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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移民:低生育率国家的最后底牌

2019-03-30 14:27:48  来源: 大象公会  作者: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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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外籍劳工」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对新闻中欧美各国的移民也多抱以恐惧情绪。然而在难以提振生育率、劳动力短缺的现代社会,「引进外劳」已是最后一张底牌。

  文|刘喜

  坠入低生育率陷阱中的东亚各国,无一不为社会的未来而忧心忡忡。

  生育率降低造成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缺乏适龄劳动力。劳工荒不仅影响着经济,也在工薪阶层中渲染着恐慌:我们退休之际,谁来给我们续社保?

  

  · NHK的纪录片,展现了养老金不足的可怕后果

  面对劳动力不足的威胁,「引进外劳」是比提振生育率更快捷、也更通用的手段。

  但对于劳动力一度极大丰富的中国来说,「外籍劳工」的概念非常陌生,甚至普遍对新闻中欧美各国的移民抱以恐惧情绪。

  根据人社部2012年的数据,在中国拥有合法工作许可的外籍劳工为24万人,仅占全部劳动力的0.03%。像香港重庆大厦那种各国无产阶级云集的市容市貌,虽然是游客朝圣观光的乐园,但在内地社会却绝不会是人们心中的发展榜样。

  而且,即便在批量引进过外劳的国家,难免存在文化融入、族群关系等真实的社会问题,这些是中国舆论眼中的「移民乱象」,也是媒体和政客的关注焦点。

  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劳动力短缺的国家而言,外劳早已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解药。

  

穆斯林劳工在欧洲

 

  向外寻求劳动力的做法,并非当代国家所独有。

  早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便率先选择从北非殖民地批量引进劳工,大量操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廉价季节性工人涌入法国,为宗主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法国之所以会成为当时欧洲「唯一的移民国家」,主要是因为其人口增长自19世纪以来便陷入停滞。国内劳动力不能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只能借助外援来支撑经济发展。

  

  ·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外籍军团。1950年代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主战派宣称「只要有阿尔及利亚的三千万人口,法兰西就仍然是一个大国」,战事失利最终导致第四共和国垮台

  面对和外籍工人一起到来的「异质文化」,法国人的对策颇具19世纪特色:在移民工人中强力推广法语、欧式服装和「法兰西生活方式」,力图通过文化同化,去除外劳身上的他者色彩,并许以同等公民权。

  这种灌输式的同化政策并不成功,虽然看电影、喝咖啡之类的生活方式不难推广,但外劳们还是普遍隔绝于本地社会,往往全力储蓄以待衣锦还乡,将劳动所得和电影院、咖啡馆之类的新爱好一起带回非洲故土。

  二战后,法国的战后工业重建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借力北非。虽然在殖民帝国体系下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外出打工传统,外劳要攀爬社会金字塔依然极为困难,其融入问题至今仍广受讨论和诟病。

  

  · 虽常被视作欧洲左派国家典型,但法国在国民价值观上极力强调统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2004年起,法国禁止公立中小学内佩戴包括穆斯林头巾在内的宗教配饰。2010年开始,禁止在公共场合穿蒙面的罩袍或面纱

  与此同时,对移民陌生得多的现代德国,面临类似问题时就更加难以招架。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由于战争期间大批青壮劳力的损失,与法国一样面临工业重建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961年之前,西德尚可大量接收东德难民,但柏林墙建起后,处于高速增长期的西德很快面临了失业率低至0.8%、50万份工作无人问津的紧张局面,各大企业纷纷威胁要外迁工厂,引进其他国家劳动力便成为必需。

  同年,西德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德国劳工市场向土耳其招聘劳动力协议》,大量土耳其穆斯林获准来到西德,为大众汽车、西门子等大企业奉献青春。

  和先行者法国人一样,德国人面临外劳时,对随之到来的「异质文化」充满戒惧。

  但是,他们选择的目标和对策,却与法国人完全相反。面对这些不通德语、文化差异巨大的外来农民工,西德从未试图同化,更不想让他们留下;最怕的就是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将来会赖着不走,在联邦德国落户生根。

  

  · 很多土耳其外劳在本国也属社会最底层,很多人都是文盲。这些外来农民工跟德国本地的无产者完全无法培养阶级感情,西德工会从一开始便强烈反对输入外劳

  为了防范这种前景,避免「国中之国」式的土耳其人社区在德国出现,联邦德国政府筹备了周密的措施:

  外籍劳工只能是未婚人士,不能携带家属;

  劳工签证最长为二年,不得延长;

  而且,只有来自欧洲区域的土耳其人,才能进入德国。

  

  · 土耳其劳动部部长探望在德国的劳工

  西德政府的这套做法被称为「客工制度」,企图约束土耳其人保持「暂住」身份,为德国经济奇迹贡献力量,然后拿钱走人。

  在当时的西德人看来,这套外劳政策堪称运行良好。1973年在西德工作的外籍劳工超过260万人,占当年德国总人口的4%,虽然不会说德语,完全隔绝于主流社会,却是德国经济奇迹必不可少的螺丝钉。

  曾经一度拒绝土耳其劳工入境的劳工部长西奥多·布兰科,此时也张开双臂对土耳其劳工们表示欢迎。

  

  

  · 土耳其劳工,活跃于德国的工厂和矿场中

  由于对客工制度盲目自信,西德政府误以为土耳其外劳都会干满两年就返回祖国,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过他们融入社会的问题。

  1973年西方经济危机后,欧洲各国普遍开始限制外劳输入,德国也停止引入土耳其人。从当时看来,外籍劳工输入已成历史,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大量存在也将告终。

  与此同时,欧洲人试验成功的「客工制度」漂洋过海,来到了遥远的、正在迎来经济奇迹的东方。

  

东亚之客

 

  人口稠密的东亚,传统上并不是缺乏劳动力的地区。即使是人口相对多元的香港,主体族群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也高达92%,是压倒性的单一族群社会。

  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最倚重的「外劳」是深圳河对岸的难民,他们多数来自广东各地,语言文化高度同质,融入问题并不突出。

  最先迎来外劳需求的行业,是长期由家庭妇女承担的家政工作。1970年代腾飞后的香港,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就业市场,不少家庭开始聘用外籍人士负担家务。

  迅速增多的「外籍家庭佣工」,成为了香港最肉眼可见的非华人群体。

  

  · 负担不起聚会场地费用的外佣们,休息日在公共场合聚会

  截至1998年年底,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已超过18万,如今更达到三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等国,节假日在公园、车站、过街天桥聚会,成为当代香港一景。

  劳动力更加短缺的新加坡,则是从开埠以来就大量吸纳外籍劳工。1970年代,大量劳工涌入新加坡,清扫垃圾、照顾家务,还为新加坡建起了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 建造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泰国劳工

  台湾则长期拒绝开放「低技术国际移工」入台,外籍蓝领只能非法滞留工作。不过,1989年后,面临劳力短缺的限制,台湾也不得不制订政策法规引入外劳,截止2017年5月,已有约64万人赴台工作,以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人最多。

  

  · 新北市2016年的开斋节活动,吸引了诸多穆斯林

  和当年的西德一样,这些地区不约而同地都实行了「拿钱走人」的客工制度,而且执行得往往更加严格而不留情面。

  在香港,外佣入境前必须向特区政府承诺,自己没有不返回原居地的打算,而且在雇佣合约终止后两周内必会离开香港。

  此外,《入境条例》中虽然规定外国人居港七年便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也明确说明该条款不适用于外籍家庭佣工。

  从2003年开始,香港政府还向外佣的雇主家庭征收每月400元的「外佣税」,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直接表示,该措施是为了鼓励人们雇佣本地的家务工作者。这项明显以排斥外佣为目标的政策,执行10年后才被取消。

  在台湾,「蓝领外劳」也很难在长期工作生活的客居地扎根,根据相关法规,他们在台工作最高不能超过12年,也无法申请永久居留。在台工作期间,他们常常遭到军事化集中管理,连人身自由状况都不无可疑之处。

  

  · 2005年,高雄捷运公司移工宿舍中的泰籍劳工发生暴动,暴露出外劳管理、官商勾结等诸多问题,事后调查组将外劳宿舍直呼为「集中营」

  台湾2016年以前修法以前,还规定外劳来台工作以三年为一期,到期须离境至少一天再重新赴台工作,结果不少人即使从未更换雇主,也须每三年重缴一次中介费用。

  外籍劳工的工作压力,往往也远超受劳动法保护的本地蓝领工人。2014年,台湾「劳动部」调查发现,68.6%的外籍家庭看护公休日不放假,预计4.8万名外籍家佣全年无休。

  令东亚外劳的处境尤其不佳的是,他们的工作机会往往维系于中介公司,不但要被收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且很容易被克扣工资乃至遣返回国,在遇到侵害时难以维护合法权益,媒体不时爆出外佣被雇主性侵而求告无门的事件。

  

  · 台湾外劳在「立法院」外陈情。据称,印度尼西亚的中介费大约7.5万新台币,越南则是12万新台币以上

  客工制度执行最力的,可能是以「单一民族国家」的高同质性社会而闻名的日本。

  日本在引入外籍劳工方面,比香港、台湾表现得更加保守,但在劳动力短缺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向外求工。

  首先进入日本政府视野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移民拉美的日本后裔,1980年代初,数十万来自拉美的日裔劳工「重返」日本。

  这些标准和风长相的「日侨」,通常都既不懂日语也不理解本地社会文化,隔阂于本土社会的程度不亚于「非我族类」的异国劳工。

  1981年,日本又推出「外国人研修制度」,允许海外日企的本地雇员以「研修」身份在日本工作。1993年又设立「技能实习制度」,允许日本企业接收技能实习生,经技术鉴定合格者,可以在日本继续逗留2年。

  这些制度均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材」、「输出先进技术知识」为名义,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中小企业都利用制度来引进廉价外劳。「技能实习生」做的往往是倒垃圾、派报纸的工作,最多不过进入劳动密集型工厂,并不容易接触所谓「先进技术知识」。

  

  ·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技能实习生

  在严格的管理下,大部分外劳经过数年的劳动后,就要乖乖返回原籍,而且不能像在台湾一样,出境待上24小时便再次提出务工申请。

  即便如此,日本社会对引进外籍劳工仍有很大争议。著名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曾经公开痛斥非法入境的中国劳工。「中国在肆无忌惮的盗窃日本的知识产权……这些来自外国移民在日本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会导致东京内乱。」

  此类言论引起诸多抨击,但石原坚持不道歉,其后又连任三届东京都知事。

  

  · 石原慎太郎以发表激烈反华言论著称

  不过,外籍劳工真的会工作期满就乖乖返回原籍吗?在开创了客工制度的欧洲,外籍劳工则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按期回归故土。

  

谁更需要谁?

 

  西德开始引入土耳其劳工后,第一批外劳很快两年期满,但西德的企业主们并不愿意告别这些好不容易培训出来的熟手,开始热心的帮助他们延长签证,乃至在本地定居。

  到了1970年代,欧洲的人权运动又随着左翼运动而风起云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德顺应欧洲公约,实行了「家庭团聚」政策,许多土耳其劳工们的妻子和家庭成员也得以定居德国。

  

  · 1970年,杜塞道夫机场外,等候回家的土耳其客工

  这些在德国有工作、能安家的土耳其人,即使文化上无法融入德国,也不会再渴望返回故乡了。

  1983年,十年后,联邦议会通过《促进回国法》,愿意回国的土耳其人可以从政府处获得一大笔奖金和补贴,结果只有不到15万人愿意回去。

  

  · 德国随处可见的土耳其商店

  据学者估计,2013年德国的土耳其裔数量在250万到400万之间,占德国8200万居民的3%到5%。也有人相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700万。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的应对却长期落后,土耳其劳工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文化圈中,不懂德语,连日常娱乐都往往以看土耳其电视节目为主。

  客居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后代们,甚至演化出了一种名为「Kanak Sprak」的亚文化语言。

  

  · 电视台曾有记者进行街头随访,几乎所有土耳其裔青少年都会讲这种让德国人摸不着头脑的方言

  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肆虐的21世纪,这些与社会相隔绝的穆斯林邻人,又难免承受德国社会舆论的猜忌。时至今日,大部分土耳其裔依然在民调中表示自己不受欢迎,「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融入德国社会」。

  为了改变现状,德国政府在2000年之后放弃了血统法,出生于德国领土的土耳其人也被认同为德国公民。

  但是,很多土耳其移民的后代,反过来又缺乏成为德国公民的动力。对他们来说,社会的排斥并非是因为他们没有公民身份,而是来自无法改变的土耳其名字和外貌。只有在土耳其族群中,他们才能找到认同感。

  

  · 厄齐尔是土耳其裔德国人,在移民后代云集的德国队中,只有他的身份认同遭到了最多质疑

  德国式外劳政策的后遗症,至今在东亚社会尚不存在,后者凭借强大的排外动力,成功实现了客工制度的精髓。外劳无法留在为之工作的地方,更不用操心移民后代的融入问题。

  然而,严格的客工制度同样有其问题。

  管理最为严格的日本,技能实习生们在层层压制下,过着超时工作、薪水低廉、居住环境恶劣的生活,而毫无在日本长期居留的指望。

  

  · 日本外劳们拍摄的宿舍视频,厨房里有老鼠一闪而过

  据日本司法部统计,因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甚至遭受虐待,仅2017年一年,就有7000多名实习生从工作场所失踪,转入非法的劳动黑市,其中中国劳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日本外劳对强加于他们的种种限制也深感不满,尤其是不得不与家人天各一方。他们往往对媒体表示,工作中的种种弊端都可忍受,只要能将父母接来日本生活。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赴日打工可能扭转命运的时代,此等工作条件和制度限制并不会挡住外劳流入的脚步;但是,随着日本和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引入外劳也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 记者出井康博,将日本斥为外劳的「绝望工场」

  越来越不受外劳待见的日本,正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

  与战后欧洲因战争损失造成的结构性人口短缺不同,今天日本社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来自于几十年来过于低迷的生育率。

  根据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2018年因严重人手不足而破产的日本国内企业合计362家,其中小微型企业占到了一半。日本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指出,如果无法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生产力的下滑将使得安倍政府面对每年约6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 曾经的纺织之乡岐阜,因为廉价技能实习生的离开而变得萧条

  更迫在眉睫的,是缺乏照料的老年人。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现有的护工数量相形见绌。厚生劳动省统计表明,2025年前,日本需要增加100万护士和护工。

  正如一位客居日本的越南劳工所说:

  比起移民要来日本,现在是日本更需要移民。

  保守的日本,不得不对外劳敞开大门。根据安倍政府的新政策,2019年4月1日起,更多外籍劳工可以到日本工作,懂日语、从事看护等行业的外劳最长可以居留五年,而高级技能拥有者不仅可以在到期后继续居留,还能将家眷接到日本。

  劳动力问题尚未全面爆发的其他东亚社会,则还在新闻和纪录片中观望着日本社会的阵痛,惴惴不安地设想着未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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