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尚且懂得土地兼并的后果，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竟有人鼓吹土地兼并，热衷土地买卖，究竟安的什么心?
本文原为批驳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的喧嚣而作，当下城镇化、土地流转将全面推开之际，特重新发表该文，鉴古知今。
一、明中期以后的土地兼并狂潮
一般地，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把近代中国陷入灾难的时间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实际上，中国那一次被列强击败，只是对腐朽政权外壳的一击，暴露出的，却是整个封建社会机体的残败，由于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社会遗产，所以，中国的灾难并不是始自鸦片战争，而是在明朝中期。
从英宗正统到神宗万历前一百多年间，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循环的因素逐渐形成，像历史上战国、两汉末年、西晋、南朝、唐末、两宋末年一样，明朝大面积的土地兼并开始大成气候。
首先，一开始是地主阶级疯狂抢掠自耕农的土地，使农民沦为佃农。
一方面，皇室、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掠夺土地。各王在未封前在京畿附近有王庄，受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一代一代地圈占。神宗的弟弟潞王在湖广占地4万顷;神宗子福王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其他子女也广占土地。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近一万七千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投献近一万四千顷。这些特权阶级的封地，占田竟达全国耕地的六分之一。
另一方面，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也在疯狂抢掠农民的土地。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袁州一府四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严家的。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多万亩，佃奴过万。
明中晚期至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国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相对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沦为佃农和一无所有的流民，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佃者十分之九，说的就是这种境况。伴随而来的是租粮奇高，江南一亩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
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对兼并土地，造成社会矛盾的地主不手软，前后杀了有9万多。到了明朝晚期，皇帝已经变成整个地主阶级的傀儡，朝政由宦官把持，地方由身为大地主的军政大员把持，皇帝的本家还控制着中国六分之一的地盘，然后是由大小地主形成的寄生阶级。当边疆的告急文书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就要不断增加捐税，这些负担就全都被地主阶级转嫁到佃农身上，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
大量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工场破产倒闭，加入流民的大军。
当整个地主阶级把下层劳动人民剥夺的一干二净以后，接下来，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实施剥夺。
在明朝，大小地主都兼兼营一些店铺、牙行、盐酤、煤灰窑以及一些手工作坊、工场等工商业，当土地兼并疯狂进行时，人民陷入绝对贫困，贫困人口占绝对数量时，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价值上无法实现，因为佃农交完地租所剩无几，雇工连吃饱肚子都不可能。
地主要靠佃户养活，工商业的经营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期间由于土地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却在不断减少!
明朝中期以后，疯狂的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直接后果是明朝人口的剧减。明洪武二十六年，天下人口有六千余万;孝宗弘治时仅存五千零二十万;到英宗正统时，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流民已经增至600多万，有的地方逃亡人口已经过半;到崇祯时人口还剩四千万，其中流民竟达千万。
当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劳动力就显得稀缺，这给地主阶级内部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地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劳动力需求，开始组织地主武装，任意鱼肉佃农。到明朝末年，佃农事实上已经沦为农奴，王府官厅豪绅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私设公堂、格杀庄佃、吊拷租户已无所顾忌。
大地主和大商人为了保证他们自己又足够的佃户和雇工，开始向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开刀，因为只有让这些人破产，才能保证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富的需求。
大地主，大商人的要求通过屠杀东林党人扫清了道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靠剥夺中小地主和小商人来解决的。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却发现他们收的租粮和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则穷人更多，而且更穷，流亡的佃户和逃走的雇工就越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就越来越差，社会人口就越来越少!
这种社会进程证明了宏观经济的铁律：
只要社会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灾难循环的本质。
为什么明朝的劳动人民不能分享这些成果，因为土地兼并使佃农丧失了分享的权利，因为手工业者的破产使他们丧失了分享的权利。
接下来，就要开始影响大地主的粮仓和大商人的生意了。因为土地兼并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社会上除了地主阶级集团那一小撮人以外，已经是遍地穷人，大地主大商人手中的粮食和商品就会烂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粮，或者白送，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手中的商品价格下降，戏文里描述的好心地主施粥也不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普遍行为，带有极大的欺骗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真实的写照!
有人会想，他们不可以出口吗?因为那时的海运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海外贸易一般是高价格昂贵的香料，金银珠宝，不是用来倒腾大宗普通商品的，而且，明朝由于一些当时的历史原因还经常实行海禁。
这种社会进程在当代表现为经济危机，在那时，就是社会经济开始萎缩。
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由于土地兼并而被扼杀的，很多无聊历史学家撰文讨论，说如果明末的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发展，中国就不会有近代被殖民的历史，可能吗!?
在明朝晚期，尽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发展，尽管徐光启等人推动的西学东渐曾经让中国上层统治集团耳目一新，但是在整个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土地的狂热下，世界的变化并没有纳入他们的视线，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变成东方的容克地主，他们的骄奢淫逸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停顿。
明朝晚期，由于土地兼并形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在熹宗天启七年爆发，从澄县王二点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再也无法扑灭，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
二、清朝对明朝封建遗产的继承
为什么清在入关后不在关内推广八旗制度呢?
一是多尔衮想永远保持八旗的优势和旗人的凝聚力。他认为如果关内普遍设旗，汉人势力必然做大，就会尾大不掉，难以控制。
二是清朝要统治关内，他要取得一部份地主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推行八旗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尔衮的第一个想法被八旗和他自己推翻。清军入关后，一道圈地令使八旗制的性质彻底改变，原本的八旗兵丁一转眼变成了拥有大片田产的地主，他们开始以剥削旗下的佃农为生。在逃人法颁布后，八旗制就蜕变为赤裸裸的农奴制了。后来，鳌拜再次圈地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康熙才下决心废除了圈地令。
多尔衮认为他的第二个想法处理得不错。多尔衮一开始宣称清取得政权于李自成，并且说要为明朝报仇，就是在向关内的地主们暗送秋波。
以洪成畴为首的那些降臣降将们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们知道，明王朝早己走上败亡之路，明朝的统治阶级决不会主动放血还给农民土地，如果李自成的农民军掌握了政权，会不会向整个地主阶级开刀，他们摸不透。但是，投靠清朝则可以引导清政府保护关内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他们能做到。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富贵，他们选择了抛弃明王朝，与农民军对立，协助清王朝确立统治的思路。
清朝在入关后采取的是一套迎合关内地主的政策。多尔衮明白，清朝接收的明皇族、宦官、大官僚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可以安置崇祯留下的上千万流民，他不必再得罪关内的其他地主了。到了康熙时，四川发生了大瘟疫，十室九空，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迁民百万入川，又缓解了土地矛盾。这样，清实际上未作大手术就把关内明朝封建社会的构架，体制完全继承了下来。
这种继承对中华民族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他使中国社会重新陷入土地兼并的灾难循环，又使新的生产方式难以萌芽和发展。
清朝在平定三藩以后，社会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比清入关前后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一个亿，乾隆时爆增至3.7亿，道光时人口达到4.1亿。清是奖励农桑的，土地开垦使总耕地面积达到11亿亩。
但是，新开垦的土地赶不上人口的暴增的速度，道光时期人均土地面积还剩不到三亩。
到了这种时候，欧洲人想的办法是十字军东征，接着又是血腥的海外殖民，拓展生存空间。
清朝采用的是闭关锁国的办法，因为地主需要用更加苛刻的条件出佃他们的土地，商人需要更廉价的雇工来供他们榨取!
人均耕地的减少刺激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胃口，新一轮土地兼并的狂潮又开始了。乾隆后期，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庄田横跨州县，和珅家的田产占了半个保定，三朝元老张廷玉家的土地横连几县，安阳的一家大地主在中原几省占地，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湘淮军阀发了战争财，到处夺买土地，李鸿章家在合肥就变成屈指可数的大地主了。地主们为了强化他们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在自己的庄田内筑寨子，砌城墙，设立武装，私设公堂，地主阶级的宅第变成欺压佃农的堡垒，地主的土地变成了佃农的地狱。
这一轮土地兼并延续的时间很长，不因列强侵入中国而受到影响，不因太平天国而受到警告，也不因辛亥革命而减弱，抗战时期也没有停下来，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沦陷区又掀起新一轮土地兼并的高潮，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国民党败走台湾。
为什么清中叶中国人口暴增，人均土地减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力价格下降，且出口常年顺差，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发展起来呢?
很简单，像明朝晚期一样，90%以上的土地又掌握在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手中，他们占有了大部的农业劳动成果，而90%以上的劳动人民除了糊口，几乎没有了什么消费能力。在当时，农家的几双碗筷要用几代人，农民家里，冬天的棉衣到了夏天抽去内里的棉花就是单衣，和珅家的佃户夫妻俩只一条裤子不是戏说，那是真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手工业者的产品卖给谁去?
没办法，清中晚期手工业者的产品只好出口，朝廷有限地放开海禁，同时又规定了海船的大小，那是无奈之举。由于国内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雇工的价格极低，清朝的商人靠廉价劳动力得来的产品在海外具有价格上的优势，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叶不是中国茶叶的对手，英国人的机织布也败在中国手工织的老粗布手里。
即使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很快发展起来，因为土地兼并不断给大商人的工场，作坊输入廉价劳动力，他们无需进行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改进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工商业者根本就没有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的动力。
这是清朝强大的标志吗?不是，这是土地兼并下封建地主和大商人的罪恶，是佃农和雇工的悲哀!
乾隆死后，清朝由于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形成的海外贸易优势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的大炮轰得粉碎。
鸦片贸易以前，西方商品无法在中国有大的销路，不是因为中国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什么抗拒力，所谓的自给自足，实际上是：自给且地主阶级足，劳动人民不足!
西方商品的购买者只是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大商人、地主豪绅，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是少数人，他们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大多数人是没有银子消费西方产品的。
然而，中国商人从出口中得到大批的硬通货，甚至逼得英国人不得不向中国输入白银来维持贸易平衡。当他们发觉他们先进的工业设备没有竞争过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起先很郁闷，然后，他们就打起歪主意来，他们想到了鸦片贸易和自己的船坚炮利。
在近代，参透土地兼并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又制定了相应的社会制度的人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只是“天国田亩制度”和他们的实践来的太晚了。
中山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长期观察和思考后，他明白了：在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内，只有广大农民可以充分享有土地上的生产成果的时候，才会形成大的社会购买力，才能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砸烂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
但是，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即使打倒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平分了土地，又如何去解决以后新的土地兼并呢?如何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再陷入这样的灾难循环呢?最终，他转向了共产主义。而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敌人，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使中山先生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三、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殖民的性质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西方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的历史原因。
土地兼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现象。
西方史学家总是把海外殖民描绘成探险家的开拓史，把发现新大陆归功于欧洲人特有的冒险精神。真的是那样吗?
欧洲人在中世纪晚期就陷入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兼并的疯狂程度比中国明清两朝毫不逊色，打着宗教幌子发动的各种战争背后无不显露出土地兼并的阴影。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攻伐给农奴带来巨大的苦难，整个欧洲被这种社会矛盾折磨的即将崩溃，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仇恨一触即发。
在这个时候，教会想出一个主意。他们编造了一个神话，说东方有肥沃的土地和丰硕的物产，他们的宗教发源在那里，东方人强占了那里，他们要号召信徒们把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
教会为什么要出这个主意?因为教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非常害怕农奴们把仇恨的目光对准教会。
教会的这个主意得到了欧洲各个王室的支持，他们终于找到了缓解土地矛盾的药方。于是，在教皇的蛊惑下，欧洲人动员起来，组织起一支强盗军队侵入东方，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在几百年里，一拨又一拨十字军败亡在东征路上。在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奋勇抗击下，欧洲人直接向东方侵占土地的梦想破灭了。
欧洲因为土地兼并形成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终于在1381年爆发了英国农民起义，1524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德国农民战争。尽管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始终困扰着欧洲人。
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里，西方王室开始鼓励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哥伦布、麦哲伦们出海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发点小财，他们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寻找出路!
1498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殖民到那里去的，既不是什么贵族老爷，地主老财，更不是资本家，而是欧洲的农民!
殖民地对宗主国具有什么意义呢?殖民地的开拓对于宗主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是福音吗?
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地，以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为例，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及非洲并不发展工业，殖民地的消费品供应来自英国的垄断贸易，这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兼并土地的胃口，圈地运动开始了，羊吃人把农民赶出土地，以便适应对殖民地的贸易需求，1495年开始，英国的流民法把失地农民强制赶进血汗工厂、码头、矿山。
所以，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是两台绞肉机。海外殖民是全球范围的土地兼并，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屠杀和奴役;同时，它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无限的利润，又把英国的劳动人民赶入人间地狱。
第二，列强在中国殖民的办法。
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殖民活动一开始就不顺利。
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前被与中国不平衡的贸易折磨得寝食不安，当他们利用鸦片贸易和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他们却发现清朝政府的抵抗是软弱的，而中国人民自发的抗争是非常令他们头疼的，他们想用占领北美、南亚、非洲的办法全面占领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却遭到中华民族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的抵抗。从三元里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他们感觉到要征服这样一个民族，吞下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会向强权屈服，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
西方殖民者开始寻求另外的方法。他们觉得利用清朝政府来间接控制中国，比他们直接占领更为有利。一个代表列强利益的清政府，比他们直接面对中华民族的反抗要简单容易的多。
于是，他们就与清政府勾结起来，让中国半殖民化。他们采取强行租借土地，占领口岸和铁路，控制海关，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要把中国人的血汗榨干。
西方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并不是在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来发展中国，他们只搞加工业，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凝聚着中国人民血汗的出口产品由中国苦力扛过过山跳，源源不断运出中国。
西方资本在中国开办的纱厂，烟厂原料全部出自土地。殖民者为了控制中国的原料来源，运用他们在中国设置的收购渠道联络当地的地主，间接地控制了土地的使用，这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当地主们看到种植棉花、烟叶有利可图，为了大面积种植，就开始夺买土地，像当年英国圈地运动一样，不会种棉花和烟草的佃农被赶出土地，这就是棉吃人，烟吃人。
一些地主发现织布卷烟大有利润，他们向殖民者学习，从海外买来纺织机械、卷烟机，做起老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的半殖民化和中国人自己开始的资本化经营造成中国空前的土地兼并的狂潮。成千上万的佃农被棉虫和烟虫赶出土地，颠沛流离，他们进入了城市的棚户区，变成了码头上的苦力、矿山里的黑鬼，他们的孩子成了包身工、童工、城市资产阶级家的佣人、百乐门的女招待，这是中国半殖民化后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
当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利润大于地主的地租时，地主就不会选择种粮食。然而，中国人均土地只有两亩多一点，且那时平均亩产只有两百来市斤，由于种植棉花和烟叶侵占了粮食用地，反过来导致粮价上升，而土地属于地主阶级，粮价上升的受益者还是地主阶级!
佃农不得不学会在地主的土地上种植棉花和烟叶，挣了几个铜子后却发现，他们手里的钱能够买到的粮食越来越少。
自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中国人民更加灾难深重。
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直接殖民的措施。
四、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海外殖民
现在，我们要对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处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结果和影响作一个大致的概括。
第一，耕者有其田初始。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开始盛行，诸侯国之间相互攻打杀伐。秦实行商鞅变法，允许土地买卖，鼓励土地兼并，然后，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到周边的诸侯国去攻城略地。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搞清楚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他是利用土地兼并来消灭土地兼并。否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会大封诸侯。他之所以不分封诸侯而采取郡县制，说明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动因掌握的很清楚，对商鞅变法要达到的政治远景看得很清晰。在六国土地尽属强秦以后，秦始皇将六国贵族迁入关中，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六国贵族对秦最大的仇恨在这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被历史学家解释为皇帝是唯一的地主，没有另外的地主，而实际上，秦始皇是把天下的农民从诸侯的残酷统治和无休止的战乱中解放了出来。然而，秦始皇在建国早期遇上了北方的边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又使人民得不到修养生息，原来六国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立刻转化为秦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六国贵族后裔发现了这个矛盾，利用陈胜吴广的起义推翻了秦。当六国贵族由项羽分赃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又打错了算盘，广大农民并不希望回到战国时代，刘邦对项羽的胜利代表了这个意愿。从刘邦到文景之治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农民意愿的充分体现，到汉武帝时形成了举国一致，内勤国政外御强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面，汉代对土地的处理方式又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土地问题历史思维的起点。
第二，土地兼并的败局。
到了东汉末年，门阀士族的土地兼并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的军阀混战又加剧了土地兼并，西晋统一三国不但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反而滥封诸侯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为什么西晋修养生息了数年，却在少数民族的一支小部队面前立刻土崩瓦解，连皇帝都被劫走，就是因为这个朝廷后面没有人民的支持。西晋只是门阀士族即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与西汉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平均地权的实现。
在东晋南北朝的历史画卷中，由于土地兼并造成了上百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惨烈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北魏孝文帝对秦汉以来的兴衰作了梳理以后，把握了历史变化的动因，作出了均田制的英明决断，而北魏的作法又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均田提供了参考。为什么秦王李世民必须搬倒正统的太子李建成，看一看两个人周围都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秦王手下是清一色的农民起义将领，而太子一边却集中了大批贵族党羽;秦王府兵与太子誓不两立，罗艺之流挑衅秦王也毫不掩饰。玄武门之变不过是两大阶级的代表人物博弈的终极对决，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铁定了秦王胜出。正是因为秦王背后有一大批农民起义将领的支持，他的均田制才得以推行，也正是有了这个基本国策，李世民才有决心有能力北平突厥，东定高丽，否则，换了李建成，又会像西晋一样作鸟兽散。
第四，又一轮土地兼并的灾难。
到了唐中期，土地兼并开始露出苗头，这让安禄山史师明看出唐的软肋，李隆基贪图安逸放权边将，军政不分使土地兼并更为方便，导致边将叛乱和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逼得农民造反，爆发了黄巢大起义。黄巢的政治主张非常明确，就是要恢复均田和贞观时代的社会公平正义。黄巢起义被残酷镇压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使中国社会倒退回汉末三国时代，北宋王朝的建立与西晋三分复一统也极为相似。赵匡胤靠军事政变黄袍加身，他为了防止其他将领复制他的行为，只作了点军事改革，以为这就可以巩固他的权力，这等于事实上承认大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的社会统治地位。北宋统治者希望既保证地主阶级的绝对权力，又得让老百姓接受他们的统治，因此，儒家思想派上了用场，程朱之流用一套奇谈怪论为这个统治集团进行包装，让中国人在混沌中过了上千年。北宋南宋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集团的政权，由于缺乏普遍的社会支持，所以，在西夏、辽、金、元的连续打击下，分崩离析，灰飞烟灭。从北宋开始，中国各民族进入又一次大融合，各种不同发展水平的政治势力相互交织，使汉唐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无法起到主导作用。
朱元璋在明初本可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再造一个汉唐盛世，然而，他选择了抑制土地兼并，而不采取根本措施，结果在他死后遗患中国六百年。朱元璋最大的失败是，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却尊朱熹为祖，他自己先陷入了矛盾，没有为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合理的社会框架，这让他死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变得合理，而儒家思想又为这种合理性作出解释，让中国人在道义上陷入迷乱。
在此只做唯一假设，如果朱元璋能像汉文帝和李世民那样处理好土地问题，按照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中国可以在明中期早些时候自然进入资本主义，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提前五百年，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第五，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每一轮土地兼并，都造成社会撕裂，并由此产生内忧外患，民族就陷入灾难深重，国家就走向衰落，败亡。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鼓舞着人们在曲折前行中进行探索，不断对社会加以匡正，让这个民族走上正轨，这些民族的先驱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阶级，例如，刘邦出身于农民，李世民则出身于贵族，然而，他们观察人类发展的眼光却惊人的一致，在他们头脑中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亦相同，那就是上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断传承的一个伟大的价值观：集体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曾经为中华民族造就了辉煌，按照这个价值观，社会就有公平正义，民族就走向兴旺发达。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都是以农民起义为基本社会力量来推动的，民族的先驱们总是用集体价值观为取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力量对社会进行匡正，以实现全民族至上而下的团结，并因此而谱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这一优秀传统在北宋为儒家思想所取代。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和民国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为剥夺和压迫作合理的解释，对反抗和农民起义寻找罪名，甚至连革新都不能容忍。这是放倒中华民族的一剂毒药。
当程朱理定义的儒学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以后，土地兼并变得合理，被压迫者变得麻木，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一方面，士大夫们用儒家学说美化封建压迫，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兼剥夺农民更加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人民被儒家思想所毒害，默认剥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这样，剥夺者与被剥夺者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社会实现了士大夫们的理想，士大夫们终于在封建社会的夹逢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如鱼得水。中华民族的集体价值观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决定了中国人不会选择殖民;
中国历史上迂腐猥琐的封建儒家思想也决定了中国人不会选择殖民;中国人没有到海外去殖民，反过来却被殖民，而且从1840年开始就逆来顺受，自得其所，汉奸思维甚嚣尘上，这一切都要归公与儒学所赠!
第六、题外的话：岳飞被害的真实原因。
封建社会下的土地兼并就等于是把整个中华民族送上断头台，土地兼并加上地主阶级的儒家思想又让中国人的头掉下来却又不知是为什么。佃农出身的岳飞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以精忠报国为信条募军北伐，如果岳飞无甚建树也罢，问题是岳家军连连捷报却引起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警觉。南宋士大夫出身的将领组织的抵抗和北伐软弱无力，因为他们除了恢复宋室这个口号以外，没有任何凝聚人心的政治目标，而北宋因为土地兼并早以丧失人心，水浒中关于北宋的描写可见一斑，由于曾经有过宋江、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所以，南宋对岳飞更加警惕。另外，在一大群士大夫出身的南宋将领中，佃农出身的岳飞分外显眼和另类，虽然像韩世忠那样的士大夫赏识他，但是岳飞一直是士大夫们排挤和打击的对象。
岳飞被诬陷和被害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声张正义，就是韩世忠也不过是不疼不痒地问了句：岳飞有什么罪?当他得到一句“莫须有”的回答后也就心安理得了。士大夫们对岳飞死后的骷髅卖俏是令人作呕的，他们甚至把岳飞说成是士大夫的楷模，地主阶级的英雄，数百年来无耻的士大夫们从没有想过：岳飞与士大夫有什么渊源?岳飞的死是中国士大夫的一次集体犯罪。开口闭口人之初，性本善的士大夫们，其人性丑恶发挥到了极致。
五、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出路
第一，农村改革的基础和性质是什么。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却只有印度的一半多一点，各种自然灾害又给中国农业带来根本性的困难。翻开中国各地地方史志，有史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旱涝虫病，人民饥馑流离的记载。建国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更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到了首要的地位。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中国土地不足的问题和防御自然灾害的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集中人力物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集体化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了完成这一大业，不可能去搞三自一包，那时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如果都跑去做买卖了，谁还去挖河整地。
七十年代初，在集体化的框架下，经过十年苦战，中国农村土地基本整平，大江大河得到根本治理，所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大河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大水，灌溉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没有发生大的旱情。
然而，整个八十年代，大江大河的治理停顿了，上游的滥挖，滥采，滥伐却步步加大，导致了九十年代的大洪水，九十年代的抗洪救灾是惊天动地的，上千万人在各个江河的大堤上巡查堵决，别忘了，脚下的大堤不是平地里长出来的，那是一代人十年汗水，十年艰苦奋战的结果，没有那十年的苦战，哪有什么大堤可堵，早成了一片汪洋了。
七十年代末，在平原土地整齐划一，水利条件基本改善，山区半山区中低产田得到根本改造以后，剩下的就是加强农田的管理，增产增效。在农业机械化没有普及的条件下，特别是山区半山区中低产田上集体化的管理显然是不科学的，这是催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力条件。
农村承包制改革仍然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上个世纪中国的农村改革性质上严格地应叫做：农田管理方法的改进。他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大包干提高的是农业劳动者的生产作业效率，大包干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没有改变，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劳动工具由集体所有变为家庭所有了，分配方式改变了。
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单位面积上所需要的农业劳动量是一定的，大包干解决的是出工不出力的问题，没有谁为了种两季稻子365天都呆在地里，挖河整地需要集体化，而管理农田需要的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的管理方法，即使以后农业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管理责任还是要分配到家庭的。
单产的提高，取决于良种的推广，精耕细作，水利条件，合理的施肥，然后是管理，没有当时的农业技术条件和农田水利基础，以及足够的农业生产资料，你在地里怎么鼓捣也增不了产，理论家的扯淡简直让农民听了笑掉大牙。
由于七十年代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经大体上完成，农村有了第一批富余劳动力，可以搞三自一包了，农资实现了充足供应，农业已经旱涝保收，大包干后，效率又有所提高，产生了第二批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或者就地就业，或者进城从事餐饮、旅店、百货批发零售是势所必然，国家就没必要再开饭店，跑堂，卖丁头线脑了。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调整。改革不是目的，改革的底线是绝不动摇社会资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这一根本性质。
第一次农村改革最大的失误是一刀切，把平原地区可以实行机械化作业的连片土地分割成小块或小条来管理，反而增加了作业和管理的难度，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所以，第一次农业改革只有一半是对的。
第二，二次农村改革的性质。
中国现在还有8亿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拿土地不当一回事的人，那不是真正的农民。在城里打短工的农民能算是有职业吗，开一间烧饼铺的农民能叫商人吗，而在一千多万离乡打工的农民中，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会在大城市买商品房吗，他们随时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回乡，特别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下岗人员乱碰头，家乡的土地是唯一的依托。
同时，很多在城市有固定工作，有的生意作的很大，收入巨万，有的官做了多年了，却还在农村占着地，这是不合理地占用社会资源，也需要清理，应该收回集体的必须收回后由集体重新分配给农民。
中国的可耕地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山地和丘陵地，不可能像美国的农场那样一个农业工人可以管几千顷，上万顷。听到有人拿美国农业与中国农业作比较就觉得无聊，他只看到了美国人的大马力拖拉机，却没有想到那种拖拉机在中国大多数巴掌大的小块耕地上是否能转开屁股。那么，手里握着大把钞票却不会种地的人要拿走这些土地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进行农业开发吗，他们要当地主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吗?(第一个问题)
此外，我想问一下高谈阔论美国梦、澳洲梦的人士，知道不知道：美国90%的土地是平原，中国60%的土地在山里;美国的农场种植一年，休耕一年，中国可以吗;美国农业人口只有几百万人，中国却有八亿多农民。痴人说梦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自得其乐还想愚弄人民。
这次农业改革的性质应当是促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方式是农业的合作经营。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农业集体化，是农民自愿联合，国家引导，土地使用权可以入股，出租，以建立大的农业联合体，一切以确保农民土地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产增收为目的，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可改变的，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是既结合又分离的，但是决不可以允许土地买卖。
可是，有人却提出要把土地权像股票一样上市流通，自由买卖。一旦土地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中国的农业就会落入不可预期的境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把农业放到赌博场上去，他们只不过用补贴来控制农产品价格，以便压低全球农产品价格，通过高技术产品出口和廉价农产品进口来支撑他们奢侈的消费。中国的赌棍却想把土地当色子来玩，他们已经在股市上炒烂了一大批工商企业，难道他们又想再炒烂中国的农业吗，中国人的饭桌会放给一群赌棍来游戏吗?
当土地的所有权使及使用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的时候，18亿亩耕地是否能确保用于农业，这是第一个问题。一旦土地市场被大资本操纵，当土地价格被砸得很低的时候，或者当土地价格炒得很高的时候，谁都不会在土地上投入资金生产农作物，什么政策法规能够约束得了那些腰缠万贯的大地主?
第二个问题就是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如果土地可以买卖，卖出了土地使用权，就意味着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土地市场上的骗子利用手里的资金完全可以操纵价格让大批农民上当，如果农民被引诱卖出土地，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会沦为流民。就当前城市工商服务业的发展所吸纳的劳动力来看，已经接近饱和，有的已经过剩，到了新开一家店就有一家店关门的境地，那么若干亿失地农民的饭碗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土地的资本化经营使农业资本家必然追求绝对剩余价值。
在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不可捉摸，看看那些黑矿主和黑心资本家吧!同时，当资本家要赚取相对利润的时候，他要排斥劳动力，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被赶出土地，怎么还能增加就业，难道美国农业人口正在一天比一天多吗?
第四(个问题)，外国资本通过土地市场或者其代理人掌控中国的土地，实行间接殖民。
有人会说资本家可以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他故意掩盖了土地的特点，在一定的时期内，土地的效益是有极限的，他不可能为人类提供无限的果实，所以，土地的特点是不可复制，所以倍加稀缺，开发区的车间可以盖成多层的，农田可以上楼吗?所以土地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
按照某位人士的说法，现在中国有十八亿亩耕地，每亩一万元的代价，有十八万亿就可以买下来，中国富翁们的资产已经远超过这个数，可以产生几十万地主，雇佣1000万农民就可以满足需要，那么请问：八亿农民中剩下的那7.9亿人干吗去，你领他们去殖民?可全世界任何一块地方都不许殖民了，那他们靠什么吃饭?!
7.9亿人放弃了土地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分享土地上的生产成果的权利，那么，这些土地上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资本家会白送给人消费吗?我看不懂。
8亿农民中有1千万流民，这样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如果8亿农民中有7.9亿流民，那会把社会逼疯，我相信，首先遭受苦难的是农民，但是我也相信最终被消灭的，还是地主。
如果土地流转如此变成社会成员之间土地兼并的手段，变成掠夺土地，剥夺和压榨农民的工具，进而变成有利外国人掠夺中国土地的工具，那就是败国的祸根。
土地买卖的直接后果是产生流民，有钱人做了地主，流民推给了国家，这是什么人出的败国招。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以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为引导的，是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来起步的，中国的农村都应该像汶川重建那样进行改造，八亿农民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靠国家帮助，通过规划、合并、建设，把农村变成功能齐全的城市。靠卖地发财，那是短命的，那只能产生流民，加剧社会动荡，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折腾!
第三，中国农业的出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资源是每个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并且在一个公正的社会，劳动不仅是生存的手段，而且是一种权利。公有制和劳动权利是相互关联的。
当今世界的农业，按照经营方式来看，主要有下列几种：家庭经营、合作经营、集体化经营和资本化经营。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是自耕农式的，合作经营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集体化经营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化经营就不用说了。
按国情相似来看，人多地少，土地矛盾比较突出，农业搞得较好的是以色列和日本。他们搞得是精细农业。这是两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在农业上不推行资本化经营，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人人都有事做有饭吃。
以色列的土地是国家分配的，不仅是有小农经济，也有集约化的农业合作社，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而且都搞的有声有色。
工业化国家日本在实现了土改以后，既有小农经济，又有合作社，可没有几家上万顷的大农场，为什么，请大家想一下吧。
哪一个犹太大亨都有能力把全以色列的土地买下来，日本财团的董事们买下全日本的土地恐怕绰绰有余吧，他们的国家能允许那样做吗，如果中国的富翁们真的那么关心自己国家的农民，它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钱全部捐给农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只是贼眼为什么老盯住农民的土地不放?
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尚且懂得土地兼并的后果，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竟有人鼓吹土地兼并，热衷土地买卖，这些人究竟安的什么心?
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劳动强度较大，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条件限制，技术上落后于其他产业。对于农业的一切举措，政策都不能离开这些基本特点。
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实现机械化，首先必须是连片和较为平整的土地，还要有良好的灌溉条件，这个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平原地区和半山区已经解决。
中国农业目前占比例最大的是家庭经营，但是运行的最好的是保持了集体化经营的，例如华西、南街等。所以，在平原地区，应当大力推行集体化或合作经营。
但是，在一些山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机械化。在这样的地区，一切要按农民的意愿，要求实行集体化的，乡镇要派人去做调研和指导，一刀切也是要出问题的。
在管理方法上，过去好的要坚持，防止出现大呼隆，没有效率也是不行的。
中国农业需要多种经营形式并举，精细农业为发展方向，资本化经营会使很多农民被赶出土地，这不符合中国国情。
第四，中国农村的出路。
中国农业人口的绝对量是今天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中国的工业化所能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是无限的，因为：
全球都在向工业化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不平衡贸易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
西方靠高技术产品换取中国底附加值产品，中国人耗费资源和人力让西方人享受了几十年的廉价消费，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货币贬值来平衡，并且如法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不可能永远承受这种耻辱，中国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资源和人力消耗，更不能容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所以中国靠低技术和低附加值进行的工业化不可以无限扩张，达到一定的点必须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的结果就是所需要的工业劳动力绝对减少和相对减少，这一点必须向全体国民讲清楚。
四万个亿注资推动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大约在五年后可以投入运行，这只可以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但是升级后的中国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吗?产品主要是出口还是主要满足内需?如果主要是满足内需的话，消费能力又怎样形成?
所以，要中国的工业化继续发展下去，关键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能够形成相应的购买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要使农民形成这种购买力，一句话，要实现8亿农民的增收!
这样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相当多的农业人口今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涌入都市工业区，可是现在许多农民只知道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还期望着危机过后能在城市打工，他们了解世界上真正发生过什么以及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吗?全体中国人都准备好了吗?
前几年，国家村村通路，电改、水改，使农村面貌有了改观，现在的家电下乡也丰富了农民的生活，但是，要根本改变农村面貌，还要有很长的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开始建立，是不是觉得太复杂、太繁重、太费神、太赔钱，没有卖地钱来的顺手?
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是农村的小城市化，是以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为引导的，是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来起步的，中国的农村都应该像汶川重建那样进行改造，八亿农民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靠国家帮助，通过规划，合并，建设，把农村变成功能齐全的小城市，使广大农民过上既有田园般的诗意，又有与城市相同的服务系统的美好生活，靠卖地发财，那是短命的，那只能产生流民，加剧社会动荡，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折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重头戏在农村，中心工作是如何使农民增收，这样才能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工业化增长的GDP在价值上才能实现。否则就又是一场出口的独角戏，落得里外不是人!
第五，农民增收的几个关键渠道。
农民自身增收途径：
中国18亿亩土地不会有多大变动，粮食产量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因为单产是有极限的，只在土地上做文章，农民增收的途径就这几条：
1、通过集体化减少粮农用工，由此增加粮农人均土地面积，实现增收;
2、技术上机械化，管理上科学化，减少农业用工，实现增收。
这两条是减少农业人口的。
3、改变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实现增收，
4、改变农业结构，发展养殖和加工，实现增收。
这两条是精细农业，可以增加农业用工。
国家宏观的增收措施：
一是调整农产品价格。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法来优惠农民是一个办法，但是农民并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传导效应会传回到农民自己身上，结果是什么都涨价了，农民空喜一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实际上受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中国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优惠农民，进口商就会利用这个政策大量进口去获取这块优惠，反而会使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下降而伤害农民。
要使用价格杠杆，就必须像日本那样在对外贸易中对农产品实施全面的保护。
再一个措施就是农产品补贴了。
由于中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中国耕地的地理条件，以上的增收途径对广大农民来说收入会有提高，但对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农民生活条件的根本改变不会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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