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老红军林开征（组图） - 传正气

　　林开征

　　老红军林开征生于1915年中秋节，卒于2018年1月29日，享年103岁。

　　1932年冬在四川通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少年先锋营并任班长，1933年1月编入红四方面军4军10师28团新兵连并任班长，1933年3月分配到10师29团1营2连2排6班任班长，同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年满18岁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的第一仗“空山坝战斗”，在战斗中负伤(被评为二级甲等残废)。在川陕苏区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反 “国民党三路围攻” 和反 “六路围攻”，及战略进攻性的“宣(汉)达(县)战役”，大获全胜。在战斗中再次负伤，住通江王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伤复出院后分配到红四军11师32团3连任班长，之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组建的“夜袭队”，成为一名侦察突击兵，表现机智勇敢，1934年9月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川陕苏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在川陕苏区参加了很多次战斗。1935年春参加了“嘉陵江战役”，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其所在的团于同年7月被成建制地调入了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4师11团通信侦察连任班长。经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达甘肃后，被选为突击队员参加了著名的“腊子口战役”。陕甘支队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直罗镇战役”后在四师政委彭雪枫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中任师部骑兵通信排班长和党小组长。(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和张震主任等在此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35年12月随红军东渡到山西，参加大宁、莆县、红赵等地战役。1936年11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参加了“吴起镇”、“三成堡”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及胡宗南的围堵部队。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师长陈光到了八路军115师，在343旅旅部警通连任二排长、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此期间任八路军115师机关炮连政治指导员。“于阳战役”时改任师特务连专职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此后奉命送日本俘虏兵到延安，参加了建军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获“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1938年在八路军115师教导大队学习后，任115师陈支队(陈士渠为支队长)1团2营7连指导员，团特派员(保卫干部、营职)，同八路军总部一起战斗在晋西。1940年随陈支队挺进山东，回归八路军115师。任山东纵队特务营副教导员、青年团(山东纵队的警卫部队)2营副营长、营长，青年团总支(团党委)常委(注：抗日战争期间团级单位为总支部，营为分支部，连为支部)。

　　1943年在华东高级党校学习后分配到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特务营任教导员、总支书记(该营是个加强大营，有一个营支部和6个连支部共7个支部，实为团级编制，当时山东军区取消团级编制，改为旅、营编制)。

　　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参加了鲁西反“国民党顽固派”战斗和“鲁东反扫荡” 等无数次战斗，山东在全国建立了首个抗日根据地。1943年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舜初(开国中将)任命林开征为鲁中军区(政委钱均)教导二旅2团参谋长，因战时未到位。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随大部队在山东渡海进入东北，任第四野战军三纵9师26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团党委委员、团长、党委副书记。

　　1947年任安东军区独立师团长、团党委书记。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 “本溪战役”、“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等大战役。1948年组建东野五纵队(42军，现驻港部队)，任126师378团首任团长(吴瑞林为126师师长，后为42军军长，何善远是师政委)，随部队护送毛主席、党中央到达西柏坡。参加了“平津战役”，进驻北京后又随部队南下。

　　1949年在河南“安(阳)新(乡)战役”中指挥部队攻打安阳城时身负重伤，奇迹生还。在武汉鸡公山养伤期间吴瑞林军长传达四野总部命令，任命林开征到湖南陈明仁起义部队当副师长，因养伤未到位。此时二野向四野要干部，因伤不能随部队继续南下，于1951年初调任西南军区重庆公安警卫师作战警训科科长(准师级)。

　　1952年在西南军区速成中学高干二队学习并任党小组长、副支部书记。1953年任重庆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正师级)，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党委常委、副书记，后让位任正师职副司令，兼任重庆市体委主任、常务书记等职。

　　1958年任成都军区体训大队大队长(正师职)、党委书记。

　　1959年任泸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副书记。

　　1960年任重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正师职)、党委常委、副书记。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至离休，一直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1967年3月兼任重庆市大专院校军训总指挥部总指挥，6月兼任重庆市文教卫生办公室负责人，文革期间保护了很多老干部。

　　先后任重庆市第二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务委员，重庆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1970年任重庆警备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四川省军区党委委员。

　　1979年--1983年期间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党委书记。

　　1955年被授于上校军衔，1961年晋升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战争年代多次身负重伤四次死里逃生，心脏旁边还留有一弹片不能取出，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

　　1983年4月份以军级职务离休。

　　林开征女儿备注：父亲人格高尚、人品崇高，始终牢记毛主席在西柏坡对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教导，一生廉洁奉公、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多次让职让位，以致他职位不高，这都是他谦让出来的，他常说与牺牲了的那么多战友和成千上万的先烈比我知足了。

　　他还一直教导儿女要永远跟党、跟毛主席走，不能忘本，不能贪腐，他是伟大的父亲。我们最大的孝心是已将他光辉的战斗历史写入了《历史与传承》、《我的爸爸是红军》等书籍中，并已发表。

　　父亲平凡地来、平凡地走了，他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和轰轰烈烈的人生。厚德载物，仁者永年。他生前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8周年，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迎来了长征胜利80周年，迎来了建军90周年，迎来了他的党龄85周年及103岁生日，他不平凡的一生将永炳史册!

　　我走过的战斗岁——重庆警备区原司令员、101岁老红军林开征

　　我于1915年9月23日(民国四年的农历乙卯年八月十五日)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铁佛镇刘坪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7岁时丧母，9岁时就成了孤儿。为了养活自己，先去九子坡郎山寺庙里做了5年苦工，后又去地主家扛了3年长工，饱受地主老财的毒打折磨，多次死里逃生，尝尽了人间艰辛。

　　一、在川陕苏区的战斗岁月

　　1、参加少年先锋队

　　1932年，我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遍体鳞伤，多次想一死了之，去会我的父母。此时听路人传说红军的故事，说江西、福建有“朱毛红军”，他们是长着“红头发、尖牙齿”的怪物，专门为受苦受难的穷人打抱不平、杀富济贫......

　　这年冬天，红军真的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付钟政治部主任的带领下，从鄂豫皖苏区出发，1932年11月中旬经河南西南、湖北西北的漫川关，西征到达陕西南部的城固、小河一带，又神速越过大巴山直入通江县境内的西河，南进到泥湾场，红四方面军10师于月底左右分路向泥溪场、涪阳镇、沙溪、洪口、九子坡等地进军，直入通江县城。

　　住在通江县城的国民党、宪兵、地主等坏蛋都闻风逃跑了，有的是被红军打跑的，我干活的那家地主一天晚上乘我们长工熟睡时，也偷偷卷着钱财逃跑了，他们欺压百姓的威风此刻一点也不见了。我们见到了真正的红军，他们个个和蔼可亲，见了我们笑容满面。红军主力部队到达川北后同川军田颂尧部队交上了火，很快就占领了通、南、巴。红四方面军10师先头部队到了何家山，发布告说“红军是穷人的部队，是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妹的，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穷人兄弟姐妹们应该组织起来，打倒地主恶霸，夺回被他们抢占去的土地，翻身做主人”。此时我们何家山的几个穷哥们了解到告示的内容，高兴地跳了起来，相互拥抱并传递红军来了的消息。我们都是一帮穷孩子，看到红军阿哥给大家做宣传、讲革命道理、写标语......，他们的年龄有的和我们差不多大，都是小兵，穿得也不好，冬天了衣服单薄、有补丁，脚上穿着自己打的草鞋，但他们的意志十分坚强，总是面带笑容，很认真地做好各种工作，我很羡慕他们，大家都围着这些小兵久久不愿离去。我胆子较大，走到一个“小头头”面前问：“我们能不能当红军?”，小同志说：“欢迎!热烈欢迎!20岁以上可以先组织赤卫队，15岁以上可以组织青少年先锋队。”

　　我们乡村的30几个娃编成了一个青少年先锋队，下设3个班，我刚满17岁，稍大点，被选为2班班长，当时吴瑞林(后来解放战争时是我42军的军长，解放后被授予开国中将，后任海军常务副司令)是我们少年先锋营营长。

　　组织起来后，红军大哥给我们讲革命的大道理，告诉我们作为革命战士必须遵守纪律和规则，第一条就是要集体吃、集体住，有事要请示汇报，不能自由主义。第二条是没收了地主的东西，一针一线也不能拿，都要缴公，并要我们牢记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才增加为八项注意)。第三条要学唱红军歌，违反纪律的要受到批评，重则要开除，以纯洁红军队伍。我把这些规定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我们组织起来了，不能赤手空拳，就到逃跑的地主家找来大刀、长矛、梭镖、火药枪、棍棒等来武装自己。平时训练立正，稍息，向右、向左、向后转，走队列。我们训练得很认真，个个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的，干劲十足，如同获得了新生。平时的任务是抓土豪、搜山、堵卡放哨、盘问路人，向老百姓宣传破除迷信。

　　我那个班编制8人，实为6人，有2个梭镖、1把马刀、1支火药枪(没火药，只能装样子)，在郎山寨时，我们驻地的河对面长乐寨山上有敌匪，天天向我们这边打冷枪。红军主力有任务，驻地离我们有三、四十里，上级带领我们在半山腰设卡，正对敌人驻地约四、五里路，中间隔着一个大深沟，白天我们搬来许多石头放在寨门的路边，一旦敌人来了，我们就放滚石对付。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也不敢轻易进攻。一到晚上，我们将寨门关得紧紧的，用大石条堵住门并在寨门口设哨卡，轮流站岗，我们坚守了半个月。

　　有一天晚上听到山下嗖嗖的枪声，土路上还有火光，敌人来了!我们立即派2人到青少年先锋队团部送信，剩下4人在黑乎乎的夜晚将白天准备好的石头从山上朝敌人来的方向滚下去，只听到石头的滚动声、敌人被石头砸中的叫唤声和逃跑声，原来这是一小股白匪来搞侦察，打探我们虚实的，结果挨了我们的滚石，他们心也虚，狼狈地逃回匪窝了，我们几个毛孩子取得了首战胜利。

　　2、正式加入红军部队

　　1933年1月份，我们郎山寨青少年先锋队30多人在九子坡(现至诚镇)街上参加了红军，连同其他山区来的青年共计120余人，被编入了红10师28团青年连集训。我们乡村的30几个人被编为2排，我任6班班长。

　　我们按正规部队训练，部队对我们的要求更严，对组织纪律性的要求更强。1933年3月，我被编入了10师29团1营2连，连干部和排长都是鄂豫皖的老红军，对我们很关心，问寒问暖，象亲兄弟一样。副排长是在我们中间选的，我仍然是班长。当时红10师住在龙凤场，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

　　我们每人发了1支枪3发子弹，有了枪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吃饭睡觉都拿着枪不放手，也更加自信了。到了新连队，连长、指导员就给我们上政治课。

　　第一课讲为什么天下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怎么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容易懂，好接受。

　　第二课讲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为什么要当红军?当红军能学到什么?不但要学会打枪、作战，还要学习文化，学习弄懂红军为谁服务、为谁打仗等革命道理。上课后还组织我们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指导员还教我们唱歌，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几句：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处处为人民，打败白狗保家乡，不获胜利不回程。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爱国爱人民，人民送子当红军，红军英勇杀敌人。当时的政治宣传和红军所做的一切都是深得民心的。

　　第三课是连长给我们讲遵守纪律，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于人民，就要爱人民，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要服从组织，尊重领导，有了铁的纪律，就有了打胜仗的保障。他还教我们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歌。

　　第四课是讲怎么保管和爱护枪支弹药。红军的每支枪都来自不易，我们从敌人手里每夺取一支枪，不知道要流多少血或牺牲多少人，枪是我们革命战士的第二条生命，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爱护好枪，枪就会保护好你，人在枪在。

　　我在政治课上受到了革命教育，从此，我更爱我的枪，不打仗就把枪擦得亮亮的。

　　过去工农没有枪，恶霸地主如虎狼。工农渴望有支枪，驱散黑暗见太阳。今日奴隶有了枪，当家做主保家乡。红军战士有了枪，剥削阶级一扫光。

　　红军部队中的干部都能以身作则，对我们这些新兵很爱护，他们岁数和我们差不多，有的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可他们处处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的事他们都抢着干，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晚上睡觉还给我们盖衣服......

　　当时新兵发3颗子弹，老兵发5颗子弹，要求弹不虚发，你不打死敌人，敌人就会打死你，这些我都听进去了。当新兵时我天天刻苦地练习瞄准射击，学习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经常练得顾不上吃午饭和晚饭。我们这些新兵才开始端起枪练习，双臂酸痛，汗流浃背，但没有一个叫苦的。

　　有一次我们连奉命到草坝场和长乐寨之间20余里的山地执行运粮任务，主要是用肩扛粮食。这次任务还要考验我们这些新兵能否吃苦，并进行一次拉练，看我们整体素质怎样、组织纪律性怎样。出发前团里调来了10几个湖北老兵，来到我们6班的副班长姓李，18岁，比我大一点，是我们班的“军师”，我想将班长让给他当，被他拒绝了，他说谁当都是为革命，正副都一样。

　　我们连被分成3个小组，我们排被分到长乐寨的右边半山腰去扛粮食，在行军途中被山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偷偷地从右边下山来打我们。当我们刚越过一个小河沟时，迎头碰上了这伙敌人，在离我们只有百十米远的山沟里，我们事先没防备，也无经验，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

　　班中的“军师”看准不远处有一块坟地，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坟包，指挥我们迅速跑过去爬在坟堆边，利用地形和敌人展开了战斗，枪声四起，我向敌人打了一枪，这是我打的第一枪，打第二枪时，枪栓怎么也拉不开了。我在坟堆后面拼命用手拉，又用脚蹬，枪栓蹬开了，可子弹却断了半截在枪膛内，我急得满头大汗，敌人乘机冲上来，离我只有几十米远了，并高喊“抓活的!”，我甩出了2颗手榴弹，把冲在前面的敌人炸死了，接着又继续拉我的枪栓，想把卡在枪膛里的半截子弹弄出来，此时我们班已退到后面的田坎上了，我一个人还在原地整枪。敌人发现坟包后面有人，边喊边向我这边慢慢地摸了过来，我的乡友何光顺着急地对排长讲：“开征还在坟堆后面没有下来!”，此时排长命令集中火力掩护，“军师”跑过来一把抓住我就往回跑。敌人看到我们的火力很猛，也摸不准我们的情况，不敢贸然挺进，只好撤退了。回到驻地后排长批评我说：“打仗不能死心眼，要灵活机动，你差点就让敌人抓走了，你这新兵班长要向老兵副班长好好学习打仗的经验”。这是我当红军后第一次上战场，虽然不懂怎样打仗，但锻炼了胆量，并结下了生死相交的战友情。连长让我们好好总结此战经验，并说每打一仗都要好好总结，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作战能力和水平。

　　3、参加反“三路围攻”

　　1933年上半年，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对我苏区发起了三路围攻，我师29团在简池坝一带和当地敌匪英勇战斗，时间长达4--5个月，大小战斗近百次，敌死伤万余人，重创了敌“川陕游击司令”王三春部。

　　此间的空山坝战役是关系到红军命运的生死之战，是决定红军能否在川北站住脚、能否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之战。敌人调动了1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对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川军多是平坝人，不适应山区生活，吃不惯玉米杂粮，水土不服拉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斗志下降;二是匪首自以为有优势兵力，骄傲狂大，轻视红军紧缩阵地的战术。红军利用敌人之弱点，击其要害，最终取得了空山坝战斗大捷，使川陕苏区面积扩大到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700万，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中，敌匪的子弹射中了我的右手，造成二等甲级残废，从此右手只能勉强拿笔，字写不大好。许多事我都是用左手做，不知者还以为我是“左撇子”呢。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小儿子回通江，专程来到了空山坝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这里的地形和当时的战斗情景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1933年上半年，川陕苏区红军胜利的形势发展很快，根据地也不断地扩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青年都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更加壮大了。1933年6---7月，根据通江木门会议，红四方面军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10师为4军，军长为王宏坤，政委周纯全。

　　4、参加宣达战役

　　1933年8月，宣(汉)达(县)战役开始了，我们红军在达县、大竹、宣汉、开县、新宁(开江)县大坝子一带战斗。红四军、33军从宣汉的青筋场一直打到开县、新宁，这是一场战略进攻战，仗越打越大，一仗比一仗激烈，每天追击敌人几十里路，敌人逃跑得比兔子还快。开始打的是刘存厚的部队，他垮杆了。当我们打到新宁县城北郊时，又同刘湘的主力部队接上了火。他们有火炮和飞机配合，向我们的阵地猛烈开炮，阵地上硝烟弥漫，我是第一次见到敌人的飞机，觉得它象老鹰一样在天上飞，转一个弯丢下炸弹飞走后又飞回来，我那时莫名其妙地说：“你看那家伙拉屎了!”。司号员吹响了隐蔽号，我当时不懂怎样隐蔽自己，只顾站着仰头看飞机转圈圈嚎叫。老同志跑过来叫我们卧倒隐蔽好，说飞机上有敌人驾驶，会向我们扫射并丢炸弹的。我当时还不相信，笑着说：“它象老鹰那么大，怎么会有人呢?人怎么会在天上飞呢?”，如今想起来真是好笑。

　　在新宁这一仗打得很大，我军几个师都在那一片，敌人的主力也布置在那里。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已是老百姓挖过红苕的季节，我们29团攻在最前面，在离新宁县几里路时，敌人向我们开炮阻拦我们前进，敌人的炮弹落在水田里就炸出一个大坑，我还以为是敌人丢的手榴弹，我跑步前进，又一颗炮弹打在了桐子树上，把这棵桐子树炸得满天飞。我说：“奇怪了，还没见到敌人，他的手榴弹怎么能扔这么远呀?”，老兵笑着对我说：“那是敌人大炮发射的炮弹，爆炸力很强哩”。

　　我们29团在最前面，面对敌人主力，一个营冲不上去，再上一个营，师里的几个团几个营都上了阵。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们身上都淋透了，雨水打得眼睛都睁不开，仗打得很苦，吃不上一口饭，喝不到一滴水，在老百姓挖完的红苕地里作战，全身翻滚得如同泥人一样。泥地里露出了未挖完的不完整的红苕和红苕根，我们捡起来用手一擦，顾不得还有许多泥巴，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着吃起来了。

　　我们坚守阵地三天三夜，这场硬仗伤亡很大，和我一起出来当兵的殷家、赵家、何家、关家都有死伤的战友，尤其是我在何家山的几个好朋友何光海、何天保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我最好的朋友加战友何光顺也负伤了，他在后面的战役中多次受伤(最终也牺牲了，今天想起他们仿佛还活生生得在我的眼前，心里特别地难受，所以，每当上级要提升我的职务时，我都拒绝了，让我从正职让位当副职，我也都愉快地服从，我常说牺牲的同志有什么待遇?我有今天知足了，我很幸福。)

　　我们和新宁县的敌人打得很激烈，有时战斗相持无进展。一天下午团部传令兵通知我们天黑撤出阵地向宣汉方向走，战友们打红了眼，都不愿撤离。营教导员给我们说：“军令如山倒，军人要坚决服从。今天的后退是为了明天的进攻。拳头是收回来打出去有力呢?还是伸着打出去有力?我们会在战略转移地狠狠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我们急行军一晚几十里路，天刚亮到了一个小乡镇，除了行军打仗外，部队每到一地再苦再累，不休息不吃饭，必须做好三件事：看阵地、选哨位站好岗、修工事，然后才能休息、吃饭、睡觉。大家顾不得休息，立马上山构筑工事。

　　不久炊事员老赵送来了红苕饭，大家这时才感觉肚子饿了，不管有菜没菜，三口两口吃了起来。下午修完了工事，我们倒地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拂晓。上级又调我们到另一个大山梁去修工事。这次战斗战线拉得很长，方圆很广，南面打到了达县和大竹地区。刘存厚和田颂尧派往这个战区的部队几乎被我军消灭了，我们取得了宣达战役的胜利，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质，四川造的枪换成了汉阳造，有人叫湖北条子。发给我们的子弹也多了，我身上背着好长的子弹袋，子弹装得满满的，足有500发呢。有了好枪好子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很兴奋，根本不觉得重。

　　5、参加反“六路围攻”

　　宣达战役后，1933年11月，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分六路对我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进行围攻，我军抽出部分兵力配合新组建的33军攻打开县未能成功，敌人从万县等地增加了兵力，组织反扑我军，这一战役前后打了两月余，后奉上级命令转入第二线组织防卫。

　　不久我们29团又开拔到平昌县离镇龙观前面30几里外的财神庙一带防守，我们军整个防线是马渡关、岩口场、郑口、老凹寨、庙亚场、郑龙关等地域。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修筑工事，坚守财神庙这条山岳地带。我们29团全团都埋伏在山上，警惕着对面山上的敌人。白天不能修工事，就夜间修，怕敌人听见我们就用双手和破瓦片挖土，用碎石头垒筑壕沟，全团干部战士齐动手，将这条山脉修成了前三道、后三道的交通壕，互相挖通连接起来，进退两易，白天在壕沟里活动，敌人看不见，从而保证了我们在阵地坚持了近3个月，不让敌越雷池一步。我们吃睡都在阵地上，秋季到来，川北的天气夜晚较冷，我们大多穿着单衣草鞋，每到夜晚我们用稻草铺在壕沟里就地而睡，有时搂着枪两人背靠背地相互取暖，支撑着睡觉。团首长经常到我们连队查岗，与我们同甘共苦。我们风餐露宿，雨天衣服湿了就当是洗衣服了，穿在身上让风吹干。那时年轻，身体底子好。

　　有一天夜晚，敌人歪打正着地利用晨雾摸到了我们部队后山的3营阵地，破晓时我们都在晒谷场的坝子上跑步、出早操，听到3营阵地有枪声，我们还以为他们搞演习，也没当回事。随着枪声越来越密集，我们阵地这边也响起了枪声，远处工事也着火了，这时我们刚端起饭碗吃了没几口，敌人的子弹就“嗖嗖”地向我们射过来了，是敌人发起进攻了!这时营部吹响了紧急调令号，我们赶忙放下碗筷，拿起武器，迅速奔赴阵地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敌人一度占领了财神庙前的制高点和第一线阵地后面所有的主要阵地，我们处于下风，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第二线的一些阵地也叫敌人占领了。29团的指战员顽强地和敌人拼斗，一定要夺回失去的主峰。全天总共发起了十几次冲锋，杀声阵阵，抢到制高点后，敌人又反扑过来，敌我双方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这次阵地争夺战是刘湘自六路围剿以来的第四期总攻击的开始，他调动了140余团的兵力投入了这场战斗。

　　我们1营2连的连长上阵第一个冲锋，就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我们连一天换了4位连长，连长倒下了副连长上，副连长倒下了排长上。后来我们团长、营长也受伤了，我们教导员、副营长和连指导员牺牲了。战场上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红军干部冲锋杀敌在前、不怕死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每一位战士，大家都抱着和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英勇杀敌。

　　敌人将主力集中在我们的阵地上疯狂进攻，我们越打越勇，集中火力猛烈反击，敌人上来一批我们就打死一群。敌匪川军还真能打，我们消灭敌人也不少，但伤亡也很大，多亏了战前工事修得好，很好掩护了我们。战斗至下午4时许，我们连的干部全牺牲了。为了不让阵地落入敌人手中，通信员、炊事员集中组织起几十人投入了战斗。老炊事班长自告奋勇地说：“同志们!听我指挥，天黑前我们不但要保住阵地，还要夺取制高点，为英勇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我们齐声回答：“你指挥吧，我们坚决服从!”，大家在他的指挥下继续投入战斗，越打越猛!在这危急关头，军、师的交通队赶来支援我们了!他们的武器好，火力很强，看到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大家的劲头更大了，一起叫喊着冲啊杀啊向主峰冲去，手榴弹、机枪声伴着震天杀声冲向敌人，和敌人近距离拼刺刀，刀刀见红，垂死挣扎的敌人终于被我们击退了。这仗打得很残酷，但同志们很团结，后来新调来几个连长、指导员，大家虽不认识，但都能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财神庙一带成千上万的无名红军烈士埋在那里，如今他们的坟上一定开满了鲜艳的红花。

　　在平昌县镇龙关财神庙战斗打得最为凶残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击穿了我的右腿，这是我第二次负伤，我被抬下了阵地。伤员全都集中在镇龙观的一个小山村里。这个村没有几户人家，茅草房的地上全铺着稻草，住着我们十几号重伤员，我们连长也在，他头部中枪，一直在说胡话“冲啊杀啊!狠狠地打啊!”，我们围着他喊：“连长!连长!醒醒!快醒醒，我们都是你的兵!”，可连长什么也听不到。我们找医生，哪来的医生呢?只有一个卫生员，什么药也没有，因打了一天仗，伤口又流了许多血，感觉又饥又饿，全身无力。老乡给我们送来了红苕稀饭，吃过后我挨着连长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看到身边的连长已牺牲了。我翻过身，摸摸身边的另一个伤员，身子凉凉的，也牺牲了，昨晚已牺牲了4位重伤员了。想想我们的连长平时和我们一起劳动、做工事，查岗查哨，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教我们学军事、如何打仗，如何掩护自己，晚上给我们盖衣服等等，忍不住留下了热泪。这些牺牲的同志连名字也没留下，更不知是哪里人士，至今想起他们心里还是很难受，这一幕我一生都难忘。

　　卫生员用盐水给我们洗伤口，喝了稀粥后要用担架将我送到后方医院去，一些轻伤员经过包扎后要重返前线，我也坚持要去前线，为我们牺牲的连长、战友们报仇。我的伤在腿上，不能行走，组织上硬是派人把我送到了王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院靠河边，许多红军妇女在河里洗衣服、纱布、绷带。这里的伤员很多，条件很差，伤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医疗器戒和药品都十分缺乏，仅有的一点都是从敌人那里收缴来的。取子弹没有麻药，我对医生说你取吧，我不怕。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满头大汗让医生将我右腿上的子弹取了出来。卫生员每天用硼酸水给我们清洗伤口，伤员们个个都十分坚强，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伤病有红军组织关心都很感激，红军大家庭很温暖，我们相互照顾生活起居，轻伤员帮助重伤员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住院期间大家天天闹着要出院上前线，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来看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当前的敌我战斗形势，她说：“红军在反六路围攻中打得十分激烈坚强，我军现在紧缩阵地，积蓄力量、待机反击，要彻底粉碎敌六路围攻。你们伤未痊愈要求归队，这种精神是好的，但这样回去会给部队增加负担，反而不好，要安心养伤，现在万源方向的敌人离总医院也不太远了，敌我开战，每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你们还能生活自理，平时可帮医院做些事。”，经她这么一说，我们大部分伤员都安心留下来了。

　　住院期间我的伤口还是化脓感染了，卫生员用纱布条放在我伤口里引流，引出很多脓血。我高热不退，昏死过去几次，后将我从原来几个人住的一间大屋子抬到只住一人的一间小茅草屋里，每天给我喝米粥，但根本喝不下去，我烧得神志不清说胡话，床上地下乱滚，手拿小刀乱舞，说要杀敌人。护士怕我自伤夺下我的小刀，我难受得将衣服都脱光了，屋里屋外乱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卫生员把我拉回按在床上，我还不断地叫喊。这时有人向我泼水，我衣服全被泼湿了，床头围了很多伤员，有人说：“他出大汗了，快好了”，也有人说：“他病情更严重了，不知今晚能否挺过去?”。结果这场大汗一出，到了第二天我居然爬起来了，奇迹般地醒过来了，感觉身体很虚弱，肚子也饿，便向卫生员要饭吃。发这场高烧我其实一点药也没吃，真是老天有眼让我病好了，这是我战争年代四次死里逃生的第一次。我的好朋友何光顺同志因在战场上被打伤了腰也住在医院里，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穷娃子，给地主当长工时学到了一些自救的本领，何光顺到山上采些草药，用石头捶烂糊在我的伤口上，卫生员每天还要用硼酸水给我洗伤口，就这样伤口逐渐愈合了。后来前面又下来一批伤员，他们说前方仗打得很激烈，敌人疯狂地想要围堵、占领我们的根据地，同志们都很顽强地拼死抵抗。我们这一批伤员听到后一起到院部闹着要出院，有一位战友伤了腿神筋，走路一拐一拐地也和我们一起去，开始医生不让走。住院期间我们常到农田帮助老百姓干活，为了能出院，我和光顺将烂泥敷在脚上，然后到院部要求出院，说伤口已愈合了，都可以下农田干活了，在大家的坚持下院部终于给我们办了出院手续，我们要步行4--5天到前方，此期间因伤其实并未好，右踝骨上方烂了一个洞，伤口痛得要命，第一天才走了4、5里路，晚上住在老乡家里，第二天接着走，腿肿得老大，还是光顺给我弄了一些草药用水煮了洗伤口，用刀将脓包切开，毒素排除了，疼痛也就好了，就这样一路包敷着草药行走，农村娃子没那么娇气，慢慢地感染的口子也越来越小了，到军部报到时不知什么原因没让我们回29团。

　　王宏坤军长说我们营在那次战斗中几乎打光了。这次战斗以29团失利告终，阵地没有夺回来，我们2连也打光了。战后陈昌浩要把团政委范朝利及3营长、8连长枪毙。军长王宏坤一再抗争，拖了一段时间，最后在陈昌浩一再坚持下，营长、连长还是按军法处决了，这两人都是从鄂豫皖出来的老红军，打仗很勇猛，王宏坤军长只保住了范朝利，但认为处决两位老红军是不公道的。

　　我和何光顺被分配到11师32团1营3连。我住院期间是红军反“六路围攻”全面反攻并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间。从1933年11月中旬到1934年9月中旬，历时10个月。红军毙敌司令郝耀康及其部下6万余人，俘敌旅长张帮本及其部下2万余人。范少增部南逃，缴获敌长短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还击落敌飞机1架。红军伤亡2万余人。

　　天气渐渐冷了，我们战斗在川陕苏区这些年基本没有发过什么衣服，鞋也是自己打的草鞋，天冷时草鞋外面再包一些草，再用草绳捆在脚上，这鞋在泥泞地里走又防滑又保暖，但脚上还是冻出刀割一样的口子。每个人都有备用草鞋，坏了就换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没有住过房子，更不能住在老百姓家里，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大多住在山上自己修的工事内，在临时搭建的工棚的地上铺上干草，天当被来地当床，还睡得很香。平时吃的是杂粮，几乎没有菜，更谈不上吃肉了。那个年代老百姓也很穷，养的猪也不多，红军买点肉也是先要供给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吃，有时3个月改善一下，能吃点肉，我们都很满足。这些肉大都是从川军那里缴获的。我们虽然吃得简单，穿得很单薄，没有发过1分钱，但靠的是解放受苦人的信仰，在红军队伍里是官爱兵、兵爱民，人人平等，我们觉得很幸福，精神饱满，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反“六路围攻”作战结束后不久，红四方面军转入了整训，由于部队在反"六路围攻”中减员不少，有些单位已缩编，为健全领导机构和充实连队，方面军做了必要的组织调整工作。第四军编为2个师7个团，经过3个多月的整训，方面军加强了部队建设和军政训练，补充了兵员、物质，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1934年12月我被选为代表在巴中参加了川陕苏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熊国炳第三次连任主席，余洪远(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被选为副主席。

　　6、参加夜袭队

　　不打仗的时候，我们除了挖工事、站岗、放哨外，还要向敌人喊话做宣传工作。平时大家有说有笑，表决心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闹革命，军营里歌声不断。那些俘虏兵很羡慕我们官兵一致的作风，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很多人投诚过来参加红军。军爱民、民拥军，年轻人踊跃参军，我们红军的队伍扩大了。部队反攻战打响了，我在11师32团，我们每天追击敌人几十里路，有时不分白天黑夜追击溃退之敌。我的好友何光顺同志又第二次负伤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我团在达县北面铁山的半山腰驻守，我所在的连队在双河场一线坚守。

　　在反“六路围攻”的战斗期间，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都相继组织了“夜老虎”队袭击敌人。1934年8月，我们团也抽掉了30多名平时作战勇敢、头脑机灵的战士，大多是共产党员，还有少数共青团员，组成了“夜老虎”队，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班长，也被选中参加。主要任务是深入到敌后侦察敌情，捉舌头、摸敌哨、夜袭敌人。我们团部驻扎在绥定府(今达县)，团长给“夜老虎队”做了动员，详细地交代了任务，从部队选出了一个湖北老兵白川同志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白队长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原在10师28团学吹号，他非常勇敢，上战场时军号吹得嘹亮，鼓舞士气，后任团部号母，也就是司号班长。当时军号是部队重要的通信工具，是首长指挥部队作战的有力助手。

　　夜袭魏家坪

　　侦察队成立后的首战是夜袭魏家坪。该坪是通江县的一个场镇，离达县正北几十公里远。这里驻扎着国民党刘存厚部队的一个团和团部，1934年秋季的一个晚上，该坪街上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激烈的枪声、叫喊声一直响到天明。因不明敌情，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方团长命令我们一行人员化妆成老百姓到敌穴侦察。在观音庵得知昨晚白匪对镇上的老百姓欺压，实行了烧、杀、抢夺，并残杀了红军家属，血洗了魏家坪。

　　天黑后当地老乡为我们带路，沿左边的农田小道悄悄地向镇中间小巷子摸过去。突然，白匪哨兵对我们吼道：“站住!什么人?干什么的?”，我用四川话回答：“老总，我们是老百姓，东家叫我们给团长送大烟来了。”两个哨兵都是大烟鬼，听到大烟口水都流出来了。“你们几个人?”，我回答“就两个人”，“嘿嘿，财来了!你们想要过卡子就要给我们留下一点大烟，否则别想过!”，白队长示意其他战士隐蔽在黑暗中，他和我手提装着手榴弹的篮子，里面放着从地上拾起来的泥土，从衣角撕下一块布包裹着，边往前走边说“老总，你检查吧，这是给团长上好的烟土，也给你们一块吧”，这两个家伙高兴地凑上前来伸手就向篮子里抢“烟土”，说时迟那时快，几个战友从他俩背后冲上来，只听到“咔嚓”一声，这俩个家伙的脖子就歪向一边，翻着白眼见阎王去了。

　　正在这时，一个敌狗子过来查哨，战士们迅速隐蔽在墙角，待敌人走近，白队长一下跳出来扼住他的脖子并用枪顶着他的胸口说：“不准动!否则让你上西天!”，这敌匪顿时吓瘫了，举起了双手，我缴了他的枪，把他押到街后的田坝上，问清了敌人的口令，摸清了在镇上一共驻守着近2个营的敌兵，敌团部在上街有一个营的兵力，一个营部驻在下街，有两个连的兵力，前面正街一里外还驻了一个连队。我们埋伏在街口，有两个当官的喝醉了酒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战士们冲上去将他俩拿下，通过他们的口供，核实了敌情。然后把这两个家伙捆在一起，放在一个沟里，留下一人看守。等到后半夜我们摸到了正街上，白队长带3个人摸到上街敌团部附近，副队长带两个人摸到下街敌营部附近，其余人分别进入阵地。

　　白川队长的行动计划是：听到枪声和信号声大家一起分别向上街和下街两个方向开火，手榴弹要不间断地向敌人所在的方向扔出去，动静搞得越大越好。西边的敌人一旦开火就迅速退出现在的位置，回到田边小道上。

　　白队长看到我们都到达指定的位置后，举起他那总是随身带着的军号，吹起了冲锋号。睡得象死猪般的敌人被突然响起的枪声、手榴弹声、爆炸声及冲锋号声惊醒，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更不知来了多少红军，昏头转向地乱作一团，当官的杀猪一般地吼叫道：“赶快打!赶快打!”，我们两组战士分别向上街和下街开火后迅速撤出了中街，敌人已分不清敌我了，上、下两街的敌匪对着互相开火，打了一通宵，拂晓时才发现不对劲，仔细一看满街都是敌人自己的尸体，足有200多具。我们带着3名俘虏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驻地。敌人由于伤亡惨重也悄悄地撤离了魏家坪。

　　扮敌特入虎穴

　　自从成立“夜老虎”队以来，我们大多是白天休息睡觉、晚上出去侦察敌情。在这段时间里，队员们都学到了许多侦察本领、技巧和对敌战术。小分队经常拉出去训练，提高深入敌穴作战的勇气和本领与技巧。通过战术侦察对绥定府后山和凤凰山前后的地形、一草一木，摸得了如指掌。

　　1934年秋冬，部队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经常转移阵地，此时国民党川军又盘踞在达县府(绥定府)，上级命令我们深入敌府侦察。在支部扩大会议上充分发扬民主，讨论怎么进城才好。绥定府守城敌人十分狡猾凶狠，我们都是年轻人，如化妆成老百姓进城必将遭到敌人重点盘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装扮成敌人军官、士兵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只要我们配合好是不会被看出破绽的。于是从我们30几个人中选出了10几个队员，成立了一个小分队和临时党小组，明确了具体的进城办法和注意事项。我们从团部领取了一些缴获的敌军服，还给部分战士配发了驳壳枪和手提式机枪(冲锋枪)，白队长穿上了校官军服，队员们分别地化妆成副官、卫士和抬滑杆的苦力。天亮后，我们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向敌府行进。我们的计划是从东门入城，从西门出城，进城后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任务是获取敌人的兵力布防、岗哨分布情况。国民党川军几乎全都习惯晚上抽大烟、打牌、赌博、喝酒，军纪涣散，上午睡懒觉，只有站岗的兵，此时正是入城的好机会。

　　白队长坐在带有凉蓬的滑杆上，前后左右簇拥着“副官”、“士兵”，大模大样地来到了城门，卫兵看到盛气凌人的校官，便吓得连忙举手敬礼，那里还敢盘问，我们顺利进城后侦察了重要街道，了解到了敌人在城内的兵力部署。我们买了一瓶酒撒在身上，装成喝醉了，勾肩搭背一摇三摆地向城西走去，一路没碰到麻烦，顺利地出了城，向西面河市坝方向行去，在一个村子前停下休息，这里仍是敌占区。不久从城里过来一个少尉军官，听到我们称白长官，他立即敬了个军礼，白队长拿腔拿调地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报告长官，我是刘湘下属x团的团参谋，到前面营部去”，我们问清了营部的位置和营长的名字。扮副官的班长对白队长说：“长官，我们和他一起去营部吧”，这家伙听说我们是军部派下来检查部队防卫情况的，就颤颤惊惊地讨好说，天不早了，先到营部休息会儿吧。我们说，先在此休息会儿，因为是突击检查，天黑了再去，看看你们营部的警惕性高不高。

　　等到夜幕降临了，离敌营不远时，我们隐藏在附近的另外10余名战士也紧紧地跟进了。“副官”让敌参谋带他到阵地去看一看，其余人悄悄地摸到了营部，我们回答了敌人的“口令”，走近哨兵，乘其不备冲上去用驳壳枪顶住他，“别动!动就打死你!我们是红军!“，几个当兵的顿时吓得尿了裤子，全班乖乖地举手当了俘虏。另外去那边摸清敌人前沿阵地情况后，将敌参谋也拿下了。小分队一枪未发押着俘虏撤了出来。由于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为后来攻打达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火烧敌堡

　　在达县北面的铁山腰，敌我双方在这一带进行了多次争夺战。我们营以双合场为中心，下接河市坝，上接梁山口一线，战线拉开十余里长。大部队的任务是对阵地巩固防守。“夜老虎”队除侦察敌情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捕捉敌哨兵，向敌人宣传喊话，瓦解敌人军心。队员们真像小老虎一样声东击西，对敌实行疲劳战术，拖垮他们，我们搞得川军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驻守在达县城内的敌人为防止我们进攻，构筑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碉堡，开挖了战壕，防守更加严密，以防止我们摸他们的哨。直到1934年秋冬季敌人已被我军拖得十分疲惫了。四川军阀最大的弱点是抽大烟，烟瘾发作，战斗力明显下降。我们经常摸到敌营周边对他们进行骚扰。但要想进入敌堡内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他们的碉堡是强迫老百姓修的，比较坚固，我们部队装备较差，一无火炮，二缺炸药，手榴弹的爆炸力也不强，很难拔掉这些“钉子”，因此只能智取，不能强夺。

　　有一天夜袭敌人时，一名小战士不小心发出了声响，敌哨兵惊慌失措地报告匪连长“共军来了!”，睡梦中的匪连长被惊醒了，没有发现什么动静，转身就给这个士兵一记耳光，“你他妈被共军吓破胆了!”，匪连长没了睡意，骂骂咧咧地走出离卡子200米远的地方，这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的男人被抓去修工事了，家里留守者一个女人，这家伙闯进屋里，兽性大发，想奸污这个妇女。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顶着他的后背，“不许动!小心你的脑袋!”，这个平时狐假虎威欺侮老百姓的白狗子顿时吓得发抖，变成了狗熊。白队长命令他将最前面关卡中的班长叫过来，他乖乖地叫道：“三班长，快过来，这里有好事!”，一听说有好事，敌班长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一进门我们就用粗壮的胳膊卡住了他的脖子。两名队友换上了敌人脱下来的衣服，押着敌班长进入敌碉堡，我们将敌人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到一起，他们都不知道，又找来绳子一人对一人将睡梦中的敌兵捆起来，他们还不知发生了什么。我们押着穿着内衣内裤的士兵走出了碉堡，并用一捆手榴弹将这个最前沿的碉堡炸毁了，远处碉堡中的敌人也不敢过来，只是朝这个方向胡乱打了几枪。

　　从敌人俘虏嘴里得知，几个敌堡包围着的一个大碉堡是敌人的营部。我们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分析了敌情做了具体的计划。我们被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制定了信号、口令，明确了完成任务后分别准时到达3个地点集合。第二天晚上，我们绕到凤凰后山，爬上山到了敌人的屁股后面，摸索着前进，发现大路的右边有敌人走动，两名战士跟了上去，抓住那家伙，原来是敌团部的传令兵，是去前面营部送信的。我们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交代了红军的政策，这个传令兵就把敌人的详细情况、路线分布、战壕、口令等全都告诉了我们，并答应协助我们进营部。我们留一个小组在通往敌团部的道路附近，白队长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到敌营部并回答了口令。

　　天很黑，那时也没有灯光，敌哨兵也没看清楚我们是什么人，顺利放行进了敌碉堡，底楼几个家伙正在吞云吐雾地吸着大烟，白队长举起两个手榴弹压低嗓音吼道：“都不许动!否则让你们上西天!”，我们迅速上前缴了他们的枪，敌人一声也不敢吭。我们摸到2楼，敌军官都在打麻将，敌营长很警觉地听到有人上楼，一看不认识，赶忙抄起枪叫道：“干什么的?”，回答：“杀猪的!”，“啊，不对!是共军!”，他举枪便打，枪声将整个碉堡的敌人都惊醒了，我想往上冲被堵在楼梯口，白队长发现底楼屋角有一桶点灯的煤油，便提过来，把油倒在草垫子上用火点燃，大家马上撤出退到三、四十米外的地方，射击封锁碉堡出口不让敌人出来，此时熊熊大火冲天而起，把半边天映得通红。风助火势，燃烧声夹杂着敌人鬼哭狼嚎声，不一会儿一声巨响，三层楼的大碉堡坍塌了，我们抓了20几个逃出来的白狗子，其他的都葬身于火海之中了。攻破了敌人的主碉堡，我们分头向四周的小碉堡发起了进攻，在冲锋号声中，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弄得敌人分不清南北，乱作一团，白队长的军号吹得震天动地，“的的哒，的的的......",神秘地调兵遣将，一会儿出现在这个山头，一会儿又出现在另一个山头，敌人以为我军大部队来了，盲目地胡乱射击，动静可真不小，分不清是谁打的枪。乘敌混乱之际，我们又炸毁了敌人几个小碉堡。正在抽大烟的敌团长也没摸清情况就发狂般得命令顶住，要夺回阵地。敌增援部队碰到我们守卫在路边的小分队的阻击，乘黑退出了。几个小山头的敌人胡乱打了起来，这个山头打那个山头，十几里长的敌军防线都互相打了起来，我们乘敌混乱之际搞掉了阻碍我军进攻的一些障碍物和弹药库，清晨撤出了战斗，敌人死伤上百人。

　　几天后，我们又侦察到双合场河市坝对面山上有敌人驻守，就半夜摸上去，边打边放火，使敌营成了一片火海。在达县城北所有的阵地几乎都被我们摸打过，每个山头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每场战斗都留下了白队长的军号声。

　　1934年12月底的某一天，在夜袭河市坝后胜利返回铁山的路上，从敌方飞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白队长的头部，这位年仅22岁的人民英雄倒下了，全团广大指战员得知此噩耗后万分悲痛，团部和营部派来了代表肃立在英雄的遗体前，深切地悼念这位为人民立下无数战功的优秀侦察队长-----白川同志。他是我红军千千万万个卓越英雄中的一个，是先进的共产党员。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那嘹亮的军号声时时激励着我战斗、向前! “的滴哒，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滴哒，的的的......"的军号声不时回响在我的耳边......

　　7、参加嘉陵江战役(略)

　　二、参加长征

　　1、爬雪山、过草地(略)

　　2、从红四方面军调到红一方面军

　　1935年6月4日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小金)会师，我们发自内心地欢庆红军队伍壮大了。

　　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计划两个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路军，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等地向北开进。

　　红一方面军从鄂、豫、皖一路征战，部队减员很大。会师后的7月份，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拨3个建制团3700多人补充给红一方面军，并从红一方面军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此时，我们分散行动的部队追上了大部队，随即部队整编，这时我在红四方面军红四军11师32团团部当通信班长，我们方和明团长(他不为名利，解放后放弃当开国将军的地位回到家乡，上世纪六十年代当选为全国民兵大会英模，他的先进事迹曾在全国广泛流传)在黑水将我们团交给了彭德怀的三军团，彭老总将营以上干部退给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

　　我被分配到了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第4师11团团部通信排，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两个通信排合并为一个通信排，上级让我当通信排排长，但我宁愿当通信班班长。

　　(略)

　　4、参加腊子口战斗(略)

　　5、参加直罗镇战役(略)

　　(注：根据林开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撰写的有关文章、材料整理-----林开征大女儿林平江于2016年3月)

　　长征到达陕北

　　我是1932年冬在川北参加红军少年队，1933年1月转入红四方面军4军10师28团集训后分配到10师29团1营2连，一直战斗在川陕苏区。我以前曾详细地写过我在川陕苏区的战斗史，这里就不再赘述。

　　事过87年了，我去会马克思的时间不远了。我这里讲一下我两次入党的情况。1933年4月我在川北平昌县江口镇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9月我满了18岁，我在达县某山上的一个工事内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入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连的支部书记，姓李。在反“六路围攻”中，我们这个团几乎打光了，我负了重伤，住王坪医院治疗后重新分配到了4军11师32团，离开了原10师，就不知李书记的情况了，也许他已牺牲了。

　　1934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7月我们32团整体划分到红一方面军3军团4师11团。原部队开出了党员介绍信给我们带到新部队。刚换了环境，对一切都陌生，对新组织也不熟，紧接着行军转移，未能及时将组织介绍信交出去，又经雪山草地，纸张质量又不好，介绍信湿烂了，上面的字迹也看不清了，就把它扔了。那时我还年轻，认识不到党员身份对我非常重要，它是政治生命。后来我向组织申述时已找不到原介绍人了，当时条件更不可能到红四方面军调查。

　　1935年10月份在陕北桃桐，组织上让我重新入党，这次我牢牢记住了两位入党介绍人，通讯排长刘根生、司号长万思富。当时张震是通讯主任。我在师部通讯连，此后对于二次入党一事我一直不愿提。

　　我随红一方面军走出雪山草地后，于1935年10月到达了甘肃的腊子口，这是出草地后的第一战役。我在此战役中被选为尖刀突击队员，从后山爬到山上打敌堡。接着红军被改编为陕甘支队，我们为红一军团一纵队，红三军团为二纵队。彭雪枫开始为二纵队队长。我在二纵通讯连。

　　10月我们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与陕北红军会师。此时，敌人4个骑兵师团尾随我们而来，想将我们红军消灭在陕北大门口。毛泽东主席洞察一切，命令红军一定要狠狠打击这股敌人，指示“不能将他们带进根据地!”。彭德怀老总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我们先将公路挖断，一纵和二纵分别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山坡中，当敌人先头骑兵团进入我们包围圈后，一声令下，我们对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打得敌骑兵团人仰马翻，惊马逆向冲进后面的骑兵团，敌人完全乱了阵脚，着实被我们包了饺子，红军完胜。战斗结束我们缴获了战马千匹，还有不少的重机关枪、山炮、迫击炮等，红军装备了自己。彭雪枫组建了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此后红军又改番号，由陕甘支队改为红一军团，我们二纵队为红4师，陈光任师长，彭雪枫任政委。我在4师师部。

　　从雪山草地到甘陕一路征战奔波，身体也吃不消了，此时我得了“伤寒”，高热不退。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生病的不少。我在一个山洞里昏睡了几天，当我苏醒过来时，喊着要喝水，一个捡柴的妇女路过，听不懂我的四川话，就跑到部队去说洞里有人......。我在死亡线上挣扎又躲过了一命。可原红2师4团团长王开湘却因伤寒英年早逝，我军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真是一大损失。

　　大病初愈后，在甘肃省的民州，我被调师部直属骑兵通讯连，还干我的老班长。我是党小组长，师领导陈光、彭雪枫、肖华、张震等都在我小组过组织生活。

　　我和战马天生有缘分，再烈的马都会听我的口令，被驯服得服服贴贴。我的骑马技术也好，师首长凡有好马都会交给我训练。我曾获得一匹雪花走马，它宽大的背几乎可以使人平躺在上面，此马可能是从西域哈萨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地区引进的品种马，因其体型高大且跑得快、有后劲，被称为走马。曾有一参谋还没等我告诉他此马性烈就骑了上去，没想到此马两后腿站立、将身子立起，前腿悬空，又一转身，将他狠狠地摔到了地上。此马经我训练后很听我的指挥，和我感情也很深，对我的熟人也温顺了。一天彭雪枫政委要去军部开会，我们驻地离军部有20余华里，说我的马跑得快且有“派头”，一早骑着它飞奔而去，领先其他随行人员到达军部，事后多次夸这匹马。彭政委傍晚开完会又急返师部，警卫员不懂马性，没将马拴住，马跑了一身汗自行走到河边喝水。出汗的马是不能喝水的，当晚战马发高烧，汗流如雨，站立不起来了。我守在它身边，马也通人性，可能知道自己不行了，不停地流泪，我也很伤心。我没有亲人，除了部队战友，领导、马和我最亲了。黎明时分它闭上了眼睛。部队有规定战马是不能吃的，我们8个战友才将它抬起来，将爱马埋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马的故事我多次讲给儿女们听。战争年代骑过很多马，抗战时我骑着一匹蒙古马照了一张相，别看蒙古马身材矮小、腿短，但耐力好，跑得也特别快。有一次它带着我将部队甩在后面，直冲到敌营边，好在我及时发现不对劲，退了回来，事后真有点后怕。

　　彭政委有意培养我，曾先后两次找我谈话，说我当了4年的班长了，要我去连队当连长。我说：“当干部我干不了，我愿意当一辈子的战士，打仗时叫我冲锋我冲锋，平时让我干啥我干啥，当干部这个买卖(四川方言)我不会做。”平时行军打仗我都守护在彭政委身边，真舍不得离开他。以后我基本上都是从做政工干部逐步做到军事干部的。那时只知干革命，把职务看得很淡。我曾经有一个马夫，是湖北老红军，比我资格老，从解放战争时期就跟着我，1949年底我在武汉养伤，劝他离开我，不能给我一直当马夫，可他回答也是“我愿一辈子当马夫。”后来当地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

　　1935年11月我随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歼敌东北军109师1个完整师和106师1个整装团，摧垮了敌人1个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我红军的围剿，从而使陕北成为红军的落脚点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主席作了《长征》诗，并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应验了毛主席的论断。

　　1935年12月红军东渡黄河(东征之战)打到山西洪洞、赵城、临汾后，我们又返回陕北盐川。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我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三军拧成一拳于11月打到了胡宗南的头上，这就是山城堡战役。这场大仗也是红军长征和第二次革命战争结束的最后一仗。我军正准备乘胜追击消灭胡宗南全部时，1937年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一方面军从甘肃东进到西安背面的三原县桥头镇休整待命。

　　我在八路军115师

　　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在全国全面爆发，红军在安铺镇开大会，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也就是8年抗战的八路军。命令一宣布我们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毛主席给我们做了当前形势和面临的任务的报告，国共联合一致抗战。改名后红军整编为3个师，原第一方面军是115师，第二方面军为120师，第四方面军为129师。国民党开始时按编制发放津贴(超编部队一律不发，原红2师为685团，红四师为686团，还有1个独立团，国民党不发津贴)，但抗战中期就停发了，全是我们八路军自行解决部队的一切开支。我被编入115师343旅，旅长是陈光，参谋长是陈士榘。

　　彭雪枫政委接到新任务离开了我们，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后又和张震去了新四军，彭雪枫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委，1944年9月在一次全歼顽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张震为开国中将，1988年升为上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时，我和二儿子去北京他家做客，谈起了很多红军时期的往事，对彭雪枫政委的牺牲很是伤心。他于2015年9月3日去世，101岁高寿。

　　我当年留在了陈光身边，在旅部任警通连二排长，不久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部队改编后我们115师东渡黄河，1937年9月25日我师在山西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首战日本“钢军”板恒征四郎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出师得胜，我们343旅是主战部队。

　　平型关战役中我军指战员牺牲并不多，反而在清扫战场时遭黑枪而牺牲了一些同志。一些装死的小鬼子将已拉了弦的手榴弹在地上狠狠一砸，和我们的战友同归于尽。还有的乘我们不备放黑枪，然后自杀，更可恶的是当我们的战友将受伤的小鬼子背在背上护送时，却遭到小鬼子用刀割喉，他们再自刎。

　　平型关战役我们没有抓到俘虏，在清理战场时发现这些死鬼子的帽子里都有乌龟图案，我想这些残忍的杀人不眨眼的小日本死都要和王八在一起。后来得知小鬼子信奉乌龟，龟可千寿。我很气愤地骂道“狗屁!都见了阎王了还想千寿，失道短命!”

　　1937年11月初我115师又在昔阳县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辎重部队一千余人，击毁不少汽车大炮，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保卫了黄河和晋西抗日根据地，军史上称广阳战役。这次我们吸取了平型关战役的经验，清理战场时先收缴躺在地上小鬼子的武器，再用枪捅一下，看是否还活着，并用临时学会的日语向他们喊话“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对顽固不降者果断“解决”，以减少我军伤亡。我们115师陈士榘参谋长是第一个徒手抓俘虏的指挥员，在部队传为佳话。

　　广阳战役后陈光为115师代师长，我也调到师部特务连任专职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我接到任务带2个排将日本俘虏送到延安，这批俘虏经过改造后为我军所用，有的安排在电台工作，破译日军密码，有的在战场上用日语对敌喊话......，对日军威慑作用不小。还有一些日籍医务工作者参加到我军的医院和救护队，做“救死扶伤”的工作。我曾经患了“黑热病”，当时是一种很难治的病，是日本医生给我治好了。

　　我到延安后看到到处挂着庆祝红军成立10周年的标语和红幅，说明这里曾有过庆祝活动。

　　此期间我有幸聆听到毛主席做的有关“到敌人后方去”的报告。

　　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9月份制做了红军成立10周年的铜质纪念章，凡是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红军的指战员都可以获得一枚纪念章。我有幸获得此章，一辈子珍藏。

　　广阳战役后，我们师与日军又进行了多次作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各种型号的炮，装备了我们“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我们每个步兵连配备了轻机枪6--8挺，战士们更换了仿日三八式的步枪，真正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太原失守后，我师奉命进军晋西南，1938年春日军占领临汾对我陕甘宁地区造成威胁，因林彪受伤，代师长陈光指挥我们115师先后打响了“午城井沟战斗”和“分离公路三站三捷战斗”，歼日伪军数千，彻底粉碎了日军西渡黄河的企图，保卫了党中央和抗日根据地。

　　我是孤儿，从小当雇农，给地主干活，当兵后在部队扫了盲，认识了一点字。但文化程度低。我人忠厚，作战比较灵活机动，在四方面军时就被选为夜袭队队员，在长征途中被编入红一方面军后，一直在机关直属的通信、侦察和特务部队，首长都很喜欢我。此时陈光师长让我到115师教导大队学习文化和作战技术数月，结业后再回到115师师部炮连当指导员。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学习，也是随军学习。

　　我在陈支队

　　为了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115师大分家，接总部命令，副师长聂荣臻带一部分人马去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陈光师长和政委罗荣桓带着115师主力部队先遣东进山东，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留下115师少部分人员和补充团与晋西游击队第一、二、三大队，合编为八路军115师晋西独立大队，又称陈支队，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是晋西南区委书记林枫兼。下辖第一团(原115师补充团)和二团(晋西游击队组建，后发展了第三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吕梁山地区坚持游击战。

　　我被调到陈支队一团二营，我们一团的干部战士大都是红军时期入伍的，是陈支队的主力团。虽是新组建的部队，但陈支队的许多老首长、老战友都是曾经在一起共同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死兄弟。我们团长杨尚儒是福建籍红军，曾任过红一军团4师11团团长，开国上将王平是我们团政委。我就是从11团调到4师师部的。115师成立时杨团长为686团团长，他是一名虎将，开国少将，最出名的是在山东抗日期间曾被日军包围，誓死不降，带领8名战士跳下悬崖，最后仅和警卫员侥幸存活。政委曾明桃是江西籍老红军，可惜在山东时英年早逝(1945年病逝)。我们团参谋长蔡正国是江西籍红军，打起仗来智勇双全，抗美援朝时任50军军长，1953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是我军牺牲在朝鲜的最高指挥官。

　　和我最亲密的战友、老上级是吴岱，他也是福建籍老红军，开国少将，陈支队成立时他是一团二营的教导员，我是7连指导员。不久吴岱任一团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我也被支队派到一团任团特派员，做保卫工作，兼任团直属总支委员。1941年我支队归属115师后，吴岱任教导二旅(共7个教导旅)4团政委(4团为晋西支队编成)，我们有这么多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得力干将带领部队打仗，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们支队成立后战斗在晋西南汾阳、孝义、灵石、洪洞、霍县、赵城一带和同蒲铁路沿线。我们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第三团就是此时建立的，形成了对日军的强大震慑力。陈支队是受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的，1940年3月接总部命令挺进山东归建115师。我部驻临县大安镇，4月初部队抓紧整训做赴山东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日军以临县为中心纠集日伪军1万余人对我们的驻地进行扫荡，我们和晋西的八路军120师共同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紧接着支队副司令员黄骅率我们一团、二团将阻碍我们东进的阎锡山顽军击退。

　　1940年5月我们离开了大安镇，将后来发展的第三团留在了晋西，支队带着我们一团、二团跨过了大同至风陵渡的周萍铁路沿线的层层封锁线，向晋西南的八路军总部挺进。

　　孝义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在抗战初期是我们115师活动的地方。我们穿越敌人封锁线，通过同蒲铁路，翻越绵山，老百姓给了很大的帮助。陈司令员多次指示部队不能掉以轻心，通过铁路时命令部队一定要急速通过，不能丢失一人一马，如掉了队很可能给敌人造成追击线索。爬到山顶时也不能停留，要快速下山。陈司令不但是一军之长，还是一家之长，关心下属面面俱到。部队离同蒲铁路几公里时就开始小跑前进，铁路离汾河不远，部队在浅水区涉水过河，再跨铁路。我们侦察部队还学会了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声音以判断有无列车开过来，如听到有轰轰声音，我们就停止过铁路，埋伏在铁路边的土沟里和草丛中。战友们看到飞驰而过的火车都很羡慕，说等打败了小日本一定要坐上火车到这里看看。我们穿过的这条铁路是南同蒲铁路，是自山西大同经太原、侯马至蒲川镇以南的风陵渡。后来才知道是1933年阎锡山依靠日本人组织晋绥兵工厂修建的米轨铁路，1935年底完工。北同蒲铁路因战乱没完工就废弃了。

　　我们爬到绵山之巅时已近黄昏，“不见黑云压山顶，但见烽火堡垒锁城峦”。山顶海拔2566米，相对高度一千米以上。绵山地处汾河之畔，是太岳山(霍山)向北延伸的一条支脉，所谓八百里秦川就是从此道走过的，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许多帝王名人到过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40年薄一波、陈赓在此战斗过。如今这里已成名胜古迹了，可战争年代谁还顾得上看风景?5月山顶仍有些寒气逼人，我们在黑暗中传送着口令向山下摸索前进，东方欲晓时到了山下。

　　下山后部队不敢停留分队前进，直属部队和机关走中间，我们两个团拉开距离走两边，目标是晋东南的武乡、沁县。5月中旬我们到达了18集团军总部所在地襄恒县下良镇一带，总部首长、机关人员和直属部队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并安排在驻地休整，连续几月急行军并穿梭在敌占区，吃没吃好，睡没睡好，一停下来放松了，还真觉得累了，好好睡一觉比吃饭还重要。第二天集团军领导就指示我们陈支队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开会、学习。会议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左权参谋长、北方局书记杨尚昆、129师政委邓小平等都给我们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和任务、战略战术问题及怎样巩固和开展敌后根据地、扩大我们的队伍等。

　　再次见到彭老总感到特别亲切，长征时我就是随彭老总三军团走右翼路线过草地的。

　　干部们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总部首长肯定了我们晋西支队广大指战员两年来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成绩，并告知前面的道路更艰苦、困难更大，要坚持持久战，最终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部队在总部休整了10天，集团领导拨出专款为我们举行了一次“会餐”，喝了汾酒、吃了羊肉馍，为我们东征壮行。还给我们全支队每人每天增加了一角多钱的伙食补助。我们都感到体力明显恢复。临行前陈司令员又向部队传达了要做好东进的一切准备工作，要求干部、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为广大战士做榜样。

　　抗战期间，我们八路军已经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又从鬼子和伪军手里收缴了一些枪支弹药，出发前上级还专门为我们更换了武器，我们特务连更换了自制的带钢锥的棱形刺刀步枪，战士们好高兴，我也换了一把德国造驳壳枪。

　　1940年6月，我们带着八路军首长的指示，继续踏上了东进山东的征途，去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中有一个保密的主要任务就是护送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和新四军传达中央军委在抗战相持阶段要加强建立、扩大敌后根据地的指示。我在一团是专做保卫工作的特派员，也就是现在的保卫干部。支队专门召集我们开会要做好滕参谋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出了太行连续几天几夜行军，天气渐热，出发前备的干粮最多只能吃两天，在敌占区行进不能有炊烟，渴了喝河水和雨水，饿了就生嚼高粱米和玉米粒充饥，这比起长征过草地连野菜、草根都吃不到真是好多了。大家都是苦娃出身能挺过去。我们队伍里江西、湖南、四川的老兵多，为了防止腹泻不得不学吃大蒜，也怪，我这个四川人就不会吃辣椒。夜晚我们多数在庄稼地边上过夜，有时小息一会待体力有所恢复就继续前进。身体好的常帮助身体差的、有病的、年纪老的、小的同志，没有一个掉队的。到达平汉铁路时，大部队又分散行动，并做好伪装防护，一旦看见敌人没有动静，就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平汉铁路。我们团有一个叫何万祥的战斗英雄，先后立过几次功，过铁路时是他带领一个连队负责警戒、掩护，曾与小鬼子在铁路上巡逻的装甲车发生了激战，小鬼子摸不清情况，又远离据点，都躲在装甲车上不敢出来。小分队见大部队已过，不敢恋战，火速离开追上大部队。何万祥在我们归建后分配到115师教导二旅特务连，后来我们又一起战斗在鲁中军区，我在特务营任教导员、总支书记，下面有7个连、7个支部。1944年在我军发起的第三次讨伐“铁杆汉奸”吴化文的战役中，他光荣地牺牲了。今天想起他心里还难受。

　　十八集团军直接指挥陈支队，我们每天行动都要通过电台向总部汇报。过了平汉铁路就进入了冀南平原，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一个营有八、九百人，每个团近三千人，加上师直属部队，陈支队已成为拥有六千人的部队了。在我们自己根据地的地盘上，我们是浩浩荡荡地行军，现在到了敌后，我们全是兵分几路，以小分队的队形隐蔽前进，不走大道。天气渐热，庄稼也快成熟了，在高粱地之间行走很难被发现，遇到敌人也不回避，遇鬼子打鬼子，遇伪军打伪军，扫平了不少敌人的据点，一路打出了声誉，伪军闻风而逃，遇上就降，消灭了近二千伪军。我们掌握一条原则，短、平、快结束战斗，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归队，滕代远参谋长还在我们队伍里，责任重大，每到一地不敢多停留。我们在临(西)曲(周)等地将获得的日伪战利品都送给了当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帮助他们扩大队伍，我们也好轻装上阵。

　　到达魏县后与宋任穷、程子华支队会合。为迷惑在我们后面跟踪的伪军，我们转头和120师359旅返回晋察冀，陈支队将他们送过平汉铁路后再折返东南，归途中又击退了国民党在聊城的土顽，我们终于挺进了鲁西大地，115师已在这里开辟了鲁西抗日根据地，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在莘县受到了老部队杨勇属下的迎接。到达鲁西不久，也就是1940年的夏季，就和来犯的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队相遇，陈司令命令我们一团、二团担任主打任务，杨勇部队配合，在观城、濮阳一带和石友三部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反顽游击战，取得了光辉的战果，歼顽军近千人，“鲁西反顽”记入了我军史册。

　　我部在范县一带休整，集团军总部又命令我支队第二团留在鲁西编入杨勇部队，至此陈支队只剩下机关直属部队和我们一团了。我们支队副司令黄骅也接到命令调冀鲁边区当副司令员。陈士榘依依不舍地和老战友告别，我们都含着眼泪告别了老首长，谁知这成了永别。不幸的是1943年6月，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莆叛变了革命，枪杀了黄骅副司令和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妻子，当时也是我们八路军的干部，更为残忍的是他们不满4岁的儿子也被杀害了。消息传来我们都十分震惊和难过，活生生的3个人就没有了，我们发誓多杀鬼子、伪军和叛徒，为副司令报仇。

　　我们团继续东进，1940年10月我们来到了东平湖。东平湖和沙河方圆十几公里均有日伪的据点。东平湖水深1.5--4米，当地村民帮我们征集到十几艘小船，熟知水性的老百姓为我们掌舵来回运输我们过河，缩短了我们渡河的时间和危险性，接着又渡过了运河到达了泰山以西地区，在安架山根据地休整。

　　1940年秋冬季，天气渐凉，在晋西为了轻装上阵卸掉了不少穿着装备，我们都还穿着单衣，大家都顾不上寒冷继续前进、东进。从泰安到大汶口又穿过了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最后穿越的是津浦铁路。我们终于到达了黎玉同志领导的山东纵队所在地--阻徕山，随后继续向鲁南新泰地区挺进时，又和多股伪军作战，到达蒙山南麓我们一团分驻在小卡桥和武安地区。陈司令率机关和直属队进入鲁南天宝地区，115师师部在鲁南大炉村。至此我们陈支队胜利集结，完成了回归115师建制转型的任务。

　　当时的一位参谋曾总结了我们归途历时六个月、翻山越岭涉水、行程五千多里的情况。回想起我们这一路非常艰难，是在敌人的据点之间穿行，并不断扫除日伪的前堵后追，冲破了层层封锁线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回头看，翻过了吕梁山、大岳山、太行山、沂蒙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这些大山犹如“乌蒙磅礴走泥丸”。我们渡过了汾河、淦阳河、运河、汶河、卫河、东平湖，行走过晋西南、太行、冀南、鲁西、泰西地区，还跨过了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为护送120师359旅我们三过平汉铁路，陈支队从建立时的115师补充团发展成三个团。离开晋西时将三团留下，到达鲁西时又将二团给了115师杨勇部队。

　　此时八路军115师整编了7个教导旅，每个旅3个教导团，全师共7万多人。我们陈支队编为教导二旅，我们团教导二旅第四师，因老红军多，又久经沙场，是主力团。陈士榘调师部任参谋长，陈支队完成了使命。

　　(103岁老红军、重庆警备区原司令员林开征)

　　大女儿林平江整理 2017年6月

　　回忆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的两场阻击战

　　重庆警备区原司令员、老红军林开征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国民党的军队一枪未打，恭恭敬敬地把整个东北让给了小日本，自己逃到了关内，此后在整个东北连国民党军一根毛也见不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在整个东北开展抗日斗争，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放下武器为止。他们坚持在敌后，拖住了敌人的后腿，捣得日寇后方不得安宁。抗战胜利后，东北的地下党和抗日联军的军队才公开合法起来。我华东、华北的八路军也迅速进军东北，开展安定民心、整治社会秩序等各方面工作。

　　正在这时，蒋介石将在8年抗战时逃跑到美国旧金山去的新一军、新六军和整编25师、57军等若干嫡系主力军，开到东北来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整编25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队，抗战初期到美国，由美军军官指挥训练，经过8年正规训练后，装备了美军最新式的武器，全部美式化，号称“满天飞的王牌军”。可是他们在日本鬼子面前是狗熊，在人民面前称“英雄”，抗战胜利后他们耀武扬威地开到东北抢占共产党的地盘和胜利果实来了。1946年春节一过，他们从“葫芦岛”、古北口登陆进占锦州、大古山一带，企图抢占整个东北。

　　我们三纵队在辽南和辽东地区，为牵制敌人堵住他们北进和向辽东方向侵犯，便于我军在沈阳以北、四平和沈阳东南一线调整兵力部署，我9师奉命在沈阳正南浑河南岸、苏家屯大桥东西两段防守，以大桥和苏家屯火车站为中心，是我26团的重要防守阵地，也是全师的重点。敌人南犯必然通过大桥占领苏家屯火车枢纽总站这个军事要地，它东通抚顺，正南通本溪至安东(丹东)，东南是辽阳、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所以敌人占领沈阳后就以57军和整编25师(3个旅等于1个军的兵力)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苏家屯、姚前胡屯一线进攻。

　　我们部队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时，我任三纵9师26团副团长，不久后任团长。我团在1946年1月奉师部命令组织防御战役，战前我们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决定以苏家屯至姚前胡屯一线分为两个阶段防御，阻击敌人的南犯。我团1营以苏家屯大桥浑河南端为防守阵地，在浑河南侧为2营，作为团和1营的预备队。3营由莫副团长带领坚守苏家屯火车枢纽总站。团部指挥所以我和马顺天政委、刘远生副团长为首，位于黄谷屯(苏家屯火车站和苏家屯大桥南端)。

　　我团第一阶段战役是以苏家屯火车站和大桥南为防御体系，阻击敌人整编25师从大桥过浑河抢占我苏家屯这个战略要地。敌要南犯侵占本溪、富顺、安东、鞍山、海城、辽阳、营口、大石桥，首先要拼命抢占苏家屯，沟通其运输枢纽，以作穴巢。我军为了使整个南满部队展开，有计划地阻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向辽北、辽东、辽南撤退，所以要拖住敌人，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1946年1月下旬的某日上午，天色阴霾，这天一早敌人就从苏家屯的正北、苏家屯大桥正西涉水渡过浑河，直奔苏家屯，与我苏家屯北面的部队3营接上了火，在那开阔的平原地，我军对敌军一阵猛打，给予重大杀伤，使其一时停滞不前。我3营拉到苏家屯正南火车站，占领有利地形，抢做一些简要的防御工事，在阵地与敌人对持了三天三夜。我们以车站铁路线为防守重点，敌人白天向我3营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我英勇顽强的战士打下去了。这个车站的轨道是东西向偏南，到夜间，我3营战士由路南向北苏家屯街道摸去，对敌人以机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弄得敌人睡卧不宁、伤亡重大，拖住和疲劳了敌人。我3营李营长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好指挥员，执行命令坚决果断，能攻能守，机智勇敢，这一仗他带领部队打得很漂亮。

　　这几天又正是冻雪天气，边打仗边做工事，可是第二天就被铺天盖地的大雪将我3营8连战士挖的壕沟掩埋掉了。大部队都在工事内坚守阵地，少数部队在搭起的草棚里临时休息。由于敌人对我军的封锁、破坏，把整个运输线卡断，使我军供应不上，在十分寒冷的冰天雪地里穿得很单薄，连1件破棉衣也没有，吃饭喝水都十分困难。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三天三夜，这是我们入关后经受的第一次考验。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中午，有一个矮胖胖的小老头来到1、3营阵地看望干部战士，硝烟熏黑了他的面孔，这是谁呢?啊，是团政治处主任储长银同志。团部派他到各连各班排、工事一、一地看望大家，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莫副团长同他一起研究战情并说：“天气太冷了，这些干部很辛苦，你来了，我们开一个排以上干部会吧”。接着就召开了3营排以上干部会议。莫副团长说：“我们这个部队，除干部和少数的老战士外，大部分是东北解放后入伍的新战士，他们没有打过仗，也没来得及训练，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我们的干部和少数老战士作为骨干，经受住了这次严寒冷饿、炮弹轰炸、飞机扫射等的考验” 。随后储主任把教导员、指导员留下来开了党的会议。他说：“我们这支部队首次防御战打得坚决顽强，靠的就是干部、共产党员、政治思想工作!”在3天激战中，他们开过2次支部和党小组会，共产党员纷纷表示自己的决心，并积极做好未打过仗的新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经过这一仗新战士初步学会了打仗的基本本领。

　　某日下午3时左右，我团奉师部命令：“你们已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战的任务。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出色，上级表扬你们。你们要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4时退出战斗，向东南姚钱胡屯方向行动”，根据命令，我们留下侦察排作掩护，牵制敌人，部队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阻击任务。

　　1月中旬，我团又奉命进入姚钱胡屯七、八公里路的北山某高地的大山梁，构筑工事，组织对国民党整编25师的阵地防御战，这仗又坚持了3天2夜时间，这是在无人居住的山地打防御战，比在苏家屯火车站的防御战要艰苦得多。我团党委根据这次作战任务首先开了党委会，研究了敌我的作战特点和第一阶段苏家屯的作战经验，制定了防御战计划，尔后在阵地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我和马政委作了动员，明确了各营的任务。我首先表扬了在苏家屯防御战中的一、三营：“你们在苏家屯防御战中打得很漂亮，第一守住了阵地，第二给来犯的气势凶凶的敌人以大量杀伤，我们这样的部队顶住了优势装备、火力强的敌人，这是很不简单的。看来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政委说：“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员、干部还要做好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后我们的仗打得还会更坚决、更艰苦” 。会后，各连干部回去将团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动员，大家的精神更加振奋，个个下定了坚守阵地、绝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决心。

　　敌人的炮火是占绝对优势，但步兵是些熊包，真亏还是美式装备、美军给训练的，除了每天用榴弹炮轰、飞机来回轰炸扫射外，敌步兵一点也没有前进，都被阻击在山下。我团火炮装备比友邻部队要强些，但我们的技术太差，除迫击炮连能发挥它的威力外，九二步兵炮连简直一点作用没起到，带的炮弹打出去一发也没有炸。仗打到第二天下午3时左右，敌人的辎重集中在我们右前方山下的一个小山梁的背后凹地，骡马成群，叫九二步炮打，送出几十发炮弹一发也未爆，还是迫击炮起作用，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一阵乱窜，把敌人气恼了，对着我们又是一阵炮轰。

　　刚下过大雪晴起，天气还相当冷，夜晚除岗哨和阵地警戒值班部队外，其余部队找个小凹地和山沟避风，大家靠在一起休息，也算睡觉吧。炊事员送来饭菜，菜成了冰块，窝窝头冻得比砖头还硬，开水也冻成冰水了。刘副团长牙疼，半边脸肿得象发面一样。全团坚持了三天两夜的阻击，国民党嫡系20师寸步未进。

　　我整个南满部队的战略部署已完成，奉上级命令，叫我们撤出战斗，放进敌人让它向南本溪方向进犯，以装进我们的口袋，再来消灭它。

　　(林开征大女儿林平江 2017年8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