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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层工作推动会越来越简单粗暴?

2021-02-08 09:47:50  来源: 新乡土   作者: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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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内上下级之间没有了思想工作这个桥梁,体制与社会接触面缺少了群众工作这个纽带,体制就会失去灵魂,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至刚易折。

  ——杨华|为什么基层工作推动会越来越简单粗暴?

  一

  前段时间在建始县调研乡风民俗问题。建始县现任县委书记早在2017年底的时候,就意识到当地有些行政村乱象丛生,上访的、阻挠工程建设的、敲诈外来企业的,应有尽有,表面上的说法是民风彪悍,实质上是治理失序。后来县委书记连续下乡蹲点调研,发现整顿乡风民俗是当地社会治理的牛鼻子,通过移风易俗带动其他领域的工作提档升级。于是下达了关于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其中,“破除歪风陋习”要做的工作包括狠刹“攀比奢侈风”、“好逸恶劳风”、“缠闹炒作风”、“黄赌毒黑风”等。

  该县三道岩村所在的茅田乡从2018年起连续三年在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上有不同的工作创新。经过三年的整治,建始县包括茅田乡、三道岩村的相关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逐渐常态化。最典型的是三道岩村,该村在人情酒席上规定“三个不超过一百”,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一桌酒席不超过100元,一条香烟不超过100元。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农违背村规民约办酒席,后经说服教育认识到了错误,主动向全体村民写公开检讨信。

  茅田乡的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除了基本的人情酒席之外,还开展到了庭院净化亮化美化工程。这个庭院工程,不仅要把屋外周边环境卫生搞好,修通水渠、建花坛、摆垃圾桶、树路灯等,还对屋内设施摆设、房间衣物整理提出要求。按理来说,屋内私密空间是农民最自由、最自主的空间,一般人按自己习惯打理,反感他人干涉。西方人说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说的是国家公权力不能干预私人生活,何况最私密的房间摆设。在其他地方,地方政府改厕政策基本上都要弄出一地鸡毛,老百姓旁边看、还不满,茅田乡改造农民屋内空间,理应也会引发冲突和不满。但是事实上,该政策不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访的群众满意,执行过程也相对平静,没有发生不和谐事件。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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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去参加群众文化活动的村民

  二

  这与建始县对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工作的定位和态度有关系,即很重要、但不考核。

  该项工作是县委书记亲自推动、亲自抓的工作,属于典型的“一号工程”。县委书记重视的长期工作,一般都会定位为全县的中心工作。为了推动中心工作,就要启动监督、检查、考核和问责系统,监督部门会把该项工作定位年度专项监督事项,相关工作部门成立专门检查工作组不定期予以检查,考核部门则会将该项工作列入年度综合考核、加大分值,或者进行单项考核,分值计入综合考核。有些这些配套工作,使得领导重视的工作变成了硬任务,下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才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对待工作。

  在布置任务、完成工作过程中,布置任务的上级与承担任务的下级之间没有谈判的空间,下级不能跟上级讨价还价。无论上级布置的任务符不符合下级的实际情况,下级有没有条件完成任务,下级都要“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下级无法将意见反馈给上级,无法对任务进行调整和改进,下级必须硬着头皮、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下级表现出不积极、打折扣或态度不好,一直盯着的监督考核体系就会启动纪律程序,包括政治问责。上级为了表达重视程度,就不断地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下级因为害怕被问责、被处分,就不得不加大刚性执行的力度。这个时候,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刚硬、直接,没有弹性、融通空间。

  从层级上讲,县一级这样布置任务给乡镇一级,乡镇也这样布置任务给村一级。村一级与群众对接,它既有考核问责的压力,也拿到了县乡的尚方宝剑,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态度,就必然是刚性的、傲慢的和不讲条件的。于是乎,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也会变得相当僵化,乃至可能对立。

  然而,在茅田乡我们却没有看到僵硬的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原因就在于建始县在移风易俗中,并没有启动严格的监督考核制度。这样,一方面移风易俗工作是县委书记重视的事情,一定要着力去推动,另一方面县委书记又没有将这个事情纳入监督考核之中,那么,相关部门包括县委办、宣传部等怎么样才能把工作落实下去,推动工作落地呢?县委办要落实县委书记的具体指示,将指示变成政策,并跟踪、监督政策执行效果;宣传部具体制定政策、推动、落实政策并保证政策效果。因为没有督查室、纪委、考核办等作为工作推动的抓手,作为工作推动部门的县委办、宣传部就不仅仅是在办公室制作文件、下达任务,还必须做这么两件事:

  一是做通下级党委政府的工作,让他们意识到这不仅是县委书记重视的事情,更要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让他们思想上、认识上真正起变化,真正认为移风易俗做好了,就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其他工作。只有这样,下级党委政府才会真正将重视落实到实处,真正花功夫、花心思去推动该项工作。为此,工作推动部门就不能坐等下级来汇报工作,然后谈想法、不知任务,而必须不断地下到基层去调研、座谈、开会,做通下级的思想工作。

  二是跟下级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干部一起干活,共同推动工作开展。在一些具有带动性、影响性、典型性的工作项目上,工作推动部门还必须亲自跟乡村两级工作人员一起想办法、出点子,乃至亲自干活。这样才能调动下面的人的积极性、热情,促使他们思想发生转变。上级部门都亲自下来干活了,下面的领导干部哪还有不重视、不积极的。

  对于乡镇一级来说,它的工作要落实到村一级,就必须调动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村一级是自治单位,村组干部要调动起来,花的功夫和精力要比县一级调动乡镇一级还要大。负责移风易俗的是乡镇宣传委员,他给各村支部书记下命令不是不可以,但是村支书听不听是另一回事。为此,他及他的团队就必须亲力亲为,到各村跑,往村组干部家里跑,跟村干部交心、交朋友,让他们的认识到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共同讨论怎么把工作开展下去,以使村干部自觉地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不仅要召开村组干部会议,还要组织召开板凳会、院坝会、屋场会等,把思想工作做到群众中去。在工作推进华中,还要不断地下到农户家去看、去指导,听群众的意见和想法,村干部看到镇干部这么卖力,他们不卖力也就不好意思了;群众看到镇干部都来了多少次,足见国家很重视,事情很重要,对群众很有利,思想不通也慢慢地想通了,跟着做了。

  接下来,虽然村干部意识到这件事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没有雷霆手段,不能吓唬农民说这是上面政治任务、不做也得做。于是他们也就必须做通群众的工作。群众工作,无非是放下身段,深入群众之中,跟群众交朋友、讲感情,把道理讲通,同时也了解群众的想法、困难和意见。移风易俗等都是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工作并不难做通,关键是要做细、做精、做到位。群众思想通了,认识到位了,自然就会主动配合工作,还可能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

  三

  在茅田乡移风易俗案例中,有没有监督考核很重要,上下级关系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其一,有监督考核,工作推动部门就有钦差、有尚方宝剑,对待下级就不会那么客气,下级思想通不通都得做。所谓“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说的就是这种刚性条件下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就比较僵硬、刚性,下级没有还价、反馈的空间,任务、政策得不到调整,适应性打折扣。

  其二,没有监督考核,中心工作既是工作推动部门的工作任务,也是下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任务,他们双方必须配合起来任务完成,否则双方都有责任。如此,工作推动部门就必须放下身段,多与下级协调沟通,做通下级的思想工作,让下级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主动开展工作。这种上下级关系相对具有柔性和弹性,相互间具有一定的协商空间,下级的意见和实际情况能够得到充分地反馈,任务、政策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因而适应性较强。

  四

  在工作重要但不考核的前提下,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就变得重要,前者是体制内上下级的沟通机制,后者是体制与社会即干群的沟通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除了有强大的组织体系,可以将工作任务贯彻到底之外,还有两大优势:

  一是思想工作,组织体系内的上下级关系看似僵硬、不讲条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其实上下级之间不仅仅是“命令—服从”的关系,还有做思想工作的关系。上级布置任务后,不是强制下级执行,而是在下级思想不通、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下,通过面对面(多次)沟通意见、相互交流想法的方式,使上级的意志变成下级的想法,下级思想通了,就一通百通。思想不通,下级带着一股气或思想包袱工作,工作就干不好。在讲道理、摆事实的过程中,加深了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沟通和联系。上下级关系也就不那么僵硬死板,而是带有情感色彩。

  二是群众工作。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通过做群众工作,将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理解、支持和参与自己的工作。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也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反馈群众意见,调整任务、政策,使之更符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也与群众建立鱼水情。

  五

  恩施州宣传部副部长曾在乡镇工作过数年,他详细讲了他们那时收粮派款的经验。他说要想收上粮食、完成工作任务,就得与村支书建立感情,一起喝酒是关键。因为收粮派款是乡镇工作人员的工作,村干部只是配合,不是他的分内事情,更没有像现在一样的考核机制。副部长说,在村支书家只要酒一喝,支书就会让你在家休息一下、醒一下酒,他出去转一个上午,回来粮食就收了三分之一。村支书的做法是到个小组家走一圈,让小组长去做群众工作。如果你跟支书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只要你一到村支书家,支书没等你开口就自己垫钱把村里的税费给交了。但是如果你跟村支书关系不好,不接地气,装清高,村支书就会带你到各农户家转一圈,一个上午下来收不到两三家。村支书这一行为只是完成分内工作,引路,他是不去做工作的,乡镇干部做工作人家农户肯定不给面子。

  还有一个案例是,志军做增减挂钩的工作。这是给乡镇赚钱的工作,党委书记很重视,但又无法通过给村干部考核来督促村干部做这项工作。于是党委书记将该项工作交给了自己提拔上来的、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志军。这项工作跟分管的工作不搭边,他没法动员分管站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做村支书工作,只能单打独斗。他首先是去做自己所住三个村的村支书的工作,相互之间工作时间长、感情好,很容易做通工作,三个支书都很配合,主动去做群众工作,把工作做在全乡镇前头。志军在以这几个村为榜样去做其他村支书的工作,虽然其他村的工作没有那么好做,但是他只有多下村去,与村支书沟通,都会或多或少做下来。于是,在他一个人的努力下,有两年时间每年给乡镇创收一百多万元。

  以上两个案例中的工作任务,都是重要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很重视,工作需要乡镇来做或配合,但都没有列入乡镇对村级的考核范畴。于是,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就得怀揣重要任务去做村支书(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再由村支书去做农民的群众工作。

  六

  无论是做思想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是细致耐心的工作,既需要情感投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跟下级交心交流,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次数要多、方法还要对。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激发的是下级的主体性,让他们认识、思想、乃至感情起变化,产生工作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才积极主动、心悦诚服、任劳任怨地去干工作,在工作中才会有创造性和获得感。

  十八大以后,体制内的监督、检查、考核、问责体系不断建立,从中央来讲是为了规范地方和基层的行为,构建规则之治;从工作具体推动部门来讲,则是为了强化工作的推动力度,使工作更好地落地。党政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督查考核的范畴,以此提高下级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党委政府则拉纪委、巡视(察)组进具体工作领导小组,类似用枪指着下级的头让他们干活。到县一级党委政府,更多地是考虑工作的推动。

  监督考核体系建立起来后,基层推动工作的手段就更多了,用起来也更方便,那么,啰嗦、耗时的思想工作也就不再必要,或者逐渐减少。到乡村两级,干部有压力和尚方宝剑,做群众工作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农民思想通不通都得按要求办。

  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是体制的灵魂。思想工作疏通体制,使得体制有血、有肉、有温情,不那么刚性、死板、公事公办。群众工作则让体制与群众接触时不那么生硬,而是鱼水交融。

  当思想工作、群众工作退却后,体制就只有规则、制度和工作关系,上级对下级只有布置任务和下达要求,而缺乏对下级的关心和关爱,下级对上级也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要把工作干好。干群关系也变化,在干部这边,纯粹是为了完成工作;在群众这边,则思想不通,就觉得不关自己的事,于是普遍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干部干了群众还不满意。干部为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很容易把工作做成形式主义。

  七

  “监督考核”和“思想(群众)工作”,是推动工作的两种不同的机制。“监督考核”来得方便、直接了当,节省上级的时间、精力、注意力等资源,效果也立竿见影,因此上级使用该方式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工作越来越简单粗暴的原因。

  “思想(群众)工作”需要花费上级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上级的工作越来越多,没有时间、精力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且每项工作的时间期限越来越短,根本没留下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的时间。受访的村支书介绍说,某老村干部做群众工作非常细致、到位、有经验,基本不留后遗症,上下都满意,过去这种方式很凑效;但已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因为等他做通群众工作,早过了上级规定的工作期限。所以,许多工作也就不再通过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来完成。

  以上的逻辑是,体制内的工作任务越重、要求越高、时间越紧,思想(群众)工作越难以实施,上级就越依赖于“监督考核”来推动工作,下级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就越可能加大监督考核的力度,“思想(群众)工作”越没有空间,工作也就越依赖于“监督考核”,由此形成负反馈。

  体制内上下级之间没有了思想工作这个桥梁,体制与社会接触面缺少了群众工作这个纽带,体制就会失去灵魂,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至刚易折。

  2021年1月30日上午于武大社会学院3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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