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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协会80年代就被提上高层政策议程,为何今天还没成立?

2019-01-17 16:58:25  来源:农村改革记  作者:赵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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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菽按:1980年,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被提上国家农委工作议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们对于农民协会的态度基本一致,均认为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应该成立。然而时至今日,全国性的农民协会也未能成功建立。本文梳理了关于成立农民协会问题的始末。

  

 

  图片来源:网络

  1980年春天,在围绕包产到户的政策争议呈胶着状态时,农民协会问题被九号院提上了高层政策议程。四十多年来,农民协会问题虽然持续受到朝野高度关注,但这是唯一一次被正式提上政策议程。

  建议筹备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是九号院里的国家农委正式提出的。与包产到户的政策命运相反,农民协会刚进入政策议程即遭搁置。

  在杜润生出版的农村改革著述中,颇多谈及农民协会事宜,但未系统叙述,本文略作梳理。

  

一、推动在全国建立农协

 

  1979年2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央要求,农委设定了1979年的工作重点,主要有:部署落实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组织全国农业自然资源普查分析、开展农业现代化试点、重新布局全国的商品粮基地、推进农工商综合发展、推动农民教育工作和农业干部培训等。进入1979年下半年,推动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被提上国家农委工作议程。

  建立农民协会问题,在高层突然提出,个中原委不甚清楚。从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由副总理王任重直接安排,由主持农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亲自操办。

  国家农委推动建立农民协会,工作抓得很紧,工作节奏很快,议程初始设置即相当高端。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王任重召集部分与会中央委员座谈,重点是征求意见分管农村工作省市和部门领导,讨论建立农民协会问题。与会中央委员、省委领导人大都认为,原有的“贫下中农协会”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应当探索建立新的全国性农民组织即农民协会。

  这里所谓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是当时农村中以阶级成分作为标准成立的农民组织,即贫农和下中农的共同组织。当时农村中的阶级划分,主要有主要有五种,即贫农、下中农、中农、地主、富农。文化革命中,贫协的主要作用,是管制、监督、改造、教育地主和富农。地主、富农摘帽以后,贫协如何处理,王任重曾经口头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表示,地主、富农摘帽的同时,撤销贫下中农协会不妥,应该考虑新的农民组织。

  1979年12月上旬,国家农委在天津召开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各省(市、区)农委负责人,也邀请了一些地县教育部门负责人。会前,王任重指示,利用这次会议机会,把有关省(市)“贫协”负责人也请来,一起讨论成立新的农民协会问题。当时,文革结束后,有些省陆续撤销了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十五个省有贫下中农协会。在分管科教的农委副主任何康主持下,座谈会开了一周。

  12月4日,会议结束前两天,张平化从北京赶来,召集十五个省贫协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贫协是否保留,是否成立新的农民协会。从会议记录来看,所有发言者都积极赞成把贫协转变为农协,认为建立各级农民协会,特别是中央层面建立全国性农民协会组织,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迫切性。

  座谈会结束时张平化讲话:

  农委认为,成立农民协会是一件大事,曾多次征求意见。昨天,王任重同志招致农口各个部长开会,还谈到此事。我们一有机会,就找一些同志座谈,或个别交谈。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曾召集部分中央委员座谈。今天的座谈,内容生动丰富,比上次更具体,道理说得更清楚。同志们的主张完全一致,就是办农协。全国性农民协会办起来以后,贫下中农起骨干作用。与此同时,贫协完成历史任务,即不必要单独成立贫下中农协会,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

  这次会议比上次更加明确了迫切性。是时候了,应该及时解决问题,很多同志讲越快越好,拖不得,越拖越受损失,确实不应该再拖下去。现在已经在农民中,首先是在贫下中农中,产生了很多意见,不理解,不满意,也存在不满情绪。

  在这次讲话中,张平化也委婉地批评了一些省撤销贫协:

  中央31号文件,指出“贫协不动为宜”,是针对有些地方要撤销而写的。这句话不是要撤,是不撤,实质上是主张不撤销。如果撤销了,道理上讲不通。这是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能那么轻率地撤销。

  张平化还鼓励那些贫协负责人继续做好工作:

  中央不赞成撤销现有的贫协,中央不会宣布撤销,不会否定贫下中农集会结社。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在党领导下搞四化建设的需要。十几个省协会还存在,要自己开展工作,挺起腰杆干工作。只要中央不撤销,就积极发挥作用。要积极工作,不要消极等待,更不赞成关门走人。

  张平化最后说:

  从我们了解情况看,成立农民协会,要决断,越快越好。但是,国家农委无权决定。决断要有中央,我们要及时反映情况和意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农民有组织

 

  12月6日下午,张平化在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上作大会总结讲话。张平化的总结讲话,只是在开头部分讲了农民教育的问题,3/4以上的篇幅是讲农民协会的成立。

  关于农民教育,张平化在总结讲话中表扬了一些基层单位,不但要扫除旧文盲,还有杜绝新文盲,普及五年小学要下大力气。这一步迈不开,普及初中高中就没有基础。

  然后,张平化将话题转向农民协会问题。这个大会讲话,是张平化作为主持农委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对于农民协会问题的再次阐述。

  张平化说:

  这次座谈会整整两天,参加会议的同志,每个人都发言了,一致主张成立农民协会,名称也一致,或者简称农会,也就是农民协会。主张要有全国的组织,也是个一致的意见,把牌子挂到北京,有同志建议叫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没有一个不赞成的。比上次讨论更加一致,更加具体而生动。成立农民协会,不但有重要性,而且有迫切性,迫切性更加讲得尖锐突出。

  张平化还说:

  为什么?重要道理很多,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有9亿人民8亿农民,各方面都有群众自己的组织,占人口80%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有呢!工人阶级有工会,青年有团,妇女有妇联,科学有各种协会,文化系统有各种协会,文学戏剧等十几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治协商,儿童也有组织。如果80%的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说不出一条道理!

  在这次讲话中,张平化结合他本人经历,谈到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说明农民组织的重要性。他说:

  1927年初,北伐军到武汉,我参加了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那时,毛主席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到武汉,首先在武汉办讲习所。毛主席说,农民运动不是痞子运动,是革命先锋。这是我第一次听毛主席演讲。印象很深刻,一直忘不了他的话。

  张平化继续回忆道:

  不久,北伐军从武汉继续向北打,5月以后,我们在河南打了几仗,与冯玉祥部队会师。会师后的军官会议上,我们这些军官对农会组织、农民运动的态度截然分成两派。一些军官说,湖南痞子太多,过火了!通过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对照就能看出革命或者不革命,不在于他自己标榜是什么。

  北伐战争,从广东到南京、武汉,所以能一路无敌,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支援前线,巩固后方。

  张平化又讲到追随毛泽东建立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事情,讲如何建立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张平化话讲得声情并茂,故事生动,引人入胜。但是,他发现这段历史似乎占用时间过多,说:

  历史不多讲了。总之,没有农村的革命,国民革命不能成功。毛主席讲,国民革命,十分功劳,农民占七分。当时,革命不革命,要不要农民运动是个重要环节。

  张平化归结说:

  农民应该有组织,此外还有很多理由,但是,最大的道理是两条:现实需要的道理,历史经验的道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农民有组织。

  接下来,张平化阐述了农民协会的任务:

  大家都讲了很多好的意见,我讲五条:

  第一条,维护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政府不能侵犯;

  第二条,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进行自我教育,党和政府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不能代替农民的自我教育;

  第三条,动员农民自己参加生产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搞好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是生产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面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

  他说,将来的农民协会章程,还可以写很多条,甚至八条十条。

  张平化对于农民协会,出乎意外的重视。做了大会总结报告的第二天,12月7日,张平化又再次在天津主持有关省贫下中农协会负责人座谈。张平化说:

  今天会议,主要听听同事们对我昨天讲话的意见,有什么问题?

  张平化对前一天的报告做了新的发挥和补充,感叹有些遗漏,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同时谈到,他讲话从来没有列提纲的习惯。在会上,他听大家谈了感想和意见,也回答了关于农民协会的具体问题。

  针对湖北代表提出的当初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管制地主与富农,而现在不再需要的言论,张平化做出了回应。他表示贫下中农协会也是团结中农的政策,不是孤军奋斗,农民协会成立前,也可以带领所有农民为四化奋斗。在新的形势下,贫下中农协会,不是完全不适用,而是不完全适用,有些章程还是可用的。

  而对于天津代表提出关于农民协会会员,摘帽地主富农可否参加的问题,张平化回应道,在章程中研究,一般来讲,所有农民都可以参加。

  

三、对于农民协会的不同定位

 

  实际上,关于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以取代地主富农摘帽后,相互对应的贫下中农协会,副总理王任重有更加集中具体的阐述。或者说,早前一年,王任重就对于成立农民协会有比较成熟的想法。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

  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考、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这个事情成为王任重思考农民协会的重要起点。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向阳招待所(现在的崇文门饭店)召开农村形势座谈会。王任重在讲话中,特别批评了在报上宣传“恐右病”,列举了一些社会现象,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存在的必要。为地主摘帽和重新审查四不清干部,不能由上边定,都要经过贫下中农,否则地主就会翘尾巴;为“四不清”干部平反,搞得不好,在台上的干部也不服。

  由此可说,王任重对于农民协会的政治定位,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农民协会。在王任重看来,农民协会的政治功能,首先是对于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继续进行监督甚至管制。或者说,王任重希望成立的农民协会,主要是服务于新形势下的农村阶级斗争。

  张平化在天津会议上所阐述的农民协会的作用,更强调要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与王任重的阐述重点又有所不同。

  以天津会议作为依据,农委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建议试验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报告说:

  12月4至5日,国家农委邀请了参加全国农民教育会议的省市区贫协负责同志座谈。目前贫协在大部分地区处于停顿状态,少数地区还在活动,但是也很困难。现在,贫协已经不适应形势要求,座谈会一致要求成立“农民协会”;在试验成立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希望中央直接发出指示,或者由国家农委发个正式通知,对于农协开展工作给予支持。

  1980年1月6日,张平化在上海向王任重汇报工作,谈国家农委当年工作任务,准备给中央写报告。按照王任重与张平化的讨论,农委1980年的工作任务共十条,其中第八条是建议成立农民协会。

  张平化指出,关于农民协会试点,给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已经发出。湖南、湖北、福建等三个省取得经验,就可以全国推广。但王任重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搞全国性协会,机构不应多,相反要简单。九个省市,一个省选出一个委员,中央加几个委员,设立办公室,十几个人轮流主持,不驻会的时候仍回到所在省里,原来担任什么工作,仍就搞什么工作。也就是说,要创新民主管理形式,有人主持和定夺。但张平化对归口在党群还是农业仍有疑问。王任重对此的看法是应该归党群。

  张平化认为农民协会对农口各部门有监督作用,重大问题可征求农民协会意见,这方面相关的同志也很支持,毕竟农民没有组织,说不过去。王任重的想法是,农民协会要搞小机构,即建立渠道反映些中央以前不知道的事情。通过这种渠道反映上来的不正确的事情可以分析,总比堵塞渠道要好。1958年头脑发热,刮了共产风。中央说不再折腾,但是如果听不到农民的话,不知道能否做到不再折腾。

  在这里,王任重更加强调农民协会作为农民利益要求代表的作用,更注重农民声音表达渠道的功能,这显然符合现代性民间社会组织的定位。

  1980年2月2日,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结束时,王任重讲话部署当年农村工作,也谈到了农民协会:

  农会到底搞不搞?将来把贫下中农协会改成农民协会,中央办公厅发了文件,各省可以搞一个两个县作为试点,多数同志要求中央搞农会,有工会为什么没有农会?华主席、邓副主席讲,不是不可以有,是因为机构太多,还要考虑,没有说不搞。

  

四、在高层政策议程中销声匿迹

 

  1980年3月26日,万里同志秘书于廉电话告诉国家农委办公厅副主任金丰:“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小平同志有批示,即送来,请照办”。随后,批示传达到农委。

  邓小平批示是:

  此件压在我处,始终徘徊,未加处理,现在,我倾向不再设贫协,至少一二年内不考虑。

  这个批示的时间是3月22日。

  从农委会议资料可以看出,国家农委关于建议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是1980年元旦前后报送中央。报送时,王任重还专门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没有签署处理意见,而是将这个报告转呈送邓小平批示。这个时候,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是胡耀邦没有请华国锋定夺,而是请邓小平定夺。这显示华国锋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此前,王任重是直接秉承华国锋的旨意做出安排,并报送报告。3月28日,万里秘书于廉又电话告诉张平化,此件小平直接批给了万里,没有批给王任重,请把批示内容转告王任重。由此也许可以判断,从这个时候开始,农口决策体制已经出现了从王任重-华国锋模式到万里-邓小平的模式转变。

  邓小平否定关于成立农民协会的意见,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邓小平的这个决定,显然给国家农委的工作造成了尴尬。此前,国家农委已经在几个省做出了成立农民协会的试点部署,并在全国范围打了招呼,要成立农民协会。邓小平批示后,国家农委办公厅值班室用电话通知各省,不再筹备成立农民协会。

  1980年6月4日,张平化主持农委办公会,办公厅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中谈到农民协会问题。

  下边对农委电话通知意见强烈,特别是有试点县的湖北、湖南、四川省等地,共同问题是,现有的贫协怎么办?正在试点的农民协会怎么办?

  一方面,前一段中办正式发了文件,说贫协不动为宜,另一方面,国家农委又电话通知,说农民协会不办了,究竟听谁的?

  针对这些问题,张平化没有马上答复,而是说:

  今天不讨论,打印送党组成员先考虑,适当时候请示万里同志,是否提交党组会讨论。

  此次党组会之后,农民协会事情再也没有研究过。依据现有文献,看不出党组各位有何考虑,以及是否请示过万里。在农委内部,农民协会再也没有进入议事日程。也许,从主持农委工作的张平化来说,指示将各地关于农民协会意见电话记录让打印分送党组成员,本来就是一个托词。也许,就张平化的真实考虑来说,此事邓小平已经表态,这已经是最后的决定,没有必要再研究甚至上报万里。

  从各地情况看,在邓小平批示之后,农委专门给下边打了电话,各省随后纷纷撤销了贫下中农协会,已经启动农民协会筹备的地方,特别是有几个省已经在县级开始农民协会试点,也迅速下马。由此,农民协会问题在高层政策议程中销声匿迹。

  

五、反对的声音在哪里?

 

  邓小平为什么否定建议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邓小平自己没有任何解释,农委党组会上也没有讨论,我们难以妄加解读。如批示本身所说,做出这个否定性批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不轻松,“始终徘徊”。

  在本人看来,邓小平“始终徘徊”直接原因,起码有两个。其一,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据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说,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否定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农民协会的提议。显然,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在国务院或者党中央设立一个部门,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阶层或阶级组织。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政治上,要成立的理由又那么充分,可谓理直气壮,无可辩驳。对于邓小平来说,也许真正的否定理由又不便明说,所以只能不解释。其二,邓小平知道,这件事情是华国锋已经同意的,职能部门经过了充分酝酿,已经做好各种必要的筹备,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一个批示下来。此时,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名分和正式权力结构中,还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批示中直接否定华国锋同意的事情,无论如何会有所顾虑。

  根据王任重在2月2日会上传达,关于农民协会问题,邓小平自己也有过支持性的表述。王任重说:“华主席、邓副主席讲,不是不可以有,是机构太多,要考虑,没有说不搞”。也就是说,当王任重向华国锋、邓小平请示的时候,邓小平说了类似华国锋的话,起码是迎合了华国锋的表态。在王任重这个表述中,似乎农民协会只是个机构太多的问题,更直接说是个行政性问题,是在中央部门增加一个机构、几十名干部编制问题。显然,问题没有这样简单。

  从当时高层决策体制内部看,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决策过程,还有个重要的揭示。也就是,在当时的高层决策运行中,当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遇到自己不能定夺的事情时,不是请示中央主席华国锋,而是请示副主席邓小平,显示华国锋的实际性权力已经退居其次。批示是一种正式的权力运行程序,其正式程度还高于内部会议的讲话。华国锋的权力褪色,邓小平成为最后决策者,虽然从道理上讲顺理成章,但是从过程上来看,肯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因为,华国锋曾经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权力的转换发生在什么时候,具体说是在何种政治机会窗口中,现在并不清楚。但是,农民协会的决策过程,肯定具有重要标志意义。

  关于农民协会,后边的故事相当简单,因为再也没有正式进入高层议事日程。或者说,只是说说而已。2001年12月,杜润生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讲话中说:

  80年代中期,我去见邓小平同志。他问:农民有什么问题?

  我说:农民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能否搞农民协会?

  邓说:党就代表农民的利益。

  我说:党代表全民,代表政府利益,农民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邓说:可以考虑,如要必要就搞,再看三年。[1]

  1990年秋天,九号院被撤销,人员正在遣散分配的时候,杜润生、王郁昭、张根生、刘堪等十几位农口部长以个人名义联名上书,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那时我是王郁昭的秘书,这封信由我安排校对打印报送,泥牛入海无消息。

  1980年代中后期,九号院撤销前,在杜润生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当时单位里有说法,这将来就是农民协会的基础了。但是,这个联谊会不仅没有扩展为农民协会,现在,连农民企业家的身份认同也找不着了。

  中国的改革已经40年,改革启动之初朝野各界就有成立农民协会的呼声,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似乎说不清阻力何在。如果以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为基准,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如果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强调重视为基本,也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而且,这两个思路的对立,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因此,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消长,都可以从这里和这种思路的分野中找到答案。

  但是,似乎农民协会不是这样。不论对是家庭承包制持何种政策态度,不论对发展集体经济持何种政策倾向,人们对于农民协会的支持都态度一致,那就是,认为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应该成立。问题在于,虽然对家庭承包、集体经济持不同政策立场的人支持成立农民协会,但农民协会就是无法成立,而且看不到公开反对力量何在。

  注释:[1](《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219页)。1990年代初期,一些老同志再次提出建立农民协会,中央领导批示给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再没有下文。(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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