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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Ⅱ 重要著作选段摘要

2019-04-26 11:42:53  来源:理论研究准备工作  作者:肖旻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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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一、内容简介:

  《列宁选集Ⅱ》主要是在批判哲学唯心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类伪装的社会主义,集中论述的是在革命时期具体的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策略,为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1905和1917年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策略,为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了光明的道路。这段时期的著作根源上批判的是帝国主义时期各类社会主义的“幼稚病”,是为了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帝国主义阶段各国的革命具体实践。

  二、重要选段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40年代前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末,在经济学说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70年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70年代末则是实证论者杜林。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90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完成了。甚至在蒲鲁东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马语各国,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报官家给的俸禄,修正主义者就向他们靠拢,竭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正”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着重指出这一点现在尤其必要,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

  谈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根本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比较少见、比较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关于价值理论,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纪下半叶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纪初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明这种激烈的情况是必然要到来的。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里现在实质上已经是按同一条路线进行的,这表明比30—40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那时在不同的国家里相互斗争的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类型的倾向。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1908年5月15日〔28日〕以前)

  1.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不承认,那么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

  如果承认,那么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2.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作是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说康德主义是不可知论的变种?

  3.报告人是否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

  4.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断是正确的?

  5.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1编第4节《世界模式论》第28页)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6.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6节《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第45页)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7.报告人是否承认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观念是自然界、现实世界的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或者恩格斯这样说(《反杜林论》第3节《先验主义》第20—21页和第11节《自由和必然》第103—104页)是不正确的。

  8.报告人是否知道,马赫曾经表示他赞同内在论学派的首领舒佩的观点,甚至还把自己最后的一本主要哲学著作献给舒佩?马赫这样地附和僧侣主义的维护者、哲学上露骨的反动分子舒佩的露骨的唯心主义哲学,报告人怎样解释?

  9.报告人的昨天的同志(根据《论丛》)、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今天(跟着拉赫美托夫)宣称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者,报告人为什么对这件“怪事”避而不谈?报告人是否知道,彼得楚尔特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把马赫的许多门徒列入唯心主义者?

  10.报告人是否确认这样的事实:马赫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不止一次地反对过马赫主义;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都是“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

  ⑴唯物主义承认“自在的客体”或在心之外的客体;观念或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和反映。那些只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我们身内彼此交替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它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做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地排除“精神与肉体的二元主义”(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在于:精神不是不依赖于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间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地排除“精神与肉体的二元主义”(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在于: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因而精神是第一性的,“环境”与“自我”只是存在于同一“要素的复合”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中。除了这两个正相反对的排除“精神与肉体的二元主义”的方法之外,不能再有第三种方法,除非是折衷主义,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意味地混淆。

  ⑵休谟怀疑主义选段:这里是休谟在“人的悟性之研究”关于怀疑派哲学的那一章里的议论:“这似乎是很明显的,人们被自然的本能或偏见所驱使,依赖他们的感官;不加任何思考,甚至在思考之前,我们总是假定有一个外间世界(external universe),它不依存于我们的知觉,即使我们以及其它能够感觉的生物都被消灭了之后,它也还会存在着。甚至动物也被类似的意见支配着,在它们的一切思想、计划和行动中都保持着这个对外间对象的信念。”“我们的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客体”…所谓怀疑主义,休谟是指拒绝以物、精灵等等的作用去说明感觉,拒绝把知觉一方归于外间世界,另一方面归于神或未知的精灵。休谟把“感觉”认作是“最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他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应当以心的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是不完全彻底的。休谟既承认“唯物主义的立场”,也承认“唯心主义的立场”;“知觉的集合”可以从菲希特的“自我”发生出来,可以是实在东西的“模写甚至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不可知主义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为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所映写的客观的实在,我宣称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三个重大的认识论结论:㈠物是不依赖我们的意识,不依赖我们的感觉,在我们之外存在着,毫无疑问,亚里查林昨天曾存在于煤油中,同样无疑地,我们昨天还对这个存在一无所知,我们没有从亚里查林方面得到任何感觉。㈡在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决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异。区别仅是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之间的区别。所谓两者之间有着特殊的界线,所谓自在之物处于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的障壁来把我们自己与关于在某一部分尚未认识的然而存在于我们世界之外的问题分割开来(休谟),——所有这一切哲学的臆说都是空洞的废话、怪想、谬论、虚构。㈢在认识论上,正如在科学其它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即是,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既成不变的,而要分析从无知中怎样出现了知识,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怎样变成较完全和较确切的知识。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是: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像乃是物的映象,区别这些映象的真伪,乃是实践。对于唯物主义者,“事实上被给予的”是外间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间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事实上被给予的”的是感觉,而外间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对与不可知主义者,“直接被给予的”也是感觉,但是不可知主义者既没有进一步走向唯物主义承认外间世界的实在性,也没有进一步走向唯心主义承认世界是我们的感觉。

  ⑶马赫主义(“最新实证主义”)选段:物理学的对象是感觉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物或物体(我们的感觉只是物或物体的映像)之间的联系。1883年,在他的“力学”里,马赫重复着同一的思想:“感觉不是‘物的符号’。‘物’倒是具有相对安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的符号。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叫作感觉的东西)”。原则并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社林就是这样主张的,他愿意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不能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如果物体像马赫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像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结合”,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个结论: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像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自己以外,就不能有其它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主义。我们听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比这更进一步,——马赫向我们断言道,——把感觉认为是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结果,乃是形而上学、无用的和多余的假定等等,——这与贝克莱的观点完全一样。列宁的看法:马赫主义站在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就立即陷入谬误之中,因为,第一,不顾感觉只和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的物质的一定过程联系着,而把感觉认为是第一性的;第二,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由于除了既定的伟大的自我之外还有其它的有生物和一般其它的“复合”存在的这个假定,而被破坏了。“要素”这个字眼,许多天真的人们都把他认作(我们以后将看到)一种新奇东西、一种发现,事实上他只是用没有意义的术语把问题弄混乱罢了,只是引起一个好像解决了问题或推进了一步的虚妄印象罢了。这个印象是虚妄的,而事实上还应当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与由同一原子(或电子)构成的而同时具有鲜明表露的感觉能力的物质,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唯物主义鲜明的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这边推动着他的解决,推动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马赫主义,即混乱的唯心主义的亚种,用“要素”这个空洞的遁词来混乱问题,使他离开了正确的途径。阿万那留斯的观点:他在绪论中率直的说道:“只有感觉才被设想为存在的东西”。第一节的全文如下:“我们承认:存在的东西是附有感觉的实体;实体消失…”(你们看见吗,设想没有“实体”,没有外间世界存在着,是“更加经济些”,“更少费力些”!)“ …而感觉存留着;因此我们应当把存在的东西设想为不以任何感觉以外的东西为基础的感觉”。列宁批:这样,感觉可以没有“实体”而存在着,即是,思想可以没有头脑而存在着!难道真的有人拥护这种无头脑的哲学的哲学家吗?有呵!阿万那留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波格唐诺夫往后一点又说:“感觉…发生于意识之内,是外间感觉器官所传达的外间环境刺激的结果”。又说“感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生活和外间世界的直接联系”“在感觉过程的每一步上,发生外间刺激力之转化为意识事实”。毕尔生也表示他与马赫的一致。对于毕尔生,“实在的物”是“感性知觉”,他宣称凡是在感性知觉之外承认物的存在,都是形而上学。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世界要素的发现就在于:㈠一切存在的东西被宣称为感觉;㈡感觉叫做要素;㈢要素分为物理的和心理的:后者依存于人的神经和一般的人的有机体,前者并不依存;㈣物理的要素的联系和心理的要素的联系,被宣称不是独立存在着的,而只是一起存在着的;㈤只能暂时舍弃这个或那个联系;㈥新理论被宣传没有“片面性”的。——注意他们只是从感觉出发,用“要素”这个字眼混乱问题,并没有改正你们唯心主义的“片面性”。波格唐诺夫盲目地相信马赫,开始重复他的话:经验的“要素”对于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中立的。“如最新实证哲学所确定的,——波格唐诺夫在‘经验一元主义’第一卷里写道,——心理经验的要素是与一般经验的要素同一的,因为他们是与物理经验的要素同一的”。这里是波格唐诺夫一切哲学厄运的真正源泉,——他与所有马赫主义者的共同源泉。当人们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即物理的东西、外间世界、物质)与感觉是同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把它叫作唯心主义,因为这正是贝克莱主义。波格唐诺夫自己在他的“经验一元主义”第一卷里说:“只要经验数据是依存于既定神经系统的状态,他们就构成既定个人的心理世界;只要经验数据是超出这种依存之外,我们面前就有着物理世界。因此阿万那留斯称呼这两个经验领域为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列宁批:不幸得很,这个关于独立(即是,独立于人的感觉之外的)“系列”的学说,乃是偷运唯物主义,而这种偷运,从主张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感觉是与物理的“要素”“同一的”的哲学观点看来,乃是非法的、恣意的、折衷主义的。因为既然你没承认:光源和光波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颜色是依存于这些光波在视网膜上的作用,——那么你们事实上就站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彻底破坏了唯心主义一切“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及一切“感觉的复合”,最新实证主义所发现的要素,和与此类似的废话了。阿万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说,叙述在“人的世界概念”和“心理学对象的概念之考察”中。后一著作写得晚些,在这里阿万那留斯强调说:虽然写法的确稍有不同,但与“纯粹经验批判”和“人的世界概念”却并无差异,而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学说的本质,乃是“我们的自我”与环境的不可分离的同格〔即相互关联的联系〕”这一命题。“用哲学的说法,——阿万那留斯在这里说道,——可以说‘自我与非我’”。这个和那个,即我们的自我与环境,“总是被我们发现在一起的”。“既定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的任何完全的描述,不能包含一个‘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在内——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描述这一发现的东西(或既定的东西)的自我在内”。在这里自我叫作同格的中心项,环境叫作同格的反对项。列宁批:阿万那留斯妄图用这个学说来表示他承认所谓素朴实在主义的全部价值,即一切不去思索自己是否存在以及环境或外间世界是否存在的人们所坚持的普遍的、非哲学的、素朴的观点的价值。马赫在表示自己和阿万那留斯一致时也竭力表示自己是“素朴实在主义”的拥护者。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无例外地都相信马赫和阿万那留斯,以为这的确是拥护“素朴实在主义”,承认自我,承认环境——你还要什么呢?阿万那留斯给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主义的发展以一副最和谐与完整的图画。他的“嵌入说”本质如下:〔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是物理的物体,我们只能依据假说推论别人的体验,即别人的心理〕…这种假说,由于别人的经验是位置在他的肉体之内,而更复杂化了。对马赫主义“扯谎”的反驳:第一,恩格斯提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是不确实的。恩格斯驳斥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车尔诺夫混乱了恩格斯无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二,如果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么“倒转过来的”定理就是:不可认识的是自在之物。车尔诺夫以未被认识的代替不可认识的,这就混乱和歪曲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感性表像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正是马赫主义的基本荒谬、基本的胡涂与虚妄。巴柴罗夫同志的胡涂与荒唐(略)。波格唐诺夫说:“我们在自己经验中所遇见的物理物体的客观性,归根结底是根据各种人的说法互相检讨和协调来确定的。一般讲来,物理世界是社会协调与谐合的,一句话,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列宁批:“物理世界不依赖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着…”。这样,人的思维,按其本性来说,是能够给予并且也给予着我们以那为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在这绝对真理的总和中添加了新的几粒,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是相对的,他们是随着知识的往前发展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的。辩证法,——正如黑格尔已经阐明过的一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主义的因素,可是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问题并不是在物的不变的本质,也不是在不变的意识,而是在反映自然界的意识与被意识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对于唯物主义者,人的实践的“效果”证明着我们的表像与我们所感知的物的客观本性之符合。对于唯我主义者,“效果”是我在实践中所需的一切,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的。列宁的物质主义:物质是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在感觉中给予我们客观的实在。什么叫作下定义呢?这首先就是说,把特定的概念包含在另一个更广大的概念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天才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崭新的名词、炫学的术语、狡猾的“主义”,而简单直率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而在两者之间有各色各样的不可知主义。秩序、目的、规律不过是人用来把自然界的事情翻译成他的语言以便了解的一些字眼;这些字眼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划分哲学派别真正重要认识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到了何种精确的程度,或者这些记述是否能以精确的数学公式表现出来;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些认识联系的认识的源泉究竟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呢,还是我们的心的特性,它所固有的认识一定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呢?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的实在,空间与时间不是简单的现象形态,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的形态。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而运动着的物质除了在空间与时间在内就不能运动。关于空间与时间的人的表像是相对的,可是从这些相对的表像中构成着绝对的真理。关于空间与时间的人的表像的变化性并没有驳倒空间与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正如关于物质运动的构成和形态的科学知识的变化性并没有驳倒外间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却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了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托尔斯泰主义者)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又是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应。1905-1906的士兵起义…无产阶级占少数。…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这一点都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但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有名的条文,这一条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当时恩格斯有意的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使罢工运动的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种划分。“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从社会主义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我们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麻醉人民,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宗教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第三件事情,就是要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遗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

  革命的教训: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第二个教训就是:仅仅破坏或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必须把它消灭。第三个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各个阶级怎样行动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超过了俄国人民中其余一切阶级。无产阶级一定会把他们引向胜利。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离开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统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级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因此,认识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最新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反对压迫着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列维茨基先生的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个著名的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而且是十足叛变主义的公式。把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只承认改革,而否认革命。背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

  纪念赫尔芩:赫尔芩属于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1848年以后,赫尔芩的精神破产,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赫尔芩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在赫尔芩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芩与无政府主义这巴枯宁决裂了。赫尔芩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亲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赫尔芩在外国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亲从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尽管赫尔芩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民主主义毕竟在他身上还是占了上风。赫尔芩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赫尔芩不能在四十年代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芩。赫尔芩展开了革命鼓动…是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芩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的受土地束缚使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整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仅仅只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的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们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马克思指出: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两种乌托邦: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一种愿望,是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的一种愿望。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方法,不得罪任何人,不撤销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职务,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和劳动派的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合理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灭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劳动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统治下,在金钱权力下,在商品生产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均等的”土地分配制度。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幻想是软弱者的命运。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站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中间的小业主的一种不用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劳动奴隶制的幻想。自由派的乌托邦腐朽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朽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伴侣和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应记住恩格斯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民粹拍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自由派的乌托邦是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品。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布尔什维主义!

  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1971年6月…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1876年…《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九年…“工人党”…1884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二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诗集》…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骨灰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释。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批注:第四个时期:1913年-1917年11月7日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五个时期:1917年-1943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时期;第六个时期:1943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第七个时期:1991至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与资本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全面复辟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马克思的学说绝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懦弱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制度方面,只是间或动摇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完全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马克思学说的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义腐化最深的英国工人也动作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发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辩证法…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人类社会…马克思的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生长出的资本主义。人的认识反应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造成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胜利的前阶。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的推行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释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亚洲的觉醒: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革命前夕的通常现象出现了:社团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尚存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已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短评):我的论点是清楚的:全民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机构。应当承认我曾指出过把国家政权机构归入全民族的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基本特征”。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是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自由主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机构不属于政治范围…自由主义的歪曲。。事实在于:您(指阿▪叶尔曼斯基先生)成为取消派分子之后,已经不会用革命的观点来评价社会事件了。

  几个争论问题(公开党和马克思主义者)

  一、1908年的决议:然而,引起斗争的取消主义问题,是目前工人运动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首先就是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议。这个决议斥责了取消主义,说明了取消主义的实质。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经验>为代价”。

  二、1910年的决议:三年半以前党一致地承认取消主义是一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倾向,是一个必须与之斗争的倾向,是一个表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倾向。取消主义也就是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背弃和叛变的思想传布到无产阶级中间来。取消主义不仅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意识。

  三、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决议的态度只有细心研究、思索并独立解决自己党的问题和命运的人,才配称党员和工人党的建设者。很显然,党若不竭力去同破坏党的一切势力作斗争,它便不能存在。

  四、取消主义的阶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再提地下组织而是为公开党而斗争了。小资产者,民粹派,也模仿着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了“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取消派就是资产阶级所派遣的把自由主义腐化思想带到工人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民主运动的叛徒。

  五、“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

  这个口号仍是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奴隶般的重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个口号正确的表达了它的背弃革命或它的反革命性。公开党却是知识分子用以掩盖背弃党的一个词句。《光线报》是搬出非党工人或党外工人来反对党。《光线报》不懂得党与阶级的关系。取消派分子兼崩得分子的科索夫斯基,在《光线报》上拿奥地利人做例来教训我们。他们一定要用“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精神来帮助解决我们的危机…斯托雷平工党的工作。

  六:《光线报》抄袭当时企图把工人引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观点。《光线报》不接受自由派所不接受的东西。一般来说,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用改良主义来欺骗人民…自由派改良主义。《光线报》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使其适合于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狭小尺度,从而把资产阶级的思想灌到工人中间去。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正是先进工人为了影响人民群众,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而同自由派资产者们进行斗争的表现。

  给阿▪马▪高尔基: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的心爱的自我直观…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由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性工人杂志”——《斗争》杂志提出来的问题谈一下。

  一、论“派别性”

  派别活动是社会民主党在某一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现在的情况是,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1912年1月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不再属于党了。“派别活动”这一名词同真实情况不符。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一诞生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一斗争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在利益和观点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凡是注意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取消派甚至按其领袖和参加者的成员来说,都是同“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和“经济主义”(1894-1903年)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混乱状态”,就是⑴没有经得起核对的客观材料,来说明这些派别同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⑵没有材料能判明这些派别真正的思想面貌和政治面貌。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这里具备了派别活动的两个重要特征:⑴名义上承认统一,⑵事实上各派各自为政。小结:⑴托洛茨基不说明、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派别之间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社会民主党二十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分歧,而且牵扯到当代所有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⑵托洛茨基不了解,派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名义上承认统一,事实上四分五裂;⑶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帜,在维护一个最没有原则、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最没有基础的国外派别组织。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

  二、论分裂

  …可是我托洛茨基却要严斥真理派,因为第一、他们是分裂派,第二、他们是自杀的政治家。分裂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罪名。许许多多在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的先进工人,往往自行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哪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哪里就有党性和党。试问,多数“先进工人”行动和意志的统一表现在哪里,违背多数工人意志的行为又表现在哪里?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活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

  三、论八月联盟的瓦解

  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正式退出了这个联盟,并在他们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1914年)的决议中声明:“调和派的无论如何要同取消派(1912年的八月代表大会)联合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联合派自己也堕落成取消派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附庸品了。”

  四、一个调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

  所谓取消派,就是脱离党、推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合法派。在党员看来,达成协议就是要吸引其他人来实行党的路线。

  五、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观点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翼,开始是“经济主义”(1895-1903年),接着是“孟什维主义”(1903-1908年)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托洛茨基重复取消派对党的污蔑,害怕提起党内各种思潮斗争二十年来的斗争历史。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1908年就确定和规定了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

  论民族自决权

  机会主义者…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

  1.什么是民族自决?

  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楚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条件<即不同于中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等条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最容易实现其任务<即能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就是他认为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所谓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始终是内部结构不合常态或不够发展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合常态,是指不适合于那些最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言的。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证明考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待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

  她反对我们的论据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和捷克人恰恰不是趋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趋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在民族问题上,俄罗斯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一个民族即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区域,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它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正是在邻近的亚洲各国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并且部分蔓延到居住在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中去了。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的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他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国家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注: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权问题的实际态度)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注:无产阶级针对民族问题的实际任务)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要用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观点,来估计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注:分析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大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不断的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特权,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的任务;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5.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的“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论据,就是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论报》的那些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来三个问题:⑴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了解为政治自决,即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⑵他们是不是否认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包含这种意思呢?⑶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民族自决问题时,就把民族自决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而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责备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责备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6.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瑞典人举行了全面投票,全民公决,以绝大多数的票数(约二十万票与几百票之比)赞成完全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公认的紧密联合,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同波兰的社会革命党相类似。因为国际社会党人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写道:“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认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进行的)中曾经发表过,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当时争论的是波兰独立问题。发表的观点有三种: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由卡·考茨基阐发得最详尽的观点;他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但是考茨基说,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国际的决议也就重申了这种观点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在国际范围内统一他们的阶级斗争。

  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心诚意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疆界。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正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

  8. 空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他在同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Repeal〈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爱尔兰同英国的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67年12月17日的信)。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只有一步之差(il n'y a qu'un pas)……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么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

  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制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注: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既不能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拥护任何联邦制,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民族成分复杂和地理等条件各异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献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献中仍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马尔丁诺夫认为,不能对‘自决’一词作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指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区域自治。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戈尔德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话;这种离间行为是符合《钟声》杂志这个文人集团的全部政策路线的,他们就是在鼓吹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组成单独的民族组织!一批民族主义的市侩力图分裂无产阶级,——《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就是如此——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散布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和他们的身分完全相称的。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正式提出民族问题。至于罗莎·卢森堡,当然不能把她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之流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

  10.结束语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无论是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无论是自决权只能理解为分离权也好,无论是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严格地说都不可能有什么争议。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并肩奋斗,而且应当并肩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抵抗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要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作非常激烈的斗争,致使一些人看不清远景,忘记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有时就在于人民群众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情理,但在实际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等于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等于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实质上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思想和政策。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主义自由派。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

  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反驳什么,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清楚的。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强占别国领土,征服其他国家;打垮竞争的国家并掠夺其财富;转移劳动群众对俄、德、英等国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分裂工人,用民族主义愚弄工人,消灭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当前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作用和意义。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露这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替战争辩护而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花言巧语。

  我们不得不以极其难过的心情指出,欧洲最主要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党,没有执行自己的这项任务,而这些党的领袖们的行为,特别是德国党的领袖们的行为,已经近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背叛了。在这一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关头,当今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1889—1914年)的大多数领袖力图以民族主义来偷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一致起来。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当代欧洲最有影响的社会党领袖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党报刊所持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但是也不能说法国的社会党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席位,而这个资产阶级正是当年出卖自己的祖国、同俾斯麦勾结起来镇压公社的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责成各国社会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反对沙文主义,责成社会党人要以加紧宣传国内战争和社会革命来回答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挑起的任何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的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于近几年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这一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作为机会主义天然的“补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同样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敌对的),其特征是同样恬不知耻、自鸣得意地重复沙文主义口号。

  由于俄国最落后,由于它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的民主改革所要求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其中一切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决权)、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战争负担愈沉重,无产阶级在当今的“爱国主义的”野蛮行为(它是在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技术成就的条件下发生的)带来的灾祸过去以后重建欧洲时应当起的作用愈积极,这一口号就愈是显得迫切。资产阶级正利用战时法律来封住无产阶级的嘴,这就向无产阶级提出一项任务——必须创立秘密的鼓动形式和组织形式。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摘录)

  马克思的学说: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似乎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阶级斗争: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段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剩余价值:资本的一般公式是G-W-G,为卖(加上利润)而买。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值额叫做剩余价值。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两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另一方面他们脱离土地和脱离任何生产资料,这是无产业的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工人“无产者”。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三个阶段:⑴简单协作⑵分工和工场手工业⑶机器和大工业。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变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求,而是投入新的生产。资本积累加速对工人的排挤,(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人口过剩”←周期性。马克思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类,即⑴生产资料生产⑵消费品的生产。利润是剩余价值和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利润平均化…竞争完全自由,是资本能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资本自由流动。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劳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变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其交给地主),然后转变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变成货币,在旧俄称为“代役租”),最后转变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是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土地私有制,即小生产的通常形式,不断衰落、消灭以致灭亡。小土地私有制实际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不可避免地处处使小土地私有者陷于贫困。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便不能用来改善土地的经营。生产资料无限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私有制的规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会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的联合,只是由于它破坏着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工人没有祖国。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亡,从而也导致国家消亡。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共产党宣言》。

  辩证法的要素(摘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19世纪彻底的民主派的最伟大的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进行辩护和粉饰(例如,把扼杀波兰和乌克兰等等叫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他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唾弃的下贱奴才了。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除沙皇制度以外,已经有另一种历史力量在它的卵翼下诞生和壮大起来,这就是大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它起着进步的作用,把一些广大的地区在经济上集中化,连为一体。但是,这种反驳并不能为我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解,反而会更有力地证明他们的过错,——这些人只配称作沙皇和普利什凯维奇的社会主义者(就象马克思称拉萨尔派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那样。

  第二国际的破产

  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

  一

  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1914—1915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二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3)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事实和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三

  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

  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1905年8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

  六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

  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七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

  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机关的意见,背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一个新党的匿名的新的中央机关的名义进行的。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

  想以个别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的更迭问题,无论如何是荒谬的。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责骂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仍然是忠诚的社会党人。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九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总结。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旧领导层大概有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力下,处于四分五裂和束手无策的境地。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分裂,是由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组织(而不象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已存在了大约20年(1894—1914年),在这整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别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一直在进行着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主义”,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派别。它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论据和特征——“司徒卢威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用“群众”作借口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现在考茨基、库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等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往后一个时期(1908—1914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主义,当时这个思潮的阶级作用变得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集团的政策。而就是这个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不断进行活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社会主义与战争

  初版(国外版)序言

  目前俄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显著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出版一本小册子,总结一下社会民主党对这场战争的策略。

  第二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5年夏天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前夕写成的。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为止,从1789年起到1781年为止,战争的类型之一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

  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区别

  社会党人就这种时代的战争所说的“防御性”战争的合理性,一向就是指这些目标,即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目前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

  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比利时的例子

  谁宣传要利用各国政府目前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在维护真正是一切民族的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俄国在为什么而战?

  因此,从俄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就具有特别反动和反民族解放的性质。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

  巴塞尔宣言

  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1889—1914年)国际的破产。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19世纪末的客观条件特别加强了机会主义的力量,使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成了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原来的领袖几乎全部倒向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就是分裂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将来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充分地起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特使的作用。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以“民族”观念掩饰其掠夺目的而编造出的无耻谎言,这一切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绪,加深和发展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巴塞尔宣言直接举了巴黎公社即变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个世纪以前,无产阶级力量还太弱,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所有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部分巴黎工人迷恋于“民族观念”(1792年的传统),这是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公社失败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能够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在今天,如果一个社会党人甘心拒绝以巴黎公社战士的精神去从事活动,那是不可宽恕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摒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

  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些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主张自己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人和主张“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

  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用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他们应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这些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来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

  社会党人不同一切民族压迫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维护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是政治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大国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维护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维护这种权利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资产阶级和战争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不断返回,农村中的情绪无疑会变得不利于沙皇君主政府。同农民有联系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没有能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牵涉工人中最愚昧无知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过分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我国的总的形势不容许“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对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的影响却很小。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战争爆发时,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局限于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它要是投赞成票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甚至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过异议。

  贯彻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采取了与此不同的做法。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宣传。

  一些人利用议会舞台是要讨好自己的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履行自己作为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职责。

  第三章 恢复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沃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派别,产生于1883年。那时,“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第一次针对俄国的情况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一个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的思想派别。90年代初期社会运动的高涨、工人的风潮和罢工运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为“经济派”和“火星派”。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年)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的政治实质可归结为如下这样一个纲领:“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主义所“承认”的是完全抹掉了任何革命性而合乎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借口俄国工人群众落后,希望“和群众一道前进”,而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范围局限为进行经济斗争和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独立的政治任务和任何革命任务。

  旧《火星报》(1900—1903年)为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都站到了《火星报》方面。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前的几年内提出了一项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纲领。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纲领是正确的。“经济派”迁就群众的落后性。《火星报》则培养了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社会沙文主义者目前所持的论据(必须考虑群众,帝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者的“幻想”,等等),全部都是经济派曾经提出过的。早在2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见到过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司徒卢威主义”这种事情了。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新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是过去的斗争的直接继续。“经济主义”变成了“孟什维主义”。捍卫旧《火星报》的革命策略的斗争则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在急风暴雨般的1905—1907年,孟什维主义是受自由派资产者支持的、在工人运动中传播自由派资产阶级倾向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任务是: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而工人群众,如孟什维克自己也屡次承认的那样,在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行动中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

  1905年革命考验、加强、深化和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各阶级和各党派的公开行动,不止一次地暴露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自由派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年)

  反革命时期以完全新的形式又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孟什维主义中的主流派不顾它的许多优秀分子的反对,掀起一股取消主义思潮,即放弃争取在俄国实行另一次革命的斗争,放弃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轻蔑地嘲笑“地下组织”,嘲笑共和国的口号等等。《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合法著作家集团(波特列索夫先生、切列万宁先生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核心,这个核心得到了想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百般支持、吹捧和宠爱。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把这个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并且不顾许多国外的大小集团的疯狂反对,恢复了党。

  “真理派”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传统,支持开始高涨的工人运动(特别在1912年春季以后),把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报刊和鼓动结合起来,从而把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取消派——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通过《我们的曙光》集团进行活动——则依靠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支持。

  工人团体对两党报纸的公开捐款,是适合俄国当时条件的(同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实行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核查的)交纳社会民主党党费的形式,它清楚地证明了“真理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无产阶级,而取消派(以及他们的“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是资产阶级自由派。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年)

  1914—1915年的欧洲大战,使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检验自己的策略。

  这就完全证明,我们对取消主义的评价和把取消派的主要集团开除出党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取消派的现实纲领和他们的方针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机会主义,而且在于他们维护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大国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这是执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方针。这是一部分激进派小资产者、极少数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取消派,无论某些国外集团(普列汉诺夫的、阿列克辛斯基的、托洛茨基的,等等),或所谓“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承认我们的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

  同我们党进行斗争的各社会民主派别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在1912年3月它们曾经一致“联合起来”咒骂我们。然而到1912年8月,当反对我们的所谓“八月联盟”[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派别脱离了它们。它们无法建立起一个党和中央委员会。它们只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恢复统一”。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委员会不过是俄国取消派集团的一个不中用的掩蔽物。在1912—191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罢工异常高涨的整个时期内,整个“八月联盟”中只有《我们的曙光》集团是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唯一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和自由派的联系。

  短短几句话将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表达得淋漓尽致: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我们党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前产生,并在这次革命和尔后的反革命时期壮大起来的。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非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使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消派的联盟得到了巩固;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党在今后也必须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23日〕)

  资本已经变成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大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根据别的基础、别的原则进行瓜分。一个亿万富翁只能“按资本”所占比例同别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多一点,要让最大的资本得到比它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小市民和庸人的痴想。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定,也是可能的……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仅仅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不让他们被日本和美国夺走,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当前这种瓜分殖民地的状况感到极端委屈,而它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实力增强之快,远非落后的、君主制的、已经开始老朽的欧洲所能比拟。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把反动势力组织起来去阻碍美国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第一,因为它是和社会主义交融在一起的;第二,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会使人曲解这样的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谈谈辩证法问题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二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维格勒译,第二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一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都把认识看做一串圆圈。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膨化为脱离了自然和物质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因此,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的建立和物价高涨;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发展,战争频繁,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不断加剧和扩大。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因而,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能在目前和在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用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它们将做到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在自由结盟的基础上——没有分离自由,自由结盟就是一句谎话——建立同它们的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那只是在取得最终胜利和彻底得到巩固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候的事。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同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对民族自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所有各点,早在 17世纪和 18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在空想地提出这一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激化,相信 “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维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主张,就是这样的空想。同这种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否则在资产阶级的种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达成反动的协议(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对垒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巴尔干小国政策等等)。

  5.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封建制斗争的历史表现。在这些要求中,每一项要求在某种情况下都能成为或者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单独挑出来,同其余的要求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争取一切民主要求 (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立。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把国家分为三大类: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 “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和19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是一样的。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 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任务。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把 “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他们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是进步的而赞成兼并,否认自决权,说它是空想的、虚幻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

  另一类是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音,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且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维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伪善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 “非分的”(“zu viel verlangt”,这是考茨基在 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杂志上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命的策略,反而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帮助他们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疆界问题,他们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说明的策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迫切性。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将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5年、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当务之急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 1914—1916年这样的胜利。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应当根据上述各条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口头上的,因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伪善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美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如不维护受“他们的”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的分离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6)必须使争取实现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口号欺骗人民,结果却走到了错误地否定自决的地步)的观点搬到第二国际中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意味着不由自主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1916年1—6月)

  序言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一

  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二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三

  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在1912年所估计的正是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现在仍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彻底揭露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可耻破产和叛变行为。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有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及其一伙,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神父。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五

  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它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把价格从40马克压到22马克,差不多压低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方面,储金局和邮政机构开始同银行竞争,它们是更加“分权”的,也就是说,它们把更多的地区、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还表现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

  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混合物的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是在向哪里“过渡”呢?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是不敢提出的。

  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

  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么,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帐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帐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同时,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人事结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

  可见,所谓大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正在通过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径十分迅速地创立和发展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金融大王之间的某种分工正在有步骤地形成。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耶德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案:“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集权又分权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大概不会早于19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1897年,当时许多企业实行了大‘合并’,从而根据银行的工业政策第一次采用了分权组织的新形式。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1900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同工业的关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这种关系。”

  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四 资本输出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临近20世纪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亚洲等地就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法国的情况不同。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100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又是另一种情况,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之间分布得最平均。

  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

  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词的转义而言的。但是,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的瓜分。

  五 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

  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技术成就,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现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是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只要阶级存在,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瓜分世界),而强调这个斗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这是符合比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六 大国瓜分世界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这个时期,而且在19世纪最后20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20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象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塞西尔·罗得斯的思想,他写道,现代殖民政策除经济原因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间阶级,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定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国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试作一个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归纳一下。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开始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所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先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我们看到,考茨基笼统地搬出英国人来,是绝对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要搬的话,也只能是搬出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的公开辩护士)。我们看到,考茨基标榜自己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历史的具体的”(考茨是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的具体性的嘲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互相竞争;(2)金融家比商人占优势。如果主要是工业国兼并农业国的问题,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瓜分世界领土(这种瓜分恰巧是在金融资本时代完成的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弃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我们要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纯粹经济的观点指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说到底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个论点: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个意义上,超帝国主义“论”就如同什么“超农业论”一样是荒唐的。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20世纪初这个历史的具体时代,那么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它完全是为了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助长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还是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对英布战争的印象很鲜明的情况下,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供应等业务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资本家是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挥者;但是同一动机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也起作用。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这种联系。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地方稍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大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大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注:波特列索夫之流、契恒凯里之流、马斯洛夫之流等等先生们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生长起来的。]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德国现在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替帝国主义辩护,通常都是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良”计划,诸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肆无忌惮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的言论却比较少见,这些人倒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谬的。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

  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定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所有大国为了“安定”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着后天“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考茨基掩盖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会美化帝国主义,这在他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中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20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么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同样表明了垄断由生产集中产生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可能,它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偶然性。

  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主要缺点,以及它比合法的(虽然出版以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国际》杂志直接倒退了一步的地方,就是对社会沙文主义(作者既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使用社会爱国主义这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只字未提。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

  至于说1914—1916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代表向前发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而且国际金融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也不能宣布说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不仅很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即世界人口一半以上。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已经很强大,或者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现在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起(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它也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

  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同保卫祖国问题有关。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尼乌斯使我们更加似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唯一正确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并竭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尤尼乌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民族战争;可是另一方面,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错误,企图牵强附会地把民族纲领同目前这场非民族的战争扯在一起!这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无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所以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就不够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而不是一个国家)避免入侵的危险。要是在1914—1916年间存在“大德意志共和国”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但他似乎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向后转了,陷入了在1914、1915、1916年间进行“民族战争”的幻想。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应当以革命阶级的名义“宣布”这一点,大胆地彻底地指出它的纲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是不可能的。应当周密考虑出系统的、彻底的、实际的、不论革命危机以何种速度发展都是绝对可行的、适合于日益成熟的革命的行动。我们党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这些行动:(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欢;(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所有这些步骤的顺利实现,必然会导致国内战争。

  但是,第一,尤尼乌斯没有完全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环境”,那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注:尤尼乌斯谈到“胜利还是失败”这个问题时的议论,也有同样的错误。他的结论是:二者都不好(破产、军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如果说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虽然,无论尤尼乌斯或“国际”派的提纲都谈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须从别的观点提出问题:(1)不冒失败的危险,能不能进行“革命干预”?(2)不冒同样的危险,能不能打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不是向来都说,而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不是也表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业吗?]这种害怕心理是错误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种心理。

  第二,看来,尤尼乌斯想实现一种同孟什维克的臭名昭著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想从革命纲领“最方便的”、“通俗的”、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那一头做起。这好象是打算“蒙哄历史”,蒙哄那些庸人。据说,谁也不会反对保卫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兵、常设国会等等。据说,这样的纲领一旦被采纳,它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

  7.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

  如果想忠于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具体地分析这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向我们说明什么呢?它只说明:(1)欧洲几个大民族和最大民族的解放利益高于各个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2)民主要求应当从全欧洲(现在应当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从1848—1871年到1898—1916年(这里举出的是帝国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里程碑,即从美西帝国主义战争到欧洲帝国主义大战),具体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沙皇政府显然无疑地已不再是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了,第一,因为它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特别是法国金融资本的支持;第二,因为发生过1905年革命。当时,大民族国家体系——欧洲各民主国家——与沙皇政府相反,给世界带来的是民主和社会主义。[注:梁赞诺夫在格律恩贝格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汇》(1916年第1卷)上发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恩格斯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承认欧洲各大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决”(right to dispose of itself),同时又指出,“民族原则”(特别是波拿巴加以利用的)即把任何一个小民族和这些大民族等量齐观,是荒谬的。恩格斯说,“俄国是大量赃物〈即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编者注)波拿巴政府和沙皇政府都利用小民族运动来反对欧洲民主运动,使自己得到好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现在已经形成了少数(五六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压迫其他民族,而这种压迫是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之一,是人为地支持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民族中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之一。当时谋求各大民族解放的西欧民主派,是反对沙皇政府利用某些小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的。现在沙皇帝国主义同欧洲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共同压迫许多民族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已分裂为沙文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部分和革命部分。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学理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革命,忽视波兰的国际作用,鄙弃民族运动。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也完全是学理主义的,他们破坏反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阵线,由于自己在兼并问题上的动摇而(在客观上)帮助社会帝国主义者。因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阵线在各小民族的具体立场方面恰恰已经改变了:那时(1848—1871年间)小民族的作用是既可能成为“西欧民主派”和革命民族的同盟者,又可能成为沙皇政府的同盟者;而现在(1898—1914年间)小民族已失去了这样的作用;它们今天的作用是“大国民族”寄生性的一个滋生地,因而也是这些民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滋生地。现在重要的,不是1/50或1/100的小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能不能获得解放,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分成两个国际阵营,其中之一已被大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饭(其中也包括从对小民族的双重或三重剥削中得来的东西)所腐蚀,而另一阵营如果不解放小民族,不用反沙文主义,即反兼并主义,即“自决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就不能获得解放。

  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亲密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

  在压迫国家里,对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

  要作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上有人恰恰表现出兼并主义者的漠视态度。祸根就在这里。

  9.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经济”因素自己会直接排除一切困难。经济变革会使一切民族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同时也可能发生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战争。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绝对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肯定的”,他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一切“异族”,也就是说,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这个原则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就会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

  无产阶级决不会仅仅因为它完成了社会革命就变成圣人,保险不犯错误和没有弱点。可是,可能犯的各种错误(以及自私自利——企图骑在别人头上),必然会使它认识这个真理。

  民族的恶感不会很快消失;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憎恨(也是完全正当的)暂时还会存在;只有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它才会消散。我们如果想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就应当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但是在压迫民族中不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就不能进行这种教育。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

  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

  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

  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8月9日〔22日〕以前)

  机会主义(以社会沙文主义形式出现的)对欧洲工人运动取得的异常可鄙的胜利,是否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呢?

  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有可能而且应当来分析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上已经充分证明了如下两点:第一,我们这个时代和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二,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及其相同的思想政治内容。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表现为五种主要形式:(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3—5家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各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同银行资本融合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超过100个,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在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从政治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这首先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起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活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第四,“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行贿受贿之风猖獗,各种各样的巴拿马案件[51]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极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罗马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在的社会靠现代无产者过活。西斯蒙第这个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曾特别加以强调。帝国主义稍微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过活。

  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现象”),其含义也是一样。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迟早——早50年或迟50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而且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在无产阶级中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你们现在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向机会主义者献媚讨好,而这些人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就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得力代理人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必定到来,正在实现而且必定实现,但是这一胜利完全是反对你们的,它将是击败你们而取得的胜利。

  当代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党派,在1914—1916年间显然已经在全世界分道扬镳。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党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

  考茨基在这里也企图“把水搅浑”,用同机会主义者调和的甜言蜜语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这种论据的虚伪性何在呢?

  第一,就在于避而不谈英国的殖民地垄断。

  第二,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在19世纪末叶就被破坏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破坏得怎样呢?是不是一切垄断都消失了呢?

  如果情况是这样,考茨基的调和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理论”倒会有些根据了。但问题就在于情况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家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力雄厚的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厉害了。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加以掩盖,而不是加以揭露。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自己的”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10亿之多。至于这点小恩小惠怎样分配给工人部长、“工人议员”(请回想一下恩格斯对这个概念的精辟分析)、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1848—1868年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英国享有垄断;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当时任何其他国家既没有最丰富的殖民地,也没有工业垄断。

  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是向帝国主义新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赃物而进行疯狂斗争,这种党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着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当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必将在这两种趋势的斗争中逐渐展开。因为前一种趋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经济上“有根据的”。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已经产生、养育和保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

  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施,如报刊、议会、各种社团和代表大会等等,就替那些恭顺驯良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职工们,创造了一种同他们获得的经济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在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在议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堂堂正正的”合法报纸编辑部或同样堂堂正正的“唯资产阶级之命是听的”工会理事会中安排有油水的和稳当的职位,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诱惑和嘉奖“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代表人物及其拥护者的手段。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选举;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在印刷发达和议会制盛行的时代,要让群众跟自己走,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系统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办种种好事,——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作劳合-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转播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这种影响。

  考茨基派惯用的诡辩之一,就是以“群众”为借口。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脱离群众和群众组织!可是请想一想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吧。英国工联这些“群众组织”在19世纪曾经拥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就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而是揭露它。他们没有忘记:(1)工联组织直接包括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少数。无论当时在英国或现在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参加组织的人数不超过15。决不能认真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2)——这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组织的人数,而在于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的客观实际意义:这个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即为群众从资本主义下得到解放服务呢,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代表少数人同资本主义调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19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德国等等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把“最低层的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哪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跟着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走。这只有斗争才能说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下到和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背叛和出卖群众的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从而教育群众认清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利益,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休战交替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切丑恶行径而不把它们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6年12月19日〔1917年1月1日〕)

  第一篇(或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有迹象表明,这种转变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那就是: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向帝国主义和平。

  有没有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呢?

  对这个问题很难给以肯定的回答。据我们看来,有两个可能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是德国同俄国单独媾和,尽管不通过缔结书面的正式条约那种通常的形式。第二个是不单独媾和;英国及其盟国实际上还能支持一年、两年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停下来,而且不可能指望在它的进程中发生重大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战争就可能遥遥无期地拖延下去。

  客观的形势就是这样。目前帝国主义分赃之争的局面就是这样。这种局面首先在德国集团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其次在各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引起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愿望、言论和行动,这是非常自然的。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得不竭力愚弄人民,用关于民主的和约、关于弱小民族的自由、关于裁减军备等空话,用这些虚伪透顶的空话来掩盖帝国主义和约的丑恶面目即瓜分赃物,这也是很自然的。

  第二篇(或第二章)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理论家,是德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是在帝国国会中组织了特别党团“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哈阿兹和累德堡等人)的反对派的代表。

  谁要是不想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不帮助资产阶级把这种战争冒称为民族战争即解放各民族的战争,不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谁就不应当象考茨基和屠拉梯那样讲话,而应当象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讲话,即应当向自己的资产阶级指明:它讲什么民族解放,那是欺人之谈;如果无产阶级不“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这场战争之后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

  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那么他的立场就应当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真正为民主的和平而奋斗的,不是那些重复一般的、空洞的、不负责任的、善良的和平主义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既揭穿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又揭穿这场战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是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反对各国罪恶的政府的人。

  第三篇(或第三章)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动家的和平主义

  在资产阶级政府未被推翻,资产阶级未被剥夺以前,所谓“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和空谈在现代社会中全体公民,即小农和富农,工人和资本家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一样,是对人民的欺骗。如果不谈这一点,只谈“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那岂不是可笑吗?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向是处处玩弄关于一般的“各民族的联盟”和“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的“一般”词句。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当某些民族(如英吉利和法兰西)在向国外投资,即把亿万法郎的资本贷给落后的弱小民族以取得高额利息,而落后的弱小民族在遭受它们的奴役的时候,高谈“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这是可恶的弥天大谎。

  由此可见,在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同和平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同一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的联合,不仅在工会总联合会而且在社会党内部都已经成了事实。

  第四篇(或第四章)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德

  与这种滑稽把戏和谎言针锋相对,号召书指出:能够实现和平等等的“唯一力量”,就是国际无产阶级“把斗争的武器对准本国的敌人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兄弟”的“坚强意志”。

  一方面,屠拉梯明确地而且非常公正地说,德国和威尔逊等等的建议只是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的“转述”;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声明和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投票表明,这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十分珍视用和平主义来掩盖他们的政策的好处。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号召书把各交战国和中立国政府的和平主义叫作滑稽把戏和伪善。

  一方面,茹奥跟梅尔黑姆、布尔德朗和龙格联合,拉芬-杜然跟列诺得尔、桑巴和托马联合,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休特古姆、大卫和谢德曼宣布即将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恢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号召书呼吁“社会党的少数派”同“自己的政府”“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仆从(Soldlinge)”作坚决的斗争。

  二者必居其一。

  是揭穿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空洞性、荒谬性和虚伪性呢,还是把它“转述”为“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是同茹奥和列诺得尔之流,列金和大卫之流这些政府的“仆从”作斗争呢,还是在法国式或德国式的空洞的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的基础上同他们联合?

  这就是目前区别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分水岭,前者始终极力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后者早在齐美尔瓦尔德就不无根据地考虑过要公开同右派划清界限,要在代表会议上和会后在刊物上发表单独的纲领。和平的迫近或者哪怕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和平问题的加紧讨论,都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使得这两种政策特别明显地分道扬镳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中摹仿他们的人或他们的应声虫,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和平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就是说,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始终不能理解“战争是和平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政治的继续”这一思想。1914—1917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1898—1914年间(如果不说更早时期的话)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这一点,无论资产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看到。现在,如果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被革命所推翻,和平就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的帝国主义和平,这一点,无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社会党的和平主义者都看不到。

  “原则上的调和者”则将试图这样来伪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改良并不排斥革命,说对国界、国际法或军费预算作某些“改善”的帝国主义和平,可以同革命运动并存而作为“扩展”这个运动的“一个因素”,等等,等等。

  这是伪造马克思主义。当然,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革命者不要在改良主义者面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社会党人不要用改良主义的工作来代替自己的革命工作。欧洲正处在革命形势中。战争和物价飞涨正在加剧这种革命形势。由战争转到和平,还决不等于消除了战争,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目前手中握着优良武器的千百万工人,一定会无条件地让资产阶级“和平地解除武装”,而不去执行卡·李卜克内西的忠告,即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资产阶级。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拒绝改良。这是对问题的资产阶级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改良就是它的副产品(这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只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仅此而已。

  目前以和平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考茨基、屠拉梯和布尔德朗的改良主义,不仅把关于革命的问题抛在一边(这就已经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不仅实际上拒绝进行任何系统的、顽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居然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上说过这样的话),还居然拥护同革命斗争的公开死敌休特古姆、列金、列诺得尔之流以及托马等人实行统一。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宣传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即使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决不拒绝、决不放弃利用改良来发展这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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