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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第一部分)

2020-03-24 14:57:4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刘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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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导言

  一、引言

  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三、公共劳动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六、共产主义积累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九、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十三、共产主义是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十四、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十六、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十七、早期的价值生产和货币金融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2020前言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加速积累,现在好像正在接近某种临界拐点。尤其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为了缓解自己国内的危机,当然也是为了维持自己世界第一资本帝国的地位,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不惜对中国这个新生的特色资本帝国、对试图联合起来的欧洲、东亚乃至世界发起贸易战、技术战、分化瓦解战、操控各国内政战、明战暗战、有没有病毒战就不知道了,等等一切见得人见不得人的手段,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特色中国当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去了。中国的工人不养活世界,他自己也会没有饭吃。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为什么?!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中国本身的技术革命渐成“网”中之鱼,也在面临危机。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如果外贸出现问题,如果生活出现危机,城市留不下,农村正在加紧“流转”大多也已经越来越回不去——资本剥夺加速社会无产阶级化的逻辑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中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一个很糟糕的境地。

  当然,不光中国,在此之前实际中国的资本和工人已经在让全世界的工人都已经面临近似一个境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就是到处的经济危机生活危机社会危机,然后各国拼命通过外贸和对外转移人口(以前叫殖民)互相挤压着向外转嫁危机。最后,就看哪国倒霉危机转嫁不出去,各种矛盾首先在本国被挤爆了。

  当然,危机也是转机。不是别人的转机,是全世界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转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机。人们最终能不能弃掉老路、走上新路,总要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危机给群众提供契机。并且,资本主义的运动也总能提供这样的契机。

  我在此文最后一章(曾以《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单独发在网上)的最后说,由于世界新的资本帝国的强势兴起,由于老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的逐渐式微,各种危机已经有了首先在老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要西移。这可以看,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在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不断的群众占领运动。可以看此次新冠瘟疫会对美国和整个深陷危机的西方社会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也将给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自己一个转变的契机。过去中国人民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危机,现在身临其境应该已经可以理解到它的切肤之痛了。随着危机的深入,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瘟疫,中国人民,首先是它的知识阶层,其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必将重新回归。虽然新冠瘟疫的世界历史性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但通过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危机的放大作用,有一点是确定了。那就是它对全球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加强和对全球资产阶级信用和资本主义意识的空前的打击。

  所以,现在就正是在当前条件下重新说明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东的时候。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未来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将起到它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2020.02.27

  导言

  看到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目,按照习惯性的思路一定有朋友会站出来指责: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怎么会有政治经济学问题呢!

  这些朋友指责的没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确实不会存在政治经济学问题。所以,当我们说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说它的低级阶段,即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

  我们这个地方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叫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理由。

  一是现实的各色社会主义太多了。只是这些社会主义从骨子里,已经是一些不怎么再赞成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不是或者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装得下的垃圾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恢复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一个阶段的本来面目,所以干脆就叫共产主义了。

  一是因为长久以来,即使是还知道有个共产主义的人们,习惯性的也并不把社会主义阶段当做实际实现着的实践着的共产主义对待。不但如此,他们同时习惯性的还要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在他们心里永远都够不到、摸不着的所谓理想——实际是幻想,对待。

  我们这里改称共产主义,直接的就是要告诉这些人们,共产主义不是需要追求的什么理想,更不是遥不可及的什么目标,而是已经存在过的、或正在存在着的、实现着、实践着的、实实在在的脚下的道路。虽然问题不少,但它已经开始,并且前途光明。

  况且,如此称谓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这么做的。现在直接称共产主义,不过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本称谓罢了。

  关于共产主义问题,我在2000年前后就曾计划写几篇系列文章对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个批判性的总结,但条件所限未能如愿,现在能整理出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一文。

  我认为,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这种理解),总体上还是脱离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看待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问题的(人的本质问题恩格斯看的最深,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理解)。所以,提出社会关系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表现,人的本质愈于人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当中,提出要同时从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角度理解人的解放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共产主义正是工业革命出现大规模机器生产(现在已经是智能机器系统)以来,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共同解放的必然要求,是人们共同从自然及社会条件束缚中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我以后的思考基本延续了这条思路,包括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这一人与自然基本关系的历史的演进问题,包括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和消费选择引导下的产业革命问题,都是延续了人与自然联系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革命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的思路。

  所以,《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这篇文章真正的序言,应该是集中了我以往有关这些思考的两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一是《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效用商品理论相关问题增补》。

  本篇作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延续了上述思路,并力图把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做人们自觉组织劳动的消灭进程、自觉组织自己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行动指南看待。再加上结合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对公共生活、公共劳动、公共必要生活、公共必要劳动的一些新的认识、对分配问题的一些新的认识,本篇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版本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在我以往的话题中,不管是哲学的话题,还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题,都还不具有做终结性说明的条件。因为劳动消亡的问题,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才有其现实的意义,也才有其最终的讨论意义。所以在文中,我专门辟了一个章节探讨劳动的消亡问题。

  另外,虽然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但由于个人能力和精力的有限,以及现有所能掌握材料的同样的有限(只能依据中苏等已经有过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大家知道这些国家都不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发展过来的,从蓝本上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且即使这些有严重缺陷的蓝本,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都依然是极其有限的。所有这些,也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缺陷),在此也无意写什么大部头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也确实怕那样做,即使条件充分——因为一部《资本论》就已经弄得即使是一些真正的理论者研究几十年都要一头雾水了。我认为对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解和宣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做。所以,这里只是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有关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简易读本。所以定名《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当然,这样做又好像不能体现这个读本相对以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或许只能取个大概了。

  这篇短文参考了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以社会主义劳动(我把它定性为公共劳动,巫继学是自主劳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的思路,及其关于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范畴的论述。当然,两个范畴的提出者,实际也不是巫教授本人,而是更早的卓炯。

  在工业革命的发展中,以公共生活公共劳动的重建作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可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资本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实际是以商品背后的私人生活私人劳动——资本主义的私人生活私人劳动,作其逻辑起点,然后展开揭示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生产、分配,和资本主义生产下人与自然联系发展和人与人资本主义社会联系的深刻自毁式矛盾。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其政治经济学上承《资本论》,应该直接以作为资本主义私人生活私人劳动对立面的共产主义共同经济生活和公共劳动——这一共产主义一切生产关系的基础,作为其逻辑起点,直入作为所有社会成员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物质基础的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从而公共必要生活的生产,以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这样做,也是伴随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劳动方式发展的客观历史本身的必然反映。

  此外,再早阳和平就建议用共有制概念代替公有制概念以彰扬共产主义时代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主人翁意识。本文接受这个概念。

  本文是个初步勾勒,对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朋友,也算提供一个参考,大家共同进步。

  这个导言写于2014年,后有改动

  一、引言

  我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效用商品理论相关问题增补》那篇文章种说过: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劳动、资源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当然,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要割裂世界革命的统一性,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尚未进入、或尚未深入工业革命地区的革命排除在世界革命体系之外。实际上,这些地区也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积累的办法,才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围攻和在各无产阶级政权的互相援助中迅速为本国本地区的工业革命提供物质基础,进而推动本地区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革命(以中苏为例)。

  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人类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随生产力发展人类各个时代不同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占有方式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所以要被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并不简单是因为已积累起来的先前劳动(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个人占有制(私有制),以及与生产资料分离了的劳动者必须要与别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才可以生产自己,这一普遍苦难的社会生产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奴隶制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间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的缓和的暴虐的阶级斗争,但终不能导致现代共产主义的结果(孔夫子王莽们的理想和实践——井田制)。这不是领袖人物个人能力的问题,更不是人民群众的意愿问题,这是工业革命前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中国历史上的不断的农民革命够彻底的了,但也至多只是达到土地的重新分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小农基础上的重新结合而已。原因就在于此。

  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替代,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机器生产对人类劳动持续不断地否定。实际,这也正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时期所一再表达过的观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时期,就反复说,为什么在奴隶制时期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在封建制时期也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只有资本主义时期才彻底可以消灭私有制。现代无产阶级现代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的产物。

  今天,随着智能机器生产,及其与人类新的互联网交往能力、物联网技术、卫星导航技术的结合的发展,随着它们与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如最近刚出现3D打印技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的结合的发展,这个问题就更加明确了。

  这些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中无论是在生产性劳动还是在非生产性劳动,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地减少和智能工具系统对人类劳动的逐渐地替代和否定。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社会已经越来越是以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为基础的,越来越不再是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了。在这个条件下,如果还依然要采取资本主义的按劳按资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分配劳动果实——无产者不得食,不劳者不得食(这时的不劳,实际已越来越是因机器的排挤无劳动机会的不劳),那么恐怕大多数人就真的要没有讨饭吃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共产主义的法权就必然的要提出来。不但生产资料这些已经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不能个人占有,并且,与愈来愈发展着的机器自动化生产结合着的正在进行着的活劳动本身,也要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期的半是个人劳动半是社会劳动的半社会劳动形态,上升到完全的社会公共劳动形态。这样在机器自动化生产被社会有计划的自觉组织发展的条件下,在按需分配不断的增长的条件下,共产主义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劳者不得食,而是根据需要不断扩大的不劳者也得食。既然这时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已经开始瓦解了,那么过去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必然地要被以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所取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 “不劳者不得食”这样的口号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那也不过是说,处在劳动消亡自觉组织工作中的人们,也还需要考虑在社会成员中如何公平合理地有效分配社会需求已经愈来愈少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已。在劳动趋于消亡的条件下,其最终的目的,实际已经是实现所有人最终的不劳而食,实现所有人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最终的共同解放。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要求。

  这样的社会要求,实际从世界上开始有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它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有的。我们中国近现代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社会革命本身就是这个世界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本来是再明确不过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还太落后了,多数人农民出身根本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也体会不来毛老师为什么要谆谆教导我们共产主义的道理。然而今天不同了,我们自己用了四十年时间亲自重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甚至把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主要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国,已经是世界最主要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世界最主要的电子商务和手机支付技术发展国、已经成功地赶超了西方一众工业革命先进国,我们现在已经逐渐站在了世界工业革命发展新的制高点上,我们现在完全已经可以有条件通过切身体会转回头来重新审视为什么要共产主义的这个问题了。当然,也是现实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看似古老而实则常新的问题。

  而这本身也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新中国前期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曾经有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已经丢掉了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还需要重新寻回来。这不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它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切身的前途命运。我们在新中国的前几十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自觉组织工业化和群众生活的原因,大家的工作生活是绑在一块儿的。这让很多人感觉不自由。我们在新中国的后几十年,人们的工作生活终于彻彻底底的分开了,自由了、再也没有人管得着了。但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在迅速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且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我们身边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甚至开始无法承受了、且一天也停不下来了。现在智能生产和摧枯拉朽的网+,同时伴随的却是生活的不稳定和经济危机的常态化,商业和工作机会的竞争危机的常态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身处生活危机开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了,再也回不到社会主义时期那种让人内心平静祥和的生活心理状态了。在当前,这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危机。实际,它本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人民的危机。苏东人民的情形,也不过是和中国人民一样在身临其境的在重新体味这个危机罢了。

  而要根本的跳出这个危机,就需要人们社区的地区的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生活服务、社会救助、工农联盟等公共生活的重新回复。不能一切都交给物业交给资本,不能一切都讲钱。要组织社区的公共生活、公共服务,甚至需要重新恢复群众曾经共同的集体经济组织,要社会主义的回归、共产主义的回归。不如此,不管多么热血慷慨的扶贫目标和富民的承诺,都是没有用的,都会成为笑谈,只要处处讲钱,群众的生活根本改善不了半分。

  这样,人们就会发现,人们最终还是要在社区、在地区、在国家,组织自己各层级的公同生活组织主体,把服务于各种各层次公同生活的各级党委、支部和它们领导下的各种群众服务组织、经济组织、政权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没有联合起来的以实现群众自己共同的生产生活目标为目的的群众自己的联合组织主体——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体,光凭松散的群众个体,什么样的目标都只能是口头上的,都实现不了。

  当然,人们建立自己的共同组织主体,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服务,不只是可以实现自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的一点点简单的经济目标,它最终实际还可以替代在现代智能生产和人与人直接交往能力条件下已经发生严重自毁式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和直接实现让这些现代的生产和交往条件直接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共产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始终主要只是对资本有利。

  联合组织起来结成和完善自己的共同生活组织主体、建立群众自己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生活,是智能生产和劳动消亡进程中群众战胜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直接的条件、方法和手段。

  思考题

  看完这一段,大家可以思考 个人主义是不是对资本有利的一种意识形态? 对抗资本,要个人主义,还是群众联合起来的集体主义? 如果重建社区的公共生活,把物业撵走,社区、地区在党委支部领导下重建自己环境卫生的、医疗保健的、幼儿园小学教育的、养老的公共服务系统,能不能普遍降低群众的生活成本方便群众的生活? 如果重建地区的工农联盟,联合主体利用手中的金融工具掌握住粮食的收购和消费,能不能普遍的降低群众的生活成本和工业的劳动力成本? 在资本主义的个人生活已经不能完全的满足群众的个人生活、群众普遍的趋向于贫困化的条件下,从解决具体的问题出发,重建社区的公共生活解决群众普遍的这些带根本性生活矛盾的经济需要,能不能成为当前条件下群众重新组织起来重建自己联合行动主体的前提条件? 这种从上而下的公同生活联合主体,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同其社会关系自毁式矛盾的解决?

  提示:1922年9月,毛泽东在安源创办了“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群众经济生活合作组织。毛泽东对安源工人的组织领导,就是从组织工人群众的共同生活合作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实行合作化,在城镇和乡村组织成立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新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组织群众的共同经济生活开始的。

  可以说,建立群众的共同经济生活解决群众个体生活解决不了的诸多实际困难,是组织群众走向联合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共产主义就是从组织群众的共同生活开始的,这也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公共劳动及其发展规律。

  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

  像以往的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以共产主义劳动为主,但也同样可以有共产主义劳动之外的其它形式的劳动。如一定程度的个体劳动,一定程度的雇佣半雇佣劳动。因为那些劳动不代表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以忽略不计。

  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有点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劳动。在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家庭主体成员主人的身份。财产——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消费资料各取所需,生产资料共同使用。而劳动呢,不管是生产性劳动(比如在外面挣钱的劳动,或在自家田地里的劳作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如做饭、扫卫生等家务活动),对整个家庭来说,不管意愿如何,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它都是公共劳动,不是单为自己个人的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当然,这同时也就决定了,作为共产主义劳动成果的消费资料首先要作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成果的公共占有,然后在它的消费阶段上才成为个人的东西。

  古代公社解体以后的劳动,基础的是私人劳动(具体当然这还要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但基础是私人劳动)。发展到商品社会,才成为一种为个人才为他人生产的社会劳动,当然重心依然是在社会劳动中体现着的私人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生活,而是人人为私的虚假的共同体生活。这种虚假的共同体生活,不单体现在生产主体内部劳资之间,也还体现在通过商品交换链接起来的所有社会主体成员之间。

  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公共劳动,是为社会就是为自己的劳动,是主体成员间联合起来的集体公共劳动。在这种公共劳动中,当各主体成员联合起来为大家为集体公共劳动的时候,他的劳动也就是为他自己的了。所以,建立在公共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其生活才是真正的共同体生活,不管是生产主体内部的还是彼此间的主体成员间的关系,才可以是真正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

  公共劳动曾经广泛的存在于古代以各个阶段氏族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公社或共同体中。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原始生产力的低下,当时人们还不得不以联合的集体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作为他们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古代公社或共同体生活解体以后,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虽然还依然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晚近家庭(它的基础是个体小家庭)内部找到它的残余,但在愈来愈发展起来的更大范围的家庭间的社会交往中,劳动和生活就愈来愈表现为私人个体的了。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只有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达到一定的程度,私人私有劳动和他的个体生活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个阶段上已经无法保证个人的生存,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时,它们的公共性,也就是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才在它们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失去其历史合理性的这个条件下,重新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相对古代氏族公社共同体更加广泛的扩大了的范围内重新回归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时,原本意义的共同体才同时恢复,但这时的共同体也已经是现代意义的共同体——是劳动消灭进程中(最后是劳动消亡后),与劳动的消亡进程相适应的,以自觉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社会共同体。古代是氏族家庭内部的,而现代的则是地区意义、国家或人类意义的了。

  这也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和共同体公共生活,在它的典型意义上,是以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普遍发展着的机器生产为前提的。正是这个不断发展着的机器生产,它的超高生产率和它持续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把资本主义的大量劳动人口排挤为社会多余的人口,才迫使资本主义的私人劳动和私人个体生活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连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起,失去了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并重新确立了劳动、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公共性作为生存手段保障每一社会成员生存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上面这个前提下,还是与人们进一步自觉地深化机器智能生产自觉组织好劳动的进一步消亡进程,自觉地组织好人们从劳动中的进一步共同解放相适应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社会矛盾——人类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要线索矛盾,总要有个解决。它们不是自发的解决,就是自觉的解决;过去是自发的解决,而在公共劳动重新恢复以后,则是自觉的解决。共产主义作为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人间社会矛盾的自觉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

  由此可见,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实际自始至终都是与人类共同同自然的斗争和共同从自然中的解放相联系的,是人类同自然斗争和从自然中解放的终极手段。而与此对立的私人劳动和分散的个体生活,则至多只是生产力发展了但又还不够发展时期,一种历史的阶段性的过渡性劳动和生活形式而已。

  总的来讲,共产主义是世界上产生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根据工业革命消灭劳动摧毁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这个有知自觉组织工业和社会革命,自觉地组织人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的共同解放的自觉社会组织。自从人类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条不管是对于工业革命先进国家,还是对于工业革命落后国家都必然是适用的。尤其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想迅速赶上人类的总体进步,要想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多数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就更需要这种有知指导下的社会自觉,需要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这个唯一可以达到社会自觉进步的手段。

  这一条是有根据的。《资本论》所揭示的物质生产过程,不过是劳动力的组织和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那样的自发性社会,是资本家做了劳动力的主体组织力量,并通过资本来调度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如果这点没错,那么如果在落后国家产生了比资本家更有组织能力的劳动力主体组织力量——比如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来组织劳动力,它就照样可以组织生产活动。并且因为公共劳动调度劳动力突破了资本调度劳动力的束缚,更便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所以,它发展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也都是私人劳动所无法比拟的。这已经有十月革命以来的共产主义实践所证明。

  可以说,共产主义力量的产生,就代表着人类进步自发时代的结束,和自觉时代的必然的开始。

  思考题 工业革命产生以来,随着机器智能生产的发展,怎样才既可以保证智能生产的发展,又可以保障群众的生活。公共劳动是不是最终的办法? 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中,要不要自觉的组织机器智能生产和人从劳动种解放的继续发展?

  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劳动(从十月革命算起它现实的已经存在了近百年了),他们质疑共产主义劳动的积极性和现实性,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劳动场所就是劳改营,人们的劳动不是懒散的,就是强迫的。

  实际上,正如上面所言,这些人只要好好分析一下他们自己家庭的或上学时班级的共产主义式劳动或生活,就知道了。

  共产主义劳动当然有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人本身还必须要作为劳动者参与到物质生产——这一自然必然性,及与其有关的社会必然性历史的消亡以前,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任何阶段任何形式的劳动都必须要有的。没有劳动的组织性纪律性,任何社会组织形式都无法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这点上共产主义社会和以往的社会是一样的。质疑共产主义劳动的纪律性,最好先去看看阶级社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条件下劳动的纪律性。不愿受共产主义劳动的纪律性约束,那就感受下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条件下劳动的纪律性约束。不愿给公共集体劳动,那就要体验给地主资本家劳动。

  当然,共产主义劳动最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共有制下的劳动,因而总体是处在主人翁地位的联合劳动者在自己联合主体中一种集体自觉的劳动,是在为集体提供公共劳动成果的同时实现自己自由生活的劳动,是在集体价值的实现中实现主体成员个人自我价值的劳动,是讲义务的劳动,也是讲奉献的劳动(在家庭中,父母的劳动不是一种自觉的讲求奉献的劳动吗?)。这种劳动在苏联的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存在了六七十年,在朝中古越至今也还存在着或部分的存在着。只是这种公共劳动,只要是非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孩提时代理解,长大了就不理解;做学生时理解,毕业了就不理解;在家里理解,出了家门就不再理解。主要是不身临其境就不好想象。

  当然,当我们说共产主义劳动的总体自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在家庭里、在班级里、每个人时时刻刻就都只能如机器一样的干活、奉献,就不可以偶尔开个小差,刷个小懒。反过来讲,既然家庭成员班级成员可以出现个别不积极的不主动的甚至偷懒的现象,那么在总体自觉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它的社会成员就也可以出现个别人或个别时期的不积极不主动甚至偷懒的现象。不自觉的甚至偷懒现象,实际是任何社会劳动形式都有也都可以容纳了的,个别人个别时期的不积极不主动不自觉,和联合劳动者总体的自觉并不矛盾,当然它也要在一定的劳动纪律的束缚之内。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也有自己的劳动规范。共产主义劳动作为自觉劳动和纪律劳动的统一,实际同时受到自觉和纪律的双重保障。所以说,说搞共产主义人们都不干活,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观察的主观的臆想。

  另外实际上,任何团体、单位、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是一部分积极分子带领宣传群众包括非积极分子进行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封建社会,地主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剩余的被剥削的劳动大众则多是非积极分子,是作为积极分子的剥削阶级用皮鞭和饥饿政策加宗教愚民,带领作为非积极分子的劳动群众搞生产。

  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青年突击队、是劳动模范、是以人民群众的认可作为最高荣誉的社会先进力量,是共产主义新人。是这些积极分子,用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辅以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塑造,用奖状和荣誉带领群众生产。

  十月革命以来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都是发生在工业革命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们无疑都是在群众的联合主体中,主动地运用了公共劳动的办法作为它们工业革命自觉组织工作的手段,一方面用公共劳动及其积累避免了资本主义劳动及其积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逼迫多数群众无产阶级化的痛苦,同时保障了群众的生活,一方面自觉的组织了它们各自生产手段面向未来的进步。不过由于这些国家总是从工业革命前期的状态起步的,这样在这些经济体中,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就依然还会有其一定的历史进步空间,在公共劳动还涉及不到的领域,为保障供给适当的发掘私人劳动的补充作用,就也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如果私人劳动泛滥开来,私有观念侵淫下的公共劳动实践,就也还会有一定的波折。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需要辩证地处理。另外,这些以跨越赶超为其首要目标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也一定是以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先行的,即政治挂帅。在社会进步的自觉组织工作中,这是这些经济体实现跨越赶超型发展的前提。

  注: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巫继学教授说是“自主劳动”,有些朋友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说是“自由的劳动”,但我认为“自主”、“自由”这些修饰词,在这里实际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人本身的活动还要参与物质生产——这一自然和社会必然性结束以前,或说劳动消亡以前,由于物质生产的自然和社会纪律约束,说劳动的“自主”“自由”“乐生”,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如果强要给这个时期的劳动加一个修饰词,说联合劳动者集体自觉的劳动或许还过得去。总体来讲,主要应该强调公共劳动。

  三、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最终要转化成人们的公共劳动产品和公共的私人的社会生活。

  共产主义的劳动产品在分配之前是公共占有的,在分配之后总体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补偿当期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劳动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这是个人或家庭消费的部分,如米面油等。一是需要社会留存的公共产品部分。

  补偿社会成员当期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又可分成两部分:一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个人按需定量分配的部分,一是对参与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劳动者)的个人奖励多得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一开始分配,就同时包含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方面的基础消费。随着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在一个阶段上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此刻是劳动者,彼刻是非劳动者。为了公平,实际是二者间的轮替。随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当期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缩小,当期非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扩大,与之伴随的是人们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

  我们这里说的非劳动者,已经不单纯是指失去或尚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主要的已经是指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减少和为劳动力的分配公平起见,在劳动的计划调配中当期已经不再需要参加劳动的那部分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各个时期当期非劳动者的数量及其生活总量,一定程度代表着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和人从劳动中解放发展的总体状况。

  公共产品部分,也分为几个部分:一是社会公共消费部分,如教科文卫、社会管理和国防消费的部分;一是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公共积累部分,一是未来所需和应急所需的必要的公共储备部分。

  共产主义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具体的和历史的条件不同,实际的需要不同,公共产品在划分和分配上的先后侧重,就也可以不同。

  比如也可以像巫继学教授(著作《自主劳动论要》)那样,把公共产品中的个人必要分配,仅仅看成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必要分配,实际那只是说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是划进了公共必要分配部分罢了(巫教授尚未涉及非劳动者这个范畴)。巫教授这个划分,在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管理上是必要的,但在分配上如果考虑到劳动消灭进程中非劳动者的发展和分配顺序问题,就要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至于分配中安排顺序的先后,体现的是各个时期社会关注重点的不同。比如照样以巫教授的为例,就实际反映了优先考虑劳动者利益,鼓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一种需要。当然,意愿归意愿,实际工作中,公共产品的分配因为它已经是公共产品,人们往往还是优先要考量公共利益的(包含了社会成员按需定量分配的整体的必要基础消费),然后才安排鼓励劳动者积极性的,不管是生产队、集体农庄、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都会是这种情况。再比如,各国工业化初期,为了保障高速工业化或说扩大再生产,也都是把公共积累看做重心,同时考量消费的。这些都会因为时代主题而不同。

  共产主义公共产品分配划分方式的不同,只有从共产主义经济史当中考察,这不是此篇短文的任务,所以不做具体论述,只做个总括。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共产主义生产在它的典型的意义上,当然不会是价值的生产,但既然共产主义是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自觉组织,那么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消亡前的各个时期,劳动的调节和节约,就依然是需要以人们在劳动中的时间消耗作为统计学依据的。一定时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量和个人的自由生活时间量,集体公共劳动时间的总量和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各部门劳动者劳动时间与其劳动成果所可以支持的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比率及其互相关系,是衡量劳动消灭进程的指标和合理调配劳动的依据。

  为了便于劳动消灭进程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时间)虽然也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和公共必要劳动(时间),但划分方式与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注意,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与前面从分配角度讲的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已经不相对应。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仅指满足生产性劳动者个人需求的那部分必要劳动,在这里满足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需求的部分劳动,已经划分到公共必要劳动中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这个划分完全是为了组织生产管理和为了理解它的需要。同样,为了便于组织管理社会劳动和为了便于对它的理解,总公共产品中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的划分,相对上面从分配角度出发的那个划分方法,也就要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个人必要产品中现在仅留下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劳动补偿部分,而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消费部分添加到公共必要产品当中去了。

  这样一定时期内,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既然是与个人必要劳动或产品对应,那么当期作为并不是生产性劳动者的其余所有社会成员——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就是与生产性劳动者劳动所提供的社会公共必要劳动、产品部分相对应的了。或者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或说公共必要生活时间,是与人们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必要劳动部分相对应的。这样便于理解,以最终产品形式体现着的公共必要劳动,同公共必要生活即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的关系,也便于考察人们自由生活时间(自由生活量)总体的发展状况,或说劳动消亡进程总体的发展状况。

  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的划分,在劳动的有组织地消灭进程中具有劳动的组织管理学的意义。

  首先,人们在参加联合公共劳动的时候,其劳动时间总不至于仅够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他总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为联合集体生产一部分公共必要产品。其次,人们也总要根据参加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按需定量分配之外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必要的奖励,以鼓励生产。

  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这个划分就没有什么其它的意义了。因为公共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利益不过是通过人们的社会联合所体现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利益而已,个人和集体在这里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当然,在更早期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残存价值生产中,情况就有所不同。既然是价值生产,这时的劳动就还不能完全去除私人劳动的残余。这时当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时,二者虽然已经没有绝对的冲突对立,公共必要价值虽然从换一个方向看依然是通过联合劳动联合劳动者个人的,但因为这时的劳动还尚有私人劳动的残余或说甚至是雇佣劳动的残余,公共必要价值也还尚有剩余价值的的某些残余,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讲,二者实际还会有所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才可以剔除。

  也就是说,在生产管理中,本来资本主义那个价值公式c+v+m, 其中的m,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剩余价值,而已经转化成公共必要劳动或公共必要价值。实际,最终是转化成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或公共必要生活。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前边我们说,共产主义生产是公共劳动公共产品的生产。并且,共产主义生产将越来越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因为以公共产品表现着的公共劳动,将越来越少的使用人的直接劳动,直到劳动消亡,公共劳动没有了,公共产品却依然存在。而这个公共产品,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必要产品,反应的正是伴随劳动的消亡进程人从劳动中解放的状况本身。

  公共必要产品是劳动消亡进程中,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但它首先是表现在为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再劳动服务,为人们自己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共产主义时代,与公共必要产品直接对应的,就是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生活时间,或说公共必要生活时间。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劳动的时间将越来越少——与之对应当期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也越来越少;随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可享有的公共产品和自由生活时间却将越来越多——与之对应当期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也将越来越多。所以说,共产主义生产,除了人们共同生活的生产,说到底是人们公共必要产品(或劳动,或生活)的生产,或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资本积累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的生产停止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体系核心的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的屁股跑,为挣钱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个人创业的秘密。这个秘密马克思实际早就说的很清楚了,资本主义所谓个人创业,实际最终是要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地租(现在演变成一切租金形式,如网站租金、手机租金、和一切所谓共享经济模式所产生的租金),是这四家构成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分配剩余价值,只要进入不了这四家,就无缘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开不了工厂、办不了超市、开办了银行、搞不了房地产,就注定是无缘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创业平台,不是社会多数人的创业平台。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产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性质及它们特殊的组合方式,由于它特殊的分配方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剩余价值和必要价值的对立,资产阶级作为实际的生产统治者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使得劳动成果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联合的公共占有,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转化不成劳动者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社民党错误的根源,其实也正在这里。因为高额税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立的,它总不能大到要威胁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程度,否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就要停摆。因而靠税收满足一下公共事业人员的消费还可以,但要长期同时满足随劳动消灭进程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人群的公共必要生活消费,从长时期看,是绝无可能了。资产阶级作为生产领域的实际统治者,也不可能长期满足于自担风险为整个社会打工。所以,社民党最终是构建不起越来越多从劳动中排挤出来的多余人口的“福利国家”的。或者,这个福利国家,只具有过渡性的暂时的改善社会生产的意义。它早晚要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延续产生矛盾。

  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生活时间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则不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体系,直接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服务的。与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相适应,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时期,人们总会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一段时间参加劳动,另一部分时间自由生活。在这里公共必要劳动产品总是为人们当期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非劳动者或说劳动者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的。共产主义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停止了,那么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所以说,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或说公共必要生活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生产的本质。

  在这里,很明显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从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平台,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平台,是可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理想追求的公共事业平台。即使是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不是以奴役他人为乐,只要他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只是为了幸福自由的个人生活奋斗(获取个人的自由生活时间),一定条件下他都应该是乐于选择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平台实现人生梦想的。因为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中,挤进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不易(百不足十),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更不易(百不足一)___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永远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里而不被强烈的竞争踢出来。

  所以在这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和分配平台作为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自由生活的公共保障平台,相对永远处在你死我活强烈竞争中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

  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平台,是机器智能化生产或说劳动消亡进程被社会有组织发展的状态下,社会所有成员从劳动束缚中共同解放和自由生活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没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平台,人类就根本没有可能完成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任务,完成从劳动从生存斗争中的最终解放。

  几个问题:

  1、有朋友就会提出:税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成果。

  答:这其实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命题了。

  答案很简单:要分析。但大多算不上。因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职能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或说是为了满足随劳动的消亡进程全社会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的消费。如果税收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它就勉强算是。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它就不是。为满足这个条件,税收,如果它不能扩大到威胁剩余价值正常生产的程度,它就至多只能够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已就业人口(这实际依然体现的是用公共劳动否定私人劳动的历史必然性)。这在工业革命的一定阶段上在高就业的条件下还是可以的,但随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的发展,当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缩小到一定程度,这种靠在业人口救济失业人口的救济体系就就要出现问题。总的来讲,用税收承担公共必要劳动的职能,只有阶段性的意义。

  在共产主义时代,税收作为私有制的残余,其职能将完全为公共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取代。共产主义的财政来源于公共必要劳动,而非税收。

  2、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这些都是建立在有效就业基础上的仅能解决一时之需的社会救助体系。是靠自己年轻阶段的劳动救助自己的年老阶段;是靠在业健康人群的劳动救助生病需要救治的人群;是靠在业劳动力的劳动救助失业的劳动力。和税收的道理一样,这样的救助体系,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虽然也体现着一定的公共劳动性,但它们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随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所能吸纳的劳动力的减少到达一定程度,这种依靠有效就业来救助社会的体系,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3、掌握货币发行多印钞票能不能维持住福利国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福利国家”用货币手段、税收、各种保险等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维持社会成员一定水平的货币收入,甚至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一定时期内,这种均衡化的货币收入还可以慢慢实际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但福利国家最终要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实际发展而面临它最终的考验。资本主义改良方案虽然在特定时期内可以暂时的对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到头来终归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当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风光不再,当内部矛盾再也无法向边缘地区转嫁,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社会运动,早晚要向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方向转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福利国家形式,不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让资产阶级生产为无产阶级和所有社会成员服务的一种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的特殊实现形式。这种特殊的专政形式,就是要通过金融的手段财政的手段税收的手段让资产阶级生产为无产阶级大众的生产服务。在不便于直接采取公共劳动的形式进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国家掌控金融资本实行福利国家的方式,作为它组织生产和社会的手段。

  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分为两种形式: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考虑到到目前为止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主要是工业革命前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它们的核心工作是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自觉。所以在讲述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讲一下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早期工业化的意义。并且,只有理解了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对扩大再生产和工业化的意义,也才可以真正理解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对于落后国家共产主义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意义。

  六、共产主义积累

  共产主义积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要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资本积累,共产主义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当然这里已是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它不是哪几个实力有限的私人资本家从饼子油条开始,由小到大像乌龟爬行一样的积累(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小农小资产阶级还进入不了资本积累的范围)。共产主义积累从一开始就是全社会规模的公共劳动积累,是农民小手工业者也可以通过合作化加入到劳动的计划调配行列,从而也可以加入公共积累行列的积累,可以是规模空前庞大的社会积累。

  资本说到底是支配社会劳动力的权力。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在支配劳动力。有多少资本或说有多少钱就可以支配多少劳动力,资本少了可以支配的劳动力就少,资本积累就是劳动力支配权的积累。

  而在落后国家,资本的这种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既要同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国际资本竞争——往往有被挤垮吞并的危险,又要同内部根深蒂固的小生产力量斗争,而小生产因为它本身低效的性质决定了,在相当时期内它的劳动是进入不了资本积累行列的。比如中国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以前的小农,每家每户就那么几亩地,但就这几亩地只要还要种,每个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就都离不开它。小农条件下,同样的技术条件,同样的土地面积,本来大农业中三五十个人干的活,现在就必须要100个人去干。可见小农经济在劳动力利用上的低效和浪费。不光如此,小农经济同时还意味着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所谓男耕女织)的大面积存在,而这个家庭手工业由于历史的惯性一般还盘踞着现代工业所急需的市场。因而由于小农条件下农村劳动力长期离不开农村农业的这种不可调配性,由于与小农经济联系着的家庭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所急需市场的盘踞,也就注定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落后国家早期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发展的必然低效和缓慢。也就是说小生产是与高速工业化相矛盾甚至冲突的。

  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集体的全民的共产主义共有制及公共劳动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积累已经突破了资本的局限,它直接就是联合劳动中劳动力社会规模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和调配。本来农村被小农经济束缚着的100个劳动力,现在可以有50个甚至更多调离去搞工业了。同时,由于共产主义劳动的公共劳动性质,人们建设新生活的冲天干劲,农闲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城市的义务劳动,在在早只有追加绝对公共劳动量才可以增加生产的工业化早期,则进一步加大了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能力。所以,作为从开始就是社会规模的公共积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共产主义公共积累都是同期的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比拟的。苏联中国朝鲜各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朝鲜七八十年代非农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就占到了总人口的70%,并成为当时重要的中等发达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能有计划的组织调配劳动力,公共积累可以空前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注: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小农,已经不具有上述问题的典型意义。因为改开以后的小农,已经是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已经可以大大的反哺农业,从而是农业生产率已经可以大大提高以后的小农,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建国后多生的几个亿,改开以后的小农确实是为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的。

  有人糊涂的或别有用心的喊叫:像中国这样原本的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从而反对合作化、集体化、反对共有制和社会主义。这些人恰恰忘记了,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如果当初不搞合作化、集体化、共有制,如果不走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路子通过迅速搞起公共积累完成工业化,单凭分散的私人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无法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际强权资本抗衡的。即使今天,如果没有庞大雄厚的国有资本,如果只是凭私人资本,中国资本依然没有能力办法和强大的国际强权资本抗衡。在国家空前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单薄的私人资本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也根本无法达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本身的需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着的个体自然经济,也会成为快速工业化的商品市场障碍,广泛存在着的个体自然经济这个中世纪的残余,瓦解的也不会如此迅速和基本不留后遗症。

  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资本的积累规律和大面积消灭个体自然经济的规律——这点《资本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那么就共产主义积累所可以实现的规模和效率讲,就它消灭个体自然经济的所可以实现的规模、效率和文明程度讲,共产主义相较资本主义无疑是最符合这个经济规律的。落后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了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不谈,起码避免了个体经济解体过程中本国多数民众的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这点上中国的发展相对印度巴西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相对英美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同期发展状况(英国“圈地运动”,叫羊吃人;美国则是屠灭印第安人和野蛮的奴隶制),就是实证。纵使我们有过曲折,公共劳动初期有过管理上的混乱,但从总体的结果讲,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中国相比其它国家地区同期发展的整体状况还是要好。既避免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化痛苦,也基本实现了整个国家现代生产力赶英超美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相对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逐渐的显现出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贫弱和中国政府的强大逐渐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时期强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残余还存在,而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共产主义积累相对资本主义积累不单有上述的优点,更重要的,共产主义积累已经完成了相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质的飞跃。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实体经济需要,就异化的如同一个无限扩张的肿瘤一样,无休止的侵夺倾轧着整个社会肌体;而共产主义积累,则完全是可以掌握在社会本身的需要和掌控之内的。资本主义是一切为资本积累服务,共产主义是一切积累为人的需要服务。即使偶有失调,也还可再调,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积累一样无节制扩张,资本积累停止了,社会生产也就要停摆了。而实际上,人类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总是有个限度的,这样投资积累也就应该有个限度,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并且也没有必要无止境的扩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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