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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赛、黑哨、哮喘病人:奥运会从来都是大国政治角力的舞台

2021-07-30 15:19:27  来源: 大浪淘沙公众号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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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启蒙

  毛主席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同样,我们要感谢小日本,如果不是东京奥运会这样的多的反面教材,新一年年轻人们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中,接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初步阶级启蒙呢?

  体育可以分为全民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比如你跟你爸妈打打羽毛球,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小学生做广播体操,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这些是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而竞技体育则是世界政治经济延伸的一部分,最早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各邦国打仗打累了、外交吵累了、内政透支了,那就借运动会之名休战吧。所以从古至今,奥运会都处在大国政治的阴影中,也就是费拉时代的小布尔乔亚们才会嘤嘤嘤地喊出“体育远离政治”的口号。

  其实这次东京奥运会黑,里约奥运会也挺黑的,平昌冬奥会更黑。再比如说02年韩日世界杯,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暑假,亲眼见证了死鱼眼裁判怎样黑掉意大利的,亲眼见证西班牙两个好球是怎样活生生吹没的,韩国在世界足联里有个副主席叫郑梦准,快过了二十年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就度过了懵懂的孩提时代,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说,每一次大型体育赛事,都可以看作是给新一代年轻人初级的政治启蒙。这次我们要感谢小日本这个“教员”。

  (二)医学奇迹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着最先进的医药技术,所以他们的运动员队伍中,有着相当多比例的哮喘病人、多动症患者、心脏病人。这样多的身残志坚的运动员们能够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舞台上竞赛,堪称医学奇迹。

  据美国自己的统计数据,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中有17%的哮喘病人——或者专业一点翻译叫报告使用哮喘药物,即“合法嗑药”:

  那么正常情况下哮喘病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多少呢?根据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我国学者完成的《中国成人哮喘流行状况、风险因素与疾病管理现状》研究结果,明确了我国成人哮喘流行状况: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4.2%,患者总数达4570万。我国这个样本基数就够大了,就算考虑到环境因素、人口差异,也不能查出十几个百分点来。更何况哮喘病本身就不适合剧烈运动,能有这样比例去参加奥运会不是“医学奇迹”是什么?

  为啥欧美运动员人均“哮喘病人”呢?,因为通常治疗哮喘的药物都有使器官扩张、加速血液循环的效果,跟兴奋剂效果类似。下面是我查资料查出来的,直接复制如下:治疗哮喘的药物中含有β2受体剂激动剂、M受体阻滞剂、茶碱、糖皮质激素,具有增加呼吸频率、减轻疲劳、提高专注度等效用,而心脏病药也是同理。至于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是有镇定的功效,适合射击、体操等平衡类项目。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体操运动员拜尔斯,她这个多动症还不是小时候得的,而是五年之前突然“不幸患有”多动症,以至于必须大量服药。然而患病过程中也不妨碍她在国际赛场上狂揽金牌,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这就是大国实力的体现,一方面科技实力超群,制造的药物超出了反兴奋剂发展水平一头;另外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话语权,具有制定规则的能力,于是产生了一群“合法嗑药”“持证嗑药”的运动员: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TUE),即“医疗用途用药的豁免权”,它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项规定,即各体育运动协会及各国反兴奋剂机构可以根据经过审核的运动员医疗需要,出具同意运动员使用某种特定药物的许可。

  2016年9月,俄罗斯黑客组织“奇幻熊”攻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网站,先后六批次,曝光127名运动员医疗数据。保密档案显示,WADA在不同时期允许美国网球运动员威廉姆斯姐妹以内科治疗为目的服用禁药,此外,美国四块奥运女子体操金牌得主、励志多动症青年西蒙·拜尔斯药检结果呈阳性,却并未被禁赛。除了绝大多数美国人之外,还有英国人布朗利——里约奥运会铁人三项冠军;澳大利亚人西鲍姆——北京、伦敦奥运会游泳冠军。

  据俄罗斯媒体揭露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运动员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人数高达653人,通过的人数为402人。同一年,俄罗斯运动员仅有54人申请,通过的人数不足20人。英国媒体也自曝“家丑”,有53名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英国运动员利用“治疗用药豁免”服用了禁药,相当于英国代表团七分之一的运动员。说白了毛子为啥被制裁,连自己国旗和国歌都不能用了,就是因为俄罗斯衰落了,在国际政治中话语权越来越低,太憋屈了。

  (三)打分项目

  体操、跳水等打分项目是历来奥运黑幕的重灾区。这次桥本大辉离谱的14.7就不用说了,外网中嘲讽桥本大辉帖子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甚至还有韩文,你想想连韩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这得黑成什么样啊。

  再说一个更经典的例子,04年雅典奥运会,俄罗斯名将涅莫夫完成了一套完美的单杠动作,但是裁判仅仅打出了9.725分,位列第三位;因为这是肉眼可见的瞎,现场观众爆发出了巨大的嘘声,一时间所有比赛都无法继续。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裁判被迫重新打分,这一次涅莫夫得到了9. 762分,但是依然是一个“带着任务来的分数”,现场的观众感觉智商被愚弄了,于是爆发出了更强烈的嘘声。

  最后还是涅莫夫大度地上台,先鞠躬对现场的观众表示感谢,然后将双手下压,要求观众们保持冷静,让后面的选手可以继续比赛。涅莫夫的大度感染了所有人,嘘声瞬间转变为持续不绝的掌声,这一幕是属于运动员和观众的经典,但同样是裁判和奥组委的耻辱。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对这一幕也是记忆犹新,跟日韩世界杯一样。果然现在这些越来越卷的教育理念是有点道理的,小时候的记忆就容易特别深刻,像什么里约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的例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一说体操打分黑幕,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涅莫夫。

  言归正传,不仅仅是打分项目,任何有裁判的项目都是黑幕重灾区。我国跆拳道名将郑姝音在决赛中被裁判连判10次犯规,直接取消比赛资格。赛后采访她泣不成声,直言:“我拜托裁判,我拜托判他公平些”。

  2016年里约奥运会,拳击选手吕斌遭遇黑哨,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被判负,赛后吕斌直言:“裁判偷走了他的梦想”。然而这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众多媒体人的嘴脸。资深媒体人孙海光表示:“你把他击倒了,裁判还能判你负吗?”资深媒体人胡金一表示:“不公平本就是竞技体育一部分。如果你足够完美,那再狡猾的敌人也会低头。”

  (四)程序正义

  西方发达国家最厉害的不是在打分和裁判上有黑幕,而是可以从程序正义黑你。最典型的程序正义就是制定规则、改变规则——比如乒乓球,小球改大球、无遮挡发球,都是针对中国队;这一次比赛中禁止吹球、缩小场地、双标判罚,也就是背后暗戳戳的手段。

  更厉害的“程序正义”是增减项目:把你的优势项目减少,把我的优势项目增加。比如这届奥运会我们举重队获得四金一银优异成绩,但是这一届就限制了报名人数,导致许多有天赋有实力的选手无法参加;而下一届奥运会举重项目将减少四块金牌,又是对中国代表团的巨大削弱。

  反观欧美的强势项目,游泳就不用说了,四个泳姿,100/200/400/800恨不得每个段位都细分小项,再分男女再分接力,然后接力里面还分四个泳姿,这样排列组合下来得多少个小项……当然,毕竟游泳是仅次于田径的重要基础大项,多就多吧咱们也认了,而水上项目比游泳还过分,什么皮艇划艇要分开,然后单人、双人、四人、八人,然后再分别500/1000/2000米,然后再分静水速度赛和激流回旋赛,然后再分男女……

  这个套路要是让我们用,就是乒乓球直板横板分开——非常合理嘛,游泳能分四个泳姿,我直板横板分开比赛不合理吗?然后再分一个正胶和反胶组就可以了。剩下的如果耍流氓还可以这么分:男双两直、女双两直、男双两横、女双两横、男双一直一横、女双一直一横、混双男直女横、混双女直男横……如果再流氓一点还可以这么分:男双两直两正、男双两直两反、男双两横两正、男双两横两反、男双两直一正一反、男双两横一正一反、男双一直一横一正一反、男双一横一直一正一反、女双……我排列组合忘得差不多了,数学好的朋友可以算一算这是多少块金牌,能赶得上皮划艇项目不?

  (五)竞技体育的未来

  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结论很明显:竞技体育是政治的延伸。在帝国主义时代,奥运会就会打上帝国主义的烙印;在冷战时代,奥运会就会打上冷战的烙印;在西方话语权统治全球的时代,奥运会就是西方精英意志的延伸。

  也就是说,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美国霸权,只有颠覆西方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奥运会才能变成属于全体人类的奥运会。

  这里我讲一段历史: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堪称奥运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没有之一。为了证明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奥运会中从官员到裁判甚至现场观众,无所不用其极打压有色人种选手,成为了奥运史上至今不敢被揭开伤疤。

  然而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早在1936年之前,“纳粹奥运会”就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专属于无产阶级的运动盛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雷米特在国际足球界的地位,就像顾拜旦在奥运会的地位一样,在大力神杯之前,世界杯冠军奖杯就叫做“雷米特杯”。

  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雷米特一生贯彻“体育属于人民”这一理想,一手创办了巴黎红星俱乐部。“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巴黎红星的群众基础自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

  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最后引用一段毛主席的诗句,来为纪念体育界曾经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光芒,并作为一个未来美好的愿望: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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