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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竹: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习惯性认识误区

2018-11-22 17:02:3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萧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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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的轨迹好似螺旋曲线,谬误的轨迹好似曲线上的切点直线。曲线与直线,真理与谬误,都是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所以,谬误总是伴随真理而行,这就需要进行真理对谬误的有效斗争,但永远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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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伴随辩证唯物主义的习惯性形而上学认识误区——片面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这一原理并没有错,错的是对之的习惯性形而上学认识误区——认为:物质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不包含任何决定作用。

  其实,马恩列毛真理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地包含了如下的内涵:在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中,也包含着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

  笔者认为,可以对这一精髓作如下的简括:“物质基础性决定意识;主导性意识则统帅性决定物质。”若不是这样来辩证理解,而是走极端化的认识路线,那就必然会陷入或者机械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认识误区。

  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误区,则相应地引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误区。

  (二)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习惯性形而上学认识误区——片面强调生产力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这一原理也没有错,错的是对之的习惯性形而上学认识误区——认为:生产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从而认为:经济建设是全局工作的纲领和统帅);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包含任何决定作用。

  其实,马恩列毛真理体系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本质地包含了如下的内涵:在上层建筑等因素的反作用中,也包含着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

  笔者认为,可以对这一精髓作如下的简括:生产力经济因素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即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第一性的、盲目必然性的、被动性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因素(尤其是其中的思想政治路线),则发挥着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即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第二性的、主导性的、自觉能动性的决定作用)。【还可以简括为:经济基础性决定政治;主导性政治则统帅性决定经济】。之所以这样概括,是有充分经典根据的。

  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就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曲解成“经济唯物主义”(又称“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从而陷入了机械唯物史观的认识误区。而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歪曲成“经济决定论”进行攻击,实质上否定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经济因素是最终决定性的因素的原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伯恩施坦,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等都是经济唯物主义的鼓吹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经济唯物主义作了彻底揭露批判。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写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对经济唯物主义作了深刻批判,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史观。

  恩格斯指出:

  “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同上书,第477页。)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上书,第483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同上书,第479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378页。)

  毛泽东也创造性地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史观,例如在《矛盾论》中就有论述:“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然而,若片面地解读唯物史观,就会陷入机械唯物史观(“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主观主义的二元论认识误区。

  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囿于社会主义幼年时期的强大历史局限(关键的是官僚主义及其对二元论历史观的天然亲和力),使得二元论历史观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长期统治主流意识。

  第一,两种历史观决定两种路线观

  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唯物主义认识误区出发,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都自觉不自觉地、主观主义地认为:经济建设是全局工作的纲领和统帅。只要以经济建设为纲,大力发展生产力,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会发展巩固起来。

  而辩证唯物史观理念则认为:生产力经济因素只是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因素,上层建筑因素(尤其是其中的思想政治路线)则是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和灵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或正向的或反向的)必然统帅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基本路线,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建设为纲。政治建设纲举,经济建设目张,

  这里的关键在于,生产力只是基础性的、最终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不是统帅性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只是基础而不是统帅(政治是统帅而不是基础)。所以,以经济建设为纲,无疑是对政治和经济的统帅与被统帅关系的根本颠倒(就像对头和脚的统帅与被统帅关系的本末倒置一样)。

  固然,生产力经济因素在总的历史发展大势上,总是起着正向的决定作用。例如,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和电机内燃机等的前后相继的发展,确定地体现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的前后相继的社会进步趋势。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经济活动却都既可能发挥正向的作用,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国家作为社会的最高统帅,它所领导的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并非都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进步方向相一致。实际上,国家若推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正向作用;反之,若推行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则会发挥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向作用。

  既然国家作为最高统帅具有发挥正向或反向统帅性作用的两面性,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基本路线,就必须是首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发挥正向统帅性作用的路线。而这种路线,不可能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助推官僚主义颓势、引发市场取向改革的以经济建设为纲,而只能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建设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

  可以说,只有官正,才能国泰民安。所以,毛主席才语重心长地强调“治国就是治吏”的千古至理。只有突出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的广泛人民民主),才能改造好世界观,治理好干部队伍,从而才能真正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这方面,毛主席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峰。

  第二,两种历史观决定两种阶级观

  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唯物主义认识误区出发,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基本消灭了,就是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基本消灭了,残余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国家机器的威慑下,也翻不了天。所以,阶级矛盾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如果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就是犯了“极左”的错误。

  而辩证唯物史观理念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虽然旧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形态上被基本消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和政治形态的资产阶级也被基本消灭了。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和政治形态的资产阶级是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的阴魂和癌细胞,只要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完整经济形态的新生资产阶级崛起,就会像“天要下雨,水往低处流”那样简单、自然!

  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缺乏新生资产阶级崛起的土壤气候条件。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内生的“准官僚集团特权占有制”演变趋势,就是“准官僚资产阶级”(“准新生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所以,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有效遏制新生资产阶级崛起条件的严酷形势下,实在不应丧失警惕性地轻言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

  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摆脱社会主义幼稚期的重大历史局限。就像“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样,童年的社会主义难于认清堡垒内部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的颠覆性能量,难于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旦较长时间地统治主流意识,新生资产阶级就会崛起(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的封建阶级,又会代之以新的封建阶级那样)。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那么它的主要矛盾就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供给之间的非阶级矛盾,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基本路线,只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迎战资产阶级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和政治的全方位腐蚀进攻)。

  第三,两种历史观决定两种发展观

  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唯物主义认识误区出发,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后期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计划经济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极左”错误,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搞市场化改革。

  而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原理分析历史,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世界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大系统。市场经济相对落后国家,也处于这一大系统之中。这些落后国家就像世界市场经济大洋之中的小海湾,随着大洋而潮涨潮落——它们具备了在经济上实现后发跳跃式发展的低位优势;并且,在世界市场经济大系统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更具快速的国际扩张性。因而相对落后国家,并不缺乏革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只要革命危机条件具备,同样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关于这一原理,列宁和毛泽东都有深刻的论述。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革命危机条件尚不具备——西方列强从对外掠夺中拿出少量财富搞福利,部分地缓解了国内的两极分化——反而不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熔岩”,虽然主要孕育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并不必然会就地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上首先爆发。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使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灿烂花朵,并没有直接盛开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的后发细枝嫩芽上。这也是辩证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则,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国内也同样不缺乏物质文明基础。

  首先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基本成熟的标志,是蒸汽机生产力的形成。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蒸汽机生产力形成了,才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欧的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就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而此时离蒸汽机生产力的形成还有一两个世纪之久,尚处于简单机械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但就是在如此严重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荷兰和英国,当时也并没有人去鼓噪“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补封建主义的课”!然而,他们的资本主义却领先世界蓬勃地发展了起来。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生都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却并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像后来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基本成熟的标志,则是电机内燃机生产力的形成(此时进入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这也并不说明只有电机内燃机生产力成熟发达了,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此时的落后国家如苏东、中国等,其国外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系统的物质文明高位扩散,国内有发展中的电机内燃机生产力(相比荷兰和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力之落后状况,差距要小得多),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文明武器,革命危机条件也完全成熟了,所以这些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在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根本就不是所谓“极左的早产儿”,也根本用不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资本主义的课”!

  况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超常发展的时期,恰恰是在经济起点落后、但却坚持独立自主的计划经济时期。而后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已经获得超常发展,并且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力时代迈进的高起点上,却开始滑入了衰败时期,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边缘化独立自主的计划经济和大众民主政治,热衷于“补资本主义课”的市场取向和市场化改革,从而陷入了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战略陷阱所致。

  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浪潮,之所以会席卷社会主义世界,新殖民主义的诱迫只是外因条件,经济唯物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主流意识的长期统治,才是内在根据。

  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问题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容吗?

  市场经济,是在社会整体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商品经济。这是共识。但关键是,只有实现劳动力商品化,才能在社会整体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劳动者成为按商品价值等价交换原则雇佣的劳动者——工人只得到劳动力价值体现的工资,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劳动者被使用(劳动)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劳动力商品化,却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所以:

  市场经济=在社会整体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劳动社会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地位=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

  实际上,始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国家近70年的市场取向和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实验,早就明确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狼羊关系和水火关系的本质。

  问题是,经济市场化还有前途吗?请看世界经济演进的基本脉络:经济自由市场化不断式微,自觉计划化不断增强。这是由生产社会化、全球化决定的市场经济演进的必然趋势——

  在市场经济系统内部,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就反映了经济的计划性从一般企业走向垄断企业,再走向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不断高级化过程。在现代,已经完全没有了蒸汽机时代的那种本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故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网络化的当代,再标榜“市场配置资源”,根本就不是以市场“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而是以垄断寡头的“看得见的手”操纵市场,绑架国家和世界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计划性的不断高级化,遇到了制造经济危机不治之症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强瓶颈,这使得市场经济只能日益走向全面危机——要么社会转型,要么社会崩溃!不过,社会化生产力尤其是全球化、智能化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化恶性排挤就业),必定会为自己冲开一条生路——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代替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至于计划经济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之后,又进入了效益下滑期,究其根本原因,决不是因为计划经济“超前,空想”,而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上层建筑”。而若大众民主政治之必要条件得不到基本满足,官僚主义政治就会日渐强势,从而累及计划经济效益必然逐渐下滑。而主流若排斥大众民主政治,又迫于经济效益下滑的“倒逼”,就必然会另谋出路——搞激发“经济人”自私积极性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此口一开,喷涌而出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大潮,必然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动已经陷入了极端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真的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这不过是新一轮世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浪潮再次爆发前蓄势待发的战略后退而已。须知,国家的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这个理,就是民心道义,就是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

  总之,以经济唯物主义为重要特征的二元论历史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始于心灵终于现实的颠覆性危害。复兴社会主义,在重视反经济腐败的同时,更为重视反政治腐败、意识形态腐败和理论腐败,应是民心所向,国运所系。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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