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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第二部分)

2020-03-25 09:57:1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刘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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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导言

  一、引言

  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三、公共劳动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六、共产主义积累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九、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十三、共产主义是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十四、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十六、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十七、早期的价值生产和货币金融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是同一着的。当我们说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的也是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过程。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是指挖掘群众中潜藏的巨大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或劳动的生产,主要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早期。由于人民群众通过公共劳动组织起来已经可以向过去所无法想象的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由于人民群众对公共必要产品的实际需要,由于扩大再生产对公共积累的实际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还不够发展,由于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运行还不够完善,为了发展生产和保障供给就有必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当然,像20世纪中苏等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建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由于快速工业化对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特殊需要,就尤其需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

  缘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我们这里只能以二十世纪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为例。

  在各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往往是存在巨大的劳动力浪费。如前所述,小生产社会里大量的劳动人口往往被束缚在农村每家每户的一亩三分地上,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而小生产之外,不管是奴隶的封建的还是资本的劳动关系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对立,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又都无法真正充分地挖掘,这也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其中资本主义为了保持工人间的竞争降低劳动力成本,还制度性存在大面积的失业问题。

  随着生产资料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的建立,劳动者由于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人。而这必然会从劳动人口的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转移、调配和最大化的发挥劳动者劳动积极性这两个方向上,结束私有制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浪费的局面,为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服务。

  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首先是发掘了这部分实际是被浪费了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生产。这个过程在一部分国家是通过工农联盟国家有计划的向国家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人口实现的。比如苏联,1917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18%,而到1985年就已上升到65%;又如朝鲜,它在农业实现合作化现代化的同时,到上世纪80年代城镇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已超过了70%。在这两个例子中,这两个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在公共劳动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可供计划调配的劳动力和所需必要的资金。

  而在中国,由于真正的现代机器工业吸纳劳动人口能力相较其特殊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的有限,其城乡人口的比例变化却不是很大。在这里,其对闲置劳动力的挖掘,除了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吸纳外,很大部分还包括了农村人口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分工分流对闲置劳动力的发掘。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是伴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一起产生的。(有异于家庭手工业的)农村地区的工商业,其实在早期的山西农业合作组时期(产生于解放区)就已经产生了,在新中国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中,得到初步的发展。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过是充分肯定了农村集体工业化道路在缩小城乡、工农差别方面的深远伟大的意义,并进一步制定了“: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的历史任务,号召“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

  关于农村集体为什么适合发展工业,正像我们在共产主义公共积累中说的情况,一个村庄100户人家种500亩地。合作化前的小生产时期,这100户人家种500亩地,很多人家劳动力竟然不够用。而当合作化集体化以后,在公共劳动中即使是早期都可以结余出1/3的劳动力(参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有序言和按语)。实践中,这部分劳动力就可以从田里调出来开办建筑队、木工队,运输队,卫生室,澡堂理发,办幼儿园办小学。中国后来的所谓“乡镇企业”,实际就是从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来的。

  如此,同样500亩地所产生粮食养活的同样人口,原先只是单一的农业,而后来就可以农、工、商、运输、教育、卫生、服务一应俱全,劳动的品种数量和质量已经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地区、县、社、队,各级经济体,从农机化肥到桌椅板凳因地制宜的工业布局和分工,靠地方公有制经济主体内部公共劳动的自主调配,挖掘闲置劳动力,自力更生发展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就成了中国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一大特色。

  这样,从50年代萌芽到197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已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 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550亿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有的地区比重更高一些。如江苏1978年社队企业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浙江也是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到1978年底,全省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21.7亿元,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省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找回中国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毛泽东社队企业构想和实践研探》向东方盼天明文章)

  历史进入80年代,单干风刮遍全国。由于农业单干无法继续支持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这实际造成了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实际停滞。但即使如此,已经产生并存活下来的原有社队企业,依然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壮大成为乡镇企业,引领了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潮流,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我念书是在山东牟平(现在的烟台市牟平区)西关村。这个村子90年代初就有建筑公司、安装公司、机械厂、服装厂、木器厂、商场、洗衣班,幼儿园、中小学、技校、医院等二三十家村办企事业单位,年产值近十亿。这些企业都是从当初最早简单的建筑队、木工队、服务队,发展来的。而这个村还只是个代表。当时,牟平县宁海镇因为集体企业办的好,在90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乡镇之首(到94年亿元村就达13个)。而全国,天津的大邱庄、江苏南部地区的“苏南模式“、张家港,更是闻名遐迩。当时社办企业可以说到处都有。我爱人老家山东海阳有个方圆集团,前身就是社办企业,现在已经是全国建筑机械领域的骨干企业。我老家山东德州那个地方够差了,没听说有过像样集体工业企业,但社社办个砖瓦厂,村村不用国家投资单靠集体公共劳动办个小学还是可以的。即使后来经过大面积私有化的洗礼,全国大大小小的乡镇社队企业多已私有化了,今天我们也依然还可以从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河北的周家庄、山东的南山集团、陕西的后寨村、袁家村,看到社队集体经济相对个体农业地区的辉煌身影。可以说,没有公社化时期农村的集体经济,就不会有后来农村地区的工业化。

  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中国还包括农村集体经济中,充分的利用好几亿农民农闲时的劳动期间。这是笔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我是农村长大的,从我记事起,每到冬春两闲,各家各户的青壮劳力都要听从县社统一调遣组织搞农田水利建设,所谓“挖沟”“挖河”。而这基本也是不用国家花什么钱的,也是在集体经济提留中管顿饭吃就行,或者至多是给几个公分通过微调集体分配做些物质鼓励就可以的。总之,充分利用好农民的劳动期间,这也是早期加强公共必要劳动生产加强农村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别忘了,在中国这是几亿人的力量。正是利用这几亿人的劳动期间,我国从建国到80年左右才兴建了大小水库85635座,修整的河流、“大寨田”、水利设施不计其数。不用花国家多少钱,奠定了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的出生地进入80年代,农业就实现了自流灌溉,从那以后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稳产。

  而这样大规模的使用劳动力,如果不是共有制下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要是靠花钱买劳动力来办的话,毫不夸张的说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办不起的。实际上,今天的人们依然还在享用着社会主义时期公共劳动积累的历史成果。

  利用劳动期间的形式,在农村还包括:鼓励家庭养殖、积肥,和发展手工富业,等多种形式。

  注: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共产主义时期已经积累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被剥夺,中国新兴资本就简单的完成了它们的原始积累。再加上农村生产率提高和多出生人口所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此开始,通过一次剥夺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新兴资本,就有了大规模利用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资本积累的条件。中国新兴资本(包含国有资本,我们暂且不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作为世界资本界的一颗超级新星,它的超级资本积累方式,除了化公为私的鲸吞掠夺,其基础就是中国残余的共产主义体制、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给它提供了一个劳动力价值价格几近于零的庞大廉价劳动力群体。正是这个劳动力价值价格几近于零的劳动力群体,支持了中国超低工资的资本积累模式和中国工业品对世界市场的强占态势。这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这个中国模式中,由于其劳动力的基础生产费用最终都是农业农村的共产主义残余和其它领域的共产主义残余承担的,所以资本从而代表它的政府基本不用考虑劳动者的教育、伤病、养老、甚至住房。共产主义残余的存在和对劳动力价值价格、土地价格的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的土地价格对国家来说多数也是几近于零的,它是国有土地或近似的国有土地。可参看何新的观点),同时也是中国本身各项建设可以低成本展开的根之所在。这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即将完成他们复辟大业的时候,磨刀霍霍准备随时瓜分所余最后一点共产主义残肉。但它们不知道,当共产主义残余影响下的劳动力和土地廉价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中国新兴资本自己的噩梦也就开始了。那时中国劳动力的多数生产成本最终就要政府实际最终还是资本来承担,土地已属私人,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土地的价格就会急剧上升,中国各项建设的低成本时代、中国商品廉价强占世界市场的时代也即结束。所以,关于“一路一带”,现在有很多人幻想其他国家的投资建设也会像中国这样简单容易,都是太过天真了。中国是公有土地,只要国家有规划,就可以用。外国是私人土地,是有私有权的,首先你搞人的土地不容易,即使可以搞到,那成本也不是国内的情况可比的。所以,现在中国人永远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时期的好处。没有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凭什么可以在社会主义分拆后可以家家有房子住(世界自有住房率最高的)、农村家家有地种?所谓改开带来的幸福生活,如果排除掉社会主义分拆留下的好处,还会剩下什么?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分拆,光凭市场经济,恐怕多数劳动者两辈子买不起套房,城市就到处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农村也到处还是地主和贫雇农。并且,社会主义分拆的这点好处,也是暂时的。社会主义分拆给中国造成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就是不断的被剥夺。今天重新掌握权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已经把目光转向农民那点土地了。被剥夺,是小资产阶级逃避不了的历史宿命。

  通过发掘闲置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还表现在军队的参加生产(军人放下枪就是劳动者)——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的开山筑路,及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的义务劳动,这些都是挖掘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生产的形式 。

  最后,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依然是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及产品生产的常规形式。

  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实际上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共产主义前期,其剩余劳动(共产主义时期叫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都必然的存在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只是阶级社会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劳动者的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无一不是在阶级压迫下进行的,所以,就不存在探讨它的主体积极性问题,因为它总体都是被动消极的。

  而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已经成了自己社会的主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生产,是一种联合劳动者积极主动的自觉的生产。并且,对每一个个人来讲,他在社会中价值感的实现,也必然是在对公共劳动的贡献当中。所以,我们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中,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真正含义。公共劳动中人们总体都是无私的积极奉献的,而非是自私的专谋自己私利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化人们人人做圣贤,实际历史上没有几个做到,但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人做圣贤近似的做到了。非此,我们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劳动中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广泛存在的共产主义劳动竞赛。

  而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中,人们劳动时间的自觉延长和劳动强度的自觉加强,往往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中完成的。

  本人的岳父曾经在生产队务过农,也在工厂上过班,他就经常提到当年工作时青壮劳力起早贪黑互不服输自觉的劳动竞赛场景。我的父亲去世的早,我的母亲则抱怨我父亲是在集体劳动中损害了身体。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在机械厂上班,至今还自豪自己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为入党而积极工作。有一个阿姨是河南人,她讲河南公社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过度劳动问题(主席批评过这种过度劳动的组织者比地主资本家还不如,快赶上周扒皮了。大体这意思)。但即使是过度劳动,也依然可以从她的言语中感受到当时新获得主人翁地位的人民大众为建设新社会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和意气风发的崭新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我幼时在农村的集体劳动场景中实实在在地体受过,但如今却已经久违了。

  公共劳动中这种冲天干劲,再加上公共劳动中人们没有了专利权、知识产权这些私有观念,对新社会完全是尽心竭智,再加上尊重群众首创集思广益的群众路线,所以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也都是爆发式跃进式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可想象的。比如前苏联作为后起国家在世界科技领域的成就,又比如新中国在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科技各领域做出的令世界难以置信的跃进式进步(两弹一星、大飞机、杂交种子、青蒿素)。这些也只有在实现了全面协作的共产主义群众公共劳动和科学实践中才可以做到,在个人和集团利益至上、以人为壑、知识产权、私人劳动等私有权至上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公共劳动不但可以实现不用钱就可以组织调动劳动,还可以实现不用钱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工艺技术。这都是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人劳动制度所无法想象的。这对工业革命后进国家的工业化特别重要。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在特定条件的早期共产主义建设中,是必然会存在的。尤其20世纪存在的像苏联中国等原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由于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起码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经历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或产品的生产,以加强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在中国,这个过程早期则集中表现在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即“三面红旗”。

  这样到毛泽东同志去世的时候,通过发掘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通过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新中国就基本完成了钢铁15年赶超英国,和到80年左右建成中国人民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工业化的跃进目标。这是从明末开始落后西方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成就。正是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无人比肩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和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国家安全,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赶英超美实际已经完成。

  现在,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诋毁甚至谩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们。而我们则要称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正是他们创造性地解决了人类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如何初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开创了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纪元。

  小结:

  我们上面主要说的是在已有的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例子。在工业革命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中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天然的就有它的典型意义。在工业革命已经发展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也是一样。它也总会需要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才可以满足各个时期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其形式、规律,实际没什么两样。

  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是与非

  谈到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问题,就不得不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

  今天,一谈起大跃进,人们往往条件反射似的立即联想到它的错误。甚至是把它和某种罪过联系起来,说是它直接地导致了三年困难和饿死人。但在经历了对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运动的重新认识之后,同时也是随着一些新的历史资料的披露,人们现在回头再看,原有的一些历史印象恐怕就有些失实了。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很多说法,本身可能就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夹杂着无数人猜测和某些个人私货谣诼的传言。

  根据后来网上披露的《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和陈伯达晚年口述回忆提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59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决议》佐证,造成三年困难的直接人为原因,起码是1959年全国粮食生产计划相对与58年的18亿亩少种的2—3亿多亩(口述回忆说比58年少种了20%。后来有补救,起码是夏粮少种了20%)——这实际才是59年比58年粮食减产16%的直接人为原因,再加上严重的浮夸风和高征购还有北方粮食主产区的严重自然灾害,这才造成了农业生产连续三年的恶性循环和严重粮食危机。

  如果直接的人为原因是这个少种多购,那么不管这个少种多购直接地应该怪谁,是刘邓谭震林还是主席,只要这个原因是少种多购,那么它就与大跃进本身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大跃进(包括炼铁)本身并不必然就会导致少种多购和粮食困难问题。相反,历史的看,倒是少种多购和粮食困难,拖累了大跃进。

  当然,大跃进也还是有它的历史启示的。这就是58年秋凸显的劳动力计划调配问题。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虽然在资本之外实现了劳动力的可以有组织的大规模调配,但劳动力却又是不可以随意调配的,因为劳动力任何的过度调配,如果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平衡,尤其破坏了生活资料部类(核心是农业)的生产供给能力,即使是共产主义,它照样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这里就也还有个对公共劳动计划管理工作的经验和认识问题。

  反过来讲,公共劳动初期一定程度的混乱是必然的,一点混乱都没有倒是不必然的。而58年秋,貌似的局部地区就正是出现了劳动力从生活资料部类(第一部类)向生产资料部类(第二部类)程度不等的调度过度问题,以至影响到局部地区秋季收获。

  这里之所以说是貌似,有两个原因:一、根本的讲,其实并非真正严格意义的劳动力调度过度,而至多只能说是个初期的公共劳动管理经验问题。原因实际在劳动期间问题上已经谈到了。农业生产的特点,本来就是平时闲收种忙,有很多的劳动期间。平时农业富余劳动力确实是很多的,调走搞点工副业(炼铁)绝没有问题——即使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农闲时节也还是要把赋闲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但也再没出现58年的问题。所以,关键不是在劳动期间劳动力可以不可以调走炼铁搞工业的问题,而是收种时人手要不要及时调回来农忙抢收抢种的问题。58年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没有足够重视到这个问题,秋收时没有及时把劳动力调回农业抢收。所以,根本的讲,这实际根本就不是一个劳动力调度过度的问题——用收种农忙时的劳动力短缺,否定劳动期间调走劳动力搞工副业的合理性,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今天,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期也依然还要出去打个工。所以,这个地方所表现的问题,其实纯粹就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问题,是该调回来抢收的没回来抢收。这个教训其实后来是及时吸取了的。人民公社时期,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一到农忙时节就大规模积极组织支农,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里说58年出现貌似农业劳动力调出过度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58年秋这个局部的丰产不丰收,很大程度也是受了农民自己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天真情绪影响,“收不收不要紧、收好收坏不要紧,有公家呢!”,地瓜随便一埋,棉花也没人管,实际很多东西是人为糟蹋了。说白了,和前边的问题和食堂敞开肚皮吃饭一样,实际主要还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生产生活管理经验问题。

  所以,积极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把这个东西无限的扩大化,甚至用作污蔑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由,就是极端荒谬和别有用心的了。

  大跃进是什么?说白了,最初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公共劳动中,尽可能的挖掘中国人民中潜藏的巨大富余劳动力和创造力,发展工农业分工,适当的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发展绝对的和相对的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向社会生产尽可能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当然需要跃进的就不止生产一个方面,实际包含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深一步说,大跃进其实还是新中国吸取苏联严重依赖国家工业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工业化教训,从中国自己人口众多农业富余劳动力特别丰富的国情出发,依靠地方甚至社队自己的公共劳动分工、发展地方甚至农村工业化,同国家重工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发展路线。它是完全的根植于人民群众潜藏的巨大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语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语)。

  总评大跃进(实际不能仅从三年理解大跃进),实际中国当时在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方面的跃进都是非常成功的。工业方面,那时候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了,汽车火车飞机、电子计算机、广播电视、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都有,有的甚至一点不落后。科学技术方面也是齐头并进,两弹一星、激光技术、青蒿素、种子杂交。总评毛泽东时代,当时整个新中国确实是个大跃进。所以,大跃进不能仅从三年看。即使仅从三年看,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跃进都是名符其实的,都是新旧中国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最成功的。三年期间,工农业方面的挫折,也不能让跃进本身背黑锅。

  至于有人借三年困难否定人民公社化,这种联系其实也是牵强附合的,实际根本没有道理。

  前面说了,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直接的是59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少种的十几到20个百分点和接下来的高征购。这与人民公社化没有绝对的关系。并且,即使浮夸风穷过渡那样的错误,和人民公社化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实际上,除了初期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实际与主席没多大关系),在《农业六十条》实行以后,实际上不管是从总产还是从单产,人民公社化时期都是新中国历史上粮食增长率(不管是总产还是单产)最高的时期,对比数据,单干以后反而是新中国农业历史上增长最低最乏力的时期了。并且如前所述,如果没有集体农业和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人民公社后来被污名化,实在是另有原因的。现在即使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大受影响,已经把人民公社看作是极左。在他们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止于高级社(生产队)就可以了,人民公社左了。实际,他们并不明白人民公社化,是当时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超出一村一社范围,向更大的社会范围(一开始只是水利建设,后来发展成各项公共事业),超出了农业生产范围,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时候,不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冠名已经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实际和方向,新的实践也已经需要超出原有生产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统一规划和领导区域内工农业和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布局。实际上这才是人民公社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参考《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单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的结果,它还是代表着新中国农村工农并举的经济和社会(包括现在所谓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这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看一看前面所述的今天依然保留着集体经济农村和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单干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别就知道了。否定了人民公社,实际也就否定了农村以公共劳动为基础的工农并举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因为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就否定了农村地区区域性的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没有了可调配的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农村地区一切的工农业(农田水利是农业积累)积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就都成了无水灌溉的荒漠。所以,单干后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退化,以至于形成后来严重的三农和农村发展方向危机问题就是必然的了。反观当下,全国只有少数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地方,工农业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还算不错,但因为没有了人民公社的区域统筹作用,也不过是零星几个村庄而已。目前中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标本,是河北省晋州市的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个社从1952年合作化开始,已经存在60多年,是我国目前硕果仅存的用公共劳动代替资本解决了农村地区工农业及社会事业发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典型(参看《潘毅:写于杜润生逝世之际——中国集体村庄的启示》)。可以说周家庄的方向,就是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未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其实践结果必然也还依然要指向人民公社的方向。区域的发展没有统一的规划、领导和公共劳动来源,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说,人民公社从现在开始,应该重新正名。

  关于大跃进问题、新中国公共劳动初期的三年困难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系问题,我将另外著文探讨。

  总体来看,不应该是大跃进造成粮食危机,而应该是粮食危机严重破坏了大跃进。

  毛泽东时代,虽然三年困难时期因为粮食危机使整个国民经济跃进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使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在随后十几年中遭受一定的挫折和停顿,但这不影响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后来的整体跃进。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本身就证明了这个跃进、证明了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对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

  所以,对共产主义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来讲,倒不如把大跃进初期的三年困难问题,作为一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课题来讲。对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史来说,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经验实际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历史财富,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实际真实的历史也确实是这样的。主席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吸取这个历史经验,一直强调以粮为纲、先农后工,做计划留有余地。而改开以后,无论地方怎么作死,18亿亩的粮食用地底线中央也还是要坚守的。这都是得益于公共劳动管理初期的经验和少种2亿亩的历史教训。

  注: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请参看网文《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署名:小草)、东方出版社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和《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原因探究》和《陈伯达回忆》所及三年困难形成的人为原因相近。主要不同点在于:《原因探究》关于59年粮食种植面积是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而《陈伯达回忆》则是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59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决议》,而两者又同时都没有提到对方所提供的上述文献。按理说,《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披露的数据是后来经过书记处对原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修改以后的数据,应该更准确一些。但不能无视陈晓农或陈伯达的意见,59年夏粮(如冬小麦)种植面积因为是头年秋后耕种的,所以它应该是已经受了当时制定59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的增产预期情绪的影响的,所以陈晓农或陈伯达披露的59年夏粮种植面积比58年减少20%,应当是准确的,起码不能忽视。从这个角度讲,书记处后来的调整,至多只是对59年过大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减20%到减10%的打折性补救。恐怕也不能作为59年粮食种植情况的准确数据了。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总结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 我们会发现,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总是与强化人们的社会分工和创新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协作方式相联系的。这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生产力发展的早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总是与各个时代人们分工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协作本身就代表着人们在各个层次上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形式的创新,从而代表着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同样,共产主义生产在它需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地方,尤其是尚未充分进入机器生产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通过加强工、农、商业的分工,及工农商各自内部的分工,通过发展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生产各个层次上人们新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劳动协作,来发展社会总的生产效率的。这相当于资本主义从比较分散的生产进入到工场手工业较集中的生产阶段。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增加社会总的劳动量上,它最终还是要通过人们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充分发掘公共劳动分工协作集体的集合的力量,来提高单位劳动时间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加大公共产品的生产。

  而这就涉及到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了。

  在这里,共有制下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可以按需要按计划自由调配的性质,无疑是对人们各种共产主义新的生产和劳动协作方式在各个层次上的迅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私有制私有劳动无可比拟的空间和基础。共产主义各个行业内部及其之间的组合方式,都是在共产主义共有制和公共劳动可以自由调配的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只要是它们作为一定的生产或劳动协作方式形成并发展起来了,它们结合所形成的集体集合的力量对生产率的放大作用就一定会体现出来。这时人们会发现,生产同样的公共产品,人们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实际比以前是大大的减少了。所谓1+1+1大于3。

  而只要是通过提高公共劳动的生产效率,在不断减少人的实际劳动时间条件下所进行的依然可保障充足的公共必要产品供给的生产,就是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在前工业化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都是像上述那样通过加强公共劳动中的分工协作这种形式进行的。在这种前工业化的经济体,它们加强公共产品的生产,无一不是一方面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一方面加强对公共劳动分工协作的社会集合力的发掘,来加强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其实是两种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形式的紧密结合(可以比照参考《资本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部分)。

  而一当工业化完成机器工业建立起来,随着机器自动化生产的逐渐普及应用,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和通过发展分工协作的社会结合的力量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就要逐渐让位给机器自动化生产,和与机器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工协作的继续调整、这两者所体现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在前工业化的经济体主要是靠分工协作进行的。而在工业化后的经济体,其基础则主要是靠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机器自动化生产进行的。在这里,分工协作的继续调整,只是社会生产根据新的机器发展状况的调整。因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最终形式,就是通过机器自动化生产所进行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

  机器自动化生产,在过去我们叫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今天随着现代通信、电脑、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定位技术、机器人、3D打印,以及这些技术的结合的发展,一切毋宁说是机器自动化生产,最后是机器智能化生产。

  我过去说过,工业革命是人类利用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最终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革命,是消灭劳动和资源的革命。物质生产中,人本身就是工具,而工具本身就是人——是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延长和替代。而工业革命中,最终否定和替代人类劳动否定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文明创造工具,就是工业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机器和机器系统、智能机器系统(否定自然界这个自然产生工具的,是农业耕地、化工厂等)。

  马克思曾多次引用尤尔博士《工厂的哲学》中的话说:“机器发展不变的目标就是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的开篇说,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不能仅仅说是因为机器用自然力代替了人力。自然力代替人力,古已有之。比如畜力、风力、水力,古代就已应用。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主要是因为机器已经有可以高效代替人的双手工作的工作机,是外力(人力、后来最终是自然力)推动机器的工作机这种人工装置,能够同时代替许多人的双手自行使用各种工具,以比人手更高的效率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稳定的产品。这就是说,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也已不仅仅是因为它扩大了人的劳动能力。扩大人的劳动能力是以往所有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工具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但机器已经不仅仅如此,它主要的是已经可以代替人操作工具和进行工作。所以说,机器实质上是可以替代人类劳动的机械,是人类文明创造工具延长和否定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最高的发展形式,是代替人类劳动意义的真正机械化了的人。这就是机器的本质。而现在公认,工业革命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革命(马克思的本意是,机器同时在工厂内抢工人的饭碗,在市场上抢与个体手工劳动联系着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的饭碗)。这个革命在过去,被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具有18世纪的意义的事情。而实际上,这个革命是到今天也依然没有完成的一整个历史过程。

  也就是说,机器是发展的。

  马克思的时代,机器还只是可以替代人在劳动中手脚的杠杆作用和动力源作用。那时候的机器系统还是很死板的,它对人手的替代也还只是能做一些比较单一的重复性的动作。这类机器后来发展成成套的生产线,但也只是适应于一些高度标准化的比较单一品种产品的规模重复性生产。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机器系统,总体还是很机械的,还很不灵活。

  到今天为止,人类已经发明了电脑,并且现在已经向智能机的方向发展(互联网对智能机的定义:具有感知、识别、推理、学习等能力,能处理定性的、不完全不确定的知识,能与人类以自然语言、文字及图形图像通信并在实际环境中有适应能力)。“1914年 美国人乔治·德沃尔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的机器人(即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机器人)…这种机械手能按照不同的程序从事不同的工作,因此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互联网)“1959年 德沃尔与美国发明家约瑟夫·英格伯格联手制造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随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制造工厂——Unimation公司。由于英格伯格对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和宣传,他也被称为“工业机器人之父”。”(互联网)

  目前,世界上工业机器人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和仓储物流。

  也就是说,今天的机器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中枢和外围神经系统,已经可以按照预定的工作程序甚至自动编程代替人脑在生产生活中的很多程序执行功能自动工作。并且甚至已经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特殊需要对多品种产品进行灵活的高效按需生产(即所谓柔性生产)。

  这就是说,机器今天已经发展到了智能机器的阶段,即机器人的阶段。不管是代替人手还是代替整个人的工作功能,它都已经可以真的像人一样越来越独立灵活地工作了。或说,现在的机器已经发展到了更加接近于真正代替人类劳动意义的阶段。

  不光如此,实际上随着现代通信、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导航定位、3D打印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结合的发展,人人互联、人机互联、机机互联,已经愈来愈使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发展成为集认识工具、交往工具、物质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为一体的覆盖广泛触角遍布的智能工具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在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化的扩展着人们的劳动能力,并且已经是在实实在在地代替消灭人们的劳动和方便着人们的自由生活了。未来的智能工具系统不光能自控生产,还能生产调度,不光能生产调度,还能总管人们的生活,是总管生活和自控生产的统一。

  ——与人们物质资料的研发、生产、消费过程相关的社会生产活动,无非几个方面:一是与科技有关的认识活动,一是与交换交往有关的社会交往活动,一是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劳动),再就是包含着消费活动的自由活动。

  相应的,包含着消费活动的与人们的生活水平高度统一着整个社会生产力,就同时由这个社会的认识能力、交往能力和物质生产能力这三个方面所统一规定。

  我们前边说过,社会生产力在它发展的前期,无不是靠人们的社会分工发展的。由于分工,有人专门从事交往交换,从而形成邮政、商人、商业、市场;有人专门从事生产,生产内部还进行着逐步细化的分工——工农业的分工,工农业各自内部又有分工;有人专门从事科研,还各有专门的课题方向。这样由于分工,人们就既同时发展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物质生产能力、认识能力,总之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又同时发展了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还不能根本的代替人类本身在物资生产中的劳动的时候,即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人们通过社会分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这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而一当上述智能工具系统开始建立和成熟起来,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它就要逐渐的消灭人们的分工和最终要消灭人类的劳动了。由于互联网等即时社会交流交往能力的发展,由于信息和知识共享平台体系的建立成熟和发展,科学认识领域的专业分工就会逐渐消亡。所谓专家学者相较普罗大众在认识领域将越来越不再占据优势,届时科学将是大众的事。商人、商业、市场、邮政,这样的中介交往,将不复存在。继之而来的是人与人、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直接交往。由于智能工具系统的发展,人本身也逐渐不再作为中介交往工具和物质生产工具存在,商业等中介劳动、生产性劳动、和很多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交往有关的管理劳动也将趋于消亡。当然,这是个逐步的过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是个有组织的过程。

  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生活工具系统的任何的进步,它首要的结果就是直接地减少着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提高着人们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多着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共产主义条件下,公共必要产品(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原本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和自由生活服务的。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公共劳动,这种公共劳动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革命问题上的那种严重对立的状态。在继续发展着的工业革命中,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任何的进步,都首先是直接地减少着人们在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劳动时间延长着每个人劳动外的自由生活和自由活动时间。机器生产越发展,社会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每个社会成员可享受的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和相对于劳动这一并非自由的自由活动就越多。

  所以,发展机器生产,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是合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因而是合于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的。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除了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说到底就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并且,也只有共产主义的这种生产关系,才可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智能工具系统的发展和最终完成工业革命所赋予人类的最终消灭劳动的历史使命,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解决最终完成。

  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消灭劳动实现人类从劳动中解放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机器和资本结合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智能工具系统的这种发展总要遇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障碍。

  首先,资本在一定时期积极利用技术进步,在另一个时期又搁置技术进步,都是为了取对剩余价值生产有利的情况。而对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的雇佣劳动者来说,他们必然又要反对智能工具系统对其饭碗的争夺。因为智能工具系统虽然本来是节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却是大面积消减人们就业机会的条件。资本主义条件下,智能工具系统任何的发展,都必然以损害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为代价。所以,智能机器虽然是美国人首先开发的,但并不是美国发展的最好。当然,只要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谓工业4.0,或者以后的5.0——智能生产系统的普遍化就不过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美好愿景而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就要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不是旧的生产关系在强烈的对抗中得到解决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从而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工业革命完成消灭劳动的任务,就是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进入一个相对的停滞的状态。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使然。

  而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正是资本主义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最终解决。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这种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关系中才可以真正解决。比如中国工业革命的情况,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机器人消费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土地正在加紧流转,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正在加速进行。这两个运动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使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重新复活。当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复活。

  所以,共产主义绝不是某些人脑子里想象出来的什么乌托邦,它实际是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矛盾的必然结果。

  迄今的共产主义经济体虽然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前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这看似好像并不具有现代共产主义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从它有异于资本主义在严重的社会对抗中推进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从它消除了这种对抗性矛盾,把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转变成一种人类社会的自觉的组织过程来看,它倒更加凸显出共产主义在推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上的典型意义,因而是标准的共产主义。

  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瓦解以后,人们开始怀疑落后国家共产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的确,在这些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如果仅仅考虑其落后的生产力本身,那么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国家确实是尚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然而如果把这些国家放到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让它面对已经工业化了的世界和已经帝国主义化了的强大的国际资本,在工业革命的自觉赶超工作中,这时私人劳动对积累的低效和它的无法按计划调配性,工业革命前社会个体小生产对社会化大生产趋势的障碍性,就已经使它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了。起码是总体的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了。这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因为它的可高效调配性,它既作为人们的公共生存手段,又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自发性的共产主义新型社会发展自觉组织工作手段,就有了它必然的历史合理性。

  ——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正确认识,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步盲动的自发的状态的结束,和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样,在这个时代抛弃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线性历史发展观,根据有知自觉地组织好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类进步,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唯条件论的线性史观,宣扬像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国家只有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这实际是对革命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倒退和背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本身在自己自由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已经领导群众创建了群众自己的共同革命行动组织主体之后,即在自觉时代,规律表现形式同它在先前非自觉时代旧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变化。这就像电力规律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的运用中和它在自然界中自然的表现形式天差地别一样。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历史规律在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实践中新的表现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和它的公共劳动。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表现形式作为旧的东西,这时就没有了它们任何的意义和历史合理性了。

  斯大林毛泽东后,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泛滥,不过是一再说明了,在马克思以后,只有马列毛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列毛主义,才在为全世界指明了共产主义道路的同时,为全世界工业革命落后地区给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型的完整的共产主义工业化道路。

  下面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做个延伸和总结。

  共产主义时代,为了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人们总是要首先适当地加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然后为了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而发展相对必要产品的生产;随着劳动在深度广度上的发展,在新兴行业适度地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成熟的老行业积极发展相对公共劳动的生产。一方面是社会总劳动需求量的不断减少和人们自由生活量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劳动需求量从老行业向新行业不断地转移。

  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生产力的提高中,先是要在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充分的挖掘人的劳动力和劳动效率,后是在保持充裕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条件下,在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解放人的劳动力。或是二者的参差结合: 老产业加强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不断地解放人的劳动力,新产业维持一定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适当地投入一定的劳动力。再然后就是发展智能化的柔性按需生产了,逐渐模糊不同产品生产的界限。

  在这里,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绝对公共产品的产出量是与社会生产它所投入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的,投入的社会劳动量越多,得到的公共产品就越多,反之越少。在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随机器生产的发展,同样的公共产品量,生产率越提高投入的劳动量就越会减少。

  所以,在两种公共产品的生产中,在刨除了补偿劳动者所消耗劳动的个人必要产品后,真正能不断增加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量的,还是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

  如果说公共产品总量代表社会总生活量,那么公共必要产品的总量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总量本身。

  人们可实现的自由生活量的多与少,总是与当期可生产的公共必要产品总量及其在总公共产品中占比的多少有关系的。公共必要产品的量在总公共产品量中的占比越大,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口——当期的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总量就越大,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的程度就越高。当然,这里的生活量已经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那个生活量,已经不再或越来越不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关系意义的那个生活量。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与生活量的问题已经逐渐重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见《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

  九、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劳动的质量,直接的是指人们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和质量。而这个使用价值的质量,就是它相比部门同类不同产品的相对效用。

  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劳动的质量,专指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题,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进程和人与人关系进程的自觉组织问题。其中尤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组织进程为基础。因为没有人与自然关系进程的正确理解,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问题就解释不好。又由于人们生产手段和生产成果的高度统一,这就有必要研究作为生产成果的使用价值问题,即使用价值的效用及其历史规律问题。这我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劳动效用价值论__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一文已经有谈。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由于曾经的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对立,效用问题基本是明确不谈的。但分工生产中,部门同类使用价值间的效用差别和部门整体使用价值不间断地更新升级确实是存在的(手机为例)。并且,效用归根结底是同时体现着人与人的某种经济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况。因而在共产主义时期,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中,劳动产品的效用问题就不能不谈。关键,它与劳动价值论也并不真正矛盾。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已经说的很详细: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不能脱离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范围来讲。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它作为部门整体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和作为部门个别使用价值与部门同类不同使用价值相对效用的统一。并且,部门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又是随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相对效用的不断更新、累积、递增,而不断升级发展的。我们平时说的使用价值的效用,主要指此使用价值对比部门同类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对效用。

  在这里,效用的本质,基础的除了体现在它满足减轻人们生产生活中劳动的强度和时间长度这个需求上所能达到的程度,就是体现在它满足延长人们的自由生活时间甚至生命时间这个需求上所能达到的程度,最后才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生活审美的程度。所以,效用的发展,从根本上,归根结底是满足人们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生命时间)这两个方面的一减一长需求所能达到的程度的发展。生产生活工具对人们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扩展,最终也不过是对人们这两个方面能力的扩展。也正因为此,任何时代使用价值的进步都是和人们生产手段、生活手段、交往手段上的进步统一着的。既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统一,又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统一,最终表现为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工具——这些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延长和替代上。

  如此,共产主义时代,在人们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变革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人们就更应当自觉地组织好各部门使用价值的进步,即其效用的发展。任何部门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但使用价值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这种需要的,而是通过一代代改进不断地提升逐步地接近实现这种需要的。但这却是我们以往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经济实践所没有充分注意到的问题。比如,从源头上,马克思就尚不涉及效用问题,甚至在资本论手稿中明确拒绝过讨论效用问题(资本论第三卷)。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对,而只能说它还没有最终完成。恩格斯提到过效用问题,但没有做太多说明。孙冶方所说劳动的效用问题,多也只是说单位时间使用价值的生产数量而已。以至于即使到今天,一些马克思主义学究一提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还要当做洪水猛兽对待,一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谈到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研究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看,这里,在分工生产中,效用首先是某一部分人(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不同生产者)为了满足另某一部分人的某种需求其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在满足这种需求上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这直接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一种生产关系,涉及需求和需求满足的状况、涉及基于此的交换及交换价值变化、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它同时也是生产者和生产者间(部门同类不同生产者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涉及部门内部同类不同效用具体劳动间的效用、价格竞争,和整个部门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这样,效用就要对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产生影响。并且是相互影响,经济运行机制要影响效用发展,效用发展的需求也要影响经济运行机制。如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就要研究与效用相关的这些问题。

  再看具体:这里的效用除了满足人的生命延续这个基本需求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直接基础地还是满足生产生活中人们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自由生活(活动)时间甚至生命时间的延长这两个方面需求上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这里的效用,直接又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效用持续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从劳动束缚(包含时空束缚,时空束缚也要透过加强人的劳动或活动付出表现它的存在)中的逐步解放——人们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而这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又必然要影响到社会关系甚至社会形态的变化。不仅如此,实际依然是相互的影响。效用发展既会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社会形态也会影响效用发展。这必然的要涉及到共产主义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社会关系进步的互相影响,及人们如何组织使其更有效的互相促进的问题。如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就必然更要研究好效用及与效用相关的问题。

  有些人借口效用问题不是生产关系,而拒绝研究它。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政治经济学从来也并不是抛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人的社会关系。二是分工社会中,效用问题恰好就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兼有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地方,这些人实际是错误理解了效用问题的生产关系属性。

  对效用及其价值表现问题的详解,参看《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劳动效用价值论》。

  在《生活量和劳动量的关系问题》中,我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效用更新机制问题。那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难道会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吗?

  其实,在基础上,二者没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商品社会,它激励效用更新的主体,是靠竞争中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上的优劣激励的。而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或说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主要还是由生产方提供的阶段上,就依然可以利用价值规律,用已经补偿给部门的部门总生活量在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具体劳动补偿上的差别来激励。

  并且,即使在这里,在这个阶段上,商品生产或说价值生产已经消亡了,共产主义也依然还是个消费从而消费结构引导着供给和供给结构变化的社会,确切的说是按需生产的社会。这时,人们对于新效用产品及其劳动不断增长的需求,就会迫使新效用劳动在部门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增加,老效用劳动在部门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减少。按需生产作为计划的基础形式,就会自觉地调动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向新效用产品及其劳动的转移。

  这里需要提醒,在共产主义初期的价值生产中,虽然依然可以存在上述部门同类不同生产者竞争部门总生活量份额的问题,这看似和资本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本质上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共产主义实际已经逐渐实现大部基础生活资料的按需配给(即使定量),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分配实际越来越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就已经不存在了劳动消灭进程中,劳动者的生存手段——劳动,和它的劳动手段——发展着的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本身根本对立的问题,生产主体就可以较顺利地完成由旧效用劳动向新效用劳动的过渡。共产主义在这里只是有效利用了商品生产时期遗留下来的效用更新机制而已。

  共产主义社会的效用更新机制,如果说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效用更新能力的影响。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公共劳动中人们作为个人在劳动贡献上已经没有了私有观念,由于信息材料的共享,由于有高效的领导、组织和协调,由于集体智慧的碰撞,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效用更新上,公共劳动体制确实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比如近年来中国在高铁、路桥基建、和国防技术领域的进步。也可以参考新中国科技跃进中的技术协作——从人工胰岛素、杂交水稻、青蒿素、两弹一星、大飞机、到完整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体系,新中国取得的那些累累硕果。还有曾经的苏联的。这实际是共产主义时代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实践证明,只要能把使用价值效用更新问题的经济学意义历史意义明确出来,共产主义就完全可以做到比资本主义在所有的领域更有效的使用价值的效用进步。这很简单,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公共劳动中,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就会有比资本主义组织地更好的人。而有这种人,就会有一切。

  当然,共产主义相当一段时间内,共有制和公共劳动所采取的管理形式,还是单位制的形式。这样,单位集体范围内的公共劳动,虽然它的内部成员在这种公共劳动中已经可以没有了私有权观念,但这种公共劳动本身在它的对外交往上,还是要表现为私有权的。实际上,不管多大范围和多高层面的共有公共劳动,在它的对外交往中,总是要表现为私有权的。从价值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角度看,一定时期内,只要人们还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这在共产主义的前期是必然的,对生产主体适当的私有权保护,比如对商品或产品品牌的保护,是有利于鼓励生产主体加强劳动质量加速效用更新的积极性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讲,鼓励社会成员个人发明创造的类似于专利权、知识产权——即使只是它们的残余,的奖励机制,一定时期内也还是对效用发展所有利的。所以,公共劳动关系的调整,就总要既有利于效用意识的增强——实际是要求加强技术领导和协作能力,又要以完善最起码不伤害公共劳动的方向为其根本。

  适当的私有权残余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并不绝然矛盾。在上述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这种看似的私有权残余,实际就是公共劳动本身,是这种公共劳动的一体两面,是公共劳动主体的自我保护。任何的公共劳动主体不懂得保护自己,是不可能也不可想象的。至于这种私有权表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还要公共劳动本身的发展完善解决。所以我们看待公共劳动,就也还要区分它是多大范围多高层面的公共劳动。公共劳动的范围和层面不同,技术领导和协作的范围和层面也就不同。有生产主体内部的公共劳动和技术领导协作,有整个社会层面公共劳动和技术领导协作。在劳动消亡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是不同范围和层面的公共劳动和技术协作,有领导有组织互补协调地共同推进着共产主义阶段使用价值整体的效用进步。而公共劳动单位制管理的优点,就在于它既是单位集体的公共劳动,可以在单位内部领导组织高效的技术协作,又可以是社会整体公共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是社会整体技术领导和协作的组成部分,且进退自如,比较灵活。

  在探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把当前和未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对科技发展方式的影响,从而对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影响,考虑在内。因为交往能力的发展,将最终使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不再是或不再仅仅是生产方的事,而愈来愈是消费者自己的事。

  上一节讲到过社会交往能力。顾名思义,社会交往能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能力。这个能力随技术条件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有仅凭两腿交往的能力,也有今天在电脑手机上足不出户天下事尽收一网的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对社会生产力对人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商品社会之前,人们社会交往能力从而社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生产与消费分离,产生出了专门从事社会交往劳动的人——商人,才提高了社会的交往能力,才促成了生产包括自然认识方面的专业化分工,才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对自然认识能力的巨大的发展。

  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以后,对自然的认识——即科技,是直接与专业化的生产结合在一起为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的。这为各部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后盾,实际使部门内部各生产主体一直处在不断的效用更新发展竞赛当中。但这时候,与生产分离开来的消费者,在产品的效用更新中,还一直是处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上的,虽然他最应该关心产品的效用,但他对产品的效用更新除了消费选择,却无缘更多的参与能力。

  然而,随着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中介隔离作用,总有那么一天会被社会交往能力的充分发展所冲破。比如从今天的网络即时交往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端尾。届时,由于普遍即时交往的实现,尤其是打破了私有观念的共产主义各种资料信息共享空间的建立,将使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占有所需的所有各领域资料,那时对人和自然认识的专业化分工将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有条件成为各领域的顶级专家,科学将不再是某少数专家学者的专利,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解放,全人类的大脑——这是迄今人类最可宝贵的资源,那时将得到最有效地开发和最充分地连接,人类将获得对世界认识能力的空前的跃进。届时,随商业市场中介的消失,尤其在共产主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消费和生产的对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立将被打破,交往中的中介交往劳动消灭,消费与生产将逐渐重新统一起来,消费者与生产者将重新统一起来。届时产品效用的直接消费者,将成为产品效用更新的直接参与者。人们将在他们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共享平台上——这种平台早晚会建立,共同推进他们使用价值的效用进步。那时,效用将越来越仅仅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科学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将自觉地组织他们各自生产生活条件的持续地自动化改造,自觉地组织发展他们从劳动、资源和时空束缚中的共同解放。

  当然,到那个时候,在消除了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交往以后,在各取所需的效用使用价值共享平台上,也就不存在效用更新的激励问题了。那时考核生产主体的劳动质量,将只以生产主体的按需生产能力,和它节约资源、采用不断突破着资源束缚的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能力来衡量。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自然日即生活日。

  人们的生活日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伴随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劳动量的减少和自由生活量的延长趋势一般就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假定日劳动时间不变,则通过劳动日的减少和纯粹的自由生活日的增加表现出来。

  假定总劳动日不变,则通过生活日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表现出来。

  实际是两种情况的结合。

  共产主义生产在实现了人们各自的基本生活之后,最终来看实际是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一切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说到底都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或说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时间的生产。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前面我们把公共产品做了两种划分方式,在实际分配中的划分方式,和在生产中为了便于生产管理的一种理论的划分方式。前者,我们把非劳动者的消费放在个人必要产品的社会成员按需定量消费中,后者我们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放在公共必要产品的中。也就是说,在前一种个人必要产品中包含了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和所有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劳动奖励,而后一种个人必要产品,则只包括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和奖励。

  在后一种划分中,除当期生产性劳动者外的所有社会成员所消费的公共必要产品,作为社会总生活量刨除了社会总劳动量的剩余,直接的就转化成了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这里要再次提请注意: 在共产主义阶段提到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尺度是劳动时间,而在共产主义阶段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尺度,直接已经是生活时间,包括它的价值形式。

  二者是有本质不同的。

  由于生产率的不同,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时同样劳动量所衡量代表的生活量,同其所包含的可供人实际生活的时间量是不相同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所标示的生活量只是一个名义的生活量,和实际按生活时间衡量的生活量之间还需要有一个换算。而生活时间尺度就不需要这样的换算。它是用生活时间直接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二者不需要换算。

  关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生活时间尺度问题,我们将在关于价值生产的部分专题来谈。

  在公共劳动管理中,我们可以用当期社会总的个人必要产品和社会总的公共必要产品的比V:M,或公共必要产品M占公共总产品V+M的比率,来直接标示人们从劳动中的解放或人们自由生活发展的程度。一个称解放比、劳动比,一个称解放率、或自由生活率。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除了生产性劳动,还有非生产性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非生产性劳动是指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以外,以服务社会为目的而非以物质的生产为目的的其它社会服务性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它也是一种公共劳动。

  非生产性劳动是在较原始的社会就产生了的。在阶级社会,非生产性劳动往往又与阶级统治和压迫剥削联系在一起。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在它的初始阶段也还有镇压阶级敌人对外防御等职能,但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社会管理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科教文卫相关的社会活动。

  然而,社会活动从来不全是劳动,因为人的活动从来都不全是劳动。二者需要有个区分。

  在共产主义以前是社会,劳动首先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有关。它或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或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服务从而可以从社会那里谋求一定的生活资料的活动。共产主义阶段,虽然人们进入任何一个单位或生活共同体总是先安排生活然后再安排工作,虽然因为自己主人的身份人们在自己集体中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本分本能,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它谋生的或是为生存斗争的意味,但按劳分配既然还在,那么就还不能说劳动已经最后失去了它为生活谋生的意义,这样这种活动就依然要受到为谋求生活资料这一自然的社会的必然性的束缚,就也还有劳动的性质。

  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生产工具已经代替了人本身,生产性劳动已经完全可以消亡了,人们的社会活动也已经完全可以不再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不再受这一自然和社会必然性束缚了,那时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才不再具有劳动的性质,才彻底归于人的活动。

  另一方面,劳动的存在,还与或是分工、或是纯粹自然的或社会的必然性约束所造成的人的不自由有关系。只要还是劳动的地方,人就一定经常地感受到自己的受约束和不自由。相反,只要是自由的自愿的不受约束的地方,就多只是一种自由活动,而不再是劳动。

  当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随工业革命在消灭劳动上的发展,随着人越来越多的从物质生产领域脱离解放出来,一方面进入按需分配的生活资料会越来越广,各自分配的量也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交往等社会活动又将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其中一部分需要专业人事所从事的活动将作为非生产性劳动存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性劳动在不断的消减——这个消减与生产性劳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并不矛盾。与此同时,非生产性劳动就也要得到相应地加强,同时非生产性劳动和人们劳动外的自由活动的内涵外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同样会得到不断的拓宽。在这里,公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就要转化成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奖励基金。

  最后,非生产性劳动也还是有个不断的消减和最终的消亡问题。它的消减依然是受了生产生活中人工智能工具不断发展的影响。它的消亡最终的决定于上述生产性劳动的消亡。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老是做梦可不可以用所谓第三产业(实际就是非生产性劳动)消化工业革命中大量失业人口的办法,来用作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他们用国家鼓励炒房炒股热情地解释国家的鼓励经济增长,同洗头洗脚推拿搓背赌房的扩大甚至卖淫的合法化,来解释就业。这里,即使不考虑他们的智商问题,即使科教文卫和社会交往领域的非生产性劳动确实需要很大程度的发展,他们的这个“第三产业”也吸收不了那么多的剩余人口,这个“第三产业”本身也不可能自外于劳动的消灭进程对所有产业的消灭进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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