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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第四部分)

2020-03-27 09:34:0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刘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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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导言

  一、引言

  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三、公共劳动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六、共产主义积累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九、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十三、共产主义是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十四、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十六、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十七、早期的价值生产和货币金融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这个地方,我要引用我《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关于四部类生产的一段话。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把v看做个人必要劳动、把m看做公共必要劳动。

  我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马克思曾经研究两大部类生产再生产。根据生产生活革命的特点,我们则把社会生产进一步分成四个部类研究:

  1.基础生活品部类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c4+v4+m4

  注:部类的总f=m,u正负对冲掉了(f=m+u,各自所指从《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理解)。

  在效用竞争中,其中1部类不断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基础生活品;2.部类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提供物质条件;3.部类为人们生产方式的革命提供物质条件。4.部类不管是从生产范围上还是从资源利用方式上,不断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束缚。

  在这个部类区分中,实际的交换是这样的:

  【V1、m1、V2、m2】内部交换,1.2.部类的人既得到了基础生活品,又得到了生活方式品,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

  【V3+m3+V4+m4】与【C1+C2】交换,3.4.部类的人得到基础生活品和生活方式品,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同时1.2.部类得到生产方式品和物资原料品,实现再生产和生产方式革命;当然,通过1.2.部类对4部类资源的消耗和对原料半成品替代商品的选择性交换,这个交换还促进了人们对于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要求和发展。

  【C3、C4】根据3.4.部类各自与1.2.交换形成的的定价内部交换,实际上既是完成物资调拨以继续生产,也实现了各自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同时也还促进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拓展范围的发展,总之是还促进着人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进一步要求和发展。

  关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革命是减少直到消灭人的劳动的问题,我很多地方已经强调过了,这里不再做说明。这里要强调的是,共产主义阶段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中,要同时消灭资源束缚的问题。

  资源之所以叫资源,是因为它的有限性和占有方式才成其为资源的。空气无处不在可以自由呼吸随便使用且只能公共占有(实际是没有人可以占有),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空气是资源。但可呼吸的清洁空气不够用了,大家要抢空气买空气才可以活了,空气就也要成为资源了。水如果可以无处不在,随便使用,无人可以独自占有,也不会有人意识到它是一种资源,但等掏钱都要找地方才可以买到了,那么水也就成为一种资源了。

  人类自从产生,就同时受到资源和劳动这两个自然条件对人的束缚。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劳动方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从资源束缚中不断解放的发展史。比如,随人口的增多,狩猎资源束缚人的发展了,就产生了畜牧业;采摘资源束缚人的发展了,就产生了农业;时间、空间、季节束缚农业的发展了,就产生了温室农业;电能是对人类过去分散狭小的能源利用方式的一种解放。风能水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应用,是人从有限的化学矿物能源对人束缚中的解放。总之,只要资源作为自然条件还要束缚人的地方,人类就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突破它的有限性对人的束缚。

  在物质生产中,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有两个:一是人本身,一是自然界。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人提供有限的劳动力。自然界这个自然生产的生产工具,为人提供有限的自然资源。两者都是自然界物质运动在人生产目的之外对人物质生产自在存在和起作用的结果。随人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不断发展,人对物质运动驾驭能力的充分发展,总有一天会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和人获取资源能力同样的有限对人的束缚,那时一切资源对人的束缚,将最终解除。伴随着资源占有方式向更大范围公共占有的变革,资源这个名词也将成为历史概念,或说资源消亡了。这和劳动的可以消亡一样。人类迄今为止一切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总是与各个时期人们对劳动和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方式直接联系的。比如,人们以民族、国家、地区作为集团生活的基本单位,就是因为资源的争夺和占有上的共同利益的结果。资源的集团武装占有——这也是人们分割为民族国家间对立和战争的根源。劳动和资源束缚的否定,或说劳动和资源的消亡,在以劳动资源为基础的社会消亡的同时,将重塑未来的人类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在它的第一阶段上,不但是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同时也是这种资源和社会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不能理解这点,我们便不好理解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和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可以消亡的根据——资源消灭不了,或说资源的有限性消灭不了,人们以民族、国家、地区为利益主体互相争夺的老根就消除不了,即使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比如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主权、中苏、中越的领土之争。

  十六、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关于分配问题,我们开头已经有讲。

  以前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才实行按需分配。我认为以前这个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完全的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前段的生产组织中是有其优点的。它便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也便于劳动的调配。但它难于解释作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结果的共产主义,是如何促成人从劳动中的解放的。也难于解释作为工业革命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它又是如何在工业革命中逐渐促成人从劳动中的解放的。所以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如果仅仅的强调按劳分配,实际是忽略了随工业革命发展人从劳动中的解放问题的。这实际是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尚没有处在工业革命状态时,理解共产主义问题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流弊。

  共产主义前段,在总生活量中,随自由生活量的不断增多,人们自由生活的实现程度已经愈来愈不再依赖于劳动的多少,而是越来越依赖于随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公共必要产品(相当于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m)在劳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发展的程度。所以,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根据进程的发展状况,在共同占有的公共产品的分配中,实现和逐渐扩大实现部分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比如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

  而这样,就逐步地把人们从基础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了。

  人类的生存斗争脱胎于动物的生存斗争。

  动物对自身的生产,依赖于它们所控制不了的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自在存在生产自己,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依赖于弱肉强食的它们间的互相关系生产自己。因而,动物的生产必然的表现为生存斗争——既和自然界斗争,又和自己的同类斗争。

  人类已否定着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已经一定程度的把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把握于自己的掌控之内。但就人类还必须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和还必须要依赖于与他人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内才可以生产自己而言,就他们依然是与自然的斗争和人与人的斗争而言,人的即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依然是生存斗争。是动物式生存斗争在人类这里的延续。只要劳动束缚否定不了,只要个体生产能力的局限性否定不了,只要人还要在与他人的联合中和联合外继续与他人的斗争,人的生存斗争就最终否定不了。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为人们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组织,也就是最后消灭他们生存斗争的自觉的组织。在劳动消灭的这个进程中,必然是以按需分配的逐渐实现、扩大,和以按劳分配的逐渐被缩小、否定,为前提的。随劳动的被有组织地自觉消灭,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按劳分配的逐渐缩小,从而人从生存斗争中的不断解放和最终解放,正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应有之意。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农业对基础生活品行业的共同占有、由于人们对金融行业的共同占有,由于公共劳动和共同生活的存在,人们已经完全的可以实行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共产主义阶段,对个人来讲,人们完全是在占有自己基础生活的前提下再去劳动、再去发展生产和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即工业革命。这和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对个人来讲,是只有劳动了才可以有生活。而资本主义劳动的结果——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革命即工业革命,又在不断的减少作为人们生存手段的劳动机会本身。从而减少人们的生活。共产主义阶段,由于按需分配的产生和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品的革命,则在进一步减少人们的劳动、增加按需分配的数量和范围,扩展人们从劳动中的解放的程度。因而,共产主义阶段的劳动对个体来讲,更多的就表现为一种人们在占有自己基本生活基础上的新的更高层次生活的创造手段,而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当然,在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初期,既然劳动还没有最终的被消灭,那么生存斗争就还不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被消灭,而只能是部分的被消灭,或者说,是由以个体为主体的生存斗争,向公共劳动中以社会整体为主体(或集体主体)的生存斗争转移了。从劳动还没有全部被消灭,工业还要继续革命来讲,这时虽然人们基础的生存斗争消灭了,但人们为更好生活的斗争(残余的劳动束缚)还要继续。

  这或者也就决定了,在生产供给还在对产品的效用更新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时期内,个人基础生活品虽然可以按需定量分配了,但生活方式品还是要一定程度的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当然,当产品的效用更新主要已经是消费方自己决定的时候,生产生活方式品消费中的按劳分配也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共产主义前段应当看成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存的阶段,是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按劳分配的逐渐消亡的阶段。或说是按劳分配逐渐地补充按需分配的阶段。否则,我们也无法想象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按需分配是怎么样会一夜实现的。

  共产主义前段存在部分生活品按需定量分配的问题,实际也已经不再是什么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业已存在着的实践问题。比如在共有制单位即使不开工的时候,也还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生活费的;任何一个人,进任何一个单位,即使还没有安排工作,也首先要发生活费。这个生活费的基本内容,自然的就包含了个人或家庭一段时间所需要消费的食品水电房租交通通讯等基础生活品的基本费用了。这一定程度上实际已经是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而像南街村那样的实践,则已直接就是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结合。

  在这里,按需分配的直接结果,是既可以保障关停并转等新旧产业结构调整中公共劳动的正常计划调配,又可以保障公共劳动中每个集体成员一心为公的公心,尤其是干部的公心。因为有按需分配及其发展,子孙和所有人一样都有公共保障,所以可以根本不需要搞荫及子孙那一套。由此可见,特殊利益的存在,是由于利益依然还是现实的利益才会存在的。当利益不再是利益,它也就自然地失去它存在的合理性了。

  所以,只要生产力有所发展,适时适当的发展一定程度的按需供给,实际是具有防止公共劳动管理层利益主体化趋向、保障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保障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意义的。

  我们前边讲过,共产主义前段,虽然公共劳动实现了,但只要劳动还存在,人们的生产力争夺同他们的合作就是同时还会明在地潜在地存在的。个别利益阶层利益主体化从而资产阶级的复辟,就能有其现实趋势。这当然需要群众联合主体性的完善和加强来解决,要用群众联合组织主体能力的完善和加强来预防和阻止这一趋势。但返回头来讲,生产力的争夺,总是有其经济原因的。所以,最终也还要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而适时的人人平等的按需供给,实际就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当即使公共劳动的管理阶层,都已经不再认为有任何的为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谋取利益的必要的时候,像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样的管理层的阶层利益主体化(所谓老革命新问题)从而剥削阶级的重新复辟压力,就会大大的减轻。

  十七、关于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货币和一定的价值生产。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工具,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的工具,对政权来讲还是国家通过金融管控社会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看成无产阶级国家管控社会调节生产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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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被取消的。但它又有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一是价值本身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然后是价值的构成和生产范围也有了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价值本身质的变化。

  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中,我提出人们向来是以生活时间的量来衡量劳动价值的。比如,一天的劳动量价值几天的生活时间,或说价值几天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劳动时间的量,总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的量(生活量)。这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还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人们才好像忘记了生活时间,也忘记了生活量,而只知道劳动时间,并实际以交换所得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社会劳动量作为生活量本身来看待了。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所有生产者都在用自己提供的劳动量,换取社会的劳动量。把原先的以生活量目的,转换成了以换取社会劳动量为目的。把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转换成了劳动量和社会劳动量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时间尺度变成劳动时间尺度。

  共产主义生产,是直接向生活量目的的回归,是向劳动量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位置的回归。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们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生活量,同样的生活量还要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们的必要劳动量和尽可能的增加人们的自由生活量。是在保持和发展人们正常的更好的生活的同时,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这里,公共劳动中,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当然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还是在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按劳动量交换分配劳动成果,所有产品就只会是当期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品,就不会有任何其余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公共必要产品了。就不会再是公共劳动,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说白了,都是根据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效率,每个劳动者仅取自己生活所需份额,而为社会提供公共必要产品份额的生产。只有这样,才会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才会是公共的劳动。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的价值,就只会是生活时间尺度,而不会再是劳动时间尺度。

  我说人类向来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和财富的尺度,绝不是瞎编的。它深植于交换产生的历史根源当中。这个过程到今天也依然还在城乡各个角落里不断的被重复。比如农村人用粮食交换劳动和商品。在古代,直接用粮食的数量作为官员的薪资。从这个角度讲,货币不过是更方便携带的粮油生活品而已。

  再比如共产主义的信用货币,从它一开始产生,更是从最接近现代的时间点上社会规模的再现了这一历史真实。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国家信用货币,从它一产生,无不直接是和一定量的基础生活品——比如一定量的粮食、布匹挂钩的。人民币尤其如此。作为货币,属生活物资或生活量本位货币(相对金银本位),并且不管后来它和生活量的挂钩是怎么样变化的,是根据生产率变化,还是根据经济管理计划的需要,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共产主义货币直接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一事实,无疑是最直接再现了历史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是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和商品价值尺度的历史真实。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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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我们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农村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

  或者这也还要做如下补充理解:1、集体化以后,一开始,国家工业化总体上还是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先行,生活资料工业(民用轻工业)总体是滞后的。这时农村地区的民用工业品就多数还要依靠旧时小生产效率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办法解决,而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从根基上这时又遭到了集体化的破坏,提供不了足够的产品。这是一段时间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后来才是农村的货币收入低和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同新兴起的社会化民用轻工业的矛盾。属于农村货币收入低造成的社会化民用工业运行不畅。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提高农村的货币收入解决。只要农民有足够的货币收入购买社会化的工业品,效率低下的家庭手工生产自然淘汰。2、由于生产资料和水利发展的相对滞后,提供不了足够好的化肥、种子和水利条件,公社化时期虽然是新中国近七十年来粮食单产总产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增长率均比单干时期高),但总还是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作为原材料发展轻工业。这进一步造成了轻工业一段时间发展的滞后。这种局面的改善直到化肥化纤业工业、杂交种子和农田水利基本完成和投入使用以后。而这已经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80年代以前的经济管理,就既存在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存在还没有充足的实践条件来把这个问题理解到位的问题,总体是没有更好地或者没有条件更好的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情况就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取消农业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所谓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即由来于此。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是为同国际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3

  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4

  积极剪刀差的上述运用,甚至超出了经济管理的意义。

  比如,共产主义前期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参看十四部分四部类生产模型),也可以通过的剪刀差这种上述运用,通过对基础生活品部类和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双补实现。这实际是消费结构中,基础生活品价格降到零的情况。

  比如农村,在农村自身粮食按需留存后,上缴国家的余粮部分,就可以由国家根据计划价格收购,而在城镇又可以低价或者按需定量免费提供市民消费。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粮食的按需分配和货币,而非农人口得到的则是粮食这个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免费消费。全民有关粮食这项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实现。

  而农民得到的货币,又必须要用来购买非农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品和生产资料,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方式品,共产主义国家通过它的企业回收的是货币。再加上非农部类的内部交换,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完成。

  所以,简单讲,初期四部类生产中:

  国家用计划价格订购基础生活品(优质优价)——对应货币发行。

  共产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基础生活品部类所得到的货币——对应货币回收。货币循环完成。

  2、3、4部类劳动者根据自己的货币报酬交换生活方式品。这里也是一个货币循环。

  通过对基础生活品收购和分配的分别处理,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实现,同时也是对两大部类的补贴。

  剪刀差的这种运用,在这里不但起到了计划调节社会总劳动的作用。也还起到了价值生产时期,培植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由于剪刀差的方法论和工具意义,以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要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有人提出剪刀差工具是不是需要遵循某种平衡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讨论的意义。因为正是因为实践中从来就不会有这种经常性的四平八稳的平衡,而是经常性的不平衡出现了破坏性的消极剪刀差,才会有把建设性的积极剪刀差作为工具运用的意义。妄还需妄来治。

  所以,这里就也还要注意研究政策性计划价格的作用及其与市场价格的关系问题。市场价格调节市场,政策性价格是对市场价格不足的补充纠偏和对市场调节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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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供求自发地在调节人的劳动,但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调节节约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的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公共职能部门考虑的部分和必须整个社会考虑的公共的基础领域的长远规划,剩下的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计划生产调控。计划生产调控(剪刀差是一个手段)实际是一种相比无政府状态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计划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消费的品种和数量确定生产计划的根据需求变动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市场中介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直接引导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

  我们说,商品、货币、价值生产不能随便取消,是因为取消商品货币不是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内容。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是自觉的组织好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和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商品、货币、甚至资本,作为手段,有时还会需要加强,但总体随核心工作进程的发展最终是会一并解决的。包括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分工、阶级差别,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的实现,都会自动的消灭。所以,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都会迎刃而解。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提到共产主义,有些人容易产生一些歧义。共产,实际就是人们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公共劳动公共生活的基础上,实现人们自己个人的自由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公共劳动公共生活,二者实际自来是统一的。只是过去人们往往多关注了前者,而对公共劳动公共生活则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往往忽略了公共劳动公共生活这些范畴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比如,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讲商品后面的劳动、私人劳动、资本主义私人劳动、资本主义的私人生活(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余价值(劳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那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又从哪里开始呢?承接马克思,实际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矛盾最终解决方案的作为私人劳动私人生活对立面的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然后接讲绝对的相对的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

  共产主义阶段,生活资料在它的生产阶段上也是共同占有的,只是在它的消费阶段上才是个人的。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生产资料共有和生活资料在消费阶段上的个人占有。

  但,这里要一定注意一个问题。随着历史的进步,哪些是生产资料,哪些又是生活资料,时代不同,实际又各有不同。在人类越原始的历史阶段上,人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就越不好区分,往往生产工具就是生活工具,而生活工具就是生产工具。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本身不好区分,或者不曾区分。而一旦人们的生产生活开始区分了,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也就区分开来了。

  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共产主义时代又将迎来一个生产生活不好区分的时代。一方面,可能过去是生产工具的工具,由于越来越方便化,慢慢成了生活工具了。一方面,可能真的生产生活、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又不再好区分了。这个时候,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性质,就要发生变化。有些已经明显可以变成生活资料的,它虽然依然可以提供物质的生产,但实际已经是益于个人或小集团占有,公有共有这时反而倒是不合理不方便了。而多数生产生活资料,则表现为一种既是共有又是私有,即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或个人根据个人需要自由支配生产力总和的状态。

  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范围消长,总要既有利于人们共同的生产生活利益,又有利于方便个人的自由生活,是可以变动的,不完全是死的。公共生活、公共劳动之所以必要,是取它方便人们共同从劳动中从生存斗争中解放的需要,它不方便个人自由的成分,将得到继续改造或不取。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总是围绕社会成员个人的自由解放服务的,集体公有总是手段。

  这就要谈到共产主义时代的个人生活个人自由。

  共产主义首言公共生活,但这并不是不要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的自由生活才是目的。正是因为要个人生活,才要谈集体公共生活。劳动消亡过程中,只有人们共同体的集体公共生活,才可以支持到个人的自由生活。

  共产主义的公共生活,是种集体联合的经济生活。我们在谈到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的时候已经谈到,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条件下,私人劳动私人生活——所谓个人奋斗,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它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历史意义了,这才有公共劳动公共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们公共的生产手段满足个人生存的现实需要。这不是说,这个时代就已经不再需要人们的个人生活。相反,这个时代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生活。

  不单如此,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的公共劳动公共生活是作为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是作为人们从劳动和从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解放的自觉组织工作而存在的。所以,它们作为这种自觉的社会组织残余本身——依然是一种社会束缚,就正是作为自己所要组织消亡目标的那个东西。共产主义的个人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集体公共生活基础上的。所以,它完全就是这种自觉组织工作目标的实现,是与劳动束缚和社会束缚的正在消亡对应着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自由生活,是个人劳动束缚外的社会束缚外的一种纯粹自由生活。

  共产主义时代,残存的劳动和生活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的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对个人来说,这个时候人们总是先有了个人生活,再去劳动。在公共生活中,他们的劳动和人类其它的所有一切自由活动一样,已经越来越只是一种体现其个人价值感的本能,已经越来越是一种生活享受。生存斗争对个人来讲已经近似的消亡了。劳动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它为谋生或生存斗争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的人,才可以叫自由的人。如果个人还要深受生存斗争谋生制约之苦,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所以,这时的社会组织才真正称得上自由人的联合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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