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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环卫工人与看不见的城中村

2019-11-16 19:08:50  来源:公众号  极昼工作室  作者:程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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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有德昨天死了,也许是在前天,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10月27日这天下午三点,他的房门反锁着。房东撬开了沾满黑色污垢的网格窗。刚一翻身进房间,房东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但随着打开的日光灯散发出第一溜亮光,死亡的气氛就笼罩在这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十月末的广州仍散发着夏日的余热,房间粉色的窗帘半拉着。他半躺在席梦思床上,衣服的纽扣敞开,露出肥胖的肚皮。顺着嘴角流出的血迹已经干了,凝结在右半边的脸庞上。他双手握着拳头,放在胸前,没穿鞋袜的双脚已呈现出一片乌黑的颜色。

  如果不是这桩意外,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间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进门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和冰箱,到处都是废纸盒和瓶子。一名女工友首先发现了端倪,是她打电话告诉房东,“这个人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余有德也穿着那件灰色的工作服。这足以显示他的身份——一名环卫工人,负责清扫长湴村西街的四条巷子。

  这里是广州东北部著名的城中村。绞在一起的电线在紧密的楼房间钻进钻出,内衣裤随意晾挂在上面,阳光找不到一丝照进来的缝隙。环卫工、建筑工人、外卖小哥、餐厅酒店服务员聚集在这儿。顺着巷外的街道,路两旁是炒饭、烧烤、肠粉各种小吃店,卖水果的流动商贩,以及围拢在空地上下象棋的无业游民。

  早几年,巷子里还没打水泥路的时候,沟道里的垃圾堆成半人高,住户与老鼠、蟑螂结伴生活。工友徐平记得有一次,老鼠被垃圾桶里的味道吸引,一个个扑通掉下去,第二天早上,里面竟有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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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扫巷子的环卫工。程静之 摄

  余有德负责的是徐平隔壁的巷子。两人时而碰到,笑嘻嘻递上一根烟,也不说话,抽完又分开了。每天清晨5点,垃圾箱刮擦着狭窄的水泥路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余有德拿着红扫帚和铁皮畚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一名外卖小哥经常在刮擦声中醒来。头一天夜里,他放在家门口的垃圾,总在此刻被收进黑色的垃圾箱。扎着长马尾辫的胖女人骑电动车从这里过,她要赶着将《广州日报》投进家家户户的报箱,垃圾箱为她让出了窄巷的一侧,胖女人道了声“谢谢”,又接着赶自己的路。一名早起跑步的家政阿姨对他的唯一印象是——“一位胖胖的大叔”,她抱怨着余有德偶尔上工迟到,有时还会忘记带走她家门前的垃圾。

  余有德确实算不上勤快。他嗜酒贪睡,还有些贪图小便宜。工友徐平回忆,每次上工,他都会拖着一辆蓝色掉漆的三轮车,凡是能兑钱的瓶子、废纸箱,在这辆车里越垒越高。棋牌室的女老板把一些瓶瓶罐罐攒着留给他,以感谢他每次清理客人吃剩的烟头。晚上歇工,他就把这车“垃圾”推回出租屋,一个星期卖一次,也是一笔五十甚至上百块的收入。这足以维持他三天的酒饭钱。

  很少有人留意,一条紫红色的伤疤,像一条蚯蚓,盘在他左手的手腕上。筋脉已经断了,五指不能弯曲,他只能将扫把夹在腋下,手掌再搭把力,把垃圾送进畚斗,动作因此显得笨拙。

  在余有德对外的说法里,两年前的一天早上,屋子没开灯,他不小心从床上跌落,手腕滑在碎了的酒瓶上。但工友徐平说,余有德爱打六合彩,每周开两期,都要下个六千、八千块,赢了请喝酒水饮料,输了默不作声。他最终欠了两万元的外债,下狠心断了筋脉。

  他常光顾一家广式烧腊快餐店。只消十元,就能点上三个肉菜,素菜不要钱。饭店老板记得,上午十一点歇工,他就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固定喝一种叫“老村长”的白酒——瓶盖一打开,或许能中个五块十块,或者再来一瓶。嗜酒让他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他只能用勺子喝白粥。徐平知道他去医院洗过两次胃,此外没听说过其他病,去年的体检报告上,各项指标也显示正常。

  余有德曾有一段赊了两百多元的饭债,后来悉数还回。饭店老板的小孙子很喜欢他,见到就喊,“爷爷,爷爷”。老板担心他上了年纪,劝他,“再多喝一点,(生命)很快就没信号了。”余有德不听,有天中午,老板气得将一次性杯子丢了出去,“你以后不要来这里吃了!”他果真不再来了,去了另一家湘菜馆。

  死讯来得太过突然。消息很快在工友群里传开,警察和法医也很快赶来。下午六点下班后,工友徐平到了现场,已有七八个环卫工被拦在警戒线之外。透过撬开的窗户往里面张望,徐平只看到了他的半张脸,三四只苍蝇围在上面盘旋。

  嘈杂的议论声中,有的笃定他是喝酒醉死的,也有人怀疑他是吃药自杀。警方勘查未见他杀痕迹,尸体没有解剖,法医鉴定完毕,天河公安通报称,初步推断是猝死。

  徐平觉得这个结局也没什么不好,他手上有毛病,又没别的谋生路子,家人也不剩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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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有德家,打了封条的窗户。程静之 摄

  余有德只有一个儿子。孩子两岁时,妻子提出离婚。多年过去,他已经57岁了,还一直单着。他在环卫站干了近六个年头,再过三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他和徐平约定,等买满了15年的社保,就一起回老家,在新盖的一座带了三个隔间的平房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10月27日这天晚上,徐平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你爸爸死了。”电话那头,儿子很久没有发出声音。他在河北打工,第二天坐火车赶到广州。

  年近三十,儿子圆圆的脸上仍布满青春痘,皮肤黝黑,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和父亲很久没见了,再次见到父亲,是在殡仪馆一个四四方方的玻璃柜里。父亲身上盖着一块红布,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子,嘴巴微张着,露出焦黄的牙齿。

  儿子从工友那里得知,就在尸体被发现的两天前,余有德遭到了环卫站的解雇。10月25日上午九点半,不识字的余有德被班长叫到办公室,在一张纸上签了字。十点多,徐平见他闷着头,坐在一家麻将馆外的木沙发上,一副满是忧伤的样子。

  “我现在签字了,开除了。“他用一口家乡话对徐平说。

  徐平批评他,“太差劲了!失业金能拿到吗?”问题没搞明白,随随便便就签了字。

  但徐平明白,环卫站开除余有德是有理由的。10月23日那天,余有德中午喝了酒,在一棵大树下的矮凳上,睡过了钟点。次日下午,他又一次睡倒在了巷子里,身体笔直,双手握拳贴在两侧,没有鼾声,两名质检员怎么也唤不醒。“老余,怎么搞的啊?”徐平也来叫他,没有动静。最终,四个人将他抬上那辆掉漆的三轮车,送到出租屋,平放在床上,各自离开了。那次,余有德被一次性扣了5分,一年累计下来,已达到20分的开除线。

  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对环卫工人严苛的要求不仅发生在长兴街道。11月5日,一条“环卫工人用高压水枪打黄叶”的短视频登上微博热搜。环卫工说,在郑州东区的一条街道上,领导要求“六个看不见”:树叶、烟头、白色垃圾、小广告、乱停的共享单车、脏车。为了达到要求,他们便用水冲击,促使黄叶加速落下。

  对于长兴街道的环卫工来说,几片被忽略的纸片或者烟头,都有可能成为扣分目标,一分就意味着被扣五十元。多名工人表示,全站300余人被扣过分,如果拒绝在罚单上签字,一分就会变成两分。

  同在广州天河区的五山街道,扣分制度则不尽相同。一位班长说,要扣除一名工人的分数,需要多张照片取证。他们“以奖代罚”,每个季度发放油粮,以此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但这些福利,长兴站的工人称,需每年缴纳120元的“会费”才能拿到,他们也没有收到工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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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卫工人在垃圾投放点。程静之 摄

  长兴街道的大部分工人年过五十,来自湖南的各个乡镇,经老乡介绍来到环卫站工作。在此之前,他们扫过客运站的厕所,在家具厂流水线做过工,当过保安,环卫这份工作算是稳定,不出什么事,能干到退休。何况这个年纪,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城中村清扫难度大,去年七月,在广州市的一次卫生大检查中,长兴街道环卫站排在了倒数第一。为此,站里扣除了每人120元。

  即便如此,环卫工仍守护着这一片领地。白天,人们在村外的美食广场进进出出,很少闯进他们的世界。马路岔出的一条小道往里延伸,干了的油污板结在路面,巷口贴满了各种租房小广告,共享单车倒翻在了沟道里。伴随他们工作的,是空调水滴落的“滴答”声,儿童播放动画片的声音,以及棋牌室里传出的麻将摩擦声。

  凌晨四点,未苏醒的城市向他们展现出另一种面貌。夜不归宿的男男女女,醉倒在了夜宵档口或人行道上,等待他们清理的是旁边一堆一堆的呕吐物,散发着酒糟过期的气味。一位流浪汉时常裹在白色的编织袋里,睡在丰巢快递的取件柜旁,闪着灯光的货车从他身边“呼呼”驶过。

  穿着工作服的酒店保洁阿姨,会在这个点下班回来。凌晨交接班的出租车师傅也回来了。鱼塘边的深夜垂钓者和守在垃圾点旁边的拾荒者,则一夜没有离开。等到上午十一点,这些人消失不见,三十多岁的站街女从几个特定的巷口冒出来。她们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红唇,穿着黑色丝袜、高跟鞋,指甲大多涂成鲜亮的颜色。她们热情地向环卫工打招呼,相中的自然是他们的腰包。

  一名环卫工还见过,来不及赶往医院的妇人,躺在一座祠堂前的空地上即将生产。二十来个路人背对产妇,围城一个大圈。救护车开不进村子,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赶到时,孩子的头已经露了出来。

  他们每天要面对烂淤泥里的臭老鼠,树根下的龙虾皮、田螺壳、烧烤竹签,草丛里的猫屎和狗屎,还有随风乱跑的零食袋和餐盒。如果碰上下雨天,垃圾就像上了胶水,牢牢地粘在地面,蓄满雨水的垃圾桶有两百斤重,难以拖动。

  徐平偶然发现,嚼槟榔能掩盖大部分臭味。他从此越嚼越凶,一天要消耗二十四个槟榔。

  在各种垃圾中,环卫工窥见了人们的生活。城中村人口流动频繁,徐平一年能遇到十几次搬家。废弃的床、柜子、桌凳,全部堆在门口,徐平得把它们搬到马路上,等待固定的人收走。每逢周末,各种水果、零食制造了假日的快乐,额外的七八桶垃圾也被制造出来。

  城市失去了他们,将无法正常运转。徐平三四年才能回一次老家。余有德找不到人搭伙过年,城中村之外,火车站和银行是他与这座城市唯一的连接。因为不识字,他不敢去其他地方。一年腊月二十九,老乡陪他过了一次生日。余有德搞了一大桌的菜,搁多了酱油的菜黑麻麻的,徐平不敢下筷,“干杯,干杯”,一个劲儿敬酒。

  下班后,许多工友冲完凉,换上褂子、T恤,聚集在一家麻将馆里。余有德还是穿着那一身灰色的衣服,招呼老乡,“打麻将,打麻将!”但麻将馆的老板说,他出牌太慢,很少有人愿意陪他打,他就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打瞌睡。一次,工友们开玩笑,拿着黑笔在他脸上画满了圈圈道道,他也不生气,洗把脸,就回家去了。

  楼房间的沟道狭窄,为了捡拾里面的垃圾,环卫工总会被一楼的防盗窗和空调边角刮伤,一名工人因此随身常备创口贴。一些楼上的租户,把窗子一开,甩手将垃圾袋丢下,最害怕的是遇到丢酒瓶,一名工人被砸在了耳朵上,立马去医院打了“补丁”,还有的酒瓶擦身而过,随着“哗啦”一声,碎了一地。

  余有德身子肥胖,难以钻进一些狭窄的沟道,卫生死角打扫不到位,常因此被扣分。班长开罚单,他不问缘由,从不辩解,总是爽快签字。

  如今,他已经从这些气味和危险中得到了解脱。徐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被解雇那天。下午,徐平和他打了最后一场麻将。他依然出牌很慢,拿定主意后,左手的四指,笨拙地把牌往前推倒。傍晚六点散场,他输了80元,拿着一瓶白酒,朝出租屋的方向慢慢走去。

  天色黑沉,昏黄的路灯已经亮起,照在他身上。徐平望着那一崴一崴的背影,渐渐淹没在来往的人潮中。

  两天后,余有德被发现猝死在了出租屋里。他的房间被打上了封条,岗位也被新的工人接替。

  很少有居民注意巷子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有心细的发现了,猜测“胖大叔”被调去了新岗位,有人半打趣地说,“升官了吧。”他们不知道的是,10月29日那天,余有德就已经火化了。他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瓦罐坛子。次日,儿子把坛子捧在胸前,外面盖上了一层布。徐平将他们送上了去往火车站的出租车。

  列车不断向北方穿行。不消几个小时,他就彻底离开了这座对他来说依然陌生的城市。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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