办的打工博物馆,这是全国唯一展示打工文化的博物馆。暂住证、不起眼的工装、工具包,在这里与工人相关的物件被当作展品珍藏。眼前的场景把路亮带回那些在矿下的日子,卖力气工作换来尊重的简单生活。

  路亮到皮村时,这里已经有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态。早在2002年,音乐老师孙恒、摇滚青年许多和相声演员王德志组建了“工友之家”,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原为“农友之家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为工人群体发声,在皮村开办了打工子弟小学、工人大学和图书馆。之后,2014年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小组成员找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慧瑜担任指导,每周末为工友开设两个小时的文学课。

  路亮也加入了其中,成为文学小组的一员,同时担任乐团的主唱。空闲时间,他在“工友之家”帮忙,组织工人群体看电影,为工人提供咨询和维权的服务。他深感这个距离天安门广场40公里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好的环境,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满足,这是他向往的生活。

  张慧瑜在《皮村的日子》里写道,“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打工青年艺术团”后来改了名,叫“新工人乐团”,6名成员也日渐固定,成员自己作词编曲。迄今为止,乐团发了12张专辑,多是与劳动者有关的歌曲。

  漂向平谷

  井下十年,路亮最向往的是井上的生活、能每天见到阳光的日子,“无论多辛苦,我都愿意。”

  到了皮村,路亮还是没见着灿烂阳光,但过上了“阳光的日子”。打工博物馆旁边那个十几平米、背光的屋子是他的落脚处,白天即使开了灯也依然昏暗。屋子里除了简单的家具其余都是书,写歌思路穷尽时,他就翻书找灵感。《平凡的世界》他前后翻了4遍,“我跟孙少平挺像的。”路亮说。

  多数时候,路亮在这间局促的屋子里写歌,多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2016年,孙恒鼓励他把在矿上的生活写成歌,“由你写出来一定真实又精彩。”

  他找以前的工友聊,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亮子,真羡慕你能离开这行,能去北漂,我们没有你那个魄力。”工友圈里,有些人一生走不出那片矿区。也有些工友出来了不到一年,没法适应新环境,又再次回到粉尘弥漫的矿井下。

  路亮把这些无奈写进歌里,取名为《矿工兄弟》,收录在新工人乐团的第12张专辑《从头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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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关注到乐团的摄影师给团队拍了些造型照。

  “矿工咱兄弟,你工作忙啊/从不畏惧严寒呐和酷暑/只因心里头装着一套房/辛辛苦苦是又一年,放不下的是生活它允不允许。”

  歌曲成品后,路亮第一时间发给了工友听,电话那头疲倦中带着哀怨。房子、孩子……现实不允许他们再去做新的尝试,只剩下叹息。

  与工友们叙旧时路亮会怀念那段单纯的矿工生活,但又抗拒再次回到那不见光的日子,他格外珍惜远离煤矿、能每天在井上生活的日子。

  他也曾迷茫过。刚来北京,与家人分别,想到离家时孩子满脸的泪水,他在小黑屋里辗转难眠,“我就在想我到北京到底能给家庭带来什么?”谈起妻儿,这个山东男人放低了音量,把头低了下去,满是自责。每个月3000元的收入,他把2900元转给妻子,作为她和孩子的日常开销,“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对不起孩子和家庭。”

  他把这些复杂的感受写进了新歌《孩子》:“不知不觉你已经慢慢长高/不知不觉我有多久没有回家搂你睡觉觉/那些为了生活还在漂泊的挣扎和那些酒醉以后的错觉让我丧失了思念的眼泪同嘲笑一起逃跑/只有在清晨迷迷糊糊的醉梦中醒来我才看到你羞涩的悄悄来到我那不再僵硬的怀抱。”

  “没有这些真实感受,就很难写出很真的东西。”路亮感慨。

  2017年,大兴区新建村发生火灾,之后全北京的打工者聚集地都收到了整改通知,皮村也在其中。

  断水断电地过了70天,工友们买的发电机仅供短暂的照明,充电也只能趁着去路边吃面的时候蹭上一会儿。“工友之家”中很多服务流动人群的社区、公益组织以及数个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停,乐团只能搬家,从皮村去了60公里开外的平谷,在那里把公益机构“同心公社”延续下去。

  路亮不知道向谁诉说自己和伙伴遭遇的这一切。他再次拿起笔和吉他,写下《这个冬天》,记录下那个时段里仓皇的“同类人”。“生存的信念被无数次地打磨/正如这冬日树头上的枝叶/被它的冷酷坠落得一片不留……”

  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像路亮一样的三亿人被称为“新工人”,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年在城市打工。这一庞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夹缝中,很少被主流社会关注。路亮和乐团的成员想为这部分人发声,乐团的名字也改为“新工人乐团”。

  2019年,《乐队的夏天》爆红,在拍摄番外篇时,节目组曾找到新工人乐团,邀请他们参与录制,前提是把“新工人”的名字改成更潮流的乐队名。团队推掉了这个能进入主流视野的机会,“我们还是要为这三亿人唱歌,这个初心不会变。”

  搬到平谷后路亮的主业是负责“同心公社”机构的后勤工作,接待前来团建的组织,工作之余参加乐团排练。除了演出,他几乎不走出机构所在的张辛庄村,“出去就会有花钱的地方,我也没有欣赏城市风景的需求。”

  乐团多数的演出都是公益的,去全国各地唱歌,路费靠众筹。但这两年开始,成员们也商量着要开始多赚些钱,2020年的“首秀”就是商演。两万元出场费,唱20首歌。“没有稳定的收入,大家都去讨生活了,还谈什么理想?”路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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