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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问题

2018-12-02 11:33: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柯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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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共自建政以来,中国农业经历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人民公社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经历时间最长的两个基本的经济形态。

  人民公社从1958年开始形成至1983年撤销,前后历时25年。在这期间,它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中国工业化积累资金,完成了原始积累。它把小块、分散不规整的土地集中起来,经过平整变成适宜机械充分发挥效率的大块规整的耕地;修建了总库容4000多亿立方米的八万四千座水库,十七万公里长的河堤、水渠,其中有举世闻名的70.6公里长的红旗渠。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方面,仅“统购统销”以剪刀差形式就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七千至八千亿元的资金,而这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也只有九千六百亿元。显然,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都是建立在农民无偿劳动的基础上。

  然而人民公社这种体制仅适合于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农业;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阶段。它本身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它虽然被规定为“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其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受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计划以及为保证计划执行的委任制的控制,农民既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完全没有经营自主权,处于被动的和被支配的地位,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被无偿占有。在这种体制下,他们既没有主动性也没有积极性。主要是靠以劳动定额为基础的“工分”制度和政治工作以及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工作。毛泽东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就很形象地概括出这种体制下农民的态度:“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伸手向上要粮食,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百分之三十,瞒产私分百分之十五,共百分之四十五,否则就过不了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不仅如此,还存在普遍的“偷盗”现象。瞒产、“偷盗”是浮夸风导致超额征购,引起饥荒甚至饿死人,迫使农民为求活命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劳力外逃、磨洋工是农民没有积极性的表现。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已经形成,能够靠自身积累自我发展,人民公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982年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被撤销。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证明了人只有在属于自己的生产,为自己劳动的条件下,才会表现出主动性和积极性。然而,它却使中国农业又退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把已经平整好的,连成一片的,规整的,适宜机械化耕作的机耕地,分割成小块分散不规整不适合机械化耕作的牛耕地,无数的田埂又占去一部分有效面积,已有的机械设备被闲置、生锈、废弃;农田道路,特别是用于灌溉和防洪的水库、水渠、水坝、堤防等农业基础设施被忽视,最终都遭到破坏,水库坍塌、溃坝、决口,水旱灾害频发,水资源逐年下降,被列入全世界13个最贫水国家;小农经济规模狭小,自给自足的需要限制了任何一种农产品的增长规模,自身消费就占去一半以上,不足50%的商品率是无法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于是花大量的外汇去进口农产品及其原料成为必然;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相对成本高,收益率低,无利可图,还不如进城打工收益高,于是放弃农业,土地撂荒变成了普遍现象,农村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一派清冷萧条的景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陷入崩溃瓦解的状态;更糟糕的是小农为了在狭小的空间内追逐最大限度的利益,放弃了传统农业中有益的作法,利用现代技术及其成果对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经营又造成了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水资源危机,毒化农产品充斥市场。很显然,工业化是无法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工业化时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小农经济模式,是开历史的倒车。它虽然解了农民的一时之困,却铸成大错。如果说人民公社是对农民的剥夺,损害了农民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损害。在工业化时代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小农经济模式,是无知还是政治需要,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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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其实只要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就可以发现人民公社存在的症结;再结合自已的国情,就可以找到人民公社改革的方向及方式。

  十九世纪末,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曾经来到巴勒斯坦,对那里的荒凉感到震惊,他写道:“在世界最凄凉的地方中,巴勒斯坦首屈一指,这里寸草不生,没有希望。”然而1947年以色列在这里建国以后,虽然经历了5次中东战争,却在这块70%都是沙漠的土地上建起了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也就是被称作基布兹的集体农庄,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到处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从北部的戈兰高地到南边的红海,有大约120500人生活在269个基布兹中。规模小的200人左右,大的2000人左右,多数在400至600人之间。他们靠辛勤的汗水,把这片沙漠或半沙漠的干旱国土,开发成绿洲;依托领先世界的灌溉、节水、生物等现代技术发展农业,以最小的自然成本生产出高效优质的农产品。他们在占以色列4%的人口和35%的土地上生产了占全国60%的农产品,40%的出口农产品;其中小麦生产占全国的50%,牛肉55.4%,棉花80.4%;2013年其工业产值120亿美元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75亿美元占全国的40%,占GTP40%以上。

  它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民主主权’。基布兹的主权基布兹。在那里,生产经营什么以及怎样生产经营全由他们自已决定,生产经营的成果也归他们所有。民主制度保证了基布兹的主权属于其全体成员。基布兹的全体成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它讨论决定基布兹各项方针政策。重大问题进行表决,一人一票,达到三分之二票数,议案才能通过生效。管理人员由选举产生,任期3年。于是,所有人的聪明才智都表现了出来,好的建议和方案被采纳,优秀的人才被选拔出来出来担任领导,群众得到训练,提高了素质,主动性和积极性都表现了出来,生产经营能力自然就被充分释放,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被创造出来。

  但是,基布兹也存在使其难以持续繁荣的制度问题。基布兹的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归国家所有,以很低的价格租给基布兹,这一点很值得称赞。除此之外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都归集体所有。个人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商品货币和工资。个人消费实行供给制,从吃、穿、住、行、医疗卫生、教育都由基布兹负担。他们在公共食堂就餐,子女由公共托儿所与学校抚养和教育直至成年。基布兹在其生产技术并没有发达到无须分配就能够自由消费的共产主义阶段的水平,就开始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这种建立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战争紧张感和平等主义基础上的基布兹,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成员本身对这个理想的认同,并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的。随着相对和平时期的到来,在多样化的世界里,新的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清教徒般的“劳动宗教”狂热,开始追求放松自由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些超前的共产主义制度反过来成了阻碍基布兹发展的桎梏。许多年轻人在服完兵役后不再回来,而是去上大学或到城市中闯荡。每年因各种原因离开基布兹的人都在千人以上。2002年,全国大约有2000名基布兹居民离开,而选择进入基布兹生活的只有600多人。许多基布兹处于解体和破产的边缘,媒体评论道:“过去是以色列荣耀的基布兹,现在已成了悲惨的拖拉机停放场。”在危机的压力下,基布兹不得不进行改革,逐步放弃了超前的不切实际的只适合少数特殊群体的共产主义制度,采取切合实际的适合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摆脱了危机重新放发出生机。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有些基布兹引入了诸如股份制等资本主义因素,如果任其发展,随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化,雇佣劳动制就会取代按劳分配制度,彻底改变基布兹的性质。

  基布兹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就一句话:‘民主主权’,因此他们创造了奇迹;其教训则是在其生产技术尚未发达到无须分配人们就可以自由消费的水平的情况下,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因此陷入了危机。

  由此可以得出人民公社当初应该向什么方向改革的结论与方式。人民公社应当革除强加在它头上的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计划以及为保证计划执行的委任制。引入‘民主主权’制度,即‘政、社分离’,废除委任制,取消‘统购统销’,将公社的主权归还给农民群众,建立由农民群众自已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放开农产品价格,政府采购实行议价。继续并扩大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推广以及农资服务。保留并完善以科学的劳动定额为基础的‘工分’制度,在社队企业实行以计件工资为基础的工资制度。按照马克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原理对公社的生产资料进行资本劳动化改造,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因此,对除土地以外的所有生产资料进行计价,按社员历年累积的工分计入社员个人名下,年终以社员当年的实际‘工分’或工资为基础进行分红,其中用于积累的部分计入社员个人名下。必须指出的是,计入社员个人名下的资产不是资本或股份,不能作为支配他人并占有他人劳动的手段或凭据,“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共产党宣言》)。归社员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作为实现共同劳动、共同致富的条件,并作为其退休、丧失劳动力或离开后的生活来源,按一定的年限以货币形式逐年返还给个人,由其自由支配。即他一生提供给社会的劳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后,又全部返还给其个人。

  这样,所有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聪明才智都会表现出来,优秀人才会颖脱而出。他们会在公社的广大范围内,对所拥有的资源,根据市场需求以及成本、价格等因素,按照有利的方式重新规划配置,将劳动力在种植业、养殖业、工业及手工业、建筑业、建材业以及其它所有能产生效益的行业之间进行分配,并形成资源循环废物再生利用的生态有机农业。即种植业向养殖业提供饲料,向加工业提供原料;养殖业产生的粪便进入沼气池,产生沼气和沼肥,由此建立沼气发电厂和复合肥厂;在收获与播种季节之间,根据计划播种品种所对应的土壤进行测土配肥,向种植业提供所需的各种复合肥;加工业生产的农资产品又可以提供给种植业和养殖业,从而形成内部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保护了生态,改善了农民的生活。随着收益进而积累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必然会向商业、物流配送和服务业转移,从而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在各行业之间的不断流动与组合,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宗族观念也将逐渐淡化直至消亡。由此推论可知,只要将人民公社的主权归还给农民群众,建立由农民群众自已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农民自已就会走上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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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撤销人民公社至今已30多年过去了,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不大。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农经济又陷入崩溃瓦解的过程之中,客观上需要有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取代它。

  当下出现的这种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经营的方式,突破了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商业化经营,商品化生产,一定的规模化效益。但是,租金费用高,占到农产品价的25%至30%,甚至更高,利润空间小,再加上种子、化肥、农药、水电、人工和其他费用,非有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或特种经营,难以盈利。而私人资本小,流转的土地因而生产的规模也小,盈利水平很低,抗风险能力差,一旦经营亏损,无法兑现对农民的承诺,往往拍拍屁股走人,让农民受损而又无可奈何。因此,土地流转产生的租金费用成了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拦路虎。另一方面,私人经营往往采取单一的经营模式,难以形成资源内部循环再生利用的有机农业模式,往往走上‘种田靠化肥农药,养殖靠激素’,导致土地肥力递减及生态环境恶化的美国式的化学农业道路。

  鉴于这种情况,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对生态破坏和撂荒严重的地方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以下两种方式处置:其一是按每块至少1500亩以上的土地规模,以较低的价格租给有能力的个人或私营农业公司经营。在招租的过程中,万万不可采取以租金高低的竞标方式,因为招租方只有一家,处于垄断的地位,排除了竞争,而承租方可能有多家,存在竞争,结果会导致租金进而农产品成本过高,损害农业;甚至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国计民生。因此,必须控制租金,并逐渐降低租金直至取消租金。招租应以承租方的实际资质来考量,如果条件相近,可采取摇号的方式进行选择。除此之外,应加强监管,使其规范经营。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其二,是创办国营农场,待其走上正轨后,进行资本劳动化改造;建立劳动者自已当家做主的‘民主主权’制度,并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程中,将国家投资转化为债权,以较低的利息由农场承担,并按个人所得资产的比例分担债务,从而将国家资本主义农场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农场。国家退出后,继续给以技术指导和技术推广以及农资、金融方面的服务;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监管,确保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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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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