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读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应该警钟长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转型期阶级阶层分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激烈的。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劳资矛盾日趋紧张，“公知”们的能量不可忽视，“自我革命”任重道远！
关键词：毛泽东；阶级阶层分析；社会转型期；历史研究；劳资矛盾；反帝；继续革命；
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近百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而且日趋激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应该重新认识；“自我革命”任重道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重读毛泽东该篇重要著作倍感亲切。
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收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①
在“去革命化”思潮的冲击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陌生，好像我们生活中温柔之乡，世外桃源，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直到我们揭露出那么多腐败分子，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反华势力甚嚣尘上！那么多“共知”，崇拜西方自由民主，我们才认识到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能丢！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仿佛给共和国敲响了警钟。
《实践论》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③
《矛盾论》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⑤
二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醒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又经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军阀没有了；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消灭了，反动知识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建设服务。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解放军，革命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成为最重要的社会阶级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行市场化改革，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被公有制主导下的多种所有制所代替。据统计中国大型国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的比例只有28%，私营企业占到51%，而外资已占到20%。⑦也就是说，在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企业家、农民工和白领等新的社会阶层。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产业工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已经崛起，劳资矛盾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否已经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从几十年兴起的私企大亨来看，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重要途径，柳传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官商勾结是官员腐败的基本形式，国际资本、跨国公司往往与政府官员、私有经济相勾连，或者说政府官员或其亲属子女成为买办阶级或代言人，从政策制定、提供情报，到干预金融行业；从反腐打黑，保护伞来看，官僚阶级盘根错节，甚至形成地方权力垄断，严重影响政治生态。
也可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同时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有人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政权基础。但是减员增效以来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有不少人买断工龄，毫无生活保障。股份制改革之后，职工代表大会，发挥作用微乎其微。而一些中小国营企业，本来经营的还可以，主管部门不顾实际，强行破产，廉价出卖，捞取好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暴露了资本家的贪婪。而富士康工人十三跳，则暴露了中国产业工人维权机制的严重缺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却没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没有罢工自由，只能一个个从楼上跳下去，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这是人民共和国的悲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哀！有人说中国正进入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以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悄悄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态，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观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是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在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之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掩盖得了的。这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⑧
中国市场化改革伴随的是私有化的进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发展了资本主义，却没有发展起与之抗衡的组织和法律，如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工厂法”“工厂观察员”，“调查委员会”，“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变革，可以相互学习，那么社会主义就更一个变革和完善，建立起强有力的独立工会和法律体系。中国在《新企业法》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不少企事业单位并没有很好落实，工会的独立性和制衡作用得不到彰显，劳资矛盾依然突出。⑨
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绝大多数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商店的店员“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法宝，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面前农民运动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百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目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目前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⑩
四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⑾
《做革命的促进派》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⑿
毛泽东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指出：“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完全有信心的。”⒀
六
"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
其内容要点有:
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文章还把这一理论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观点被写进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⒁
对毛泽东晚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我们过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经过几十年实践考验，“苏东剧变”、“官场腐败”，说明放弃“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被颠覆；放弃人民群众监督，人民政权就可能变质！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这些分析与判断，现在看来依然是正确的。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⒂这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我党1957年整风运动中倡导的一种人民民主制度，毛泽东肯定“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面专政”“文革”有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片面性，但是方向是“反修防修”，发扬人民民主，建设廉洁政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益探索。
建国初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和政府的廉洁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与党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有直接关系。后来虽然有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党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一条并没有过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没有形成有效地权力监督制衡体系，人民群众监督严重缺失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依靠群众变成了害怕群众，从体制外反腐变成了体制内反腐。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在加大，但是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事实证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网络监督比党内监督更有效，为什么我们党内监督的机制在不断完善，但党内监督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很值得我们去反思。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⒃
毛泽东时代党的建设中，注意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的思路，很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和反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和生命力的源泉。⒅
习近平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治国必先治党，政党必须从严”！ “坚决反对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⒆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⒇
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挑战与应战”决定一些文明兴起，一些文明衰落。他认为近代以来人类发展受两种因素制约，一个是国家主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另一个是工业体系，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商品，供我们消费。大同世界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因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核武器和战争威胁，迫使人类必须放弃国家主义，走大同世界之路！地球村的形成，人类共同应对挑战，不然的话，人类文明就会毁灭！也就是说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就会被人类新文明形态所取代。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作为宣扬人文主义的核心地带却成了杀人的战场。战争争夺的主要是资源和市场，欧洲人首先觉醒，为了阻断战争再次爆发，不让欧洲人屠杀欧洲人，欧洲在二战后首先建立了“钢铁煤炭联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最终形成了“欧洲联盟”，这是人类迈向“大同世界”的重要步骤和雏形。虽然，英国退出欧盟，欧盟遭受重要挫折，但大同世界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南南合作，东盟，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汤因比认为：“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与统一。与同时期的东正教社会相比，西方历史与在先的希腊社会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被彻底打断了。更早的时期，与同时期的叙利亚社会和在先的爱琴、赫梯、埃及、阿卡德社会的关系相比，希腊历史与先在的爱琴社会之间的连续性也被彻底打破了。反之，埃及社会在爱琴社会之前就形成了，却延续到希腊社会形成之时；中华社会是在希腊社会之前形成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在最近400年间受到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内部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甚至从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也就是说到今天已经长达15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就我们所知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这么长久地陷入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另外，西方的政治分裂还因为宗教分裂而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冲突比前工业社会中农民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从而更加重了政治分裂。
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这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在难以预测的人类未来之谜中，有两点是明显的。西方的活力使得非西方的大多数人类不可能继续不变地维持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西方的爆炸性不受到某种坚决的遏制，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自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征服海洋起，更明确的是，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就一直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领土扩张。少数非西方国家成功地采纳了这种西方生活方式。例如，俄国使自己的核心地区工业化了，而且向相对空旷的边远地区大量移民。日本在工业化方面比俄国更成功，但是在领土扩张方面则望尘莫及。然后，其他国家则不可能重复俄国和日本的西方化道路。人类可利用的资源不允许这样做。
即使工业化仅限于西方国家，再加上俄国和日本，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和领土扩张——这是所谓“发达国家”自今视为理所当然的纲领——也是以损害“落后的”大多数人和浪费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人类唯一的世袭财富）为代价的。然而，西方和西方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因此他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他们自己和全人类。可以推测，西方会越来越陷入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要使被西方所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找到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中国已经拥有了大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增大。供养着如此庞大人口的广袤领土自公元前221年起就在单一政府的统治下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其间虽然有分裂和混乱的“间断时代”。与埃及法老、苏美尔——阿卡德帝国、阿黑门尼德帝国、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中国的皇帝自认为而且被臣民视为“中国”（中央王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而“中国”本身则是“天下”的合法宗主国。中国所承担的天命概念及其在维护中华帝国政治统一方面是实际作用。通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39年的长达2060年之久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人经历了随后一个世纪遭受西方和日本蹂躏的屈辱，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人民依然是典型的具有帝国意识的人民。他们的历史“世界观”既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成就，又给他们指派了促成统一和安定的角色。如果人类想顺利进入21世纪，就需要有一部分人承担这个角色。
自从1949年共产党在除了台湾外的整个中国建立起政权，北京政府和华盛顿政府就处处发生冲突。双方都致力于阻止四分之三的人类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做些什么。（一方面由于东西方长期的隔绝，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和掠夺，中国人出于自我保护和防御意识）。对于外国人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始终高深莫测。在那些观察（更准确地说是猜测）中国事务而又莫名其妙的外国人看来，共产党政权似乎有两个否定性目标。一方面，该政权似乎决心不让中国倒退回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这意味着不允许中国农民像历史上那样受到沉重的上层“权力体制”的压迫。
共产党政权发现，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儒家学说后变成新一代官僚的辩护哲学，那么农民的命运将不会得到改善。毛及其同事意识到，必须彻底废除官僚制度本身，而且使之永远不能东山再起。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要彻底打碎前工业的农民文明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那么他们似乎也确实决心不重蹈俄国和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采取的西方极端做法。
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想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近代以来已经在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生根的工业方式这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又避免二者的缺点。传统方式把社会生产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使农民受到一部分地脱离生产的文化和政治家精英阶层的压迫。工业方式并没有消除特权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种传统的社会分裂，同时又使人的心理和自然环境陷入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如果不能得到缓解，迟早会导致崩溃。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21）
八
在汤因比看来，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文明形态，“应当是现代西方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这是一种中西方文明融合之路，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冲突的。福山提出来“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最文明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美国采取冷战、军备竞赛、和平演变等策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帝国主义与反华势力日益勾结，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更加嚣张，国际斗争日趋激烈。而国内一些所谓“公知”，推崇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多党制”、“三权分立”体制，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流动性加快，官本位、单位制、户籍制、城乡二元制、区域制逐步被打破，海外移民流动明显增加，业缘关系取代地缘和血缘关系，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形成，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了研究，“全面阐述了中国阶级阶层的利益整合机制；深入探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化解机制；系体分析社会分层和社会公正秩序的稳定机制；忠实记载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巨大变迁过程。”（22）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也是一项最基本的国情研究，是党和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三年来，课题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并对国内外有关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先后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调研会，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日前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
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这种分层原则，勾画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
他们依次划分为“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过渡性的特殊阶层，即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四个主要特性： 基于国际学术界对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普遍特征的研究结论，也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的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23）
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阶层的演化，利益的调节，社会的治理，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价值。“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是有建树的，也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因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而“阶层固化”问题凸显，也不能忽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产业工人崛起，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阶层划分不能取代阶级划分。
九
重温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除非必要，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一个虚假判断。毛泽东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应该警钟长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激烈的。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劳资矛盾日趋紧张，“公知”们的能量不可忽视，“自我革命”任重道远！
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百年未有在大变局！国内政治斗争与国际政治博弈相联系，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与“伟大斗争”，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这是我党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有“全党全民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社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化大革命”，有全党和人民群众监督，我们党才能保持廉洁，有反帝反修，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才会生机勃勃，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的结晶，是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武器，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永远都不能丢！
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阶层，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⑥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第1376页，第260页，第277页，第9页，第12-13页，
⑤⑾⑿⒀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第456-457页，第475-478页，第480-495页,第173页。
⑦瓦莱莱·塞贡：《中国有计划的经济的秘密》，法国《论坛报》2010.6.1，转引自《参考消息》2020-06-03.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2页。
⑨王世荣：《从富士康本田看产业工人的维权斗争及维权机制的构建》《中国战略论坛》“探索争鸣”，2010年6月。
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360百度.
⒂《毛主席重要指示》。
⒃《重提“延安对”，常听诤友言》，新华网.2017-02-27.
⒅王世荣：《人民群众监督与党风廉政建设 ——群众监督的体制性障碍及其改革思路》，陕西省政治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
⒆⒇《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8-53页，第12-13页。
（21）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93-394页。
（22）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23）《中国十大社会阶层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14.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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