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农业改革不能再走回头路”的论调
当前，在农业改革怎么深入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一些人叫得很响的呼喊，即“中国的农业改革绝对再不能再走回头路”的口号。“”在古代汉语中本来是个中性词，具有倒退与回到老路上去的两重意思，但到了近代基本把回头路变成全是倒退的贬义词了。上边所说的不走回头路的由来是：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被改革成大包干的个体经济，几十年后，大包干的个体经济发生了长期困扰农村发展的新三农问题，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许多从人民公社时期走过来的群众从比较中感受到，还是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好，于是强烈要求重新回到集体经济的老路上来。但那些持否定态度的人们不干了。他们认为，如果再回到集体经济的老路上去是走“回头路”，是大倒退，因而发出了“农业改革不能再走回头路”的呼喊。还有人气急败坏地指责：谁否定个体经济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家伙! 这根杯子还不轻呢!还提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然而，有理不在声高。我主张那些想走集体经济回头路的朋友，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这种指责怼回去。大包干的个体经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撞到了南墙还不回头呀?!
笔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想起我的一位老首长三过草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增添了我写这个命题的勇气。故事是这样的：我的那位老首长长征时是中央电台的领导，原工作在中央首长的左右，他跟一方面军首先到达陕北。到达陕北后，为团结红四方面军，中央委派他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还未过草地，这样，我的那位老首长又沿老路二过草地。到红四方面军后，他被编入西路军，随西路军执行西征任务。西路军虽然造就了气壮山河的战史，但终因战略上的错误和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最后导致失败。在西路军指挥机关失去对败散部队的指控后，向祁连山部队发出最后指示：要求他们销毁手中的电台武器，然后可自逃生路。我的那位老首长和身边的战友商讨后，认为中央北上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结伙到陕北去。这样，就发生了三过草地。在三过草地时，他们遭到马步芳匪军的追杀，伙伴也被冲散了，有的牺牲了，有的成了马匪的俘虏，唯有老首长因病倒在隐蔽处而躲过敌人的追杀。最后，他在藏族群众的帮助下，以讨饭人的身份历尽艰辛，三过草地，最后又回到陕北。我的这位老首长两走回头路，因重走回头路才获得新生，1955年授衔将军。由此可见，走回头路不一定都是错误倒退的，应当说迷途知返也是光明的行为。
再说重走集体经济的回头路。
现实充分表明，大包干个体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严重的“新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我们看到，当前的农村，因农业投入大收入低，八0后的农村青壮年为了致富大批地从农村涌向城市，发生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转移，在城市出现农民工大军，而农村不少地方却变成了空心巢留守村，这就是形象所说的空心化。因为这个大转移发生了农村年轻人不愿种田和土地大面积撂荒，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随着分田到户，大块土地形成巴掌田导致耕地碎片化，这种状况与农业机械化大生产、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发生尖锐的矛盾，致使国家出台的许多政策如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遇道不少的干扰与阻碍，严重掣肘了现代化农村建设的步伐。随着社队集体企业的解体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有一部分人是富拉起来，一般群众的生活也水涨船高;但因种田收入与经商办企业的收入不成比例，农村贫富差距拉大，形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以种田为生的农民贫困化有增无减，并成扩大化的趋势，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加，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农业私有化的发展，农村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受到极大的削弱。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根绝的封建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又死灰复燃，使许多农民重新处于受剥削和受制于人的地位。一切向钱看和实现个人富裕成了人们的最高追求，在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几乎荡然无存。因发生新的两极分化，在广大农民中发生了“社会主义还能救中国吗”的信仰危机，致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受到影响。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出现两极分化和剥削，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失败了。在面对新三农问题发生上述问题时，他又说，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振兴集体经济，这是改革要进行的第二次飞跃，小平所讲的第二次飞跃实际就是重走回头路的意思。
再看看已经走了集体经济回头路的典型，就没有理由再指责这种回头路了。这方面的典型很多，我们仅以河南的南街村和贵州的塘约村就够了。南街村是当年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时粮食产量已经过千斤，社办企业也有很好的发展，但在责任制风潮下还是改了制，企业包给个人，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但没过多久老百姓不干了，因为收入不增反降了。在村党支部的组织下，南街村又重返集体经济。现在的南街村工业农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各取所需的要求，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村。贵州的塘约村和南街村略有不同，他们的条件差一些。塘约村占地面积5.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862亩，全村不足4000人，集体经济不发达。实行家庭责任制以后，全村青壮劳力为致富和解决温饱问题纷纷赴沿海城市打工，打工人数最高时达村民的三分之二，一时间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到2010年，随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激烈，打工收入越来越少，外出打工的又陆续返乡，2014年塘约村人均收入只有3000元。这年，两场洪灾把塘约村洗劫一空。面对一家一户无法战胜的困难，塘约村的共产党员带头，又重新办起金土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国家贷款120万元重回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以“三权”促“三变”的经营理念，探索新形势下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即用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分置的办法，促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转变。经过三个转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程度,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生产存在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使塘约村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仅仅两年，塘约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6年的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000元提高到202145元，2016年实现了从二类贫困村到“小康示范村”的华丽嬗变。这就是中国作家王宏甲笔下的《塘约道路》，塘约道路就是集体化道路。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和走什么路的问题。资本主义实行的是私有制，走的是个人奋斗的道路;社会主义实行的公有制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天经地义的事。这里不存在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问题。重走集体经济的回头路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方向是正确的，因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不要怕人喝阻，要勇敢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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