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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广俊:扶贫攻坚看毕节,乡村振兴学烟台

2021-04-22 09:37:2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智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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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约道路”核心经验是:在党支部坚强领导下,把村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塘约村点燃的星星之火撒向全国农村大地,在贵州省毕节市和山东省烟台市两地形成燎原之势。毕节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扶贫攻坚创造了辉煌战绩,2020年,全市7个贫困县,1981个贫困村,115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毕节有19人、15个集体受到表彰,成为全国受表彰数量最多的地级市。烟台市是全国苹果樱桃主产区,经营好的果园一亩纯利润可以达到万元以上。烟台是全国农业比较发达、农民比较富裕的地方。一贫一富两个地区依靠党支部的领导,把村民组织起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实现的乡村振兴的方向和路径。

  毕节地处乌蒙山区,没有平原,境内属于喀山地貌,地里留不住水、留不住土,庄稼长不好。这里是46个民族聚集的地方。包产到户后,虽然这里的村民摆脱了大集体组织的束缚,很多人走出了大山,走上了打工创业致富路。留在村里的人生产积极性也很高,但家庭小生产自顾自的恶果也显现出来了,很多村寨山林里的树被砍光了,乱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原有的水利设施也遭到废弃破坏,党的基层组织无所作为,村民集体观念荡然无存,世风日下,甚至一个村的人见了面也不说话,人口生育失控,村民越穷越多生育,生态、生产和人口陷于恶性循环,毕节山区成为了不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了。

  周建琨原是安顺市委书记,是他亲自扶持培养了塘约村这个典型。他调到毕节市任市委书记后,面临着更为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周建琨与市委一班人市委提出了“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的总体战略。抓党建,抓组织群众,成为了毕节市两项基础性的工作。

  穷地方有些能耐的人都到外地干事谋生去了,脱贫攻坚战的干部从哪里来?毕节市委采取了超常规的措施,全市半数机关干部下沉到农村扶贫第一线,每个党政机关单位和大型企业都包扶一个贫困村,签订包扶脱贫责任状。每个下派机关选派一个得力干部任职驻村第一书记,每个贫困村常年住有包扶干部,同时培养引进青年人才进党支部班子里,加强每个村党支部的建设。每个行政村都建有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吸引村民自愿参加。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党支部就没有组织动员村民的资源,没有财力开展为村民服务的能力。党支部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开发新的产业,走向社会大市场,让农民在新产业中受益。下面列举两个成功的案例。

  一个是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箐口村,该村海拔1500米,全是山旱地,山地日照时间只有4个多小时,种植玉米等庄稼长不好,村民过着苦日子。该村出了一个大学生叫张凌,在城里办企业挣了钱,他忘不掉家乡父老对自己进城念书给与的帮助,想帮家乡父老脱贫致富。张凌认为“什么是穷村,一是人没有组织起来,二是产业没有标准,三是精神没有焕发。”他选准一个猕猴桃种植项目,回村成立了“新梦想种植合作社”,吸收了32户村民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3年后,猕猴桃挂果了,当年产量4.2万斤,4天全卖光了,每户分到5600元。猕猴桃适应短日照阴湿环境下生长,寿命长达80多年,初期每棵树挂果10斤,几年后进入丰产期,可挂果100多斤,村民凭猕猴桃新产业,走向了集体组织起来的致富路。张凌也获得了党组织和村民的信任,他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被选为村主任。带领村民将箐口村办成了一个塘约式的村庄。

  大方县政府推广箐口村种植猕猴桃的经验,全县发展种植了10万亩猕猴桃。大方县猕猴桃种植,不是村民单家独户干,而是将村民组织起来一起干,村有合作社,乡镇有合作联社,10个乡镇成立了猕猴桃产业联合体,联合体还成立了县猕猴桃产业总公司,张凌出任总公司经理。大方县县管总,乡管片,村管干。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村民在新的产业链条上受益致富。

  另一个是威宁县,该县是贵州省海拔最高的县,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建档立卡贫困户73001户345577人。该县创新一个叫作“十户一体”的村民自治组织。十户一体是根据山区从山底到山顶,在不同地理地带居住的村民来组织的,十户只是一个约数,户数有多有少。十户一体,抱团发展。党带群,强带弱,富带贫。小事在十户一体内清零,急事在自管委内化解,难事在村委会解决。党委领导下的三级自治。威宁县组建了2.41万个十户一体。威宁县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发展了40万亩山地露天蔬菜,蔬菜品质比大棚蔬菜高出了许多,冷凉绿色蔬菜享誉全国。威宁现在是中国西南最大的蔬菜产业基地,每天发运各种蔬菜八九千吨,销往全国,远销国外阿联酋、法国、德国、加拿大。同时发展起来跑山鸡,快乐母鸡下的绿皮蛋在市场上也十分畅销。

  扶贫中吸引利用外地资金、技术和市场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一条是自身要有内生动力,有党支部领导下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做依靠。那种鼓吹让农民把土地全流转到资本手中,靠吃每亩土地几十块上百块土地流转费就像想解决贫困问题,是根本不靠谱的,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控制,就失去发展的希望。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贫困地区的农民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烟台市虽然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依然面临着发展的问题。苹果树寿命一般来说也就是三十多年,烟台苹果树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栽下来的,已经到了大规模更新换代阶段,而新栽一亩高标准的果园,成本费高达3万多元,而且现代化果园都是规模经营,每家三五亩地根本无法建成高标准果园。新栽苹果4年后才挂果,前期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农户普遍难以更新果园。烟台市是革命老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素质较高。但是依然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等突出问题。由于村集体普遍处于经济空壳状态,党的领导和基层治理也近于“空壳”,果业更新换代难以推进。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作为,以抓农村党建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发展,打出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旗号,走出了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烟台市委组织部于涛部长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乡村振兴千头万绪,但“牛鼻子”是组织振兴。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揽子、系统性地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的总抓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烟台市乡村振兴工作是以加强建设村党支部为突破口,创新提出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动员组织团结农民群众的功能,各级组织部门起到了主力军作用。

  烟台农民合作社与其他地区合作社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和入社村民利益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职务,体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是因为,在合作社里,最主要的财产是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在村集体,而国家现行政策,不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村党支部代表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管理权合情合理。同时,村民承包地入股合作社后通过重新整理土地,去掉地埂后一般可以增加10%以上的面积,增加的面积就以集体财产入股了合作社,村里没有分掉的荒山、道路、水源等资源也折算成股份加入了合作社,上级政府投资农村农业的一些项目资金也进入村集体账户,因此,合作社里村集体本身就是大股东,烟台村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实行的一肩挑,大股东出任理事长也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规范。在具体经营模式上,各地村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地制宜,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是行政村独立经营,有的是村企联营,有的是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经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像合资公司经营一样,将农村集体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村民承包权结合在一起,将两权落实到实处,成为了类似于股东角色,合作社或者村企联营公司类似于企业经理经营团队,各司其职,各司其责。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17年搞了11个试点,2018年在百村示范,2019年在千村覆盖,截止2020年8月,烟台建成了2779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42%,开创性实现了在一个地市级范围普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

  下面举一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例子。

  蓬莱市大辛店镇槐树庄行政村位于丘陵山区,地势偏远、交通闭塞,资源贫瘠。全村共有村民452户,1001口人,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4人,党员36名,耕地2000亩,村民主要收入是种杂粮栽果树。村集体没有一点收入,属于烟台市级建档贫困村。

  该村的改变是从两个年富力强的书记上任开始的。2018年,李军上任村党支部书记,蓬莱市住建局下派第一书记邹剑也来到槐树庄,两个书记并肩奋战在脱贫致富最前线。他们一上任就成立了槐念农民专业合作社。集资入股资金48万元,其中村民股39万元,村集体150亩撂荒地折价4万元,加上住建局赞助股金5万元,集体股共9万元。

  该村合作社最让人感动佩服的是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山建果园。合作社在山沟上游建了两座水库,有了水就能建果园。槐树庄的人用两年时间将一座荒山开辟出来,建成了花果园。四年后果树挂果,这座果园就能创造上千万元的收入。

  开山建果园,合作社筹集的那点资金远远是不够的,但是村党支部通过建立合作社,全村土地实现了规模化种植,有了条件争取到政府的支助农业的项目资金,2018年,他们争取回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到手项目资金86万元。2019年,争取回矮化苹果示范园建设项目,种上了11000棵优质苹果苗,市政府财政补了44万元。两项建设项目都高标准地完成了任务,通过了合格验收。

  近十几年来,政府投资“三农资金巨大,按照“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的说法,中央财政近年用于三农的转移支付,每年高达2万亿。网上查到一个数据,2019年3月11日,财政部长刘昆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今年准备安排1261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同比增长18.9%。安排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2489亿元,同比增长14.7%,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政府投资往往以项目形式来投放的。由于个体农户对接不了政府项目资金,这些扶持“三农”的资金往往落到城乡资本手中,或者落到了农村富裕村民强强联手成立的合作社手中,这种扶强不扶弱的投资做法,造成了农村中富者越富,“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等突出问题贫者越贫现象。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吸收全体村民参加,重点照顾贫困户,对接到的政府投资农业项目,就实现了人人利益均沾,共同受惠的效果,利于全村人共同致富。

  习近平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讲:“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时就明确指出: “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凭借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这两条基本经验,毕节市这个最贫困的地区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了贫困村民生存温饱和今后发展问题。烟台市这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解决了向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的问题。这两个典型很好地贯彻实践了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思想,走出了一条值得全国农村各地借鉴学习。

  备注:本文讲述的案例,来自王宏甲著《走向乡村振兴》和智广俊著《烟台经验——乡村振兴之路》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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