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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工人:汪晖与富士康工人的相遇

2014-11-27 09:34:51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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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台班的新戏《世界工厂》11月在深圳OCTA当代艺术中心演出,作为社会研究和实践剧场,《世界工厂》吸引了各个人群的参与,其中包括了许多工人,他们纷纷在演出结束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在参与了草台班《世界工厂》的圆桌讨论后,与草台班成员们一起,展开了一场与富士康工人的对话。

  出生在20世纪新中国的汪晖曾有两年的工人经历,他当过学徒工,进过罐头厂、纺织厂和无线电元件厂,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纺织厂做电工的时候,有一次接线,他差点触电而送命。今日,他与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相遇,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必然,两个不同年代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讲述了彼此不同的故事。处于不同的时空,他们有相似的经验,却有不同的体验,但是他们找到了共同性,一起探索新工人的出路。 

  汪晖与富士康工人在一起

  加班与掐秒表的挣扎

  汪晖:我也算是一个老工人,一开始是临时工,纯打工,大半年后正式分配做徒工。我做过三个工作,第一个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每天早上,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从铁皮车中装到脸盆,提到半空,倒入绞肉机。那时候一天一块钱,这是我做工人期间的最高工资。第二份工作在纺织厂做电工,有一次接线的时候被电到,就被分配到挡车女工中间,当打包工。那时候是三班倒,纺织厂的机器是不允许停的,所以三班都要保证有人开工。后来正式分配到无线电元件一厂,我在厂里是做比较低级的工作的,就是在电话流水线上装那两棵螺丝钉。这是我自己作为工人的经历。

  工友:我是河南一所中专毕业的,跟着学校批量运过来的,那时候政府和企业合作,我2007年进了富士康。以前觉得富士康是世界500强,就以富士康为目标,觉得富士康很难进,自己能进来很自豪。那时候我们也是要用技校的名字才能进来的,要交四百到六百块。我们学校是老师带队,那时候就像木偶一样坐在那儿,听取他们的管理规章制度。他们制定的就像是具有法律效应的,都是好的,他们让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进了富士康之后我是负责手机外壳的烤漆的。

  我们的车间是无尘车间,我们需要包得很严,手上包着手套。07年进富士康的底薪才700块。那时候做手机,包吃包住,吃的话是一天11块。一个月做义工不扣钱,免费提供你住这里。我们学校进来的,都比较听话。那时候我16岁多,别人说这个活有点脏累,我就说我可以干,没干两个月就当了线长。我的性格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要做好自己的职责。我不喜欢溜须拍马什么的,我不怎么喜欢出去玩,花销不是很大,但是一年下来钱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家庭生活基础都达不到。我700块底薪,一个月加10块,已经算加得快的了,那时候一年涨几十块,在基层中已经很出风头了。

  我们收入来源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加班赚钱,那个钱完全是靠自己加班费来的,不让加班收入就低了。大家每天想着加班,甚至为了加班而表现好。一些员工调皮捣蛋就不让加班,我不听从管理就不让我加班,加班就是待在厂里面干活,我还有300块钱的管理职位费。2010年发生了跳楼事件,公司的管理理念就是让员工不要交流。后来不管吃不管住了,我的工资涨到2300,相对来说不是很低了,但是开始住宿扣钱了。以前吃饭是刷了卡就有饭吃了,后来还要自己掏钱,底薪涨了,但是还是要靠加班来挣钱。底薪不涨,就加班来约束工人。底薪10年涨过一次之后,幅度比较大,后来也没怎么涨了。

  富士康前IE:这个我很理解,我是臭名昭著的IE(工业工程),现在已经辞职了。IE属于上不去下不来卡在中间的人群,不属于底层员工也不属于高层。我大学本科学的就是IE。我很反对中国把IE拿来当工具管人。IE包含的方面很多,我只负责一个小方面叫“效率提升”,掐秒表控制工作。你们都误会我了,我掐秒表只是机械工作,不是为了压榨你们。你给老板创造效益,老板不会想到你的。你本来是想让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就给老板压榨。辛辛苦苦干了两年,底薪才涨了50块,我问了很多人,也大部分跟我差不多。我有很多疑惑,比如说今年来的本科生比两年前来的工资更高。

  我那时候虽然身体很苦,进一个车间,要穿无尘连体衣。每天尽量少喝水嘛,不然很麻烦,我一天才去一趟。一到上晚班的时候,下半夜四点多的时间,我每天浑身出汗,人家都笑我,一到点,就来液体,是不是那个那个……我怀疑现在肾结石可能是因为以前憋尿。

  你们看到的掐着秒表的这些人,我们不是跟你们生产线的做对,我们也没办法。我刚进去是满腔热血的,主动承担测试整个车间60个人工作时间的工作。经理还非常和善地告诉我,好好去测试,一周不要过来也不要紧,把工作做好就行。我把60个人的工作时间测出来了,跟标准不同,不得不又测了一次。我现在才发现,你测的数据并不重要,老板觉得有利才重要。IE没有尽头,永远做不到最完美。IE学院的校长,他常说改善无止境,老板也经常用这句话鼓励我。有一次做了一些改进,发现一开始一天能做450片的话,改善之后可能可以做700片。我就想,这是不是我IE的功劳?多出来的利益算不算IE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工作直接关系到流水线工人的工作量,一段时间下来,我跟流水线工人的关系便逐渐恶化,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他骂我一句,我就会回骂一句。有一次他打了我一拳,我觉得很委屈,但是我没有还手。尽管IE这个工作很得罪人,但是这是我的工作。后来我想,我也是被利用了。60多个工人,40个人恨我。要不是我心里承受能力强,也不知道如何了。这只是事件的开始,我受到的压迫不止是这一点点。

  当然,管理者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作为高层个人努力年终奖能拿很高,一个基层员工一个人才拿一万。高层的尊严可以换钱,所以钱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我就两个目标,反复地问为什么,还有涨工资。我就跟老板说,你让我推行下去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对他们(工人)有利的,但是这个利益你不给他们,不给我。要么我继续在这儿干吧,你给他们和我加一点工资,要么我走。老板说,这个工作谁都可以干。辞职之后,也没有说辛苦两年给我点慰问基金什么的(工友们大笑),感觉我灰溜溜的出来,我有个架子鼓,也没人帮我搬,因为我没有朋友。我不想再找工作了,我感觉在中国哪儿都一样。

  汪晖:你们跟我当工人时代差别很大,那时候工厂分国营工厂、大集体、小集体。国营工厂在我们做工人的时代是大家都特别羡慕的。因为有医疗、劳保和住房。其他工厂,大集体中也有条件好一点的,小集体相对比较差。这些不同性质的工厂之间待遇有差别,单就工资而言差别不多,主要区别在于待遇。第一个,当时的工厂,通常来说没有权力开除工人,除非犯错,作为处分。所以一般来说是永久了。象我自己待过的工厂,现在呢?只有做食品的那个工厂转型,但是纺织厂被收购了,无线电厂后来也没了。我在工厂的感觉,过去都说国营工厂效率不好,有时候会停工,原因是过去计划过程确实会有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工厂的员工,一般来说有工人确实觉得工厂就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一辈子都在那里,所以他对工厂有归属感。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工厂改制的时候,国企工人罢工的现象那么多。

  汪晖:2010年至今涨薪多少?

  工友:基本上没有增长,只是扣除那些吃住的福利,然后表面增长。

  工友:我作为一个老员工的涨幅是零。

  工友:前几个月有些人涨了,但是我一毛都没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工友:因为今年最低标准是1800,里面很多老员工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了就不涨了。

  工友:我这几个月只有一个月是休息了一天,就是夜班转白班那一天。我有七八个月加班八九十个小时。你说想去了解其他什么东西,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了解。

  汪晖:你们有没有提出要求去减少工时?

  工友:我们那里敢,三班倒的情况就是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那么你就没有多少工资。我们的工资都是靠加班加出来的。

  工友:宿舍也还扣钱,现在工资没涨,外面房租又涨了。现在小房子都要460了,三四个人坐着还有点挤。工资又那么一点点,吃饭还要花钱。以前包吃包住,还能寄个500块回家,现在200都不能寄回家了。现在深圳政府不是发了一个文件,每年工资必须涨3%-11%,但是我们连3%都没涨。人家都说富士康世界500强,说工资都高很多,我们却现在象挤油渣一样给渣掉。

  工友:我在做流水线工作的时候,太累的时候,我就想去砸烂机器。如果机器停下来,就可以不累了。

  富士康工会在哪里

  工友:我是2012年过完年初三就来深圳了,没有亲人朋友,没有落脚的地方。下火车就看到富士康招聘的牌子,后来我就去应聘了,然后就进来了。之前我知道世界500强是很好的公司,所以前几个月都很努力。还义务加班,想把工作做好。做了几个月之后没有任何回报,做不好还会被领导骂。我一气之下,就决定再也不这么积极了,我想成为去骂别人的领导,我也想当线长。于是我下班就去跟管理层接触,跟他们去打球喝酒,没几天工资就花完了。这么玩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接触到他们管人的内幕,还升了一级,本来过半年能当线长的,但是因为没跟更上级的领导玩,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宁愿当基层员工,跟基层员工一起玩。这跟我以前在东莞小工厂里面是完全一样的,无非就是想办法压榨你,诱导你。你应该努力干活,任何事情做不好就是你个人不努力,如果你今天做100个,明天就得做110个。你不管怎样总是觉得很压抑,上面一直在提要求。我想请病假、事假都很难,生产淡季却会要求我们主动请假。说有事去找工会,但是工会完全不理我们,我找不到倾诉对象。  

  11月23日晚,汪晖老师来到了富士康工人中间,和工人一起聊天、唱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工友:我07年进富士康,就是做一个压铁片的工作。主管说做多少,我就努力做多少。我连续上了两个月的夜班,富士康的管理很不人性化。我以前没上过夜班,刚去很不适应,晚上会很困。富士康确实收入会比其他厂高一点点,因为家里需要钱,就慢慢适应这些。有一次体检发现心跳只有47下,医院说只有运动员的身体心跳才会这么慢,后来发现是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三年我还是非常努力去做,我会配合线长去做,很多员工反抗。线长觉得我这个人非常听话,就给我升了职位,这样干了三年就升到了员二。ipad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平板部门,因为我职位稍微高一点,就当上了线长。当上线长也不能如何,就算你很努力,所有东西都忍受,一直好好做,可能会有机会。走正道的方式,当然也要碰到好主管,只是这么多年下来,完全没有主动权。比如我那个补贴,到现在都没有补到位,我去找了工会,他们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权益受到侵犯,你可以去找律师啊,那时候我就比较失望,工会到底在干什么的?

  汪晖:当时国企工厂改制的时候,工人最不舒服的就是工厂私有化了,没有真正考虑工人的状况,这改制应该要大家要投票决定的。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工会也根本起不到作用,这方面跟现在的工会有一致性。

  但是,改制前的国有企业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称为单位,单位不象一个纯粹的流水线,更像一个村庄。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很多,现在生产条件变化,技术发达之后,你们虽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工作,但是相互之间不构成很接近的关系,事实上你们都在被岗位的逻辑控制。在过去的工厂,人与人之间关系很丰富,那么大家的评价就都很重要,这不是机械的,而是人际的。所以我说过去工厂是一个生产的场所,同时是一个小的社会,现在流水线的工作模式呢在这方面是比较残酷的。

  工友:工会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总是参与不到里面去。

  工友:工会选举我们实际上想去,但是根本不知道去哪里选,只能问线长。

  工友:工会今年选举,我本来想去参加,积极报名,但是每个部门像踢皮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会是什么,只是跟我说,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不去参加(工友们大笑),然后我把《工会法》搬出来了,他们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回去吧。后来我才从车间慢慢了解到,工会小组长已经定好了,小组长就是线长,全部都是定好的。

  工友:之前没接触过工会,不知道工会是什么,还以为是、买个火车票办个相亲相爱什么东西的。后来才了解到工会是与资方协商,为工人维权的。07年刚好成立工会,我也进来了。10年在工会和工厂协商之后,涨底薪,底薪是生活保障,不能靠加班什么的,我们打工就是为了赚钱。虽然说是说涨薪,但是真正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涨,我和我旁边的确实都没有涨,一线生产工人都没有涨。加班费不是工厂给的,是我们工人自己赚的。我吃饭住宿都要掏钱,一个月下来,哪里够花。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工人的身份在这里没有得到认同。汪老师,你说进来的时候,看见我们挺阳光的,其实在工厂里面大家都是灰头土脸的。

  汪晖:工会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有重要变化的,原来我们国家建立人民共和国。工厂是工人的工厂,国家是工人的国家。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既然都认同国家是工人的国家,为什么要建立工会。后来还是觉得要建立工会,这个工会的含义和今天的中国,或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工会含义很不同,那个时候的工会慢慢变成协调的机制,在工人和国家之间协调,后期主要变成福利,这个月发几块肥皂、毛巾。在那个时期没有大问题,工会可以这样运行。但是现在国家变了,工厂变了,这才使得工会发生变化。大家觉得需要新得工会,是因为觉得工人需要一个工人自己的工会。

  工友:现在这个管理模式下,人与人之间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工会让你选谁你都不认识谁。因为你被限制在生产线上,你没办法跟朋友促进关系。如果你没有时间跟大家交流的话,你根本没法跟大家认识。如果把最低工资的标准提高的话,会给国家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如果底薪提高的话,我们不加班也有足够的钱,就可以跟人交往,我们就有自己的感情。

  回不去的老家

  汪晖:你们在富士康工作最长时间的有几年?你们觉得还会做多久?

  工友:我工作最长的有六七年,感觉的话我觉得我半年都做不到,但是各种情形逼着自己往前走。

  工友:之前也做着六七份工作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也没什么别的可能性,去哪儿都一样。

  草台班:是否考虑过回老家?

  工友:中国目前这个情况根本回不了家,我是广东的,我最苦的,我没有土地了。我回家看着个房子饿死在里面,我没有土地了。

  工友:我是一个女儿的爸爸,外面租房很贵,我基本的生活的状态是:家庭处于撕裂的状态。从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家里就是撕裂的状态,我没有能力把我老婆孩子接到深圳租个房子。孩子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教的,她叫第一句爸爸我没听到,她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我感觉对我女儿很愧疚,但是我无力去改变这些东西。如果我把老婆接过来,房租、奶粉钱和小孩生病的花费,我真的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些东西,所以她只能成为一个留守儿童。我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微薄的补偿。有时候我看到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孩子就忍不住多看几眼,就在想我女儿现在在做什么,她是我爸妈带着的,是讲家乡话的,我就想她以后如果来深圳要怎么融入这个普通话的环境,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爸爸。

  如果我回去我的家乡合肥,就只有2000块的工资,我无法保障我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到下一代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有一个工友是他们一家都在这边,他们在这边读过幼儿园,一个学期就要5000多,还有一些其他费用。在深圳这个地方,一个小孩没有2000块钱绝对解决不掉的。我如果叫我老婆一起来打工,就得让我妈来帮我照顾女儿,我父母也已经60几岁了,我不想看到的是,我还要去拆散年迈的父母。我一直纠结着想自己早点回去。但是在合肥,我的一份普通工作没办法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取舍,我的父母年迈了,60多了。他们也一直想我早点回去,我回去的话,我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在深圳...(他哽咽了)

  依法治国,法在何方?

  工友:老师,我有疑惑。宪法不是说,中国是工人阶级来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吗?现在我感觉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主人被压在下面啊。你说,是为什么呀?

  汪晖:(有点无语)这……这你是很清楚的……

  汪晖:如果正面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但是,如果学者或者政治人物这么说,引发的反弹将是强烈的。现在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大家都是清楚的。 84年宪法第一条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究竟是不是领导阶级也受到了挑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打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口号,文革结束后,由于否定文革,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被否定的。工厂的财富是劳动的创造物,工厂并不是资本家的工厂,从道理说,我们的劳动确实在里面,但是,这个关系显然是不清楚的。所以,现在特别需要加强劳动者的力量。在流水线的工厂管理过程中,劳动者都被打散掉了,所以,团结需要一定的制度,我们确实需要有工人自己的工会。我们当然也清楚,很难理想化地去理解这个,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逻辑底下,经济是经济,其他的社会组织是其他社会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阶段,工人有怎么样的方式,任何可以促进工人团结的方式都是最有利于工人的。

  今天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贴出公告来要选举,但是谁都不认识要怎么选举?第二,富士康有几十万人,工友之间横向地形成多向关系的空间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让你选举,你选举谁呢?所以,我说多向关系的空间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推出一个候选人谁都不认识,即便选举,即便大家都去参加选举,要怎么选呢?我当工人的时候,工会虽然不太能扮演去给工人抗争的角色,但是有一点,工会主席就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他不会为你斗争,但是他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因为在工厂当中还有人际的交往。但是如果你就在流水线上,大家都理解不了你是不是好人。所以,要有这样的空间,才有团结的可能性。

  工友:最近有个政协委员会不是说依法治国嘛,我们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的待遇,具体就是这个五险一金。富士康虽然给我们买了,缴费的基数不是按照我们的实际收入的,而是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按照国家出台的法律政策的话,是违法的。是否能够加大力度去惩罚呢?

  汪晖: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止是工人的,我在大学教书,也是按照基数算的,目前这个状况不光是工人,这个问题也变成某一种剥削的方式。年轻老师有岗位工资和职位工资加起来比干了几十年的退休老师高,当你退休的时候,职位工资就没有了。

  工友:法律已经直接规定,要按照实际工资收入缴养老补贴。我们工人交个人所得税又是按照总工资去算的,大多数人的底薪都没有达到那个3500元,都是靠一个月加八十个小时以上的班。可是交保险的时候,是以你的底薪为基础的。依法治国,法在何方?

  时间飞快,一下子,三个小时的交流就过去了。临别前,汪老师鼓励大家:“今天我学到很多东西,听到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我也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已经产生了。路总是在前方,从这一面说也还是能看到有希望的,从这一步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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