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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往事

2020-06-21 15:40:2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柯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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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庆七十周年大庆的氛围下,我的祖居之村的一些有心人发起组织凑钱举行了首次重阳节老人聚会。据说在聚会中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了句让人感慨万千又令人心酸的话“好几十年村里没有这么热闹了”。对于这些曾经的“公社社员”而言,1984年前在集体化时代天天都生产劳作在一起,那是何等的激情。但自“一刀切”地包产到户后,他(她)们各自忙于自家的生计,虽说还是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也难得再聚在一起;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及物价疯涨,这些已经成为“自由的可雇佣的”廉价劳动力为了应付日益提高的生活成本(主要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及“现钱”,纷纷背井离乡去打工而成为所谓的“农民工”,相聚一堂更难了!这也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已在二岁到十二岁的1962至1972年的十年农村生活经历。

  我的祖居之村位于长江入赣第一县的瑞昌,离1858年因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而“被开放”的九江仅九十公里之处(以弯曲的公路的里程计)的山间小盆地里。在记忆中村中心是一排队屋,屋前是晒谷场,生产队的很多农事等都在此进行,晚上这里基本上是村子里孩子们的遊乐场。我清楚地记得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社员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有柴刀、镰刀、锄头、角锄、犁、钯、手摇风车、石碾、打谷斗、林杖(脱粒用的竹拍子)、木制手摇抽水车、推拉石磨盘、脚踏石碓、晒物用竹制圆排及绳编长竹排等等。众所周知,我国是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儒家“大同”思想出现也已有三千多年,自从人类有了国家可以说就处于“精英治国”模式下!而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后百余年间中国是“开放”的!也经历了近年被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吹的“天上少有地上无双”的民国蒋介石“十年经济建设运动(1927—1936年)”。但《瑞昌县志》1990年版载:时至1949年当地解放时,全县无工业(工厂)无电力只有一些手工作坊;仅有数个床位十几个医护人员的一家卫生院;数百个学生的初中学校一所;一条由东向南的沙土公路且久不通车;无水利设施(水库、水电站等);一些私营商铺。离通商口岸九江只有三十余公里的县城尚且如此“原始”。群山之中的我的祖居之村所在区域更可称之为“封闭而原始”了。为什么会如此?!可以说五十年前的社会生产力之“落后”是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村子里(生产队)生产工具发生了变化,机械化出现了,脚踏滚桶脱粒机取代打谷斗和“林杖”及石碾;手扶拖拉机(本地人叫它“铁牛”)与牛耕并驾齐驱且兼运输;人工插秧机解放了一部分人力。1971年村子里购进了一台火力发电机,成为周围四个公社第一个用电的“富裕村”,电动脱粒、机米、磨粉、照明等!在这期间兴修了水利设施(水库、灌溉沟渠)、修筑了机耕道并平整田地,农田水利建设并进。增加地力,广施农家肥,开始使用化肥农药。

  由于解放前长期的封建地主剥削压迫、西方列强百余年的掠夺、战乱及蒋介石败逃台湾时的席卷而去,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敌视封锁包围,基础设施基本上为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没有受教育权和医疗权,“一穷二白”当然并不是说“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我比喻为一个刚经历浩劫又大病未愈且被强制戴上枷锁(指美国为首西方的敌视封锁包围)的新生儿,她的建设完全开始于人力加少量畜力及不足百分之十的机械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要想出成果,只有靠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才行!应该说建国前期走集体化道路不仅是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自古以来“军屯”特别是抗战时延安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精神的“创新”。晚近四十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公知”往往用“包产到户”后八十年代连续几年的农业大丰收去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殊不知(实际上是选择性忘记)这种丰收百分之八十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红利”:五六十年代出生且基本上受过一定的教育的人成长为劳动力(可以说还是主力军,往往兄弟几个甚至还未成家)、水利设施建设的逐步建成、地力培养进入“成熟期”、毛泽东主席“一大片”外交政策硕果累累: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化肥进口、农业机械化的实行(每个县都有拖拉机厂和农机公司及供销合作社)等等!有人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话表面似乎是那么回事,但总让人有偷梁换柱之感!马恩列斯毛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和发展者们正因认识到由于受压迫剥削而相对贫穷的工人农民所以才要以社会主义去改变之!我们的大人就从未说过不如解放前!相比而言,对于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出身于地主资本家或本就是官员而建国后是政府高官或留用的官员而言,毛泽东时代的确可称“清贫”!因为他们不能象解放前的千百年的达官贵人们那样过“金玉满堂”的“人上人”的醉生梦死的“富贵”日子!有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说建国初期那样原始的生产力,那怕放在今时今日有谁能让一个已破产或刚被火烧了个精光的“负户”在短期再成千亿“富户”呢。近年我也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统治者(尤其是私有制)在建立了基于集体化的国家政府军队等国家机器后不能象“军屯”一样把农户也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工商业进入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后实行工厂公司集团化,却又反对甚至说是害怕集体化尤其是象苏联、新中国这样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呢!其实我认为有些人深知抗战时期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建设兵团改变新疆面貌、东北北大荒之所以变粮仓等等的巨大作用的。

  我们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住在六十年代初建的外壳砖瓦内部土坯的当地传统的八厢房中间是堂屋外带半边作为厨房饭堂的厦里,村子里其他的家庭也大多是住在建于同期前后的类似房子里,旁边则建有猪圈、厕所,那时如厕后基本上是用小树枝擦庇庇。记得我四五岁时家家都有自留地种菜、薯等,小孩子要在那里驱赶鸟儿。每家要养二三头猪,一头过年杀了吃和熏腊肉,这样一年实际上是能有肉吃的,当然不可能象现在一些人每天三歺离不开肉。另外的则送到公社食品站换成“现钱”家用。小孩子平时则要扯“猪草”用来喂猪。此外家家还养有鸡鸭。养猪鸡鸭使得那时基本上没有厨余垃圾,菜的根叶基本上都是煮成猪食,而它们的粪便则是上好的农家肥!下雨天是我和哥哥很高兴的时候,屋后有条水沟,这时我哥俩就会戴上斗笠穿上蓑衣,拿着“竹豪”(象广口的瓷瓶一样的竹编玩意儿)堵在沟里,过段时间取出里面就有小鱼虾等,这样就可以改善伙食了。油纸伞在当时还是奢侈品,铁骨布伞是六十年代末才出现在当地,后来还有军式雨衣也出现在当地。小孩子基本上五岁左右就得上山去砍柴,那时家家都是大小两种柴灶,柴的需求量很大,故而尽管村后就是山,但基本上也要到老远的地方才能砍到柴,那时大人小孩干活都穿“草鞋”,解放牌胶鞋也算奢侈品。冬天里会有长统棉纱袜穿,但大家都是把新买的袜子底部剪开再缝上旧布头纳的袜底,这样一双袜子就可以用好几年。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千百年里没有水利基础设施,所以田地间隔一段距离会有一囗方塘,用于蓄水灌溉,夏天也是小孩子的好去处,里面还有一些野生鱼。我在农村生活期间,上山砍过柴、下水摸过鱼、上树掏过鸟、自留地翻过薯赶过鸟择过菜、田里拔过草插过秧割过稻,捉过青蛙乌龟黄鳝,还要照顾(带)妹妹,生火煮饭洗好菜……

  那时每家的碗里都刻了字,这是因为那家办喜事时会请某家负责某桌的碗筷,这样就可避免出错。是焗碗师傅刻的,那时锅碗破了都会等他来修补。公社里还有流动理发师定期到各生产队理发。

  晚上的照明,记忆中大约六十年代中期吧,还是油灯,小碟子里装上油(食用油)放上灯芯草。后来则用上了煤油灯、气死风的马灯。七十年代则是电灯照明了。

  现在有句广为人知的话“扶贫先扶智”。其实这放在解放初最好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开展了工农大众的脱盲教育,开始全民普遍教育,城乡普遍建立中小学校,千百年来普通农家子弟都能就近上学了。我父母解放前都未上学受过教育,而生长在新中国的哥哥和我都是八九岁时入的学,那时在当地农村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上学,所以1972年全家迁到县城就读时我与同班同学相差三四岁当然我还不是班上最高龄的。我当时上的是公社的一所中心小学,有好几个村子的孩子在一起就读。离村子大约三里路,上学放学都是数十个人,可谓浩浩荡荡。公社还有一所中学,初高中都有。

  那时头痛脑热会首先找村(队)里的赤脚医生,土法(中医)医疗也很有效果,刮痧就是其中一种,还有中药膏药等。我想说当年的绝大多数赤脚医生绝不是当今某部电视剧中那位大病小病只会开止痛片的“止痛片”!当时公社卫生院就在我们村,有十几个医生,大病基本上就去那里了。

  总之,毛泽东时代最基本的情况是﹕建设开始于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无资金、生产力落后且原始、劳动力少、孩子多、国民普遍教育和医疗刚刚起步!

  虽然由于当时还小,看到的也许是表面,但记忆深刻!很想把当年真实的社会状况留与后世研究者。

  2020年于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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