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讨论三农学者贺雪峰关于农民工的“半工半农”不仅具有发展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文章，对贺雪峰的观点提出质疑，笔者也同样持质疑的态度。这里换一个角度谈点看法。
1、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看三农问题
大体说来，我国50年代初期，城乡人口结构不到2;8，即城市人口不到20%，农村人口占到80%以上。现在的情况是，真正转化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只有36.7%左右，而官方的城镇化率则达到54.7%(2014年统计数)，这里有18个百分点的差额。此外，剩下的45.3%乡村人口中，也不是全部经营农业，还有很大一部分在乡村地区从事非农产业，我们暂且相对保守地假定在乡村地区的人口还有15%也已经转入非农产业。那么，我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是这样的三元结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人口36.7%，真正依托农业的人口约30%左右，两者之间大约33.3%左右的人口就是虽然已经进入非农产业但仍然保留农民身份不能被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我曾在2008年总结京郊农村改革的问题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农民工夹角”现象：即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业人口城市化转移大大慢于农业人口的非农产业就业转移，这两条历史变化的曲线之间形成一个很大的夹角，这个夹角所代表的群体就是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是，离土的脐带割不断，进城的门槛又跨不过，处于城乡之间的两栖状态。他们没有城市居民的各类社会保障和稳定的居所，又不能放弃农村的土地权益和住宅，身份上是农民又不再经营农业，进入二、三产业和城市，又不能转化为城市居民。
产生这一现象的经济原因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以后，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二三产业和城镇，除少数靠自己创业以外，绝大多数成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即雇佣劳动者。而社会政策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又使他们无力转化为城镇市民，只能成为处于城乡之间的两栖群体。这就是我国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也是我国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
这一现象的社会后果是造成一系列的三农问题。已经产业转移的农民不能放弃土地，留在农业的农民不能扩大经营规模，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留守的儿童、孤独的老人、分居的夫妻等等等等，唯一有利的是资本。其实，中国资本经济形态的快速发展，其秘密和根源就在于农民工现象。
贺雪峰坚持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并且为了保护小农的利益而应该继续延续它、保护它。虽然贺雪峰坚持反对土地自由化流转的动机是好的，因为一旦土地大规模被资本圈占以后，这些农民工的退路就断了。但是，他既没有反思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原因，也没有指出小农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抗拒土地被资本规模化圈占的潮流。所以，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2、按毛泽东的路子走，工业化后会是什么社会结构?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两条腿走路，即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来是什么结果?
首先，随着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城市会发展壮大，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大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会被吸收进来，脱离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市民。改革前不是已经吸纳了9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了吗?这就是靠国有经济的发展实现城市化转移一批农民。这个过程如果不被打断，几十年以后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达到36.7%不会有什么问题。
其次，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工业化，是把每一个公社建设成有自己的工商业的经济中心和科教文卫等等的社会文化服务中心。这些企事业的发展又能吸收一大批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这种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民公社中心区的城镇化集聚，于是，小城镇发展起来，承担起转移和集聚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的责任。这就是靠公社工业化、城镇化集聚一批。最初的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其实就是这个发展趋势。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农村中的大部人口和劳动力会集中起来，集聚在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小城镇中来，实现毛泽东所讲的：“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
第三，农民都集中到公社中心区的小城镇吗?其实也不都是。因为还有一个农业生产的就近原则。为了方便农业生产，还会保留一大批农业社区，只是这些农业社区根据方便生产的原则要进过相对集中的改造，不论是居住条件，还是基础设施，还有环境和社会服务事业等，都要进行改造提升，使其成为公社体制和内部社区结构(1+x即1：中心城镇社区，x：外围若干个农业社区或新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靠新型农业社区建设提升一批。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绝不会出现农民工夹角现象，因为这里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这一发展道路通过城市化转移一批，人民公社城镇化集聚一批和新型农业社区建设提升一批，就能基本上完成农业人口的现代化转型。毛泽东一般不讲城市化，不把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是坚持带有小城镇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将公社作为未来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那时的人口结构无非是城市一部分和人民公社一部分，只是人民公社中的劳动力会按照产业分化有组织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就业而已，他们的各项社会保障由公社集体统一解决，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没有很大差别，类似现在的华西、南街、周家庄这样的集体。随着人民公社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社会政策城乡一体化进城的推进，城乡差别会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逐步消失。
3、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去集体化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的乡镇一级即过去的公社一级的去集体化。没有了这种集体经济体制，农村就会涌现大批自由劳动者——农民工，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并成为世界范围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成为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最终结果是农民的两级分化和社会人口结构的扭曲，即农民工夹角现象的长期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根本不能最终消化几亿农民的城市化转移。毛泽东的道路正是为了避免这一趋势而设计的。他的英明之处在于，在高于和大于高级社(现在的村级)的公社一级，预留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空间，使这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成果直接留给农村集体经济，而不是工商业资本家和房地产开发商。这里的关键恰恰在于要有大于村级规模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使其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高级社的规模是不适宜的，容易造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要从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制度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仅仅为了农业本身的组织化。使农民有组织地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农业的现代化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农业已经成为公社诸多产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与现在的什么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完全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
现在的小农家庭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从根本上讲，维持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这不需要进行讨论。出路只在于要么任由资本改造小农，加快土地流转兼并，农民工彻底无产阶级化;要么回归集体化道路，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重建新型集体经济体制，舍此没有第三条道路。当然，这里的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人民公社，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形式，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没有农民的组织化，不可能解决农民工两栖状态的社会问题和国家的农业即粮食安全问题。所以，贺雪峰的农民工“半工半农”合理论不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常态，而是一种左右都不逢源的无可奈何。
回归正确道路也不是没有办法的，这取决于政治路线。如果端正了政治路线，那么，办法很多。比如：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使其重新承担起农民工城市化转移的社会责任，不要和资本家一样只把农民当雇佣工人;
以村和乡镇两级为载体，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加强乡镇统筹，停止土地自由化流转，把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权归还给集体，发展集体化的适度规模农业和农业基本建设;培育乡镇一级的集体经济企业，发展非农产业，建设小城镇和新型农业社区;
严格限制大中城市的盲目扩张，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扶持小城镇和新型农业社区建设，扭转农村生产要素长期外流的局面，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限制资本进入农业和土地开等等。
事在人为，只要方向对了，办法有的是。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股份制、合作制等等形式，都可以为集体经济服务。问题是，要有一个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导向为前提。
2015-9-13
附：半工半农真能应对中国老龄化?——质疑贺雪峰教授“半工半农”合理论
半工半耕：只是小农自己的选择，还是结构性力量的推动?
林芳菲：我觉得贺老师忽略的是在整个农业资本化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小农的耕作已逐渐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个体化程度的加深，农村核心家庭也已成为农村社会主要的独立经济体，因此，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老年农民的保障问题而寄希望于将老一代农民工退回农业，依靠所谓精耕细作保障他们的生活，这无论从政策倡导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都太可怕了。
郭琳：贺老师认为“半工半农”是农民的理性选择。但是从贺老师自己的文章中我们就能找到很多悖论。例如文中提到“相当部分农民工进城，却难以在城市安居，即使他们在城市买了房子，他们年老，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他们也很难与已经成年子女在城市房子里共同生活”。这说明贺老师也看到了相当部分农民工难在城市安居的状况，但他给出的解释却是“缺少了就业机会，没有了劳动失去了人生意义”，所以农民工为了追求人生意义，选择了返乡务农。然而贺老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从其措辞中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缺少就业机会”才是农民工才不得不返乡务农的真正原因。现今的城乡人口流动本质上是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而非接受农村人口，是城市对农村的掠夺而非城市对农村的包容，所以农民工老年返乡根本上来讲是这种掠夺式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农民工自主理性的选择。实际上，在城市掠夺农村的过程中，农民更多的只能是被动接受，其自主性可谓微乎其微。
林芳菲：我之前做新疆拾花工研究时，访谈年纪大的拾花工，问她们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还出来打工。她们告诉我家里土地收入根本不够生活，干别的没人要，好在拾花对于年龄的要求较为宽松所以可以出来挣点钱(当然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其实劳务经纪人是用了很多方法来限制老年拾花工的以保证降低自己的风险)。我问她们，为何孩子不给你们点钱养着你们，我的一个报道人告诉我，我儿子除非我老的走不动了才会管我，而且，他们自己生活也不容易，我们趁能干点的时候就多干一点。当我回到这些拾花工的故乡做访谈的时候，发现在当地也有很多老年农民必须要依靠打零工获得现金收入。
李作政：的确，农民的现金收入渠道非常有限，而且很不确定。种同样多的地、养同样数量的禽畜，很可能上一年赚钱、下一年亏本，这是因为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造成的。相对而言，打工的工钱水平是比较稳定的，农忙时一天的工钱可以去到180元，农闲时则是80元左右。因此，打临工成为农民补充收入的重要途径。另外，临工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身体条件差、农业技能弱的人往往争取不到打临工的机会，这在一方面也加大了打工获取收入的难度。
胡靖：数千万留守老人，数千万留守妇女，还有数千万留守儿童，他们家庭分裂的痛苦，史无前例。以前山东人闯关东人家都不搞代际分工。一家人饿死都在一起。
郭琳：贺老师对“半工半农”的合理化还建立在农民工返乡后可以很快重新务农的设想之上，但是他却忽略了农民被卷入资本生产的过程中的“去技术化”的问题。就算第一代农民工从小就有较多的务农经验，老年回乡之后还可以继续种田;可是如今的青年农民工很多都是从小就脱离了农业生产，从来没有接触过种田的知识和技术的新一代农民工老年回家后还能种得了田吗?
陈航英：郭琳提到二代或者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种田，这点大家都是看到的。但实际上即便是第一代农民工回家也种不了田了，为什么呢?首先，现在政府推崇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土地向大户、能手集中，各地的土地流转说是以农户自愿为前提，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和资本采取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来流转土地，所以第一代农民工即便是回去想种田，都不得了。其次，现在种田技术发展非常快，农药、肥料的品种纷繁复杂，都不是第一代民工离乡那时所采取的种田方式了，不少农民直言跟不上时代脚步。第三，心理上的障碍。对于不少人来说，在外面赚过钱了，心理就看不上种田那点钱;而且农活的苦累，也使得不少感觉自己吃不了种田的苦了。
贺教授也是看到小农经济已经不足以满足农户基本的家庭需求，所以他一方面提倡“适度规模”的中农，另一方面赞赏“半工半耕”的模式。从短期上看，半工半耕确实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有点类似糖衣炮弹，从深层次或者长远来看，则是越来越深陷于无产、半无产的境况之中，在结构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上。
李作政：除了农产品低价与滞销外，这里边还有个规模的问题，按中国目前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水准，小农一家人再精耕细作，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几千年如此，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说过，如果小农家庭的土地数量能扩展到30～50亩，则能维持较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成立农民组织，合作经营、综合运作，小农家庭耕地数量如果只有十来亩，也只能是半工半耕模式维持生活，是不得已而为之。
林芳菲：但是他认为的半耕半工是代际分工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个观点在今天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在第一代农民工的时候，我觉得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还勉强说的过去。我觉得贺忽略了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家庭结构的变迁也是伴随着整个社会变迁的。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在农村从主干家庭通过分家向核心家庭转化的时间缩短，年轻夫妇很多时候更关注自己所在核心家庭的发展，而非整个大家庭，并且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生活需求的增加，一些农村年轻人即使分家都可能还需要依靠父母的贴补，很难谈及反哺。因此，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个体化是不能忽视的。况且，如果将养老义务完全推给子女，这对于中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而言，更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陈航英：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就又回到人口的角度上去了，感觉好像是自然的、自发的。那么问题来了，半工半耕模式是小农自己选择的，是所谓的“自平衡”的，还是背后有结构性力量在推动着呢?
李作政： 代阶分工是社会畸形发展的结果，不符合人性，应扬弃。
张慧鹏 ：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老无所养，(贺老师)一个轻飘飘的“代际分工”。 回得去吗?
陈航英：是的，要是单一的在农村或在城市就能满足家庭的再生产，谁愿意过这种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生活。这种现实中无奈的选择无疑是城乡二元分离的结构性力量推动的，而非农户自发的选择。
池银：每个地方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不赞同贺老师，但也不绝对说半工半农就行不通，前提是农民工能够赚到体面的工资。年轻人出去很多时候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自己也很想到外面的世界见识一下。彝族是这样的，到一定的时候就回来结婚生子，然后可能还会再出去，年老了就以田地养老。农村的生活成本低。我甚至觉得城市人才悲哀，像香港穷人，没有可进退的生产资料。农业技能还是不难捡起来的，我觉得我跟着左邻右舍的人干上两三年也就会了。
有时我觉得干农业生活水平不高并不一定是土地数量少的问题，像我这边(四川凉山)大部分家庭都几十亩一两百亩，并且有经济作物作辅，但还是要去打工。我觉得问题是农产品中间环节被赚太多了，农民应该组织起来主动掌握销售环节。
为什么普通农民靠农业收入没法活?反思商品化、资本化
陈航英：光靠农业收入肯定是没法生活的。 现在种水稻一亩田赚个1000块钱就算撑死了。 现在种田就只能吃饱饭，但是教育、婚姻、生老病死这些事情呢，都需要钱。
林芳菲：我之前也赞同池银的看法。但是我这次去山东做了回访之后，觉得其实香港的年纪大的穷人和内地农村老人的遭遇本质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中国的普通农民有一定生产资料，但是是否可以让他自由进退，我觉得其实很难。在山东的时候，他们很明确地跟我算了一笔账，我发现他们仅仅依靠农业收入真的没法生活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去的那个地方生活资料几乎全部商品化了。
张慧鹏： 在我河北老家，农民米面都要用钱买。
林芳菲：以前基本生活资料那部分还能自给，其他生活需求需要依靠现金收入，但是其实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连生活资料这部分都已经很难靠农业收入满足。我在山东河南这边的访谈基本都是这样。所以现在农民愿意种劳动力投入少的作物，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外出打工。我甘肃的田野那边，基本生活资料方面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她们可以靠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满足家庭基本生活资料需求。但是，生活资料商品化的程度上升是一个趋势。
林芳菲： 最有趣的是我在山东访谈的时候，这些农民正在计划去买一个城镇职工社保的资格。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按照贺的说法，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半工半耕真的可以保障老年农民的生活，他们为何愿意花这个冤枉钱去买这个社保资格呢?!
陈航英： 浙江那里都是买失地农民保险，10万起保。
李作政：农民没有保障这是农村、农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农村的老人要自食其力到失去劳动能力的那一天，只要有能力，还要补贴、帮衬子女，一旦生大病，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得不到子女或社会的照顾，就只有死路一条，在我老家经常可听到农村老人自杀的事情。
林芳菲：我认为最重要的不在于留守老人是否可以自己单独过日子，而在于，他们的生活是缺乏保障的，俗话说颐养天年，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无法颐养天年，他们即使年纪很大了，还需要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出卖劳动力。
陈航英： 赞同林芳菲的说法。现在去家庭农场务工的甚至都有70多岁的老人，看着都心酸。
林芳菲：资本不遗余力地利用城乡，年龄，性别等社会差异来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而农村老人和妇女恰恰是筛子里最后剩下的最廉价也最脆弱的劳动力。
张慧鹏：贺老师对小农经济的赞美，是搞错了时代。搞错了政治经济背景。今天的资本如此强大，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农完全没有了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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