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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混儿,雅皮士,反叛者——另类的学徒工运动

2017-06-30 17:03:35  来源: 微信“微工荟”   作者: 德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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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翻译自德文,描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德国工人故事,他是一名职校学生,在工厂里做学徒。他自认为是混混儿,雅皮士,但他也能认识自己的生存处境,和其他的学徒工和工人一样,被老板剥削,对一些社会问题不满,因此,他不只是为自己而反叛,同样为别人的事情打抱不平……

  混混儿,雅皮士

  这是一个小城市,被几个小村庄环绕着,在这里,我们一起消磨着时光。

  我们都是学徒工,十多个人,分散在不同的学年,很多人在同一家工厂,还有一些人则是我们在工厂时认识的。

  我们与工厂附近的高中生、其他工厂的反叛者保持着联系;我们在工厂里,或者晚上去镇上碰头;我们经常商量在厂里和学校里遇到的一些麻烦,以及怎么应对。

  搭公共车到工厂时,离上班一般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大多就在食堂碰头,把收音机放在桌上,一起吸点大麻或者喝瓶啤酒。

  那段日子里,我们也会在常规休息时间之外,比如11点和14点这样干,日复一日。

  我们的行头是非常重要的:长头发,不修边幅,消极怠工。

  这都是为了和让我们干所有事、背黑锅唱反调。

  反叛的学徒工

  我们反对工厂里的等级制度,违抗命令。比方说,我们知道学徒培训计划里我们必须要干的事情,我们便拒绝干学徒工以外的活。

  我们在食堂坐着不去干活时,有人来问我们为什么脱岗,我们就回答说,我们不干学徒工以外的活。

  有时候,脱岗的人很多,搞的相应科室都很反感我们。

  我们最不想干的是整理档案,或者待在一个死气沉沉的部门,比方说财务处,还好我们没有干这些。老道的学徒工都会逃避在车间干锉工,抛光,以及其他辅助类的活。

  而且,我们都想用工作时间来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但我们到底有没有写作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时候我们脱岗,师傅们反倒很高兴。因为我们总是在很多事情上找麻烦,“为什么我们必须干这个?”“凭什么财务处就那么重要?”

  矛盾和斗争

  我们没有专门和厂里的老员工进行紧密的联系,虽然厂里各个年龄段的人对我们还算友善。许多年轻人和妇女在流水线上工作,平常跟他们的关系相处还不错。

  当时,女工的工资比男工要低,我们便要求改善女工低薪的状况,为此,女工们那会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罢工。

  厂里的另一个矛盾点是电镀,工人们反对损害健康的工作环境。即使患病率在不断攀升,厂里也坚持让工人继续干活。为此,我们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联合那些有矛盾的部门,拜访同事,收集信息。

  当然,我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警告,威胁什么的,甚至直接告诉家长。

  我那会15岁,才刚开始当学徒,学徒们大一点的也才19岁。那会21岁才算成年,我们都还要住在家里。我跟父母特别能吵,甚至我跟我爸吵得谁也不理谁了。

  我们这些学徒工,都有勇气,敢于反抗,互相依靠,互相信任,我们在一起工作,一起玩耍。我们经常讨论政治,在学校里分享信息、以及其他工厂发生的事。

  我们感觉我们无所不能!

  

  参与各种事件,不亦乐乎!

  那时,学徒工的处境是一个公众话题,我们经常能看到关于学徒工和住房问题的传单。

  这些传单,有些是从柏林传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便自称是“流浪的反叛者-巴特萨尔茨代特富特分部”。

  也有从各种地方转到我们手里的,有时候我们也能拿到《我想要一切》(Wir Wollen Alles)。我们跟汉诺威的学生也有联系,我们还去汉诺威参加过反对车票提价的示威。

  这件事和“图片报”有关,后来,我们觉着图片报擅长挑唆和谎言,就决定要制裁他。有时候,我们早早的来到食堂,在图片报开卖之前,把它们全部偷走。

  那时,汉诺威的哈诺马克机械厂经常发生罢工,我们就和厂子外面的人一起去那参加。

  1969年,机械厂的工人针对车票提价进行了罢工,还走出厂门游行示威。1971年,车票又要涨价,引来激烈的游行示威,我们还和警察对峙。

  1973年,我快要出师了,罢工仍旧很厉害。

  多年以来,我们在讨论中成长,巴黎五月风暴,美国的雅皮士运动等,对我们也是重要的经验。

  逐渐的,我们已经看不上漫无目的的抗争活动了,在参与各种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没有工人阶级参与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学徒旅行

  在我当学徒的第三年,为期一周的学徒旅行让矛盾变得尖锐起来。

  所谓的旅行,就是公司组织学徒们一起去其他地方,一边旅行,一边参加活动和工作坊(培训学习)。但事实上,老板搞这些不过是为了提高学徒的纪律。

  学徒旅行有固定的项目,学生要接受检查,22点熄灯睡觉等等,我们不但不接受这些,还想自己支配那一周。

  我们当时在哈兹,那里紧挨东德边境线,是东德政治宣传的前哨。我们围着篝火坐在一起,弹着吉他,高唱抗议歌曲。我们不和谁争吵,只是逃避学校规定的项目,去游泳,买啤酒,吸大麻,围在一起弹吉他唱“坏”的歌,以及集体讨论越南战争和智利问题。

  终于,师傅们也不管我们了!

  回来以后,我们印了我们的第一份传单,传单里讲:学徒旅行纪律太死板,不对我们的胃口,人都被培养得胆小如鼠,我们要求自己来组织学徒旅行。

  出版社的一个朋友帮了我们,他在工作时间给我们印传单。我们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传单写好,同时到各个部门分发。

  厂里特别恼火,我们被警告了。

  学徒节

  不久之后,我们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学徒节。我们打开大门,放着音乐,让外面的人进来,一起娱乐。

  工厂领导给我们买了酒,可我们不喝,我们在瓶子上写上“我们不喝资本家的酒”,寄到了他家。

  年龄大的同事却对我们有些意见,因为他们凌晨一点下班回家,发现他们的女儿在和我们一起玩,熬夜喝酒……

  这是最后的一届学徒节,估计领导们不想让以后的学徒们学习我们的榜样。

  如果是正常情况,我们毕业后,公司本应该和我们当中比较优势的同学签订劳动合同的,但是,老板没有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人签合同。

  寻找继续走下去的路……

  再这么闹下去,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一起反叛了这么久,但对社会现实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慢慢的,我们对自己有些不满了。

  我们对自己开始反思,并约定一起读《毛选》和列宁的《怎么办》。我们中有六七个人想干点负责任的政治性工作,有两个人和《无产阶级阵线》(PAE)建立了联系。

  那时,工人组织“共产主义工人青年联盟-希尔德斯海姆”在多家企业里兴起,里面的人我们之前就认识一些。

  不过,幸好他们的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并不那么强。“混混儿”是被允许加入的,否则我们可就参加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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