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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小岗村的历史地位

2021-02-23 16:23:3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方进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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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以来第十八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刚下达,就有人在“今日头条”贴文《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2021-02-20 12:36:18)(以下简称《小岗村的历史地位》)文章落款是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胜文。此文闭门造车胡言乱语,本想一笑置之,可是作者略有身份,有几个问题不跟他讨教一番,实在于心不忍。

  一、小岗分田到户的模式把中国农业引向衰败

  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学大寨”比较,当今中国农村,除了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塘约村等一批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乡村外,其它分田到户的村庄,都出现了土地抛荒,百业刁潎的衰败现象,“美丽乡村”成为一句空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梁鸿,分别于2008年、2009年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该作品选摘《梁庄》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颁发的“非虚构作品奖”,同时获评《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刊发时改题目为《河南梁庄:中国乡村走向死亡的一个普通标本》(2011年07月13日08:34)《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集中在2010年上半年,中间有段时间梁鸿写不下去了,她在书中坦言“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乡村走的是一条死路?难道中国的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吗?身处强大的现代化旋涡当中,乡土的中国在逐渐终结吗?出路到底在何方?”

  七年后,凤凰网也刊文惊呼《中国最大的危机并不是房地产,而是慢慢走向死亡的农村!》(2018年06月22日 08:49)直面推行小岗村分田到户模式后,中国农村正在“慢慢走向死亡”。作者感叹:“我经常在想,我们农村是否可以还原60、70年代的辉煌,当时,城市青年人都在呐喊:‘走,到农村去,农村是片广阔的天地。’确实,那时我村与全国农村一样,到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完全原生态景象。但现在恐怕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现实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成‘空心化’”。

  湖南大学一位老教授回老家过春节后,用一首五言叙事诗《 田荒不见种田人》(来源:2020年微信)写出当今农村衰败景象,堪比杜甫《石壕吏》。全诗抄录如下:

  过年回乡村,归来泪满巾;

  田荒藏野兔,不见种田人。

  难寻儿时伴,多见老少孙。

  青壮搓麻将,翁妪带幼孙。

  儿童多留守,未见爹娘亲。

  偶见两书生,手机玩不停。

  蓝天依旧在,碧水无处寻。

  乡音虽未改,面容已陌生。

  红砖碧瓦青,豪宅空无人。

  父母今尤在,病痛缠枯身。

  儿女回故里,盛待如上宾。

  偷拭双流泪,强忍哽咽声。

  辞别送村口,嘱托一声声。

  袋箱已塞满,全是故乡情。

  深吸清新气,奔向雾霾城。

  穿的化纤衣,吃的转基因。

  异乡难留心,家乡难留人。

  生计迫无奈,年年乡愁情。

  十八年来,党中央每年发出一号文件力挽农村颓势,县级及以下各级政府认真执行落实了吗?可有哪一个领导干部深入农村抓典型?某地连年大旱,没有见过一个领导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察看灾情、领导村民抗旱,却热衷于在会场和办公室夸夸其谈。说透了,农村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农业衰败现象无法根本改变。

  二、把包产到户甩锅给毛主席太荒唐

  中国小农经济已经延续两千多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土地占有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和革命基点村曾经尝试对小农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1935年7、8月间,中共闽中特委黄孝敏、陈秉奎、余长钺等领导人,在福清县东门外塘头村建立联络点,就发动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既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又组织起28人组成的地下游击队。(原上海中华烟厂党委书记俞洪庆《我的回忆录》1955年写于上海市委党校)

  《小岗村的历史地位》为了论证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在第一节就引用毛泽东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牛头不对马嘴地把分田到户的屎盆子,扯到开国领袖头上。

  新中国土改结束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立即领导全国农民开始农业合作化进程。从1951年9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到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同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毛泽东主席是农业集体化的领导者、推动者。

  毛主席又是农业集体化的捍卫者、维护者。1956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2年9月27日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都始终不渝地完善发展集体经济。毛泽东主席多次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三自一包”。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重上井岗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乌有之乡《岳青山 :韩长赋的美丽神话与毛泽东的传世箴言》2017年11月24日)

  《小岗村的历史地位》还引用某专家抹黑毛泽东时代的“资料”,称:到1976年为止,“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其中1976年农村口粮比1957年人均减少4斤;1977年全国人平均口粮有1.4亿人在300斤以下,明显处于半饥饿状态;到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占全国总数的29.5%的139万个生产队年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显然,作者以此作为人民公社必须解散、小岗分田到户模式必须推行的理据。

  但是,《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一次公开数字却大相径庭:“文革”时期,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质投入继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197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年底余额总计为200.9亿元,与1965年相比增长50.8%。十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24.5%。1976年粮食产量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事实证明,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农村、农业一直健康发展,没有必要推倒再来而“一夜回到解放前”。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裴宜理,也对荒谬的“文革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谬论义愤填膺。她质问:“看看华西村和南街村吧,再看看小岗村。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历程,谁是谁非,我相信100%的人都明白。比比大寨人至今还受到的敬佩和尊重,看看小岗村一直遭受的质疑,历史会证明一切的。”(《哈佛诺奖得主仗义直言:中国的家底,全是毛泽东打下的!》2017年12-03)

  三、小岗村分田到户被当事人彻底否定

  无疑,“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当事人是小岗村按手印的18个农民及其支持者上级党委领导。多年后,所有当事人都幡然醒悟,悔不当初。

  2009年,中共安徽省委主办的《党的生活》笫六期发表文章《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和困惑》,披露了原小岗村党支部书记、大包干带头人的心路历程。

  文章说,严俊昌坦陈: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点钱了,但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姶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我那几年一年得到的津贴有1000多块,都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

  严俊昌说: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缚住了手脚,根本迈不开步子!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严俊昌还说,为了保住小岗村这面改革开放的成果,尽管上级各级政府每年都给予了小岗村大力的扶持,村里的柏油路、村民家里的电视甚至村里的门头牌坊都是政府修建的,但小岗村依然贫穷,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和坚持走毛主席路线的南街村、华西村等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岗村领导也多次赴南街村学习经验,但奈何人心已散,无力回天!

  2016年12月10日,中国将军政要网《小岗村带头人肠子悔青了》,也以当事人严俊昌的亲身体验,控诉了推行小岗村包产到户,全面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解散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的严重危害。文章的小标题是:

  一、农业生产力整体上明显下降

  1、水利设施损毁严重

  2、土地肥力不断下降

  3、农业生产完全丧失管理协调

  二、农村集体经济荡然无存

  1、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

  2、乡镇企业衰落夭折

  3、集体事业全面衰落

  三、农村贫困现象有增无减

  四、农业机械化进程严重受阻

  五、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倒退

  《小岗村带头人肠子悔青了》文章指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少数村庄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有其权宜性,但总体上推倒农村集体经济明显是错误的。它既在整体上削弱了农业生产力,又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还使我们丧失了在农村推进集体化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即使在少数不适应集体化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包产到户所蕴藏的那点潜力早已释放干净,要走出新的困境,都需要面临如何重新集体化的问题。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被誉为“新时期大寨”的贵州省塘约村,在分田到户后,2014年遭遇特大洪灾,田地和家园被冲毁,村党支部断然回归集体化道路,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权、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同确”,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把承包到户的责任田通过自愿入股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村集体统一经营。仅仅短短两年时间,塘约村就从省级二类贫困村,2016年蜕变为小康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30元,村集体收入达202.45万元。2017年4月,安微省委组织部派人到塘约村参观取经。小岗村终于在国家财政和外来投资的帮助下,走塘约道路,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单干农民变身为公司股东,每年都获得分红。今年2月3日,小岗村迎来第四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作为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股东,小岗村村民每人喜提600元“红包”。小岗村“迷途知返”,体现了我们党的纠错能力。

  四、结论

  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仅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地区、特定的人群中,有其权宜性或者合理性,在有限范围内具有积极作用。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既违背了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又把我国农业引向衰败,在党史中它就是个反面教材,毫无地位可言。在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塘约村等一批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村庄面前,不论干群精神风貌,还是经营水准、经济总量,都相差甚远,不足一提。

  关联阅读:《审视小岗村与至今仍走集体化道路的华西、南街等十个村庄》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6-04-26/112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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