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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第五部分)

2020-03-28 14:26:3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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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导言

  一、引言

  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三、公共劳动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六、共产主义积累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九、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十三、共产主义是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十四、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十六、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十七、早期的价值生产和货币金融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在劳动消灭进程中,它首先是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因此,共产主义的文化,也必然首先是在这个规定性当中寻找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生产服务的定位。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逐渐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全面发展的定位。

  任何的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都是为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奴隶社会的文化,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封建社会的文化,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文化也是一样。一句话概括,它们都是私人劳动基础上为剥削剩余劳动服务的定位。共产主义的文化,也是为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它不再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剩余劳动的生产服务,而是在公共劳动基础上,为所有社会成员幸福生活源泉的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服务。

  公共生活、共有制、公共劳动、公共必要产品,这些作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要能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必须要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观念的人来主持生产。而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政治挂帅,必须要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挂帅。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挑唆思想多元,但他们自己就从来不搞什么思想多元,也从来不曾放弃政治挂帅。他们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欺骗群众,但他们自己就没有放弃过哪怕片刻的阶级斗争。他们歪曲嘲笑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他们自己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是片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当我们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摆正政治路线和日常业务的纲目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宣传人人的时候,共产主义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而当我们放弃政治挂帅、搞乱政治路线和日常业务的纲目关系、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真的复辟了。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所以,关键是摆正路线和业务的纲目关系,并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塑造众多像吴仁宝、雷金河、王宏斌一样的共产主义领袖和群众群体,用共产主义的文化来引领和教育群众。

  共产主义早期的相当阶段上,还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当然也就还存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由共产主义前段依然存在的旧势力旧思想残余、私有法权的合理性残余、私人劳动的合理性残余,归根结底是由私心私有势力同新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是由依然残存的生产力争夺决定的。从本质上讲,这个斗争依然是个政权问题。如果这个提法在毛泽东提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得还不够很清楚,那么经过苏联、东欧、ZG的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就已经很清楚的人人可以看到了。所以,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就不仅只是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它在共产主义前期的相当阶段内,实际依然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权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在根基上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的文化多数都已经被打上了为私人劳动、剥削劳动,总之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的烙印。所以,以私有制文化为根的很多旧文化就要破除。什么破坏传统破坏文化,该破的就的要破。当然,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从孔夫子、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到卢梭、孟德斯鸠、孙中山,他们思想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成分或对共产主义有益的成分——孔佛耶穆思想中实际最早的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成分,又要充分的挖掘,以充实共产主义文化,为共产主义事业所用。

  文化是什么? 如果从根本的讲,真正的文化应该叫文明教化。是哪些人需要文明教化?是动物一样只知道自己吃吃喝喝自私自利的人,才需要文明教化。所以,古代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是在古代共有制和公共劳动(孔夫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解体以后,在私有制和私人劳动(人人为家的小康时代)盛行以后,为了拯救“礼崩乐坏”,为了克制不争气的人类私欲,才产生出来的。所以,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思想都是有“斗私批修”成分的,都是梦想大同、极乐、天国的,都是宣扬博爱、平等的。共产党人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类,古代的优秀文化也都讲修齐治平、经世济民、平等利益普度众生。总之是都带有不同程度共产主义成分。只要叫文化,核心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在这点上,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点,是在周代以后就基本贯彻了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从火的应用,到农业的产生,从各种工具的发明,到历法文字典章制度甚至国家的产生,把人看做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神话传说,到各种文化典籍,反应的都是人定胜天的人一定能够取得对自己客体世界自由的一种主体论的主体文化精神。因此,这条唯物主义路线一定程度还是古代世界唯一的最早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和人本人主体论路线。这是中国文明所独有的。相对其它地区到今天还在笼罩的浓厚的宗教传统,这才是可以代表古代人类水平的真正的文明。它对大同世界的理解是基于上古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而井田制则是土地私有化前的共有制残余,并被后世儒家作为土地私有化替代方案的理想共有制方案对待的。各为其家的小康社会,也是基于古代共同体社会公共劳动解体后对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劳动社会的现实描述。所以,作为儒家社会理想的大同(可以具体到井田。我们不管这个共有制方案有多大程度的缺陷),不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和天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状态。这种远古记忆中天下共有的大同状态,被中国人视为有生生之达德的天道秩序(天地有达德,曰生),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人,只是想在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和不断兼并中(兼并的结果必然有驳于“生生”之天道达德),维护和不断的返还到过去那种共有公共劳动状态的“生生”天道秩序而已。“替天行道”和“回归天道”,也就是回归大同的公共劳动秩序,这正是中国古代深刻的土地革命传统的思想基础。而我们之所以说这种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对劳动的否定这样的条件,纯粹建立在劳动和劳动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即使发生革命,其成果也至多只是农民起来重新的分配土地,和皇令上纸面的“均田”、“绝兼并之流”而已。实际依然是小块土地私有的人人为家的小农小生产,依然是不断地兼并、集中、民生凋零和周而复始的战乱革命。所以,如果没有新的历史条件,天道、大同,在过去实际是回归不去的。儒家的这种理想,自王莽的实践失败以后,甚至就再没有人敢于尝试过(实际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试图建立“新中国”了——所谓建立新朝、用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私有和兼并问题)。不是没人想尝试,是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这种状态直到工业革命和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

  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史,实际就是一部围绕物质生产领域共有还是私有、公共劳动还是私人劳动或明或暗的政治思想斗争史。

  我们今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共产主义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发展,是和古代那些优秀政治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这个历史条件。只有有了这个历史条件,才具有了重回大同时代的现实性。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的产物,只有机器大生产,才具备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和把共产主义由空想转变成科学的最终可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真正的文明教化,它和共产主义就绝不是决然对立的。它骨子里的东西主要的和共产主义就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共产主义、主体论。中国民族从骨子里就天生具备这些东西。并且,从秦汉土地私有化中国进入土地兼并革命周而复始怪圈的这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又产生了急需解决土地私有和兼并问题的需要,中国人民苦此久矣。所以,工业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立即被中国的优秀分子所接受,并立即改造成中国新的文化传统。所以,如果有谁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破坏了中国自己过去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不符,实际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中国过去真正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实际正是主体唯物论的和共产主义的文化传统,是谋求用共有公共劳动代替私有私人劳动的传统,是人定胜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正好符合了这个传统弥补了这个传统,和通过它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和近代以来所急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已。或说,中国的现代共产主义,正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和大同政治思想(当然包括其久远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人定胜天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历史结果。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只要有了工业革命这个历史条件,中国人民早晚也会产生出与马克思主义同样的现代主体唯物论和现代共产主义的历史结论。

  除了在主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传统上的区别,在共产主义的基本点上,世界其它文化大体相似。

  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建设新世界,就更要善于借助传统文化来丰富我们的共产主义新文化,让传统文化的共产主义成分,或者可以为共产主义所用的成分——其实这些才是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主脉正统,为今天的共产主义服务。换个角度来讲,也只有现代共产主义,才是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主脉正统。如果说深具人定胜天主体论内核的唯物主义的甚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代表着人类的古代文明,使得古中国可以称为“华”,那么正是这个现代共产主义,才使中国人民再一次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可以再一次使中国称其为“华”。文化是发展的。如果今天有谁还要坚持各为其家的小康文化的正统性,就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历史错误。因为工业革命对劳动的否定,已经对各为其家的私人生活私人劳动做出了历史性的否定。自从工业革命无产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以来,共有公共劳动的观念实际就历史的已经开始和无产阶级所引领的世界进步一起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私有私人劳动观念和资产阶级所引领的发展方向,这时就历史的已经开始退居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并不是说旧文化就不可以出现暂时的复辟,而只是说暂时的复辟并不影响整体的时代特征。复辟的发生,不过是一再用事实证明着历史上共有、私有两种政治思想的文化斗争还依然在继续,证明着共产主义新的社会和文化建设战胜旧文化的历史紧迫性。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不是一般的要破除一切的旧文化,其核心的只是要破除旧文化中为私有私人劳动服务的成分,和被旧的统治阶级利用夸大了的为旧的剥削劳动服务的成分。当然,这最终还是要大力地推进工业革命,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办法来最终消灭私有劳动及其观念。私有私人劳动观念,总是与劳动本身的可以私人占有相联系的。共有公共劳动的观念,也总是与劳动的已经进入被消灭进程、已经不可私人占有相联系的。一种观念的消亡,要观念所依存的物质基础的消亡才可以做到。一种观念的确立,也总要观念所依存的物质基础的确立才可以确立。共有公共劳动观念和私有私人劳动观念间斗争的成败,最后还是要看工业革命的进程。

  而这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文化同时也是为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服务的。不但如此,它最终还要为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服务。

  前者,不用多言。我们说劳动最光荣,是因为劳动是达到最终消灭劳动——人解放的唯一手段。只有人类劳动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才可以最终消灭人的劳动本身。人们的一切德行,再高不过为人从劳动、资源、社会中的解放和共同解放服务。努力为人的这一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人类道德的终极内容。而联合起来自觉地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总比历史自发的推进这个进程,更有效更人道。

  后一点,既然是劳动在逐渐的减少和已经处在消亡进程中了,既然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在不断的延长,那么,文化事业就一定是人们这种发展着的劳动外自由生活的核心内容。这个自由新生活,当然也必须有它的物质基础,长远也还是要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本身服务,不管是否已经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人们的生活基础总要围绕物质生产展开的,然后才可以谈到越来越多的向广度深度延展着的科教文卫、德智体等等劳动外自由生活或活动(一定阶段上还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不单劳动要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延伸——这与劳动的消灭进程不矛盾,人们劳动外的科教文卫、德智体等自由生活或自由活动,也要向它的广度和深度延伸。这个时代,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的解放,由于人们普遍的即时交往的实现,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的认识和驾驭能力,迎来了一个空前的跃进。人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客体世界的自由,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这里,除巩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展人类丰富多彩的科教文卫事业,推动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已经是共产主义文化和生活的核心内容。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一条是资本主义的路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在如何推进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在如何构建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问题上,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也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革命的群众路线,一条是少数精英主观主义的顶层设计路线。

  革命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才是革命和历史运动的主人主体。同时这条路线相信,只要群众产生了自己的公共生活联合主体,在它的共同生活实践中,在联合主体的内部联系围绕其主客体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中,就蕴含着联合主体自身各个时期阶段性的发展方向及其实施方案。不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巨大的,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公共生活中所出现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到群众的公共生活实践中找寻到解决的办法,然后树立样板,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全局的发展。同时,从联合主体的公共生活实践中提升出来的一切有利于联合主体发展的方针政策,都可以到群众进一步的实践中检验它的对错,并作出新的调整。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法 。

  革命的群众路线,换个说法,就是革命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路线。它的行动主体是群众公共生活的联合组织主体,这个联合组织主体总要根据自己所可以争取的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具体主客体矛盾,实现自己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它总要根据自己的公共生活,调整自己的内外部联系。群众路线,就是要在联系主体间的互相学习中,不断促进联合主体的这种整体主体性及其主体能力。

  另一条路线就是少数上层分子脱离了群众首创和检验的主观主义顶层设计路线。这些人潜意识里就不相信群众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更不相信已经具有了自己共同生活联合组织主体的基层群众面临自己主客体矛盾时解决自己主客体矛盾的主体能力,他们只相信自己那点微火之明,不是从群众的实践发展中寻找下一步运动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自己办法的对错。而往往只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子里,或某些理论家自己还搞不明白的理论教条里,寻找下一步运动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子里检验自己办法的对错。结果这些人往往往下看看不到群众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实践,往前看又看不到运动的具体方向,所以就只能“摸石头过河”非左即右,最后一样多数就只有不断地往后看、往回看了…。实际上这些人多数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袋出发,最后作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人死都不会明白,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本本,更不是他们中某少数人为问题的解决所思考出来的本本,而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和蕴含着各个时期阶段性方向和实施方案的处在自己特定主客体矛盾运动中的群众公共生活组织主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本身。二者缺一不可。而这本身就是群众路线。

  为什么说缺一不可呢?

  比如光有共产主义方向,而不尊重群众的联合主体和联合主体的生活实践,会出什么结果呢?就会出刘少奇他们大跃进前后的错误,官僚主义横行,上下不通,简单命令瞎指挥,一切无关实际。这当然就是在无视各级群众的共同生活联合组织主体,也在人为的破坏各级联合主体根据自己具体的主客体矛盾的主体能力。这样他领导的结果:先是左的不行,要“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等出问题了,又右的不行,要取消一切革命成果,完全倒退回过去。左右不过是全凭自己拍脑门主观主义。

  反过来,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尊重群众联合主体的主体能力相结合,就出毛泽东的办法——各层都尊重下层的主体地位,调查研究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定农业60条、在在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学先进搞好公共劳动管理。结果也没有退回单干,三年农业生产恢复了。

  这实际就是群众路线。要尊重群众联合主体的主体地位,相信群众联合主体的主体能力,然后引导大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学习先进。

  当然,世界上也还有另一种群众路线。这种群众路线,不再讲共产主义,也不再讲革命,而是要处处告别崇高、告别革命。这些人当然也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任何的人群,都有左至右,反革命都有他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些人推行他们的告别革命,也说是在推行群众路线的,不过是处处向落后学习。这实际是反革命或修正主义的群众路线,而不是革命的群众路线。他们也说实事求是、实践检验,但前进的方向和求是、检验的主体却已经悄然地变了。

  总之,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尊重群众联合主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即坚定的革命的群众路线,才是共产主义时期的真马克思主义。不懂得这个结合和革命的群众路线,只要它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就都是反动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

  在全人类结束资本主义时期之前,人类将持续存在共产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共产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完善服务于群众共同生活的联合组织主体本身,加强而不是废弛联合主体的主体能力。其内核上实际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是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结成自己反对共同的敌人和结成自己共同生活的联合组织主体。同样,资产阶级不能够再复辟的条件,也是群众自己的这个联合组织主体的健康存续。只要这个组织主体还是反对自己共同敌人的为群众自己共同生活的联合行动组织主体,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复辟。

  但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看,这个联合组织主体的薄弱点,往往就在联合行动主体的内部。在它的管理层。共产主义革命虽然消灭了剥削,已经变剩余劳动的生产为群众共同体生活的生产、公共劳动生产,虽然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在二十世纪依然尚不能完善到可以有效防止本来公共产品的管理层窃取公共劳动成果为它们私人劳动成果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所以,如何完善新政权的上层建筑,防止政权本身的质变,已经成为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一个核心重心。而这本身就要加强群众的联合主体建设,内核实际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方面,要求加强联合主体维护自己公共生活和公共劳动的主体能力本身,而不是破坏这一能力。一方面,要求完善共产主义的共同经济生活制度本身。任何的以权谋私荫及子孙腐化变质,都是有其固有的经济原因的。共产主义只有适时的发展按需分配,在经济生活中剔除掉谋私的经济意义,才可以最终剔除掉管理层谋私腐化变质的老根。最后,联合主体能力的建设,最终是要落实好群众在新社会在联合主体中的主人主体地位本身。逐步完善社会所有成员对共有生产力直至其总和的直接占有权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权,使这个占有权和支配权的维权——个人的维权,同联合主体维护自己公共生活公共劳动的主体自觉协调统一起来,上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手段,用以对抗社会上一切由于残存的生产力争夺对公共生活公共劳动这一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任何的破坏。用群众作为新社会主人主体的地位和它的联合主体力量,最大可能的扫除一切阶层利益主体化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任何可能性,这本身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延续。

  这个联合主体建设,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巩固和确保马列毛主义在整个运动中的领导权,就是要确保群众中的马列毛能不断的上升到领袖高层的位置,而不是只有公共生活公共劳动的管理层——这个最容易出现叛徒的阶层,才有资格自称马列毛。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实际已经要求在最高层产生一个来源于群众的马列毛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理论专家会议,来代替以前马列毛的领袖位置以引领运动。

  共产主义阶段,群众联合主体的完善过程,实际就是人们各项共产主义的经济权力、政治民主权力的实现过程。这既需要制度的建设来保证,更需要群众本身的斗争来保证。而这本身就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延续。

  附文: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

  按语:

  本文分析了过去的共产主义实践在群众的联合主体建设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正文:

  此次资本主义危机(2008危机)以来,新的一轮社会主义革命好像已经隐隐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了。在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我认为有必要充分讨论和吸取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我国文革失败的教训,以为未来革命参考。

  总结各国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党和国家及社会运动的领导权,没有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手里。而实际是被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通过它本来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新官僚篡夺了。斯大林之后是被赫鲁晓夫们篡夺了,毛泽东之后是被D们篡夺了。

  各国的革命组织无不是分作两块,一是领袖层,主决策(系于党的领袖集体或个人),除此都可以看做另一块,即执行层。

  实践中,领袖层之所以会是领袖层,是因为革命实践最终证明了他们都是与其各自时代相适应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后来发展成马列毛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其思想、方法和决策主要的方面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而执行层中的人之所以仅仅会在执行层还进不了最高决策层,起码有一条原因,就是实践往往还证明不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或说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够。

  赫鲁晓夫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或许应该是合适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来决策恐怕就不再合适了。D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也应该是合适的,甚至有时还是出色的(主席说:“人才难得!”),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决策,就也不再是合适的了。而后来的历史实践不过是一再证明了,他们都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了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毋宁说它的战略家理论家,甚至连书本上的那点马克思主义都还远远的达不到。或者,干脆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是代表各自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工作中,混了个革命家的名头。各个阶段,革命阶级不全是无产阶级,还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而这又必然的要反映到革命组织内,即党内。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党员也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的、都是共产党,其中很多都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他们可能也进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进了中央和政治局就能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了吗?这个逻辑讲不通,与事实也不符(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总之,实践证明,这些人做将才还可以,但做帅才就勉为其难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只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才可以奉了人民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挂帅,其余都不行。

  当然,这并不是说执行组织中就没有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战略家、理论家,而只是说通过在执行工作中层层的升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产生党的领袖是危险的。执行能力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通过组织工作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及其成员,也并不代表其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只是代表其组织方面的能力。即使这样的人升迁起来了,资格再老,威望再高,也依然还只是证明着他们执行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而不是证明他们就可以是和新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做党的领袖。

  所以,靠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格方面的升迁是保证不了领袖层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权的。一切由于组织工作中的资历和威望就自恃功高,因而可以有资格冒替马克思主义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坐拥天下的想法,都不过是“老子打的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反动思想,是凭借执行机构中的资历威望,对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篡权的野心想法。

  在人民解放了的年代,没有人可以坐天下,即使革命有功。只有人民才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代表自己整体利益的联合主体结成新政权来坐天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是人民自觉的组织起来结成新的联合主体的灵魂,执行组织永远只能是组织起来的人民、也就是新政权的执行机构,是人民坐天下的工具。

  然而,斯大林毛泽东后,党的领袖却无不是通过党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后演变成官僚机构)产生出来的。从而未能实际阻止通过执行机构升迁起来的那些新官僚对党的领袖地位的篡夺和人民(即无产阶级的)主人主体地位的丧失。

  而这就是各国革命失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在十月革命以来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当革命高歌猛进的时候,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最终实现了的成功领导的结果(即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实现);而当它最终失败的时候,又无不是源于它坐大了的执行组织——实际上演变成了的官僚、总官僚、总官僚机构,依靠自己的组织权威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篡夺和替代(即新的剥削阶级阶级主体性的形成和无产阶级阶级主体性的丧失)。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在对苏联的分析中是注意到了一些问题的。他已经认识到:官僚,只要是官僚,注定是要背离人民的革命利益的,也就是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一些问题,他才发动了文革,试图通过开启人民的主权时代、通过继续保持和完善人民或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地位、来阻止苏联的教训在中国和世界以后的共产主义实践中重演(在毛去世后十几年苏联果然亡党亡国)。但主席的认识可能还并不够彻底,也正是由于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他才还只是把能不能找到一个自己革命事业合格的领袖接班人(不像赫鲁晓夫一样的)的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人才的选拔问题,才依然还仅仅是在过去年代自己所领导的革命的执行组织中,在那个他已试图打破的正形成着的官僚组织中,甚至是在它的总官僚中(虽然他已经在试图用三结合给它换血),不断挑选着自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放弃了刘,就选林;林也不行了,就再选邓。总之,是还在延续战争年代选择刘少奇时的选人思路。这样,他就也还没有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和办法。

  或许,这么说也是不够准确的。也许毛泽东已经看的很透彻了,在林邓的任免中,或许他已经认识到了把自己限定在必须从自己过去的追随者即执行组织中,选择自己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未来领袖,这一条路子是危险的。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当时真正懂马列的人太少,还都深陷下级服从的组织原则严重束缚中的党团组织内),还不可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而只能通过文革的形式,培养和训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能力,锻造出千百万更多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自己的理论家队伍,为后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条件。并且,毛泽东在否定邓小平后通过左中右的权利设置,或许也已经是在试图从政治体制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了,只是历史没有能给他更多的时间。

  以上只是可能,或许就没有认识到。

  总之,不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对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多么重大,当毛泽东没有能成功的完成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力、寻找到中国革命未来合格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时候,文革连同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注定要失败了。毛泽东一过世,他曾经着力限制过的那个官僚组织,也就是党曾经的那个总的执行机构(毛曾经的将帅们),就以党的名义,篡夺了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党的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挫折,中国从此右转。

  有的人会说,党的领导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吗?

  回答:否!这是偷梁换柱。

  党的组织,只是个名义,不一定就有马克思主义之实。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主体意识,然后是共产主义时代联合起来的群众在平等的公共劳动中自觉地组织自身进一步解放时的联合主体意识。阶级社会,一切阶级只有产生出自己的阶级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才可以统治或反抗。无产阶级的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党就是无产阶级最终的阶级主体。所以,不是党的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只能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无产阶级阶级主体意识的领导),才会是党的领导。

  通过党的组织或官僚机构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或总官僚机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也不一定。

  当它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运作的时候,这个组织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代表着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主体性、进而代表着共产主义时代群众联合起来共同面对自己客体世界要取得对自己客体世界自由时的那种联合主体性。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在政权中的特殊位置,这个阶层又很容易产生出自己与群众的利益对立着的特殊利益,甚而产生出自己作为特殊利益阶层的实际与群众利益对立的阶层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实际这依然是一种复辟的剥削意识和剥削阶级主体性。这样,通过官僚组织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作为这种潜在的明在的复辟的阶层或剥削阶级主体性的代表,就总是会或快或慢地逐步背叛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官僚机构如果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往往最终就要演变成保护特殊利益的产物,而不再是保护革命和群众利益的产物。他们往往不但不会继续革命,反而可能会反对革命,往往不是要完善和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群众的联合主体意识和联合主体能力,反而会削弱、破坏、瓦解人民当家做主的联合主体意识和联合主体能力。因而,共产主义时代群众的联合主体意识和联合主体能力在面对剥削阶级复辟的时候,其内核实际依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群众联合主体能力的影响越弱,官僚化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主体化的程度越深,这个阶层扩大自己的阶层利益停止革命、告别革命、甚至倒退反革命的步伐就会走得越深。共产主义前期的阶级斗争,除了国外的阶级敌人,实际主要的就是群众共产主义的联合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同管理阶层这种潜在的剥削意识从而其剥削意识阶层主体化倾向的斗争。而这就要最大可能的不断地完善代表群众整体利益的群众的联合主体本身,最大可能的管控好管理层的阶层意识和阶层利益主体化的形成。这是共产主义前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的特征。这里的关键点,就是要确保领袖层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把执行层——也就是那个最容易产生其特殊利益和新生剥削意识的管理层,永远置于马列毛主义的领导、管控以及群众的监督之下。而这就需要明辨执行组织在无产阶级或群众的联合主体运行中实际的局限和作用:它并没有一定要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它只可以做马克思主义的执行。它一旦产生它自己的主体意识,它就开始走向反动。它一旦篡夺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地位,它的主体化进程从而剥削阶级的再生复辟即宣告成功。

  所以,要保证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像过去那样定死了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执行组织或官僚管理机构的升迁中产生党的领袖、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必然要导向剥削阶级的反革命复辟。相反,只有保障了高层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保障了马列毛主义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才可以最终确保住执行层或管理层的革命性。不单如此,关于马列毛主义领导权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群众的共产主义联合主体形式一旦完善、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旦得到保证,共产主义前期以文革形式为特征的反复辟斗争,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很多提法实际上都是不够科学的,比如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抽除了马克思主义(马列毛主义)的领导这个核心,无产阶级的领导也至多只会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从而最终滑向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各项事业上的实际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最终滑向资产阶级专政。

  小资产阶级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吗?没有。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和无产阶级接近,但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接近。无产阶级的成员如果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所武装,它也必然的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内。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只有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才可以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代表无产阶级和代表党。

  所以,如果要保证共产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那就必须首先要保证决策机构是确切的与时代相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战略家理论家的机构,党的领袖绝不是从随时存在着官僚化倾向的党的执行机构中产生,而应该是直接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和理论家中产生。只有如此,才可以确保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才可以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形式从而阶级主体性或群众的联合主体性。而这就不能管这些优秀马克思主义者是出身自哪里,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只要出身自群众的革命实践、是可以真正代表共产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就已经足够,而绝不能限于党的执行机构。

  而这就需要打破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党体和政体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形式,作为特定形式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体形式,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是与当时具体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曾经有它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但在夺取政权后,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公共劳动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

  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天然的就在革命运动内,就在党内。它不但要在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占据运动和党的领袖地位,并且必然的往往也是在党内寻找自己新的领袖。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在夺取政权前的运动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已经囊括在了党和革命运动之内。

  然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情况就根本性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本来就在于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在人民群众已经解放了或解放过的时代,在人民群众已经逐渐成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主人、把自身的发展作为客体、而自身联合成为整体主体的时代,在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已经懂得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越来越深明马克思主义这件锐利的思想武器的时代,在进一步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在某少数人或团体中,而主要已经是寓于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和革命实践当中。历史的主体变化了,真理就不会还仅限于某特定的先前倡导革命的小圈子里。这个时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最终拥有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解释权,而官僚阶层,由于其潜在的明在的新生阶层意识和阶层主体化倾向与群众联合的整体利益的对立,则往往已经失去了对共产主义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现实中,那些吃官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已经成了给领导们抹红舔屁股的专家,而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已经成了对大小官僚们任何私有化反动政策涂彩和抹红的专属名词。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群众中产生的,它也必然要回归于群众加强群众。只不过,过去是小众,现在已经是大众。现在,即使原本那个小众已经不再继续革命、不再继续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老的共产党不再和人民共产了(他们要私分)——旧党死了,大众中也依然会有坚持这个路线和主义、继续发展这个路线和主义的人存在。在群众的联合主体和主体地位已经实现过的时代,群众中自然会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时的人民群众已经不再需要继续“被代表”,而是通过自己的联合主体形式的完善从而自己主人主体地位的加强,向人民主权的时代转变了。

  这意味着群众联合主体实现形式发展的重大的历史转变。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早期,党还只是无产阶级群众先进的一部分,党还是从外部宣传、发动、组织领导群众革命的党。党的作为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的阶级主体的化身,也是通过它外在于多数群众的领导组织作用表现出来的。但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群众已经从过去那种孤立无援的互相争夺的个人主体性中解放的出来,已经在他们联合的整体主体性中实现着他们每个人的共同利益;已经从旧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时候的党,就要脱掉它一切外在于群众的、只是领导、或“代表”群众的党的初始形式,转而成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联合主体性的化身,成为群众自觉的组织起来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的阶层剥削意识复辟——防修防复辟的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性的化身。从而,这也是成为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进一步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进一步自觉组织自身进步和解放的工具。过去的党,是领导和代表群众的党。现在的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本身(这并不是要反对先锋队的党。而是要完善先锋队的党)。而群众的自觉组织——党的头脑,就应该是群众中自己涌现出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

  在新的时期,党应该完成这个转型。并且,也只有完成这个转型,共产主义的党、共产主义的运动、新的社会,才算真正建设成功。

  然而,这个转型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却一直没有能完成。斯大林没有完成,毛泽东也没有能完成。结果社会主义革命后,本来应该成为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执行工具的那个东东(曾经的那个党),最终却没有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工具。这当然也就使这个工具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曾经叫党的那个东东,最终被资产阶级借尸还魂完成资产阶级复辟。

  鉴于此,如果我们今天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政治原因,包括毛泽东试图挽回这种失败的行动也最终失败的政治原因,大体就可以归结于此:

  群众还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组织、还没有最终实现自己的联合主体性,党还没有完成代表群众联合主体形式的最终转型。核心:是上层建筑中整个政权的决策层,或说党和国家的领袖,还不是产生自已经上升到新社会主人翁地位的人民群众。

  在共产主义时代,在整个过渡时期,党的领袖必须是群众中自觉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整个过渡时期的政体,也必须是通过自身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实现的群众自己对自身的自觉组织,而不应该再是那种自外于群众的组织对群众的组织。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中,这项转变必须完成,也必将完成。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发展的方向。

  而实际上,这依然是一项伟大的政治革命。

  基于此,我提出如下设想供所有的关心此一问题的朋友参考。

  1.我认为可以不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而代之以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组织。

  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领袖体制,作为旧党体,由于它们本身的产生自执行机构,而非作为过渡时期运动主体的人民群众,是与新时代实现群众自身组织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也是过去革命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导致革命失败的首要原因。

  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则是由国内外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和定期选举。产生方式则由实践中群众的组织情况和程度而定。同时,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在实践中产生党的领袖,并受专家会议监督罢免。

  我认为这就保证了党和国家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出身和来源问题。党和国家的领袖和决策机关,必须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中产生。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产生出来的领袖人物,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和代表党,恐怕就没有人可以代表马克思主义和代表党了。这个办法一定可以更好的解决过去解决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问题。

  从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群众自己的领袖机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是过渡时期群众实现和完善自己的联合主体、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必然的形式。而现在,我认为由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这个专家会议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网上和舆论界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团体出现。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国家,负有宪法的解释权、修改权、维护权。

  专家会议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主要任务的布置,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战略决策部署。

  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从科学决策的目的出发,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领导组织好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民主活动,和领导好人民群众对各级执行机关的监督工作。

  3. 另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领导和组织政府和地方执委会,执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制定的任务、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

  4. 党的中央和地方执行委员会、政府机关,按组织民主原则定期选举(吸收文革三结合革委会和改革后任期制、培养选拔制度的优点。最高领袖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关键岗位的选人)、组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优执行组织。

  这样,执行机构就被永远置于了马克思主义领袖机构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官僚组织以执行组织之实利益膨胀坐大篡权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且,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下,执行机构的组织民主化建构,也防止了执行组织新的剥削意识和阶层主体化倾向形成的任何可能。执行机构就是搞执行的,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利益存在。

  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着力分别发展好学术决策民主(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执行民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决策和最优执行。

  这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问题。首先,中央是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整个政权本身就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然后,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学术民主和决策民主,从而科学决策。党争票决并不代表正确,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科学决策才可以代表正确;党争票决是不是在追求最优执行的组织民主和执行民主中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实践来检验。

  总之,离开以上原则奢谈民主一定是不正确的。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奢谈所谓的党内民主,不过是反动的官僚民主,它不是人民主权时代为发展完善人民群众的有效组织化服务的,而是为管理阶层的利益主体化从而为复辟的剥削阶级的阶级主体化服务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决策民主和执行组织民主,奢谈什么多党民主和票决民主,也一定是不对的,那不过是向资产阶级民主的倒退,也绝对是实现不了新社会新政权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对人解放发展的自觉组织和科学决策。

  5. 中央执行委员会,人大(立法)、组织部门、检察、司法、军队,各自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

  在这个前提下,行政、立法、司法可以三权分立。

  6.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和大众,对立法、行政拥有监督权、否决权。

  以上,还只是个大体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要确保上头永远有个马列毛领导,执行阶层、管理阶层,永远在马列毛的控制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运作。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形式,才可以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最大可能的避免执行层、管理层的利益主体意识主体性的形成。有没有现实性,希望引起关心此一问题朋友的思考和讨论。任务是摆明了的,过渡时期要求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群众只有在可以不断把自己最优秀的分子,把自己不断产生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尊放在党的领袖位置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完成对自己的组织和解放。也只有在群众的联合主体形式得以足够充分的完善的时代,主席留给我们的时代课题才可以真正完成。

  本文写于2009.11.15,后有改动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要让农民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农民没有好处。资本所及之地,农民只能失去土地,沦为靠打工度日的无产者。

  要让小资产阶级知道,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90%的人是进人不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的。资本所及之地,绝大多数人将失去生产资料最终沦为无产者。

  要让资产阶级知道,在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容易保持的。即使挖空心思,在无限的竞争中,多数人还是会被踢出来。

  要让所有人知道,只有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平台,才可以保证每一个人在社会总劳动的不断减少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不断增加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保障所有人从生存斗争中的真正解放。

  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的人民联合起来,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里关键是要明白:

  人的主体性、人们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性,一定是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共产主义和公共劳动为方向的主体性。个体的、小农的、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和自由,只是暂时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它们早晚要让位给剥削阶级的主体性和自由,而自己则最终要失去自己命运的主人翁地位和自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最终被奴役。只有和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同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公共劳动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附:小资产阶级问题

  这个文章,是在网上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当前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情绪上升的时期,以后相当阶段小资产阶级也还要占有相当的比例。一般小资产阶级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篇文章就是给他们的。

  1.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一个阶级?

  答:他们不是一个阶级。

  小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

  在事业上升的阶段,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他们个个都是追星族,他们的偶像是李嘉诚、比尔盖茨,是马云。但你也到香港搞搞房地产看看,李嘉诚不踩死你才怪!呵呵,好像现在李嘉诚跑了!不要紧,没了李嘉诚,还有张嘉诚、刘嘉诚。

  所以,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也就必然的看不起工人,更看不起社会主义那个东东,认为那个东西不实际——空!

  这个阶级只有在频临破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谁。

  2.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答: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羊毛和被剪羊毛的关系,是被剥夺和剥夺的关系。

  对股票内行的人可以讲讲,庄家们是怎么样一遍又一遍的剪小资产阶级的羊毛的。

  呵呵,活该剪!谁让给你老想学庄家制造的明星们发财呢!不剪你的羊毛,资产阶级发谁的财去!

  股市只是个特例,实际资产阶级在各行各业时时处处的一茬茬地剪着小资产阶级的羊毛,小资产阶级也痛并快乐的被剪。直到剪无可剪,羊排也一块贴上。

  马克思在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几乎没有讲一句资产阶级怎么样剥削无产阶级的,而是从头到尾的讲着资产阶级怎么样残酷无情地剥夺小资产阶级(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实际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形式要丰富的多,在中国就包括化公为私的运动,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盯着农村曾经甚至现在也还在对单干赞歌不断的那点土地了。等农村那点土地也改没了,等完全进了城了,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们还牛气个屁。

  所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很大的一部分是靠剥夺小资产阶级完成的。

  至于越来越发达的机器生产,在工厂内不断的大面积的对工人排挤(东莞不是机器人了吗),在工厂外靠其廉价商品不断的大面积的对手工业小资产阶级排挤,这更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必然的趋势。那时候,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才会逐渐消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会重新开始抬头。

  3.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什么?

  答:很简单,就是在剥无可剥剪无可剪的时候,一茬茬一茬茬的被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不是在人才市场人力市场上待价而沽,就是靠社会的救济过活。

  以前经常看到一些‘国士’编纂的西方传说段子,说中国的老太太到欧洲的公园,发现总有特定的地方地上仍很多硬币,去捡,被子女阻止,说那是人们专门救济穷人用的;说美国人喝咖啡,都要专门买一单挂墙上给买不起咖啡的人留着;甚至近些年国外都传进来很多慈善机构,比如狮子会什么的(呵呵,这是某公子请进来的吧,赚足资本的人都会玩儿慈善!)。我以前就曾经感叹过,怎么我们中国人就没有欧美人思想素质这么高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是他们欧美人有那个现实需要,他们一旦穷了那叫赤贫,反道我们中国人暂时倒是还没有那个需要。我们没有那样的“道德标准”,不是我们的耻辱。

  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分拆当中,在农村分拆出无数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新生工人阶级的真正的老根儿(多是进城农民),这些小资产阶级是实实在在的有生产资料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再穷困,也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穷困到没有饭吃要靠别人救济的地步。而中国正在形成中的的新工人阶级,它的大部分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根,所以即使它劳动条件再差,即使国家的经济环境再差,即使经济危机产生,他们也还有个社会主义在农村给他们留的生命灵魂家园可以回归。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几近于零(基础费用农业农村承担着呢!),这是所谓中国模式不怕经济危机中国商品亨通世界的根本的原因。西方有这个东西吗?没有,所以西方国家国内国外经济环境一旦恶化,留下的就是大部分人口的赤贫化了。

  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分拆,最差死,也给城市居民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住房。中国是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了。这或许也是有些人在中国找不到无产阶级的一条原因吧,从这条来讲,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也确实比西方的无产阶级要幸运的多。

  当然住房是生活资料了,不能当饭吃,有产无产是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分拆没有了生产资料以后,下岗工人们,就实实在在的已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90年代下岗工人的苦,其中滋味只有重新做了无产阶级的下岗工人自己知道。

  这么说来,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工人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但别急,已经形成政治经济气候的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开始向着小资产阶级和新工人阶级即使乱世也可安身立命的那个的共同的那个老根——实际是农村土地依然不够彻底的社会主义分拆,派出挖掘机了,已经开始向着国家仅剩的一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这是中国人还可以维持低成本生活的老根儿,派出挖掘机了,一旦此一轮剥夺完成,中国的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所有新工人阶级将进一步完成它的无产阶级化,中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将大踏步提高,那时候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种赤贫现象,在中国就会大面积地出现,整个中国社会就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当然,那时工人劳动力的价格也就要急剧上升了,经济危机也就不再会是什么软着陆,是硬生生的着陆,所谓中国模式也就要灰飞烟灭的了。全世界就一个模式,资本主义的模式。

  还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属于被越来越进步的机器生产排挤出工厂的工人,或者是被资本主义复辟抛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人,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自谋生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做一些小生意。

  这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总之,不管哪种来源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他们是没有单独的前途的。他们只有和无产阶级组成坚强的同盟军,阻止已经形成气候的资产阶级以各种名义对依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名义的公共财产(包括农地)最后的掠夺,才可以保留他们现有的成果,才可以有他们的前途。这个同盟军还要为争取更高的社会权力(历史上的社民党)和建立更高层次的全新的社会(共产党)而共同奋斗!

  明白了这些如果还要有人嘲笑社会主义,那就要请闭嘴了!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最终不过是有房子住、有饭吃、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做到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当今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完全凭个人奋斗,能切实实现这一目标者,十不足一。

  而区区这么个目标,社会主义的工人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人人做到了。

  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骗人的概念,千万别被人忽悠上那个当。

  中产阶级以居民的收入情况作为判断依据,掩盖了背后隐藏的丰富的阶级内容。

  如果按照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中国最稳定的中产阶级绝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工人或普通劳动者,这些人在中国今天的生产力条件下都完全可以有车有房了。但迷信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公有一旦变成私有,中产终要成空。

  西方国家那些靠航母和白条美元白条欧元,在国际上抢点骗点维持着快意生活的的所谓中产阶级,更不要沾沾自喜,来路不正,那玩意儿早晚是要崩盘的。

  人人有股权,更是骗人的鬼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人有股权,股权就不值钱了,就像中国人人涨工资,涨的工资也就不值钱了一个样。

  即使有点股权,也挡不住资本剥夺积累的步伐,那不过是说权力可以更自由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羊毛可以剪的更加理直气壮了。所以都是片儿汤。

  总之,在资本一切通吃的时代,不要心存任何资本不会通吃的幻想。

  要想争取美好的未来,就要破除资产阶级幻梦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团结起来共同和资产阶级斗争。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从古代公社解体,人类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以来,“大同”、“天国”、“极乐世界”“乌托邦”等,有关人类美好社会的想法,就不断在人们脑子里憧憬萦绕。这是历史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

  共产主义由少数人的个别思想观念,到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所造成的不断壮大的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结果。自从工业革命揭开了机器生产对人类劳动消灭进程的序幕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就伴随着全球各地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起来。

  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共产主义会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首先实现。但随着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拓展,由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工业革命所造成剩余人口(它是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结果,本来也是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大规模被政策性对外移民——仅1850-1930年欧洲对外移民就达5500万,占同期总人口的15%和青壮年的30-40%,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转嫁和大量人口损耗,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在不影响资本积累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一定的让步的条件,由于中心地带在与边缘地带交往中的金融、军事和技术优势所造成的分配上的优势,在一个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相对的减弱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强度和频率。也有效地延迟了中心地区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和革命主体性形成的时间点,致使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情况一时没能出现。

  但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侵略殖民和掠夺,世界范围内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矛盾相对地突显出来。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要独立,他们要反帝反侵略。同时,他们还受到本民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封建阶级这时不但不能够完成反帝民族革命的任务,还成为殖民地民族发展壮大自己的巨大障碍。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人民,因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迫切性,其革命主体性要早于中心地区革命主体性形成的客观条件(列宁对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的观察)。如果能形成对这个运动的领导,这种革命主体性就会直接地转化成无产阶级领导世界各民族群众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和它的组成部分。起码可以形成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或联盟。再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时,资本主义边缘半边缘地区作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全球已经被瓜分完毕。而以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各国,在资本的竞争和经济危机中,总会按实力的消长不断地争夺和重新瓜分世界。如此,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各国自己的社会危机,在竞相的强行对外转嫁中,就有碰撞挤爆的可能。而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矛盾对外转嫁互相挤压的总爆发。战争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严重地削弱资本主义的整体统治力量,包括它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统治力量。

  结合边缘地区较早形成了革命主体性,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瓦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然后反过来加速中心地带危机、支援中心地区革命的有利条件和现实性可能性。如此,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中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任务和策略,就把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如果说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列宁则完成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分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战略。

  一战、二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两次集中大爆发。正是借助这两次资本主义体系大的危机,共产主义才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苏联、东欧、中朝古越,等资本主义的边缘半边缘地带——这些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东德、法国、意大利,成为现实或接近成为现实。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才得以在二战后土崩瓦解。

  列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是列宁和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问题,而毛泽东则发展和延伸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有关论述。

  再接下来,无产阶级一经取得政权,共产主义就进入了实践阶段。

  现在如果要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做个评价,可以说总体是成功的。公共劳动、共有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积累下的工业化、苏联作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新中国的崛起、共产主义的新人新文化,以至于今天其存在形式和影响也还在世界很多地区延续。

  如果说还有什么缺点,则主要是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就要求社会的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起愈益成熟的新的上层建筑,以更有利于对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保护。核心是确保和完善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群众联合主体地位,防止公共劳动的管理层窃取人民赋予的公共劳动管理权成为保护自己阶层利益的私权,以避免人民群众丧失掉当家做主的主人主体地位(苏联的资产阶级复辟),使新社会重新倒退回旧社会。能够提出并在实践中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共产主义就上升到毛泽东主义阶段。

  如果说列宁主义解答了夺取政权和初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主义则进一步解答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和政权建设问题,初步地回答了如何巩固人民群众的新生主体地位和如何发展共产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实践中的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权,和共产主义前提下的群众路线。

  然而,正如世界各个地区群众的革命主体性产生的条件一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主要是在工业化还不够发展的资本主义边缘半边缘地带,借助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力量实现的。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虽然有领导被领导关系,但实质却是有条件的或隐藏着的同盟关系。包括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都还是部分的带有追求民族独立革命的成分。这就不得不带来共产主义力量在人民中甚至革命领导集团中,现实的思想的力量对比的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当强力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过世之后,共产主义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交织,就要演变成看似民族革命的“现代化”诉求,实则是随同盟条件的消解同盟本身的破裂,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反动。他们在人民民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总要一次又一次的表现他们的反动。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邓们的改革和蒋介石的反共本质的没有区别。这样,原先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就慢慢被剥夺成它逐渐已经主体化为剥削新贵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新的私人资本积累——化公为私式的资本积累。

  这样文革结束以后,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各主要共产主义国家逐渐重新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苏联解体、东欧易帜。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掠夺式资本积累也已经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进入向金融领域和在世界市场寻求增值和价值实现机会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方面是资本的横扫环宇。当今的全球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像当年的美洲那样收容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过多的剩余人口,以缓解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这倒并不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农业高技术国家,不可以适当的调派一些农业人口到非洲等农业落后的地区计划性地去帮助发展世界的农业生产。或者,那样也还可以适度的解决一些人口问题)。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空前地崛起。这个新的中心地带,它凭借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外加吸引外资形成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凭借共产主义残余影响所形成的劳动力价值几近于零的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其对资本主义老牌中心地带的冲击,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当年德国日本崛起时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

  这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危机,已经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身影(时寒冰)。正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价值的几近于零,中国资本随着它的廉价商品横扫资本主义的新边疆老帝国,让各国生产资本一蹶不振、让各国金融资本无尸寄魂。甚至,中国自己的新生金融资本,都已经到了可以让美国金融资本,靠制造世界危机生财的敛财方式无以为继、损失惨重、无可奈何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2008年危机以来的态势)。现在,资本主义世界能不能渡过这场危机,就要看支撑“中国模式”的共产主义残余,是否能最后被真的瓜分干净了。

  中国资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过去一是靠强大的国有资本为自己“保家卫国”和对外攻城略地,然后在内部瓜分它、掏空它、把它化为私有。一是靠共产主义残余所造成的劳动力价值几近于零的庞大富余廉价劳动力。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残余的进入最后的瓜分阶段和最后被掏空——农村土地正加紧确权流转,国企正加紧股份化,资本已经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领域,伴随劳动力价值和土地价格的上升——随土地集体公有制等共产主义残余的名存实亡,它们的价值价格必然上升,再加上金融的被瓜分,以及随后国内群众阶级意识——归根结底,还是复活的共产主义意识的必然地重新抬头,中国资本的优势和黄金时代——所谓“中国模式”,就要接近它盛极而衰的拐点阶段了。届时,各国资本就有了还阳的机会,本次危机就还算不得最后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假如共产主义残余可以得以保留,或者中国内部共产主义色彩能够再添加那么一点点——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很少可能的,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就此糜烂下去,这次危机就真的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就此结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中国的资本就有这么个特点:它因共产主义而兴,也必因共产主义而衰。它掘墓共产主义也必然的衰落,促成共产主义也必然地衰落。但它确实可以作为重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推进世界革命的工具。

  总之,不管怎么发展,这次资本主义危机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的特点。从此,由于新兴资本(具有自己公共积累的国家资本,它的财政基础可以不是像西方一样的税收)的兴起,遭受更沉重打击的已经更像是欧美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已经开始真正的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想。以至于它们都不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了。不搞公共劳动,光靠税收,财政和福利国家就难以维持。不靠出口,光凭国内市场,就业和吃饭问题就难以维持。关键是,由于主要新兴资本帝国们的壮大——都是有核国家,打不起!一时还看不到如何向外转嫁危机的办法。而只要危机转嫁不了,照旧办法,它们注定是混不下去了。由于新兴资本的兴起,已经大大地增加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内爆和互相挤爆的可能性。

  今天,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力量还足够强大能如二战中的力量(第三国际),那么未来共产主义的前程,就不会仅仅是一个东部德国,而可能是美国或欧洲和更为广大的开阔地带。

  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的时代的来临。

  通过这次危机,民族革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将进一步脱去色彩,人民的隔阂将进一步消除,革命将只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更深地联合。

  2013.12.25——2017.11

  2020.02有改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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