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能提高生产力吗？

　　前 言

　　包产到户，全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十八红手印按下时，支持他们的人提出了姓社姓资“不争论”。现在看来，包产到户确实不应该有姓社姓资争论：因为从生产管理角度，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生产好歹也是分工日益细化，从小生产走向大生产，而不是“去社会化”从大生产走向小生产。

　　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好，无非就是两点，“提高积极性”和“提高产量”。对于“提高”了多少“积极性”，当时流行“不争论”，事实上也没必要争论——因为“一样米养几百样人”，本来就思想好、一心为公的社员，包与不包都一样有积极性；本来落后自私的，给点甜头，肯定也能提高积极性。

　　本文主要对“提高产量”说事。从科学角度出发，剖析一下这个包产到户到底是不是如包产到户提出人和拥护者们所说的那么神奇。

　　文章因为牵涉论据很多，所以分为两部分。上篇主要谈对村社和现实范围的影响，下篇主要谈对大局和长远角度的影响

　　上篇：村社篇

　　一，包产到户的甲方乙方变化

　　打开百度，是这样解释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村1978年以来集体经济的基本经营方式。即在一定年限内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由集体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规定农户应完成的纳税和提留任务，所余产品均归农户所有。适宜于统一经营的项目仍由集体统一经营。

　　这个“集体统一经营”是什么样的“集体”？1978年红手印按下时，它还是人民公社体制，是生产和政权管理二合一的机构；但到了1982-1984年时，人民公社生产队陆续解散，取而代之的就是各个村子的村委会。村委会是基层政权，不是生产单位。前者能够按合同要求的甲方义务，提供机械、种子、化肥农药和水利设施使用等生产要素，乙方只要做好劳务方面的工作，两者配合实现承包目标。这些要求都明明白白写在合同范本，此时集体组织与生产还有直接关系[注1]；而后者已经与直接生产脱钩，原甲方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因为“皮之不存”，全都得由乙方自行想办法解决。这对于大多数个体农户来说是很头痛的一件事，不是“有积极性”就可以解决得了的。我相信如果那十八户并非具有企业主独立经营的全部本领，他们所要的承包条件，还是与集体断不了奶的。若知道几年后发生的这些变化，估计他们不会这样心血来潮：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领。

　　我们不否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调动积极性方面有它在特定时期的作用，也仅此而已！事实明摆着：八十年代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已经是变味的承包责任制。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和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农业生产极为需要的农药化肥等紧俏物资，特别是象硝酸胺这样的既是高效化肥又可制作炸药的物品，个人是不能买到的。这些都需要由公社大队名义出面才能弄到。如果断奶，承包户根本做不到。但公社解散后，让农户自己去市场搞，在市场机制还未建立的形势下就十分困难。这也解释了为何84年后的那几年，中国粮食产量反不及仍是公社时期的78至84年。（见下面[注3]）

　　就以可能遇到的风险来说，虽然合同也写着“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经审核属实可以减免农户义务，但事实上一个个家庭不可能具备集体经济所能发挥的抗灾力量。审定达线，国家损失；审定不达线，则需由农户自己承担。[注2]但什么才是“人力不可抗拒”？我们从电视新闻都看到，堤围发生缺口，如果以集体存在时期，只要一声锣响，各家就按照早已熟悉的分工拿出工具材料集中奔赴险段，不是大的缺口根本不用解放军出动，在最短时间就自己堵好了，淹了的地方也能集中力量排水补种或抢收。现在则没有这样的能力。离开解放军和上级政府支援，别说堵缺口也别说救设施救庄稼，就是救人也成问题。

　　农业生产几千年来都离不开天老爷，所以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地主大多没有要求农民要包产量交租，一般都是按收成的百分比交纳。作为封建剥削阶级代表的地主也都明白农业有风调雨顺时期也有天灾人祸时期，不同于手工业，它可以说是场赌博。即使集体经济时期，人民公社水利工程取得很大成功，即使实现旱涝保收，也不能避免所有自然灾害。如发生台风，冰雹，山洪，山泥倾泻和寒潮等灾情或加上雷暴形成的次生电网故障，也不能做到人定胜天。抗风险能力强的集体尚且如此，包产的农户各人顾各人，脱离大集体力量，只能任老天爷宰割。

　　二，农村什么人拥护包产到户？

　　鼓吹包产到户的人也打着“尊重农民群众意愿”的旗号，但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农民群众，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何况，中国农民受几千年传统思想影响，不可能一下子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新的生产力。

　　农民的天生自私特性，决定了他们目光是短视的。拥护分田单干和包产的，一般都是家中劳动力充裕，有一定生产经验的农户。他们认为集体里其他不如他们优秀的农户，是沾了他们的光，他们凡事斤斤计较，认为在这个集体里共同劳动，是吃亏了的一群。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本事，看不起条件不如自己的其他村民群众，也不会感恩曾经的农业学大寨基本建设集体行动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特别是风险的消化。农民除少数人外，抗风险意识从来不强。直到现在，这些人目光短浅的思想素质都没有大的改变。过去他们相信能赌嬴天公，现在也相信赌能致富。

　　所以熟悉农村和农民的毛主席才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并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上下了不少功夫。

　　农村社情自古以来就比较复杂。在干部问题上，宗族意识影响远远大于外来先进思想影响。通常情况下，被选作社队干部的，都是本村有一定文化，在族中有一定地位和能说会道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其说“尊重群众”，多不是能发现和支持群众中代表先进和远见的那部分人意见，更多是迁就数量占优势的一般甚至落后群众的意愿。另一方面，更懂看上头眼色行事。这就决定了接下来的命运：一旦上面某些政策与落后群众意见形成某些方面的共鸣，即使明知有问题，也会采取从众立场；如果上头政策与群众意见相左，他们也会在中间走钢丝。非如此，他们在村子里的地位也就到终点了。

　　可悲的是，有一些犯官僚主义的人，一方面看不到中国广大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思想上的长进，把一些并不代表先进的农民意愿看作是广大群众的一致意愿。既不作深入调查，也不进行科学分析，就以“那么多人意见”作为支持自己主张的“群众基础”，向上头施压。在这样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点头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包产到户真能增产吗？

　　先用改革开放后官方公开的历史数字说说话。

　　58年由于全民大炼钢铁，抽空了大量农村强劳动力，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上年有1.32%的增长。59-61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中的人为失误，粮食减产率分别是-16.48%，-17.96和-5.38%，但1962年重新达到比上年11.6%增长率,开始复苏。1963至1966年，分别达到比上年增9.17%，9.33%，3.61%和9.1%的增长率。67年后期和68年由于文革挫折陷入派性武斗，影响生产，67仍有1.75%增长，68年则-4.19%。1970年起则进入较稳定增长状态，从1970至1978年间人民公社制度发展较成熟的9年里，平均年递增率4.17%，只出现2次负增长。

　　但之后1980-1988同样也黄金9年，平均年递增率仅1.92%，出现3次负增长。

　　而1980-2010推行家庭承包的三十年间，尽管农业科技也同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年均递增率只有1.67%，当中出现10次负增长，最大负增长的2000年达到-10%，而最高增长的1990年也未破8.67%。[注3]

　　一些所谓砖家，也引用上述国家统计数据，粮食产量从1977年的30477亿吨到1984年的40731亿吨，算出1978-1984这6年平均递增率5.1%的“高增长率”，以此作为“家庭联产承包”的“高效”证据[注4]。在这里，有一个圈取数据范围的问题：他们只算到1984年，不取以后了。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各种猜测：国家统计数据上世纪1985年是-7.44%的负增长，创造了建国以来到上世纪末期间除了1959-1961那三年之外农业粮产负增长的最高减产记录。接下来两年也只有3.17－3.27%。众所周知，1980年后的二至四年，还是公社制度从旺盛走向被彻底消失的过渡期，所以这6年的取数范围不但模糊了两种制度的界限，还给人一个不尊重科学的印象。因为农业是高风险产业，所以时间上取平均，应该取长一些,一般以年代即10年进行统计。如果同样取10年，即在上述6年基础上加多四年，84变为88，这样从1978－1988，平均年递增率只有(39404÷30477)1/10－1=2.6%而不是5.1%，相差近一倍！

　　为何近30年间平均三年就出现一次负增长并且正负波动幅度大于上个世纪集体化稳定发展时期？说明80年代以家庭承包的方式主要靠天吃饭，集体经济时期建立的水利设施残余难以发挥作用。

　　何况，把1980-2010这个时期平均1.67%的低增长都归于家庭承包的“好处”，转基因专家与他们的支持者，包括每年领取了国家大量科研经费研究转基因的机构，都不会高兴：因为他们说了，转基因能增产，没有它，中国人就吃不饱。鉴于中国土地上已经大多数主粮被转基因了，且一直都是家庭承包制度，并存的两者之中，谁的功劳大？只能让他们自己去争了。不管谁胜出，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转基因增产是神话，所有1.67%“功劳”归家庭承包方；要么转基因增产论只需要胜出超1.67%，家庭承包辩护方惨败。

　　数字解完了，回到村社。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田有好也有劣，有肥也有瘦。即使是水利化了的农地，也有近水楼台。所以，认定包产到户不能真正实现推行者希望的目标，除了抗击各种风险能力差之外，天生不公平是一个最基础的原因。包到的户如果劳动力足技术好，又是分得良田（干部不傻，不会浪费资源的），那没得说，但主客观条件不好的，工作再努力也没有多大效果。所以一长一消之间，个别案例肯定好，但大局就基本被平均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包产到户后30多年的年平增长率只能在1.67%水平而“样板”却表现不错。

　　包产，就必要大家机会相等。实际上这做不到，对于自然地位条件不同，村社干部分配指标时也是考虑到的。对于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不是一等一的家庭，干部也不会做盲人，不会采取一刀切的指标。但村社干部正如上面所言，都是善于吃透两头的主儿。上有所好，下必喜之。在村民眼里，这个“喜”与“戏”同音。不深入最底层调查，必然被“戏”！但深入下层，在村子里人人都相识且相互有一定族群亲缘关系情况下，你一个外来人，不与贫下中农三同一两个月，人家也不会向你讲知心话，多不能得到真实的一手资料。

　　作为基层干部，上级下来检查，为了显示自己政绩，也为了投其上级所好，估计百分之百不会让他们去参观品质差产量低路程远的靠山田，也不会参观那些生产技术一般的农民所包的田，一定是品质和所包农户生产技术最好的田。无论你说那是学大寨的成就，还是一包就灵的好处，都说得通。

　　四，包产到户反科学，并不符合现代农业发展。

　　种庄稼首先得翻地。上世纪的中国，主要还是使用畜力。从耕牛力量分配使用上，耕牛数量远远不够每户一头，具有役牛技术者也不是户户都有。如果让一牛为几家服务，从人的自私性出发，役牛者肯定是对自己的地比帮助其他人的地用心。这样包法反不如集体劳作。

　　从轮作这一防病虫害和恢复土地肥力的必要措施来看，粮食包产指标下到每户，农户为完成任务，那么一小块地也只能年年种粮，没有空间资源轮作其他作物。恶果必然是来年病虫害猖獗，同时，肥力也得不到补充。中国除了人均土地面积小之外，土地还普遍缺磷，而科学家早就证明磷也能增氮。农民在几千年发展中，总结了许多有益经验给土地增氮。如种了水稻的地次年改种花生，除了让危害稻子的害虫基本上无法生存于土中，豆类的根瘤菌还能增加土壤中的氮，下一轮再种稻子就有好收成。但花生和绿肥等均不在承包联产任务内，农户如科学轮耕，当年就交不了粮食包产任务；如继续种粮，地力得不到恢复，则下年产量会减少。但是放到集体生产制度下，因为是区域统筹规划行兵布阵，土地面积大，运转有很大空间，也就不成问题。

　　花粉也是个科学。没有统一规划，或者多种类作物，也包括水稻不同品种间布局不合理，作物受粉就会受影响。生产队班子是有经验的，不同品种水稻田之间为防止“打乱种”，会种植其他作物例如甘蔗等进行区块分隔，农户也不能说都没有科学知识，但生产队与户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承包户与承包户之间是平行关系，既然生产权力下到户，你就没有权干涉其他户的生产经营。布局乱了，一定程度影响花粉正常传送。万幸的是80年代那时没有转基因污染。

　　用水也是个科学。中国沿海地区，江河水位受潮汐影响，兴修水利就利用这一条件，通过大小各级闸门适时控制，实现自流排灌。而不同作物，灌溉水沟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排水，甚至水稻品种不一样，灌排水时间也有出入。除了遵守潮汐时间和高度，还要看作物需要。如中午天热就不宜。由于大多时候两者不一致，经常要把放进来的水暂时“关”在中间主渠而不放进田里，待时间和水位高差合适即开各级小闸通过田间纵横交错的“毛细血管”放入田里（或排出）。因为水是一个复杂系统，这样复杂的科学操作只能依靠具备经验的生产集体领导在大面积统筹，放任几十个一家一户如何控制？还不乱套了，用水不科学又何来增产？

　　单一粮食作物也不能适应市场需要，造成其他作物物资短缺。经济作物跟不上，粮食基本无钱赚，怎能不穷？同时，农村经千年已经发展到形成自然生态良好循环，没有全面自主发展的包产到户则人为破坏了生态平衡。但集体规划就不一样。我在农村时，正值农业学大寨时期，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还有农林畜牧鱼塘果业和其他集体副业都全面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全面均衡发展的结果，是猪粪、集体的牛粪、鱼塘底泥都成了有机肥统一使用，助力了农业。单一专业承包个体户是做不到的,至少无法做到一户一口鱼塘。就是有，家庭也没有那么多人力每年底去“清塘”。

　　何况，攺为家庭承包后因为要把已经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时，特别是七十年代为机械化张目而平去了许多田基的大面积土地，重新筑回分隔家庭的田垅。谁都知道中国人均占耕地面积少，只有那一亩几分，还得分散在几个地方，每块地面积不大。所以不能忽视新增的分隔田梗所占的土地比例。况且减少了有效耕地面积同时，还截断了水流分配通道。造成大家用水上的不公平。即使真如公知所吹嘘亩产因为人工投入积极而实现适当提高，但减少了4%-6%的有效土地面积产出又抵消了总产量。

　　既然包产到户生产方式违反科学规律，那么为什么会得出家庭联产承包会“高产”的印象呢？

　　首先是舆论片面夸大了它的作用，导致水份太多。

　　在宣传小岗“事迹”时，只宣传粮食产量“因家庭承包而提高了一倍”，可是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提高”的呢？这就如同一个学习懒惰的学渣从28分提高到56分也是一倍，一样的道理。

　　其次，还得感谢一个集体主义时代留给人们的机会：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延后作用。再就是化肥工业发展的反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了许多土地。懂生产的农民都知道，新土地开头是不能高产的，在农业上，这些土地称为生土，需要经过至少几年的耕耘，才能变为熟土。农业要高产稳产，按八字宪法，一个水一个土一个肥都排列在前面三位，人工管理排在最后二位，即它们起的作用相对于前者十分有限。土地缺水，土壤不利于微生物繁殖，有机肥力无法增长。水排得不好，通气性能差，你放再多劳力耕耘管理，庄稼也同样长不好。

　　而能够创造良好生产基础的水利和农田基础建设，只有集体力量做得到，个人家庭没有这样的能力。

　　根据农业生产规律，大规模建设开头几年，扩充的土地肯定农业收成不会立竿见影。把生产暂时的低水平表现趁机归罪于社会主义集体道路，不说其他，至少没有良心。中国崇尚资本主义的人，正如毛主席所讲，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当然也不愿意尊重科学。而充当吹鼓手的那些公知，从来脱离生产，他们不懂技术也不奇怪。

　　由于土壤改造的自然滞后效应，也就是俗语所述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推行包产到户后，正是大跃进和公社兴旺时期水利和改土工作成效显现之时。这给了热衷资本主义那些人一个绝好机会。一招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就能骗到很多不大懂农业生产的普通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类似《刘三姐》中那个酸秀才“牛走后头我走先”的笑话恐怕还会在现实中不断重演。

　　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田间劳动效率不是光以投入劳作积极就能增效，而是会种田才是增产所要的人工要素。农民生产技术成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需要多年实践的积累总结；就是种田时间长的人也不一定人人都能成为高手。不可能一个包产指标到户政策就让不大会种地的人和农户变成能手。我在那里见过生产队请进来的农业技术员，他们看起来干活并不尽全力，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很懒。你成天喷药表面很勤劳，可是人家大面积生物防治轮作防治物理防治省事省时。七十年代时，在公社农业科技站统筹安排和技术指导下，我们就使用多种方法减少农药使用。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多种经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也许有人认为，家庭也能实现这些科技手段？错！以田间管理最重要的防治病虫害来说，无论用化学法，还是物理法，生物法，都必须是区域内的统一行动，就同城市里灭蚊行动一样。各家时间不统一，病虫害就会转移阵地。中耕除草也一样，如果同一地块时间上有些家庭先有些家庭后，后除草的杂草种子就会被风和生物带到已经除草的承包地，只会让人永远空忙。而这些可能的弊端，集体生产统一安排下根本不成问题：民选的生产队长都是村子里经验最丰富的农业生产能手。

　　从上面例子可见，现代农业生产要发展，离开了集体组织内的合作和科学分工将一事无成。如果认为只有退回家庭生产才能调出积极性，那中国历史数千年都是一家一户承包租种方式，农民不勤劳不积极吗？可是换来了什么？秀才们只把田间劳动力投入多少与否即所谓“积极性”人为夸大为增产的主要因素，却无视科学，也全面矮化集体主义时期基本建设科学规划布局产生的长远效益，不但真正的农民不信，真正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城市人也同样不信。

　　五，家庭承包不利机械化

　　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但毛主席这样说，就是被很多人崇尚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做。而定量包产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不利于机械化，也极大削弱了抗风险能力。

　　农业虽然主要靠天吃饭，也是要讲科学的，不但要经得起自然科学检验，也要经得起管理科学检验。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期，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机械化进程。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农机也一样，开始时技术还在摸索中成长，农民觉得不好用。如早期插秧机，就断秧多。初时拖拉机和收割机也是仿苏联式的，不适应水田。包产到户制度下就没有人会用它们，宁可手工作业。学大寨时期由于集体力量强大，推广试验中一时的失败也输得起。使用经验不断总结改进，同时平整土地消灭大量田梗让机械作业扫除障碍，促进了农机技术发展。文革时期记录片新闻报道就出现了适应中国农村的小型农机，尽管还不是全能，收割，脱粒要分别用两种机械，总比手工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适应中国国情的农业机械化，已经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不断摸索前进了。七十年代农业发展，包括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起步，是建立在批判包产到户基础上，依靠集体生产才有可能。个人家庭承包就算有此能力，机械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就比集体共享农机高多了。何况，田间生产用电线网是统筹建设的，安全维护管理也必须专业电工负责。承包家庭个人怎么解决？总不能象城中村那样乱拉乱接吧？

　　所以，从以上分析，家庭联产承包是否能增产，没有它就吃不饱饭？科学上没有能说服人的依据，生产上浪费资源却可以一笔笔算得八九不离十。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只有并不能分清总结原因的一团乱麻数字。退一步思量，如果说，特殊时期，部分地方，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还能说得过去的话，作为长期政策，家庭联产承包单干的小农经济方式面对日益进步的世界，其先天不足的缺点日益显露，难于产生推进技术和管理进步的力量，到了某个界线就不能再实现可持续增长，更不用说追赶发达国家了。如果当时还不相信毛主席的远大眼光，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仍把本来就短视加落后过时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先进经验，只能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上篇完）

　　注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来源百度）

　　注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范本（来源百度）

　　注3：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的网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gb/可直接点击进入。　　中国三农信息网的统计数据的网址为：http://www.sannong.gov.cn/tjsj/lssj/1/200207190394.htm可直接点击进入，注意其“gov”，表明这是政府网站，数据有其权威性。

　　注4：来源网易《中国粮食贸易的那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