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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新年愿望时,我们试图与命运谈判

2017-01-04 15:20:38  来源:土逗公社微信  作者: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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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刚入十月,气温已经降到只有几度。杨鸿扛着摄像机,越往山里走风越冷,身上却微微出了汗。他已经习惯了带着这大家伙一起行动,乱石和腐叶都没有影响他的速度。白水黑石青松,东北深林的苍茫景色,三脚架一支就开始拍摄。休息的时候,他踏着横倒在溪流上方的一根布满青苔的树干,深吸一口凛冽清新的空气,长手长脚伸开,姿势像一只桀骜的鸟。

  千年白积雪,万里黑森林的长白山,这是他第一次进,美景确实令人心旷神怡。这么久没出来了,在国庆假期出来拍摄,正好当旅游,他对这次接到的活儿很满意。

  10月3号晚上7点半,他接到了哥哥让他赶回郑州的电话。

  千分之一

  杨鸿的父亲是建筑工人。10月3号傍晚,他从正在施工的二楼摔下。摔到地面的时候,钢筋刺穿了他的腹部。同乡的工友把钢筋锯断,连人带钢筋往医院送。离工地最近的医院见伤势过重而不予收治,他们又立刻转往郑州最好的一家医院,把父亲送进了手术室。

  这些,是杨鸿赶到医院时才知道的。在头天晚上的电话里,所有家人都告诉他没事,然而杨鸿还是觉得心慌。4号凌晨,他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山区赶往机场,坐最早的飞机回郑州。飞机上他如坐针毡,无法合眼休息,拿着书报快速地翻阅,感觉自己什么都看完了,却不知道看了什么。

  终于飞机落地,父亲的手术已经做完,家人让他直接到重症监护室。一进住院部门口,他看到所有亲戚都在,心就猛地一沉:若父亲伤得不重,怎么可能所有亲戚在一天之间全部从村里和镇上赶到了郑州?舅舅看到他,立刻把他和哥哥叫到一边,对他们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主治医生说,伤得太重,内脏全烂了……能够存活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

  每个人在千分之一面前是平等的吗?我们无从知晓。然而杨鸿可以知道的是,一个家庭在社会之中落入悲剧的概率绝不相等。一旦哪个家庭中有人做建筑工人的时候,它承受悲剧的可能性就骤增几倍。

 

  建筑工人

  杨鸿至今无法描述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那一瞬间,他痛苦得想流泪,但又哭不出来;他完全无法思考,而无数的考虑又会在同时冒出来:自己现在能做什么?母亲也生着病,怎么跟她解释父亲的情况?如果父亲真的救不过来,怎么办?

  下午3点,家属得到了探视的许可,但只可以进去一个人。“哥,你去,你是老大”,杨鸿对哥哥说:“没什么好哭的,事情发生了就去面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俩人是必须有信心的。千分之一,那不是还有机率吗?人不能永远看着那个大的机率,大的机率也有不成立的时候。我们心态要乐观,一会儿探视的时候,要把积极乐观的心态传递给我爸。如果我们都没有信心,他在病床上怎么会有信心,怎么会有顽强的生命力呢!”

  哥哥说:“还是你去吧,我怕我控制不好情绪。”

  当杨鸿换好无菌的衣服和鞋子,站在监护室门口的时候,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他硬是不让泪水流出来,努力把情绪压下去,而看到父亲的第一眼,他心里还是说不出来的滋味。父亲没有醒过来,面容虚弱,整个人身上插满了管子。

  杨鸿忍着泪水在父亲身边坐下来,一只手握住父亲的手,另一只手放在父亲的额头上,对父亲说:“你不要担心,都是小伤!你要有信心……你平常都教育我们,让我们有信心,现在你也要告诉自己有信心……这些都不是事儿!”

  重症监护病房

  父亲没有反应。可是他相信父亲能听到,所以他一定要讲,一定要喊父亲回来:“你放心,有我们在呢……我们这个大家庭需要你的臂膀。”

  短短几分钟,护士就要求探视人员离开。杨鸿走出监护室,所有家人的目光都看向他。他提高声音对大家说:“挺好的!我说话他都知道!他能动!”他的喉咙哽得发痛,却努力做出放松的表情。焦急的母亲在一旁等着他,等他带来父亲的消息。看着母亲的白发与布满泪痕的苍老脸庞,他的眼泪默默往心里流。

  山重水复

  10月8日,医生尝试给父亲拿掉呼吸机,但父亲无法自主呼吸。9日,呼吸机拿掉了,然而父亲仍未醒来。杨鸿觉得自己的心都感觉不到痛苦了,只是绝望地期待父亲睁开眼睛。10日早上9点多,在闯过了伤口感染的鬼门关、经历了拿掉呼吸机的挑战之后,父亲奇迹般地醒过来了,然而身体还远未恢复。他的腰椎受损,将不得不在接下来三个月中平躺在床,事事依赖家人的照顾,无法坐起。

  13日,巨大的痛苦使父亲想要放弃治疗,杨鸿费劲口舌安慰和开导他。在这漫长的日日夜夜中,每一次危险来临,全家人的心就猛地揪紧,陷入巨大的煎熬。伤者和家人,都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

  直到18日,父亲终于可以转入普通病房,家人24小时守护在他的旁边。杨鸿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当父亲的病情稳定之后,工伤赔偿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劳务公司的人已经来了几次,打交道的过程中让他感觉到都不是善茬。万般苦闷之中,他给哥们打电话:“为什么我总是这么不顺啊!”

  工地

  2006年,杨鸿高考失利,按照平时的成绩怎么也能读个大学,最终却只去了一个大专。父母觉得读大专没什么前途,想让他学一门技术。两年之后,他们托杨鸿的舅舅带他到北京学摄像。2009年,舅舅的公司有了变故,离开了北京,剩下他一个人举目无亲。

  那段最苦的时光,他提起时总轻描淡写。最后身上只剩下两百块钱,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如此这般,听他讲来居然会有很多笑点。那段岁月似乎给了他一些证明,让他在之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了未来值得期待的依凭:那时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去的呢。

  一年后,杨鸿已经成为了一名可以独立承接拍摄任务的摄像。并非专业的他,很多时候要靠自己摸索技术甚至偷师学艺。同住的年轻摄像们常在窝出租屋里打游戏,他从来不。有了空闲,他就读书,看视频分析拍摄技巧,或者找摄像老师聊天。出去拍摄的时候,他就尽可能看其他摄像怎么拍,琢磨别人的镜头语言。

  很多人评价他“小伙子靠谱、踏实”,一些小型的文化传媒公司也会找他做摄像,他天南海北地出差,今天在新疆,明天就去了海南。他觉得能学到东西,可是对自己的经济现状并不满意。一方面,他始终没有非常固定的雇佣关系。

  摄像师 来源:Joycexu

  影视传媒行业就像建筑行业,项目层层分包。电视台把拍摄权放给栏目组,栏目组雇佣文化传媒公司执行拍摄,大公司下面再找小公司,小公司最后找到摄像个人。如果不是科班出身的摄像师,很难与固定栏目组签约,进电视台更是难上加难。

  像杨鸿这样的小摄像,只能依靠与小公司甚至一些老摄像个人的人际关系来获取拍摄任务,所以难免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闲死。另一方面,在北京生活的花销着实不小。去掉房租大头,有源源不断的人情开销——他毕竟要凭借这个获取工作机会,还有对自己日常打理的花销——他需要把自己拾掇得有个上档次的样子,毕竟,这是一个人靠衣装的圈子。

  这样一年到头,杨鸿积蓄无多,还要补贴家用,他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一个夏日午后,他到朋友的学校去玩儿,说想换一个手机号码,“换个号码也许就转运了”。他在卖手机的小店里看了半天,最终选了一个号码,里面有好几个6和8。

  杨鸿的运气确实变得更好了一些。他的拍摄技术越来越熟练,接一些片子日益游刃有余,整体工资水平在提高,也有了一群很要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然而,工作机会的不稳定性始终困扰着他。而且,依照他现在的收入,在北京真正落脚——也就是买下一套房子——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之后在哪里发展,成为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选择题。

  图片来源:网络

  为你而来

  2013年,经朋友介绍,杨鸿认识了在郑州做护士的女孩张萍。张萍的父母在郑州做生意,也希望她在郑州发展。经过一年的异地恋和对两地行业发展形势的再三权衡,2014年,杨鸿决定离开北京。他的老师和同事们都为他可惜,以他的拍摄能力,不在北京发展就有点屈才了。杨鸿也知道,在哪里工作都不会容易。但回郑州,至少可以和女朋友在一起,否则感情就难免无疾而终。可以说,他是为了张萍而做出这个决定。

  回郑州的一年里,杨鸿换了两家传媒公司。工资水平大不如在北京的时候,加之行业整体水平的落后和同事们井底之蛙式的自负,他心中十分苦闷。与此同时,他和张萍的关系因为同在一个城市而稳定下来了,但未来会如何仍是个未知数:张萍的父母多少对他抱有质疑。

  他们希望张萍找到一个比她家条件好的男朋友,能为她在郑州买房买车的那种,然后再谈结婚的事情。这对家底贫瘠的杨鸿来说,无疑是一记闭门羹。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龄,他就像大多数年轻男生一样,很难仅仅凭借自己的努力攒够在一二线城市的一套房子的首付款。

  工作之余,他们见面,吃饭,逛街,看电影,像任何恋爱中的年轻情侣一样甜蜜恩爱,但能不能在郑州买房子,始终是两人关系中的一根刺。2015年,杨鸿决定自己创业,开一家传媒公司。

  图片来源:红动中国

  “在别人的公司里干,不是长久之计,只是短期内的平稳而已”,他说:“创业呢,也许一年就什么都有了,也许过了几年还是这样,靠运气吧。”注册公司需要启动资金,他手头没有积蓄,一个个找朋友借钱:“我的公司会好的,说不定一年就把钱还清了。”

  杨鸿一向讲义气,朋友去北京的时候,他管吃管住,带着一起出去玩儿。到借钱的时候,听到那些推托之词,他觉得格外心寒。给公司起名字,托朋友设计logo,找中介办手续,着手运营和宣传,他忙得团团转,人更加清瘦了几分。

  “给别人拍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开公司还是心理上承受的东西多。”张萍最初很是支持他,过段时间也就慢慢淡了。生活通过千篇一律的乏味,日复一日的无望,琐琐碎碎的堆叠,消磨志气,也消磨爱情。

  他的公司开得磕磕绊绊,固定的员工只有自己,谈下来一个生意,就临时找人搭伙拍摄和制作。到了年底,无盈有亏,他给朋友打电话:“再坚持一年,明年年底还不行再说。”这是歉疚的解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鼓励。

  2016年,公司略有起色,开始有一些固定的客户。客户再介绍新的客户,这是生意做大的开始。从2015年9月到2016年9月,公司收支平衡,没有再亏钱。在郑州拍片子的同时,杨鸿也接北京的拍摄任务,“哪边有活儿都拍”。正当他觉得看到一线生机,准备过了十一趁旺季大干一场的时候,父亲出事了。他跑前跑后,办手续、照顾、跟施工方谈赔偿,家里的事情全靠他处理,公司自然是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

  图片来源:腾讯

  让他更加难过的,是张萍的态度。“我爸住院快三个月了,她只在住院的第一天主动来看了一下,后面两次都是我叫她来她才来。”他每天发微信过去,张萍也表现得比较冷淡,不太愿意聊天。“自己都能感觉到,感情好像到头了。”他觉得一定是公司的不景气,加上父亲出事,让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才不愿意理睬他。

  “我会尽力挽留。可是,如果她非要跟房子过一辈子,不是跟人过一辈子,我也没办法。我为她回来,用两年时间看清一个人,也值了吧。”在那个抱怨“不顺”的电话里,杨鸿叹着气对哥们说:“我真想哭。”哥们未及回应,就听到了他的干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

  下星期五

  父亲的工伤赔偿十分复杂,进程缓慢。就像所有工伤的建筑工人一样,复杂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人事关系。杨鸿说:“我能给你画出一个人物关系图。”直接管理父亲所在的施工队的是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而工程是一家大型国企建筑公司的项目。出了工伤该谁负责,医药费谁出,赔偿谁给,两方推来推去,两方的不同部门之间转来转去。

  从父亲住进医院需要医药费开始,杨鸿就陷入了他们毫无诚信和无可预期的推诿和拖延之中,还要忍受他们的种种高傲与冷漠。他愤怒不已,却无可奈何。他们耗得起,他耗不起,却必须陪着耗在其中。

  11月21日,劳务公司要求私了。这个想法他们已经提出了好几次,这次说可以选个时间正式谈判。过了一个星期,劳务公司仍然并无诚意真的安排负责人出面谈判。杨鸿的耐心在一点点消失。按照一个处理过工伤赔偿的朋友的建议,他回到村子里把爷爷接过来,和爷爷一起到工地上向公司施加压力。

  12月1日,劳务公司终于派人到医院确定谈判日期。从讲明可以谈判到终于可以商量谈判日期,十天时间已经过去——这是工伤纠纷中事情推进的惯常节奏。

  12月2日,星期五。三方坐下来谈判,责任在劳务公司,而劳务公司的人赌咒发誓哭穷,上演苦情与无赖的戏码,把赔偿压低到20万元。杨鸿和家人已经心力交瘁,觉得只要父亲好了,能赔多少都无所谓了。对方承诺说,在下个星期五之前,一定会把钱打给他们。

  下个星期二、三、四,每天他们都打电话给劳务公司,对方都说在安排。等到星期五,12月9日,他们去了公司问情况。对方说: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再等下个星期五,一定把钱打到。于是,又是一周漫长的询问,等待,询问,等待。

  当我们回溯这件事情,这些日期、星期,对我们来说只是平淡的数字,但对杨鸿和家人来说,这些数字无休无止,滴答作响,分分秒秒具体得像压在胸口的混凝土一样。

  14日,杨鸿打电话询问,对方说钱很快就没问题了,老板明天就去办款。15日,杨鸿再次打电话,对方说老板在借钱,其后杨鸿又打了四个电话,对方称老板一直在借钱。

  12月16日,也就是他们许诺的又一个星期五,杨鸿和家人上午就赶到劳务公司,对方再次以没有钱相搪塞。当天中午,忍无可忍的杨鸿和家人到了工地,用链锁锁住工地大门,使吃午饭的工人们无法回到工地,以逼迫项目停工。

  图片来源:网络

  劳务公司的经理找到杨鸿,指责他说“你们这样做不对”。杨鸿说:“你不要跟我谈对不对,你要是跟我谈对与错,你们永远是错的一方!”与此同时,杨鸿的叔叔与门卫发生了冲突,杨鸿赶忙冲过去把两人分开,而杨鸿的母亲在激愤之下血压骤升,无法言语,站立不稳。

  心痛、无奈与愤怒纠缠交织,杨鸿跑到母亲身边,对着现场所有的人大喊:“我爸在这个地方出事了,没有人管,就让他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妈妈又弄成这样!你们工地上的所有人,都不要给我跑,你们跑不了!我告诉你们,我有的是招治你们!现在只赔偿20万,你们都不解决,我让你们翻倍都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他大声地说着说着,说了很多话,仿佛不需要思考,那些话已经在他脑子里储存了很久。父亲的伤痛,母亲的愁苦,漫长的拖延与消耗,他这么多天都没有流出来的眼泪,似乎都变成了要说的话,从胸中喷涌而出。现场一片安静。

  过了一会儿,建筑公司的经理走出来,对杨鸿说:“你再给我一个星期时间,到下一个星期三给,最迟星期五。”

  12月20日,杨鸿打电话询问,对方称没问题。21日,星期三,上午,杨鸿和亲属来到办公室等待,对方承诺下午;到了下午三点,说在转账;又等到四点,对方说钱到不了账了。杨鸿对对方的忍耐和仅存的希望彻底破裂,他已经意识到,用温良恭俭让的方法不可能顺利地拿到赔偿,在正义的程序走不通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胡搅蛮缠。

  他们拆掉了办公室的纱窗,砸碎垃圾桶扔到楼下——放在几个月前,杨鸿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像痞子一样做出这些事情。终于,生产经理出来央求他们回去,说明天会有领导来检查,让他们安心在医院等,会把钱送到医院。然而杨鸿已经完全不相信他们的托辞。第二天早上5点,杨鸿到工地锁住大门,后在对方“应对上级检查”的央求下打开。

  到了中午,对方依然不拿钱来,杨鸿再次锁住大门,并拉下了工地的电闸,影响了项目的生产。下午4点,建筑公司的经理被迫接手此事,开始和杨鸿一起向劳务公司施压。

  12月23日,又一个星期五。劳务公司仍然声称没有钱,建筑公司的经理同意代替劳务公司进行赔偿。接下来的平安夜与圣诞节,对多少人来说是放松身心的幸福时刻,对于杨鸿来说,只是又一个伤神的周末。12月26日,杨鸿与建筑公司签下协议,提交了身份证、银行卡号码等各种信息。建筑公司承诺在周五之前把赔偿款付清。

  逢7转运

  因为工作的缘故,杨鸿跑的地方很多,换了别人肯定一天发好几条朋友圈地显摆,但他一年只发几条,内容大都是鼓励自己。拍摄别人奋斗的故事,他会感动,说:“大家都在努力拼搏,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未来靠自己去改变!”生日那天,他换了个性签名:“一年一成长,也希望自己可以一岁一成功。”

  父亲伤情好转之后,杨鸿就开始考虑,明年公司该怎么办。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杨鸿在郑州认识的两个好朋友来找他。他们一个擅长导演,一个擅长后期,希望来年杨鸿能跟他们一起创业。杨鸿也有这样的意思, “实践检验出的真理,一个人是不成的”。他们业务能力互补,设备拼起来也是一套完整的设备,彼此性格很像,谈得十分愉快,让杨鸿觉得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希望。

  12月28日,杨鸿的母亲过生日。张萍提着蛋糕、水果、核桃来看望他们,让杨鸿觉得十分意外。“你咋知道的?”杨鸿问她。张萍说:“你之前说过一次啊。”杨鸿说:“你还记得啊。”张萍说:“我当然记得。”

  后来张萍说,前段时间医院里搞院庆,又赶上全国三甲医院的评审,每天六点多就起来,晚上到家就十点了,确实很累。同时杨鸿也很忙。俩人互相顾不上对方,又都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那段时间过了,俩人心情都好了一些,说开了之后,发现其实也没什么,过了就好了。

  12月30日,杨鸿的父亲拿到了工伤赔偿。

  12月31日,杨鸿的父亲出院。距离那个在长白山中听闻噩耗的夜晚,三个月的时光已悄然而逝。

  2016年结束了。

  苟延残喘最终难以续命的公司,劫后余生的父亲,远了又近的爱情。这是杨鸿的2016。他承受了本不需要承受的东西,经见了太多人情冷暖,重新审视了很多事情,也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不平坦的一年,随着新年的到来过去。

  图片来源:网络

  他劝慰妈妈说:“16年的事情就在16年完结,17年大家都是好运气,说不定就发财了!”他也开心地对朋友说:“我小时候我妈就让人给我算过,我逢7就会转运,真的。从我23岁开始,每次算命人家都说,‘哎呀运气不好’,‘哎呀还是赚不到钱’。只有到了今年,算命的说,‘这孩子17年的运气会不错’。”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这愿望承载的,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重量。一个个悲欢交杂的年末岁尾,我们劝慰自己,不顺利会留在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本命年,或者有自己不喜欢的数字,又或者是算命的人说过会不太顺,不管怎么说,终于,它已经过完了。那么,新的一年,一定会变得更好。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我们在试图与命运谈判。我们知道这愿望要有行动的支撑,于是,我们说明年要更拼命,努力赚钱,和自己爱的人一起攒钱买房子,给她一个家,让宝宝有更好的环境。我们说明年会更孝顺,不再惹父母生气,不再让他们的鬓发多一丝雪意,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幸福能够更加放心。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我们才发现健康、快乐、顺利,这些我们曾经觉得平庸而不屑于在祝福语中使用的词,是多么美好而无限珍贵的祈愿和祝福。

  当我们谈论新年愿望,我们在谈论这苍苍茫茫中的一丝小确幸,在谈论这美好又痛苦,已知又未知,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红尘人生。

  谨以此文献给杨鸿,以及无数像杨鸿一样年轻的朋友。愿你们都能逢7转运,逢凶化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新的一年之中,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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