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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回不去的乡村"——城乡关系与现代性反思

2017-01-11 09:18:07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严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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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不讲现代化而讲现代性呢?因为现代化在我们经常性的使用中已经被指标化了,是可以用数据来说明的,比如“GDP翻两番”。当我们把现代化本身用数据抽象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 我们把发展观表现为一种线型的发展观,由不发 达到发达这样的线型思维。线型发展观有这样的问题,它把发展过程中的整个关系的演变和一些社会本身的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通常,社会的发展有连续也有断裂,会有跳跃和转折,但是采用线型指标后往往会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连续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这会造成许多的问题。我用一个例子说明,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中层干部的收入可能是几百块,但是90年代末到现在,一个工人的收入可能有两三千块。如果我们认为由几百发展到了几千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那么我们心里都会打鼓,比如社会福利的问题、货币本身的含金量,还有一直到80年代我们的社会其 实还没有完全货币化,所以当时货币所起的作用和90年代及现在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你把这些都忽略了来讲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如果单纯用数据来说明的话是有待商榷的。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有些媒体甚至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等同起来,好像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现代化”这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不想用“现代化”的原因。

  刚才讲到了“现代化”的指标性、线性和抽象性,“现代化”还有同质性的特点。比如世界银行、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会经常出经济发展报告,通过数据展示出的不同是量上的不同, 没有质上的不同。这样就把不同的社会变成同质的东西。基于此,我不用“现代化”而用“现代性”。

  我用“现代性”,是因为这个词具有多元性的历史经验和非同质性。“现代性”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矛盾,很多曲折的东西。哪怕是中国的“现代性” 里面也包含了挑战自身的矛盾性的东西。比如,中国半殖民地的现代性和帝国中心的现代性之间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时期的现代性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性也是不同的。我们用“现代性”强调的是非同质性,而且我们强调的是复数而非单数。

  我想先讲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从明朝的1350年到1650年之间,中国和欧洲发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本相像的。到了18、19 世纪有了一个“大分流”,这些是世界体系的学者提出的观 点。这种大分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中 国的发展是勤奋革命,是在自己疆域里面的发展, 而在欧洲的发展是建立海外殖民地为基础的帝国式的发展,在帝国里面建立了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从殖民时代已开始。中国还是以家庭生产为生产的基础,而在欧洲则已发展为以阶级区分的生产方式。他们是工业革命,而我们是勤奋革命,通过丰富的劳动力的投入来进行消耗人力但节省资源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是以河流为渠道,在欧洲则是长距离的海洋为渠道,建立与殖民地长距离的贸易关系。同时,欧洲各个小国的竞争力完全取决于它能够摄取海外殖民地资源的程度。而中国历来是大国,邻居又都是小国,长期以来没有战争,中国不需要跟谁竞争以获发展,中国的发展历来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发展,贸易也是短途的。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农村和城市没有形成对立的关系,而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后形成的城乡关系是对立性的。(可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末尾部分)

  我讲这些其实是说,在传统中国,家庭内部生产和消费是没有分离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生产和消费没有分离,同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有一定分离,但不完全分离。比如,小农除了耕种 自己那一小块地外还会帮地主耕种一些地,他跟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部分的结合。而在欧洲则是大都市化生产,生产和消费分离,生产在工厂中完成,织布机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同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前面几讲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剥离的过程。分离后,两方都商品化,生产者商品化变成劳动力,生产资料商品化变成资本,通过市场交换二者又加以结合。但是中国漫长的市场经济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分离,这样 来说,欧洲形成的是几种强烈的矛盾对立关系:城乡对立,城市的发展是剥夺农村资源和劳动力的发展;帝国和殖民地的对立;阶级对立。这些对立 在 18、19 世纪的中国都没有完全出现。中国不是完全没有资本主义,但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的意志上升到国家意志,就是国家机器及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所掌控。在中国,长期以来有皇权和绅权的矛盾关系,皇权不能完全代表经济利益。简单来说,传统上,中国和欧洲发展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可以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和乡没有巨大的对立 和隔离,对于当时的精英来说,衣锦还乡,做乡绅都是他的选择,他可以从城到乡,也可以从乡到城,没有什么隔阂。

  进入19世纪后,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先介绍一本费孝通的书《中国绅士》,这本书讲的城乡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本书写得浅显,但却揭示了相当深刻的东西。他主要讲在半殖民地时期,中国城乡对立是怎样形成的。以前其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中国有“城”,这是有围墙的地方、有防御工事。我们还有“市”,集市稳定下来就变成小镇,若隔三差五的则变成流动的非固定的“市”。“城”是政治精英和军事权威落脚的地方,而“市”则不定。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他讲到,中国劳动力很便宜,很多地主,不需要特别富有,可以完全不劳动,雇人劳动,自己在城里住,跟政治精英去亲和。我提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发生在前几年,我去耶鲁旁听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会议。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中国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根本无法跟美国的农民(farmers)所拥有的土地相比,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拥有地主呢?可能当时在座的人感觉耳目一新,这是一个反正统的想法。但是,费孝通在 40 年代写的这本《中国绅士》里,早就揭示了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在中国不需要很多土地,不需要很多的钱财就可以成为地主。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只通过所谓实证论的方法——看数据,就会得 出我刚才说的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沿着费孝通等人的方法,沿着社会关系,沿着生产关系来分析,回到当地情景中去的时候,那个人的讲法就变得非常可笑。马克思在研究英国工业化时曾经提到,家庭里面的织布机,和当这个织布机去了工厂变成工厂里面的织布机,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它们整个灵魂都变掉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关系都变了。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着织布机, 说“:这还不是同一部织布机吗?”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出社会本身的变化,看不出其中产生的断裂。所以,有时看似有证可查的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可能是滑稽的。

  回到费孝通当时讲的城乡关系。这个城指的是有围墙的城,在里面住的主要是消费者,也有一部分是手工业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供城里的消费者消费的。他说,这种城里进行的交换,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以农村资源为基础 的。城里的消费者的资源来自地租及其他盘剥,有了地租后还可以进行多元投机,比如投资粮店、米铺、当铺,但总的来说,他的资源来自农村。所以, 城里的交换其实包含了剥削性的城乡关系

  费孝通进一步指出,到了19世纪以后,这种传统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出现了现 代意义上的我们所了解的城市——通商口岸,以上海为代表的半殖民的通商口岸。对这种通商口岸,费孝通在他的书里面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这种通商口岸的出现使得原来已经有了的城乡剥削关系变得更加剧烈,其剧烈程度使得原来可以维持生计的很多小农破产了。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本来住在城里的这些消费者,一方面要跟手工业者进行交换,另一方面要跟住在农村的农民进行交换。费孝通根据江村的数据通过算每一家有多少土地,种多少粮食,这些粮食可以到市场上换多少钱,他发现,完全靠粮食,一个家庭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所以家庭需要补贴,这个补贴从何而来?就是手工艺,农民拿手工艺到市场上进行交换,这种手工艺对平衡家庭开始是至关重要的。

  通商口岸出现后,住在城里的消费者不再愿意买农村土产品,他更想买洋货,比如洋肥皂、洋火柴,因为这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很大面子和排场。样一来,农村的农民生产的手工艺就没人买了, 没有销售渠道了。同时,由于这些城里的消费者热 衷于买洋货,他们的生活开始日益奢侈,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他想要的生活。这样,不但农民自己的手工艺卖不出去,而且地主对农民的盘剥更加厉害,在中国就出现了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对于农民而言,地主是看得见的,他拿了我的东西;他看不见的是,整个事件背后,通商口岸带来的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的冲击。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状况——城市的兴起伴随着农村的破败。

  这是经济带来的变化,还有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孝通在书里面做了研究,他调查了915个举人的城乡来源。他发现52%的举人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城,41%的举人来自乡村。他还调查了几个具体的大省份,山东、安徽、山西、河南,这些省份里,来自农村的举人是过半数的。这也就是说, 在中国传统城乡之间没有对立的关系。城镇与乡村都提供了精英来源,同时这些精英也可以回乡。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洋学堂开了,并且都开在现代性城市里,比如上海、天津等。由于这种教育是西方引进来的教育,与中国乡村社会不接轨,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回不去了,而且不只大学生,就是中学生也回不去了。费孝通用了一个有趣的词: deserters,这个词在军事上是指逃兵,形容他要逃离农村,他来了城市就回不去了。

  到了20世纪初比如,鲁迅写的那种“假洋鬼子”就是食洋不化的角色。到了30年代,鲁迅写《故乡》,写30年代的 知识分 子,也就是小说主人公“ 我 ”,他在城里谋生,是新型知识分子。当时有一大批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小说里,他没法回去了,回来只是为了卖他的老屋,举家搬迁,把老母亲也接到城市里。他跟他儿时的朋友见了面居然没有话说,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到了嘴巴里却什么也没有。最后,他还是离开了故乡。这里就遇到了一个强烈的困境,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为了整合一个民族,整合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同时要把这种文化大众化。但是走到30年代的时候,这种新文化运动显现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以都市为根基的,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跟广大农村没法结合;同时其知识结构也是一种外来的知识结构。尽管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左翼文学,但是,即使这种左翼文学也没有逃脱这种结构性的局限,这种文学无法下乡。鲁迅小说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面 对的巨大的城乡差异和伴随着的无能为力。最后他的小说结尾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想保存希望,但他不知道希望在何处,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那么后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性中是如何突破的?两个突破,一个是有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终于下乡了,这部分人的下乡从某种意义上是被蒋介石“打下去”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共产党势力势必要转移。当然,这一下乡过程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毛泽东在大革命之前就提出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他当时没有领导权,他的话没人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批左翼知识分子被迫下乡,跑到了江西这个红色革命根据地,这其实把中国新文化运动往前推了一小步。这时开始了探索知识分子跟农民结合的办法。

  第二个突破,也是被“打下去”的,这次是日本人打的。日本侵略中国30年,占领了中国的很多中心城市。很多在城市里的知识生产的机构——学校、媒体等开始转移,往西南和西北转移。一旦下乡,往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带转移时就面临了一 个问题:以城市为中心、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如何面对广大农村?这时,知识分子要和农村重新找结合的方式,这就产生了“延安文化”,这样以城市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要重新进行地方化和乡土化。这时产生了中国另类的现代性。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作品《小二黑结婚》。我为什么说《小二黑结婚》反映的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呢?因为它反映的是根植于乡村的现代性。那么又为什么是现代性呢?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反抗的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家长权威,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及权威背后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反封建、反家长权威的爱情故事,这为什么成为可能?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私奔等传统结局呢?他们的爱情为什么可以成为可能?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革命、土改。因为这两个年轻人不再需要他们的家长给他们生活资料,不怕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里有一个强大的生产资料再分配的动力,使得二人的爱情不至于成为一个悲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乡村现代性或另类现代性的文本。

  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就是农村青年作为革命主体的出现。“青年”这个词是舶来品,在 19、20 世纪指的是生活在城市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但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被“打下去”, 进行土地革命,寻找另类现代性,农村青年主体开始出现,他们具有革命性,改革当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两次左翼知识分子下乡,寻找和农村相结合的道路,都把新文化运动往前推进了。

  下面,我要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我以保姆为例来讲。先讲下大背景,在毛泽东时代,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了一个结合——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

  比如当时说“以厂为家”,“厂”和“家”放在了一起。我们现在也许认为 这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但当时却是切实的经验。这尤其可以从后来下岗工人的口述史看出来,他们会感觉失去的真的是他们的家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下岗工人的反抗和农民工的反抗是不一样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反抗是要“护厂”,而农民工的反抗则像西欧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要捣毁生产工具,砸掉厂子。反观历史,我们发现,毛泽东时代希望建立的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一种结合,另一种是生产和消费的结合。当时很多国营单位是生产性的单位,也是消费性的单位。以单位为基础,有托儿所、医院、住房和其他福利, 某种程度上有种家的形式,这就是说,那时的领导不但管生产,还管吃喝拉撒。那么农村呢?在农村也出现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和以往传统不相同的是,结合的级别提高到了生产队。虽然传统家庭仍然存在,但是生产与消费大都在生产队中完成。

  毛泽东时代的全民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虽然增产和利润是它的一大目的,但是它还承担着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是社区农业。但是这种结合的方式却是以定点方式完成的,就是说,你进了工厂或者呆在农村之后不要流动。那个时候流动是很困难的, 你的生产和消费是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使这些得以保证的是户籍制度。我们当时是部分地去市场化,很多交换不是通过市场交换的;另外,我们的 生活资料部分地去商品化,虽然还需要钱来买,但又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票证。所以,户籍制度起到了定点供应的作用,以及生活资料部分去商品化的作用。

  当然,现在的户籍制度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但是会有人认为,从一开始,户籍制度就是为了控制人的流动,为了剥夺农民。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客观的和不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户籍制度在当时去商品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户籍制度等同于现在的户籍制度的话,就等于是把前面讲到的马克思的织布机当作是同一个织布机了,看不到织布机的灵魂发生的变化。

  当然,当时的定点供应和种种结合方式是以流动的减少为代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但是管理者只能是少数而不能是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管理方式是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实现的。代理人是谁?我们的干部,干部代 替全民实行管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分离。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的代理人确实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阶层的利益来管理呢?这就涉及到了前几天讲的阶级感情的问题,怎样保证管理者能够有工人的阶级感情?我们知道,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私有化是管理层收购,是管理层的大倒戈。文革中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者阶级感情的问题。

  我下面要通过一个最不好的例子来说明毛泽东时代城乡关系。这个例子就是保姆,家庭服务行业。我们提到,毛泽东时代很多劳动和生产都是社会化的。但是家庭服务还没有社会化。当时的政策里,可以给干部发保姆补贴金,而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劳动。也就是说是通过雇主把钱发到他们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例是毛泽东时代最不好的一个案例,同时也是局部现象, 当时雇佣保姆的人家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通过这些保姆看当时的城乡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城乡关系?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当时在城里工作就是做工人,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的事情。做工人和做农民的区别就是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不一样。在城市里做工人可以有全面的 保障,而在农村做农民的保障则仅限于生产队里, 是部分的保障。所以,当时城乡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类比成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城乡关系是怎样的?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城市成了消费的中心。以消费为基础的现代性,改变了原有的城乡关系。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出来做保姆的都是已婚的农村妇女,人 数相对少。对她们来说,出来工作苦不苦?苦。这种苦有几种苦法。一种是离开家庭离开儿女很苦; 一种是工作劳累,吃不好,有时还不被雇主信任, 很苦。她们不用“不信任”,用“偷看”,说雇主偷看 她。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我们知道很多城里人雇保姆,他不“偷看”,他“监视”,对劳动过程监视,比如,家里放个老人。这种监视是明目张胆的监视, 完全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当保姆们描述雇主“偷看”的时候,她们会认为这种“偷看”、这 种“监视”是具有不正当性和不合法性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对劳动过程的“偷看”和“监视” 是相当合法的了。如果比较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做保姆的体验的话,二者都是以工资为形式的雇佣劳动,二者都很累。不同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保姆认为她的劳动过程是一种自主行为,她可以自己掌握劳动过程,而在后毛时代,劳动过程被监视与被掌控非常普遍。另外,在毛泽东时代,城市文化具有很浓郁的乡土性。很多延安时期出来的干部,原先是城市知识分子,经过延安后具有很多的乡土性,回城后依然保持着。又比如城市从农村招工、上学等。同时整个时代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自己做鞋子、做小手工啊。这些都有与劳动者、与乡村相结合的特色,使得当时城乡差距并不显得很大。当时孩子都会穿保姆为他做的鞋,并不丢脸,城里孩子送到乡下住几年也很正常。这些都说明,当时城乡流动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多元的。但是 80 年代直到今天,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养,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农村的破败,使我们很难相信农村可以承担起抚养我们下一代的责任。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流动,但这种流动只体现在单一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这时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在毛时代做保姆,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基本上普遍的物资都是非商品化的。同时,当时抚养小孩是由社会的各个角色来参与的,可以是邻居、亲戚、雇来的保姆。去商品化的大背景下,整个的风气是“当家作主”,保姆的劳动也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其劳动是被信任的。现在呢?我做田野时发现,城里雇主比较愿意要听话的、易受培训的。你不要说你在家里面带过弟弟妹妹,不要说你在家里养过自己的小孩,所以你是有经验的。这可不行,北京那些家政服务机构会跟你说,你在农村带过小孩的种种经验都要统统忘掉,你到城市里来是一张白纸,你要重新学起,城里人教小孩的方法和你的完全不一样,你不能按你以前的方法来做,那不科学。这其实是对农村主体经验的全盘否定,是对农村乡土性价值的否定。这个否定其实也是一个阶级改造和劳动改造的过程。这个改造不是说你不来做打工妹了而来做白领,而是,你依然是打工妹,但你的想法最好和我一样,我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你能替我想。这是一个阶级主体改造的过程。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认为农民出去外面打工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那么,什么是“提高素质”呢?我们对“素质”的界定都是包含了阶级想象。所以,从地方政府而言,也希望有一个阶级改造过程。

  毛泽东时代的保姆在城市打工几年后回去农村没问题,参加农业劳动没问题。而现在的打工妹,出来做保姆或是其他工作,出现了一个主体性危机,她进城后没办法再回去,即使回去了也是人在心不在。这时我们又回到了费孝通在三四十年 代讲到的问题,就是大学生、中学生进城后就没办法回去了。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城乡关系又一次面临了和三四十年代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城市成为唯一的现代性可以发生的地方。回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来看,整个改革开放是一个企业甩包袱的过程,企业不再成为社会企业,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个正常的企业。所以,我们重新出现了生产资料商品化和资本化、劳动力商品化、生活资料商品化,这是一个全面商品化的过程。在农村,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还是有结合,我们还保留了一点点类似社会主义的尾巴。按人头分田地,有平等的思想在里面,但是历朝历代小农都有这种均田的想法,所以这本身不代表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推动下的平等思想。我们保留了这个尾巴,所以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农民工问题。保留这个尾巴是为了什么?为了社会稳定。没有这个尾巴,我们的社会就更加的不稳定,更加的动荡。我们保留了这个尾巴,使得农民和生产资料不能完全脱离, 之间有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从生产队回归到了家庭。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讲土地流转,其目的何在?这种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想把上面的这个尾巴 割掉,认为这个尾巴是不合时宜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可以讨论。改革开放时代,农村不但丧失了其相对自主性的存在而变成了现代性的反面,而且成为城市的反面教材。

  最后我想讲讲“新农村建设”,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大家应该听过最近的一些新闻,比如大学生村官。国家可能是想推动某种程度上的城乡结合。但是我认为,如果大的社会背景及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这种结合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而已,不可能真正起到效果。

  (作者:严海蓉。来源:乡村建设研究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发表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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