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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小崔说事] 农民工博物馆 “工友之家”孙恒他们的故事 (20111120)

2012-02-27 20:30:5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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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农民工博物馆
作者:azhenshirly

每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工博物馆。
                                                 ——《小崔说事》
 
 
周末在家休息,看了最近一期的《小崔说事》,讲述农民工的故事,挺好的。
 
听着他们讲述其中的辛酸苦辣,看着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各种宝贵的物件、照片,觉得非常不容易,尤其是看到一份统计外出务工人员伤亡人数表时,挺难受。虽然我现在也是一个身处异乡的打工者,但跟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还是不能比拟的。
 
“农民工博物馆”是由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两位农民工带头建立的,以这种形式来展示农民工的价值。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很难看到如今变化巨大的都市。
 
有一位阿姨是当时带领第一批南下打工的女农民工的带头人,回忆当时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比如有工友生日,她们就买点汽水、花生、点心庆祝。看到那张庆生的照片,我能感觉的当时她们那种简单的满足与快乐。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厂里放假一天,但是五十名女工这一天的午饭以及活动很难安排,因为根本没有活动资金,工资也少的可怜。阿姨费了很大劲儿联系当时在某海军部队的八位老乡,其实是素未谋面的老乡。但是他们二话没说帮助这群身在异乡的女工安排了很充实的一天,虽然是简餐,但是非常幸福。
 
其中一位建立“农民工博物馆”的带头人,他是因为家里困难放弃了已经考上的大学,跟随打工热潮南下,非常不容易。刚到东莞时,身上只有六十块,为了躲避暂住证的检查,他每天都躲在桥洞下睡觉。由于在当时打工者的队伍中,他算是文凭高的,两年时间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当上了厂长。他是用另一种方法很好的诠释了“只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最伟大的城市缔造者,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地位却非常卑微。比如他们的孩子得不到公平的义务制教育,打工子弟学校本不应该存在。比如他们最基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他们被所谓的“城市人”瞧不起,等等。其实往往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却是拥有最高贵的灵魂,无数受尽苦难折磨的家庭都拥有无比坚毅的精神,他们是用心在付出,用行动在说话,用良知在感恩一切。而他们所做的这么多,只为换来一点点平等的对待,可是所谓的都市人有多少能够做到平等对待他们?
 
每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工博物馆。
 
请大家尊重身边的劳动者,就像尊重自己一样。

农民工和他们的博物馆
 2008年04月28日11:31   南都周刊 

距离北京市区40公里的皮村要在村里建一座农民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5月1日,一个名为“打工20年”的展览将伴随博物馆的诞生同时揭幕。

南都周刊记者 杨猛 北京报道、摄影

没有CBD,也没有沃尔玛。欢迎来到皮村。

距离北京市区40公里的皮村,矗立在一片旷野中。只有一条大路从村旁经过,货车呼啸而去,尘土飞扬。村口坐着几个悠闲的商贩,街头有几只狗在游荡。因为正处在首都机场航道的下方,皮村躲开了无孔不入的开发商,呈现出和热闹的都市反差强烈的乡土气息。过去的3年,活跃的NGO组织“工友之家”试图把皮村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皮村6000人口中,外地农民工占到5000多人,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工部落。

“工友之家”在这里建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和两家二手货超市。

现在,他们又要在村里建一座农民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5月1日,一个名为“打工20年”的展览将伴随博物馆的诞生同时揭幕。

农民工和他们的博物馆

琉璃厂房改建的博物馆。

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

村头摆摊修自行车的王师傅来自张家口,他笑着摇摇头:“不知道,是那帮志愿者弄的吗?那些人喜欢在村里瞎折腾。”他关心的是,同样修理摊位,他每月要交30元管理费,而10米远的那家本地人摊点却不用交钱。

飞机在头顶滑翔,几乎每10分钟就重复出现,巨大的声浪轰鸣,2米之外的人声也被迅速淹没。“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声音。”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1998年师专毕业的他,本来有机会去当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到北京。在这里,他同样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只能在地下通道卖唱,到西客站做搬运工。

孙恒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他组建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在此基础上,依靠香港点击查看香港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乐施会的资助,2003年成立了“工友之家”。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靠7.5万元版税,在皮村建立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此后,以皮村为“根据地”,“工友之家”开始壮大。

孙恒穿过迷宫般的村子,七弯八拐,来到村子东头一处大院落前,推开两扇铁门,由乡村琉璃厂工房改建的农民工博物馆展现在眼前。

废旧桌椅散乱地堆放在各个角落,这都是社会捐赠给“工友之家”的旧货。几个工友正耐心地把这些桌椅一点点肢解,然后拼接在一起做展板。

“他们很热情,好像在建造一座精神家园。”香港乐施会负责博物馆项目的工作人员王英渝说。

半年前,孙恒找到王英渝,和盘托出想建造一个主题博物馆的设想。乐施会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为农民工博物馆提供4万元先期启动资金。

王英渝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历史,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工,但是在城市主流文化中,没有属于这个庞大群体的东西,也没有人记录他们。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农民工的博物馆,讲述他们的生活历程和变化。”

不一样的“文物”

装修的甲醛味道很浓烈,充斥着200平方米的展厅。一幅大字标语悬挂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已经摆放了一些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和皱巴巴的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红头文件。

2007年夏天开始,艺术团利用到处演出机会,开始对外征集反映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展品。

一个在深圳点击查看深圳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工厂做工的工友邮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500元,仔细一看,其中1000元收入都是在严重超时工作状态下所得;

广东一个女工友邮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一份刊登在2000年北京一家报纸上的北京市劳动局规定,上面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还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雇佣农民工。

孙恒并不认同博物馆的功能单纯是为了“控诉”和“声讨”。“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我们只是客观地展示,目的是改变它。”

也许下列展品代表了孙恒认为的“积极向上”的部分:南方打工者用粗糙的纸张印刷的“打工诗刊”,形式简单但很煽情;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用稚嫩的笔触描绘的理想家园,主题也在可以预料的范围。

农民工和他们的博物馆

征集到的各种打工证件和暂住证。

“一号展品”:暂住证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头10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猛增。到1992年之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一股巨大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后,进入城市的农民就越来越多。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事实上,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最多的就是暂住证。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时刻感觉面前立起了一面无形的大墙,它挡在路上,你想闯进去寻找发展,但是很难。”孙恒说。

“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一个暂时证需要180多元到现在降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暂住证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B本则是混北京已经有一段日子。在北京混迹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虽然如今逢年过节还是会查暂住证,但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王已经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会被收容遣返了。

1995年冬天,18岁的王德志沉迷于相声表演,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央视,毛遂自荐要求上春晚。春晚当然没上成,此后10年,他一直混迹于北京街头,做的是送水工、大厨、跑堂、面包加工、业务员、发小广告的。

1998年,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时,结果被联防和警察截住了,要求查看暂住证。“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给我亮出了证件。我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告诉我,他们要验一验真假。于是我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记录了100个北京农民工的口述实录,其中关于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更显离奇。

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他们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又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才走。

赵宏磊说:“我清楚记得,2000年9月17日,因为要国庆了,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被抓到了花家地派出所,他们先管我要暂住证、就业证,我拿出来他们就给撕了,然后把我们一块被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我们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等凑够了人数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八间房’,到了夜里2点又把我们送到昌平收容所。到了天亮,就又用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我身上就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400、300、200、100这样下来,到了廊坊我就花30元下了车,之后我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起不到整顿治安的作用,我来北京这些年,光办证就不知道办了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挣点钱全花在这上边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问题专家韩俊认为: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

三个户口本:多舛的城市梦

孙恒把征集展品的消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了“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户口捐献出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老家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城市户口和北京城市户口。为了得到这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到各级首长家当保姆。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而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我们作为第一批5万名小保姆走入北京,实际也是发出一个信号,从此带动了农民工大量开始进入城市。”马小朵说。

根据2007年“农民工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组”的调查表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而最初的动力,一是城市改革的深入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同时,贫穷的现实使得大批农民主动挣脱土地的束缚。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只有被捆绑在土地上。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村户口身份。那时侯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深圳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00元的月薪,同时3年之后,公司帮她办理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

马小朵结婚了,1996年又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有名额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这一折腾前后就花去了20年。此时,再面对那纸北京户口,马小朵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我不感到快乐,也没有归属感。我曾经非常向往城市的主流生活,一旦真正拥有了,发现那些东西不过如此。所以我又回到了打工者中间。”

今天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她曾经如此努力地想要融入城市,最终发现自己最适合待的地方还是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说这话时,42岁的马小朵站在海淀区西北角刘娘府村尘土漫天的街道上,双手沾满煤黑,正和几个工人一起从卡车上搬煤。身后,是她在乐施会帮助下创办的NGO项目“同心社区餐厅”。

“农民工和城市主流文化的对抗会长期存在。”在“工友之家”工作的NGO研究者林志斌认为,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仍然束缚着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打工者的“新文化”

现在,孙恒很忙。

每天他在皮村穿梭,巡视着“打工之友”缔造的产业链:给正在施工的博物馆捎来铺展品用的红绒布,去二手货超市上货,然后又出现在打工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和脸庞黝黑、嗓音常年保持沙哑状态的校长沈金花聊学校的事情。

孙恒说:“城市主流文化没有我们,又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价值观。2亿农民工的生活前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创造属于这个群体的新文化。”

乐施会的王英渝补充说:“提出所谓‘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强调劳动的价值,重建这个群体的自我肯定和认同。”

作为他们反复强调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去年,“工友之家”在皮村、楼辛庄、马格庄等开设了4家爱心二手货超市,目前,已经有微弱的赢利。

在皮村主干道的路旁,不足10平米的爱心超市吸引了很多村里人。这些二手衣物和回收物品成色不错,关键是很便宜。一个女村民相中了一双皮鞋、一件上衣和一条牛仔裤,整个交易总共只花了9元钱。

曾经梦想上春晚的王德志,现在是“工友之家”爱心超市的店长。他仍然在发挥自己的文艺专长。“写了好几段相声,还拍了一个DV。”这部叫《皮村》的DV短剧拍摄了包括村口修车师傅老王在内的有代表性的外来打工人,同样也被征集作为展出的“文物”。

晚上,孙恒和他的乐队出现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叫冷泉的村子。当天,一个由北京大学的社工研究组织开办的农民工餐厅在这个村子开业,邀请打工青年艺术团演出助兴。

乐队的小伙子们很卖力,观众是来自附近一处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们。当一首描写爱情、歌颂姑娘的歌曲响起,很多人跟随着歌手加入了合唱,有人甚至兴奋地打起呼哨。这是一首流传在打工者中间的歌曲,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不过打工者几乎人人会唱。演出间隙,志愿者开始给观众发放博物馆征集展品的启事。

孙恒有些兴奋,“过去总有一些抽象的理想,但是现在这些梦想已经很具体了。”

但村民似乎不领情。夕阳下的皮村街头,下班回来的小伙子围坐在麻辣烫的摊位前。一个小伙子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不屑地说:“博物馆建在这么偏的地方,有谁会来看?反正我不会,也没兴趣看。博物馆这种玩意儿层次太高,离我们太远。”在他看来,宁愿去找个录像厅看看武打片,也比那个实惠。

然而,博物馆的开业并不如孙恒想象的容易,刚刚得到的消息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根据规定,主管部门将对博物馆的资质进行审批,展室温度、展品数量都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展品要有专家做出鉴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要求全部有5年以上的文博工作经验,馆长需要有大学以上学历。

这些条件,对于孙恒于他们来说显得异常苛刻。望着窗外正在劳作的工友,孙恒最后决定先不告诉他们这个糟糕的消息。

“幸好按规定还允许有一个筹备期,在这个期间可以开馆,我们会尽力想办法让它通过检查。”他想了想,“这个博物馆将来肯定是免费参观的,大不了可以把它建成村里的文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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