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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推动农村土地流转须谨慎

2020-03-14 15:31:00  来源: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作者: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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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远方的贫穷》、《城市的贫困》中分析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人口从农业生产中闲置下来,称为工业或服务业从业者。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兼并,城市获得廉价劳动力,城市房租上涨,农村与城市财富集中,大批农村和城市贫民经济无法自足,必然加大对农村地主、城市资本家和社区有活力的“公益人士”的依附,往往存在巨大的经济利润、政治利益,与之相伴的是大部分农村人口放弃农业,进入城市,陷入贫困。

  远方的贫穷——聊聊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及其他(上)

  城市的贫困——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及其他(中)

  城市化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也存在。

  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单位劳动力可以生产的农产品数量增加了,农业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自然有大批劳动力闲置出来。

  从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引进大化肥项目,1970年代末大化肥项目纷纷达产,农业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工业化进程加快,1980年代农业机械不断廉价以来,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被大量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粮食不断丰收,需要的劳动力不断下降。

  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务工,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拉动力。

  就我所知,沿海发动机省份,在工厂里日夜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省人。本省人的主要工作一是开公司组织生产,二是出租厂房收地租,三是从事各种相对高端的服务业,四是各种金融活动。

  一方面由于农业迅速发展,亩产不断提升;一方面由于工业发展,工资收入上升;一方面由于国家坐庄粮食市场,高抛低收;一方面由于美国大肆补贴农业,国际粮价低迷。

  一家10-20亩土地收获的粮食利润,远远比不了打工的收入。

  免除农业税以后,农民再也没有强制性种粮的必要。

  于是虽然有耕地上限,但是土地撂荒、转租、种树、种植经济作物越来越普遍。个别散户种一些粮食,也是自己吃的口粮。

  有些地区,因为粮价低,种粮成本高,连口粮都不种。沿海地区想方设法变农业用地为建设用地,盖别墅、盖商城、盖厂房。内陆地区则干脆撂荒。

  粮食生产的隐患越来越大,粮食安全日益成为问题。

  为此,国家出台了粮食补贴,以玉米为例,每公顷土地,只要种玉米就补贴3000-4000元。

  中国有18亿亩耕地,1公顷合15亩,一共1.2亿公顷。以每公顷补贴3000-4000元计算,每年的补贴大约4000-5000亿。现实之中,未必达到这个数量,毕竟不是所有农民都种玉米,也不是所有耕地都种玉米,其他粮食作物的补贴未必和玉米相同。

  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

  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收入太低,一家一户10-20亩地,不值得购买农业专门机械,就出现了购买专业化农业机械的农业工作者,比如稻客和麦客。

  当年劳动力密集时代,中国也有稻客和麦客,农忙时节,带着镰刀和农具,帮人收割粮食,收取一定佣金或粮食。这些人之中,没有土地的,属于雇农。

  现在,稻客和麦客都购置了专门的设备,由南到北,谈好价钱,翻地播种。播种差不多了,再开回来,这次是用联合收割机,由南到北,一路收割。散户农民出地,出钱,稻客、麦客出力,出设备,农民获得粮食,稻客、麦客获得现金。

  由于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有些地区出现了专门的种粮大户。这些人或者从农民手中长期转包土地,或者从国有农村承包土地,少者100亩,多者上1000亩,一般拥有自己的农业机械,大规模单一种植某一种作物。

  由于规模化经营,种粮大户的利润较高。但是,投入也大。农业机械基本没有租赁和二手市场,贷款购买,用废为止。

  种粮大户,属于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毛收入虽然高,但是处于高风险运营。

  目前,我国的粮食主要来自三类生产:丘陵、山区,一家一户,人力、畜力原始耕作;平原地区农业散户和稻客、麦客合作生产;平原地区、土地长期租赁地区的种粮大户。

  三种模式,其实都是微利经营,靠国家巨额财政补贴维持。

  我们现在既需要增加粮食供给,保证粮食安全,又不能提高粮价。

  考虑到目前有大批耕地,处于撂荒、半撂荒状态,有大批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还有大批土地可能转为生产粮食的耕地。至少目前,粮食成长的瓶颈,并不受制于土地。

  不难理解,提高粮价,自然可以增加粮食供应。

  但是,提高粮价,必然推高通货膨胀。粮食和能源一样,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相比能源,粮食更重要,直接影响劳动力的生活成本。粮食价格上涨,必然推动所有商品价格上涨。考虑到目前的货币总量和去年以来猪肉的表现,就会知道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劳动力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城市地租(房价、房租)、教育和医疗费用后,劳动力很难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

  反过来考虑, 如果要提高粮价,就必须压低(房价、房租)、教育和医疗费用。

  何况,在市场经济中,仅仅提高粮价,大部分利润也是被上游企业(能源、化肥、种子、农药)吞掉。

  美国农民的产量,远远高于中国农民,即使国内的种粮大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和美国农民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尽管如此,美国农民大多处于破产的边缘。一方面是农机价格、种子、农业、化肥价格不断上涨,一方面是银行利息步步紧逼。

  相比大公司和银行,美国农民依然是没有议价权的散户。每次大危机,美国农民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粮价下跌,贷款利率上涨,大批农民破产——这些农民拥有的土地数,往往远远超过我国的种粮大户,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他们仍然难逃一劫。

  这些农民被迫主动放弃家园,背井离乡,举家迁徙,四处逃难,寻找糊口的机会。

  从1930年代就屡次证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模式,仅仅增加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那么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还是会损失惨重。

  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太小,同行太多,博弈能力太弱,他们没有能力与控制土地、金融、教育、医疗、农业科技等要素的资本议价。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天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生产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物资,但是他们在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中,很难获得较大的份额。

  

  直到出现大地主之前,农产品价格低迷的趋势难以改变。

  

  在私有者条件下,要彻底改编农业从业者分配份额少的不利的处境,除非农业生产和土地、金融、能源、工业生产一样高度垄断。

  

  但是,如果全国的粮食由几十个、百十个,至多不超过一千个地主控制,那就是另一回事。不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绝对是灾难。

  

  市场经济,不论拥有哪一类资源的人有较强的博弈能力,对他人来说,都不是好事。但是,资本的本性就是趋于集中和垄断,自我强化博弈能力。

  这是私有制的死结。

  由于农业天然不利因素,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必然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土地,他们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和存身之处,这就是城市化进程。

  

  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统筹,将农业人口有序转化为工业人口,并不是难事。国家收回农民的耕地和住宅,耕地交给国有农场或者集体农庄种植,住宅复垦。同时,由国家在城市给农民安排住宅和工作。那样一来,农村不会出现大地主,城市房东没有发大财,城市工业资本家也没有廉价劳动力。除了大地主、房东、资本家以及他们背后的银行家,皆大欢喜。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过程不是由资本利润决定的,可以就近解决城市化。合作社进化为集体农场,富裕人口进入县城,国家在县城设立工厂,为中心大城市工厂提供原料和零件。这种工厂成为县城的经济支柱,不必集中设立在沿海地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聚集才有信息优势,才能找到上游原料、接到下游订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信息优势,统筹全国生产,把生产环境相对分散在全国各地。

  在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另一回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一项政策不能满足控制经济基础的大地主、房东、资本家和银行家的利润,那么这项政策是很难推动的。如果损害他们的利润,这项政策必然成为一纸空文。反过来,如果这些政策,对这些人有利的话,那么就必然会被全力推进。至于底层的血泪并不重要——他们是没有社会权力的,甚至是没有发言权的。

  私有制条件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必然推动生产生活资料集中,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

  当年的圈地运动,就是这样。

  圈地运动至少实现了五个目的:

  1、农村耕地大规模的兼并,乡村大地主把耕地变成牧场;

  2、农民在农村的住宅用地,成为乡村大地主的财产,农村大地主把这些民宅推倒一部分,剩下比较好的改建成别墅出售或出租;

  3、农民进城,或买或租,接盘城市房产,城市房价(房租)推到极限,城市地主获得巨大利润;

  4、农民进城,失去退路,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最低,产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

  5、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失,管理机构撤并,大批小官吏被裁撤,节约大批财政经费。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贵族并没有直接侵占农民耕地或住宅,而是圈占了公地。农民无法从公地获得柴火、草料、野兔等燃料、饲料和食物。无法继续维持生活,不得不放弃住宅和耕地,进城谋生。英国贵族把这些住宅和耕地半买半抢,划为己有。

  耕地和住宅,只要强行占有一样,农民就无法继续在当地谋生,只能交出另一样。失去耕地自然要离开,失去住宅也是一样——离开村庄,农民住进镇上或县城,显然无法回去耕种自己的农田。

  整个过程,从14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业结束,持续了4、500年,通过这个过程,财富迅速聚集,农村大地主、城市地主、资本家和金融家完成了资本积累。反过来,失地农民从此跌入社会最底层,成为廉价劳动力,在贫民窟和工厂中被榨干,从此难以翻身。

  人口净流出的,不止是农村,还包括各种为农村服务的小镇,甚至为小镇服务的三四线城市。于是,人口单向流动,城市两极分化。小城镇不断退化,大城市不断膨胀。

  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是圈地运动的尾声,无产者和有产者尖锐对立,社会矛盾不断酝酿,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无产阶级革命一触即发。他们被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所打动。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很容易导致粮食产量剧烈波动,必须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以防万一。

  圈地运动把大批生产粮食的土地改为牧场,却并未造成严重的饥荒,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强国,可以以高价从全球购买(掠夺)粮食;一方面是英国人口总量并不大,可以依靠全球其他地区生产的粮食养活;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可以向全球输出饥民,让国内生活不下去的人,去美国、澳洲、加拿大、南非、印度殖民,去海外找吃的,去海外消灭当地人,重新成为小农。

  英国把灾难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土著居民了。

  苏联就没这么幸运了。

  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劳作艰苦。如果农民预期到秋天的收获与自己无关的话,自然不愿意再去土里刨食。或者,即使农民播种了粮食,在秋天收获前,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化,地里的庄稼缺少人照顾的话,也很容易减产甚至绝收。

  苏联就吃了这方面的亏。

  斯大林时代,各国磨刀霍霍,苏联强敌围绕,东有日本,西有德国,英国是武装干涉苏联的带头人。为了生存,苏联必须加速推动工业化,只有这样苏联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幸存。

  为了加速推动工业化,养活迅速增加的工人,出口粮食换取外汇购买机器设备,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一面推动集体农庄建设,一面使用武力大规模搜集粮食。

  大批农民,尤其是富农,一是减少粮食生产,二是大吃大喝,三是藏匿粮食。

  结果一面是工业化飞速发展,一面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苏联虽然完成了工业化,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说,丘吉尔曾经问过斯大林,最危险的时候是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吗?斯大林回答,不是,是我们推行集体农庄,征集粮食,加速工业化的时候。因为,红军指战员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可以说,苏联的肃反运动也与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粮食政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有关系。

  1950年代末,我国在这方面,也吃过亏。不展开讲。

  所以,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必须在有丰富粮食储备的前提下。最好在粮食收获以后展开,春耕开始以前结束,以免影响粮食生产。

  当年的分产到户,能平稳运行,与1970年代积累了大量储备粮密切相关。有大量的储备粮,即使改革失败,导致农产品产量剧烈波动甚至下降,也不会发生饥荒,吃大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人口脱离农业和农村是大势所趋,这个过程,需要国家统筹,不然必然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在短期内导致粮食生产剧烈波动。

  如果不能像英国那样处于全球金字塔顶尖,可以向往输出人口,输入粮食,那么所有的矛盾都需要自己内部消化。稍有不慎,很容易导致严重后果。

  这方面,教训深刻,不能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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