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向日本扔下了两枚原子弹，瞬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你能想象得到威力比它们大几百倍的核武扔在中国人头上的场景吗?
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此前数次经历过这样的危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得美军节节败退，不论是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是联军指挥官麦克阿瑟，都曾不止一次的思考过对中国实施核武打击。
这并非一句空话，当时的核武已经运到了朝鲜半岛。
应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中国当时与苏联交好，美国忌惮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核武攻击会让苏联对美国进行核反击，最后作罢。
再后来，当我们自己研制核武器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不允许，它们曾叫嚣要对中国实施“绝育手术”和“外科手术式打击”，美国真的将载着核武的军舰开到了中国近海。
一次次经风历险，又一次次化险为夷，但这样的幸运我们还能有几次?
最保险的方式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人得有自己的原子弹、氢弹，让别人不敢对我们用强。
于敏，曾醉心于自己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并一次次取得了不凡成绩，如果他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将是一条名利双收的宽广道路。
然而，一次谈话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961年1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转行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
于敏的爱好是原子核的理论研究，他的兴趣点并不在氢弹核武器，而且研制氢弹还意味着自己将放弃一条光明的学术道路，放弃自己的名利，从此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但是于敏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了自己最钟爱的事业，从此隐姓埋名长达28年之久。
进行氢弹研制时，一开始进行得非常困难。
比如，国外对氢弹这样的绝密技术进行严格封锁，中国从报纸、报道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关于氢弹原理的东西。
于敏带着研究团队从零开始，硬是用30多个月将氢弹原理摸索成功。
还比如，由于国外封锁，我们得不到先进计算机。在研制过程，面对尖端技术需要的天量计算，他们能用的最先进工具，就是位于上海的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台计算机J501，每秒运算量差不多一万次。
这是什么概念呢?你手上的一部手机，每秒运算速度随便都有几十亿次。
并且，纵然是这么落后的工具，J501运行时，他们只有5%的使用时间。
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沙漠深处爆炸巨响，震惊世界。
当时预计当量只有百万吨左右，实际达到了330万吨。
从此，结束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核讹诈，再也不必担心会有人敢将核武器扔到中国人头上。
此后，于敏与许许多多的中国核技术专家致力于将中国核武器小型化，还与邓稼先一起上书国家，外国为了限制核武技术的发展，一定会进行全世界禁核试运动，我们一定要抢在这个时间之前，大力发展我们的核技术，否则中国的核技术就会被冻结在那个时代。
后来，果如他们所料，1996年，全世界签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于敏与邓稼先的超前眼光为中国的核武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十多年时间，也正是这十多年里，中国氢弹技术进一步发展，并搞出了更先进的中子弹。
据说印度，至今还没有氢弹，原子弹也只是马马乎过关，就因为现在不能进行核试验。
当你国贫民弱，坏人就会特别多，中国一路走到现在，真的要感谢那许许多多的老一辈们。
我们在和平时代尚且一路充满着荆棘、冷眼与嘲笑，他们那个年代面临的是炮火与死亡，但就是这样的艰苦岁月，他们硬是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20年前，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被授奖，如今，伴随着于敏的离开，只剩下孙家栋、周光召两位老人，留下的还有他们身后那个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时代。
在一次央视对于敏的采访里，记者问于敏有什么遗憾，他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对家人的亏欠。
他会时不时的拿着已故爱人的照片看很久，那神情悲伤而又无奈;在爱人祭日时，会一个人在墓前呆很久，喃喃自语;过年时，会给爱人摆上一副碗筷……
不知于老是否知道，正是他与家人昔日的分离，才换来了如今中国的万家团圆，正是他与他那一辈人(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的艰苦努力，才为中国赢得了一片安宁。
于敏一生最敬诸葛亮的气节，在那次采访结束时，他深情的说出了诸葛亮的那句话，“臣，鞠躬尽力，死而后矣，死而后矣”。
“死而后矣”，他动情的连续说了两次，如今于老离开了，他真的做到了。
放弃自己最钟爱的领域，专注于兴趣并不在此的氢弹核武事业，一干就是一生。也许诺贝尔的奖堂里少了一位获奖者于敏，但联合国的席位中却多了一个中国，中国也多了一片宁静的天空、陆地还有海洋。
致敬于敏，以及他那个时代的老一辈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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