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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毛泽东和他的组织化农村发展战略(上)

2019-06-15 14:21:32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徐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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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物主权按 ·

  徐俊忠老师的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党带领下的人民群众所探索的“组织化农治战略”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内容,文章很长,但内容详实恳切,值得静下心来细读。本号保留所有内容,全文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转发,以飨读者。

  “组织化农治战略”是对我国农村合作化实践内涵的精准提炼,蕴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首先,它指向文中一再强调的“两个相适应”,即,农业、农村的发展方式必须是符合并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私有化的道路只是重回资本主义的老路,而集体化、组织化的道路才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工业化是一个新生国家迈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是国力的支柱,所以,农业的发展方式必须和工业化发展的步调相配合。

  其第二层涵义是,农业发展不仅仅只关乎农业,更是一整套综合的、整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略。其综合性、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它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引导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且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农村可以推动就地工业化、城市化,避免农村空心化问题。其次,这一综合性的社会发展方略包括了技术革新、精耕细作的具体方法。第三,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落实,主人翁精神得到了发扬。

  本文更可贵的是,并不讳言“人民公社”实践中的失误、问题和困难。在合作化进程中,个人和集体之间,小集体和大集体之间,大集体和全民之间的关系较难把握,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此外,我们也曾因害怕再现浮夸风,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地限制了社队企业的发展,这实质上是对“农治战略”综合发展原则的违背。

  最后,尤其值得读者留意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两部非常重要的文本,它们既是宏观的政策指引,更是将“组织化农治战略”化抽象为具体,化繁为简的工作手册。今天,对我们仍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作 者|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一、新中国农治何以只能走

  组织化之路?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因此,它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所执持的农治战略性方案。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农治战略及其理论,在建国前后都有过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论述。

  早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过被后人称为“延安模式”的治理实践。

  被称为“延安模式”的治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结束后,在陕甘宁边区所实施的社会治理。当时的边区,外部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也有国民党严厉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内部地广民稀,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民力脆弱。但同时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大批军政文卫人员的汇集地,财政负担十分繁重。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毛泽东指出:

  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3-894页。]

  

  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懒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之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4页。]

  改善职工会的工作,组织行政、支部和工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共同确保生产按照“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方向发展;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等等。

  (7)实施社会改良与社会建设,主要包括扶贫济困,安置难民、灾民;建立以警戒地方治安、保卫地方政权、清剿敌探与土匪为主要任务的抗日自卫军;查禁烟毒,改造“二流子”;推广全民卫生运动;开展包括废除妇女缠脚陋习、倡导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参政议政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包括扫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国民教育以及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等等。

  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特别指出:

  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5页。]

  (8)实行精兵简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指出:

  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垮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上去。[《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6页。]

  必须实行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精兵简政,并强调“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5页。]

  强调干部要善于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福利,更要有很好的社会调查工作,以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

  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8页。]

  概括上述几个方面,所谓“延安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把群众“组织起来”为基本方式,去实现发展经济、改善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农村改造和治理模式。长期以来,许多仁人志士都痛感于中国农村存在着“愚、贫、弱、私”的毛病。“延安模式”在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治理,而且包括了如何有效治理这些问题的战略和策略内容,因而是一种更加切实可行和有效的方案。历史说明,正是借助这一模式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顺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日,而且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使农村中的所谓“愚、贫、弱、私”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积累了未来新中国社会治理、尤其涉农治理的重要经验。

  遵循着“组织起来”的思想,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全国性治理任务的日益逼近,进一步不断地探讨这一思想在未来的实现形式。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78页。]

  这一论述,等于清晰地强调未来新中国农治的基本方向。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日益逼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更加冷静、具体和富有战略眼光。他指出: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0-1431页。]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2-1433页。]

  这实际上再次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农治的基本方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善于谨慎而又积极地把分散的个体的农业通过合作化而引导到集体化的方向上来,以便更好地适应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适应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一意义的阐发,使农治问题远远超越于农治本身,而与国家整体上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等重大战略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在稍后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在表达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担忧和告诫的同时,又明确指出: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7页。]

  这意味着新中国的农治不仅必须以“组织起来”为基本逻辑,而且这种“组织起来”的发展还必须既与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相适应,又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相适应。可以说,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农治战略逻辑,包括合作化以及后来人民公社化的发展等,都是围绕着以组织化为基础的“两个适应”的思想而展开的。

  二、新中国农治的第一个伟大实践

  ——合作化的大潮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全国性的农治任务迅速摆上了国家发展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影响新中国农治战略选择的新因素也不断出现。首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对于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新中国,完全是被迫无奈的。战争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直接感受到现代战争的较量,就是工业的较量,落后尤其是工业的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因此,战争空前地加重了国家工业化的巨大压力。这意味着农治政策的选择,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

  其次是国家为了确保工业化的优先发展,于1953年开始对战略性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同志在谈到为何选择“统购统销”政策时,说出了决策者的万般无奈。他说: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就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97页。]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9页。]

  显然,这里所贯穿着的是“联合起来”也即“组织起来”的鲜明逻辑。

  然而,由于党内对于问题仍然有着较大分歧,毛泽东无法仅靠简单的说辞去解决问题。他必须着力于具体地说明:为什么组织起来,农民就有可能克服“已耕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等不利状况,从而达到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和抵御灾荒的目的。

  与以往对于问题的解决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既没有停留于既往的经验和理论,也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抽象演绎,而是主要通过编辑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形式去回答。

  (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对于问题的回答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用心汇集编撰的大型文献。它经过一九五五年的两度编辑,共收录176篇材料,分为三册,达90多万字。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择篇目,进行大量文字修订,还为许多材料改拟篇名,亲自撰写了104篇按语,并两易其亲自撰写的序言,足见毛泽东的心力与用意。

  文献汇集了有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和教训。就内容所及,文献堪称一部农业合作化的案例库和百科全书。它的主要内容,在于论证和回答为什么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各种形式,才能有效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问题。

  第一,文献以大批典型范例,说明合作社能够获得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所不可能获得的人力资源的合力优势,去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这包括通过合作化,发挥民间的蓄水保土经验和智慧,开展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垦荒造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增积肥料,改良农具等等。

  毛泽东在推荐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村办高级农业合作社经验的材料时,不仅为其撰写按语,还改写出一个倡导性很强的题目:“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他为中共离山县委书记刘耀文章改写的题目,也是有着十分鲜明的宣示性质:“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在编辑汾阳县委报告时,不仅为其加上“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的标题,还撰写按语强调:

  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订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06页。]

  毛泽东还以“只有合作社才能抵抗天灾”为标题,推荐了安徽省繁昌县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的典型,并在按语中指出: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天灾的生动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548页。]

  所有这些论述,不仅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意义的高度认同和肯定,也生动和具体地说明了只有通过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引导农民,依靠和发挥自身力量,逐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状况,战胜频繁无常的旱涝灾荒,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第二,文献介绍了一批实行农业耕种技术革新的典型,说明合作化为科学种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不能走“广种薄收”之路,只有通过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提高单位产量,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基本需要。文献推荐了山西省“平顺县川底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技术操作规程”。这一材料所针对的问题是:

  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农业技术操作制度,很多社不讲究农业科学技术,仍然沿用旧习惯,盲目施工。不少的合作社耕作粗放的现象,十分严重,致使增产任务的完成,没有保证,同时也直接地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3页。]

  

  

  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56页。]

  上述典型说明,农村是具有发展多种经营潜力的广阔天地,如果能够在对农田实行精耕细作的同时,实现多种经营,合作社就可以成为解决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矛盾的积极方式。这是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最受鼓舞的,甚至成为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农业合作化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的另外两个按语中,进一步体会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感受和思想。

  按语之一是毛泽东为介绍安徽省肥东县芦陈乡青春、陈词两个合作社的材料而写。毛泽东指出:

  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的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578页。]

  按语之二是毛泽东为题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的材料所写。他指出: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致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674-675页。]

  这两个按语几乎完全颠覆了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所演绎出来的消极性认识。党内许多人正是从这一认识而得出合作化至少应该缓行的消极性判断的。但毛泽东恰好相反,正是由于“人多地少”,他才更迫切地主张应当实行合作化。因为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获取人力资源的合力效应,去尽快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状况。也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创造统筹农村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的条件,使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在这里,“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实际上成为解释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之所以必要和如何才能成功的基本要素。

  当然,文献还广泛涉及其他重要内容,篇幅关系就不赘述了。

  (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对于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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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原标题:【理论探索】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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