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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决定社会性质

2018-06-24 11:19:3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少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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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制与分工导论

  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是最根本的分工。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劳动与结果的分配制度,分工就活动而言,二者说的是私有制的产生。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分工。分工若不是出于自愿,人的活动与实践是异化的力量,不能为现实的个人驾驭;作为根本分工下的劳动者阶级,劳动与结果成为剥削压榨本阶级的异己力量。要消灭享受与劳动,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等级个人来分担的社会状况,就必须消灭分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社会运动结果的生产资料成为社会成员共有。只有在公有制下,才具备生产资料共有,劳动者精神与物质结合的自由,人的发展本质的回归的可能,才能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本质必然以公有制为标志,以消灭精神与物质劳动分工为内容,达到解放劳动者的目标-兑现唤起劳动者革命的初衷。

  生产力是社会具体形态下对自然的加工能力,同时显示出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水平与标准,并不是纯物质自然的客观问题。现实中生产力与人类发展本质并不呈现一致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反人类特征。在资本私有制下,资产阶级以少数人的主观价值标准、破坏性的掠夺方式来索取自然,压榨劳动者;科学与生产力的结合与促进成为人类异化、毁灭人类发展本质的工具。科学与生产力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与性质的标尺,社会形态的普遍真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科学与生产力的对人类的毁灭,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社会性质只能由所有制作为标志,以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来评定。

  人的发展本质是精神与物质结合的劳动创造,私有制下扩大的生产力意味着对劳动者阶级的进一步​压榨剥削,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与人类发展本质的背离、异化,社会非正义的加剧,成为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这是马克思历史观阐述的基本原理。

  ​《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有关分工的部分论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马恩选集第一卷85页-86页】

  公有制的形式与内容

  ​东方,俄国与中国革命,是在落后的生产力体系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动力来源于劳动者解放与自由的呼唤与呐喊。革命取得政权后,必须发展生产力。对内而言,满足人民最起码的生活要求,否则生存斗争的森林法则,蒙昧的污泥浊水就会泛滥。对外而言,保卫政权不被颠覆。

  这种发展,只能以集中国家全部经济力量,发展工业。手段是采取工农业剪刀差,由农业劳动者牺牲自己的利益,给工业提供可发展的资本,向城市输送利益。俄国采取激烈的形式,中国采取赎买资本,缓进的农业集中输送。中国个别时期也有激进,比如1958年大跃进,造成短期的巅峰与沟壑,最后为经济调整。如果我们从所有制的内容,从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根本而言,分析中国1956年到1966年的历史,我们将会看到公有制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围绕这些矛盾的社会运行状况构成了历史的本质,领导阶层的斗争是社会运行的反映。

  ​苏联1936年宪法,认为实现了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今后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观点是把形式当成了内容的实现,没有认清形式与内容的差距,认为先锋队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与价值选择。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批判的就是这种机械的观点和认识。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苏联1936年观点的翻版,重复了这种错误的政治经济与哲学认识。毛泽东从赞同到疑问,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到1959年逐渐认识到其严重性,以《谈话》为标志,显示了毛泽东对此有了清醒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认识。这是理论学习结合1957年后的现实生活的结果。毛泽东关于劳动者最重要的权力是管理权,说中了公有制形式与内容的要害问题。没有政治与经济的管理职权,劳动者只是物质劳动者,他们的精神被分离,这与人类发展本质背驰,在劳动结果的分配上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状况是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意味着私有制的复辟,公有制的倒退。苏联解体,工农标志的旗帜落地,说明毛泽东的论述与判断的前瞻性。

  ​实行公有制,需得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继续革命​

  从1958年到1966年,毛泽东从经济上提倡鞍钢宪法,从政治和文化上提高劳动者地位,想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前进,而实际上却无法做到。领导阶层一旦掌握政权,依据中国的现实结构,传统意识的侵蚀,很多人成为官僚。精神与物质,管理与分工的分离与壁垒造就了官僚阶层,形成了与劳动者的对立,人民内部矛盾再向阶级矛盾转化。1959年至1960年饿死人事件在多地发生,这些主要是人祸。据戚本禹揭示,中央统计三年灾害中全国饥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达600万左右,河南信阳事件尤为恶劣。一些人从解放劳动者的带头人,变成以自己为中心,枉顾劳动者死活,草菅人命的刽子手。

  历史把这些人钉在耻辱柱上,而分析他们转变的个人与社会因素则是艰苦的工作,要从政治、经济、意识三个领域分别着手。依据马克思历史观,原因得从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根本分工论起。公有制从形式到内容落实需要一个切实的过程,否则不能保证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甚至会危及劳动者的生存。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并非全是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毛泽东开展政治文化革命的背景,由于生命的有限约束,没能完成经济体制的革命。在1975年宪法上虽然写上了干部必须参加劳动,但后来被改写,管理与劳动形成新的壁垒,在公有制的内容上,从形式到内容出现了倒退。从革命历史进行总结,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尝试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继续革命以达到公有制形式到内容的统一。只有文化革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政治革命随人而去,经济革命创新没有全面落实。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能3月5日)原姓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人, 前苏联政治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其死后,赫鲁晓夫只敢对其个人进行攻击,但对鲜血浇筑的公有制却不敢破坏。这种形式保持了30多年,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也只能在外围打转,进行意识形态准备,然后才敢进行体制的破坏。铁血在历史上也有其不可抹杀的功绩,斯大林死后公有制延续了36年之久。秦始皇推翻六国,一统华夏,却留下六国的贵族残渣余孽,身死政消,二世而亡。

  公有制与历史的限定

  工业上的公有制​,是全体劳动者的血汗,不容私有制的侵蚀。而在农业上,在确保不发生土地兼并的前提下,根据劳动者物质与意识的认可程度,缓步推进集体所有制。客观上,国家无法保证财力对农业的倾斜,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倾斜。在保证劳动者的管理与劳动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推进。我国农村发生的跃进与挫折,是在侵犯农业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下发生的,并没有把他们视为主体,而是当成了附庸。

  而工业上,工人损失小,是由于体制的客观约束。工人是月工资报酬制,农民是四到七个月的收获制度。当时工人超过一个月不给报酬就难以为继,更别提四个月以上。所以只听说农民饿死的多,可有听说工人大面积饿死的吗?城市有类似情况发生吗?民主时期,为革命牺牲的95%以上是农民子弟,社会主义时期牺牲比例更高。

  关于公有制的弊端及争论​

  ​东方阵营中的创造除了鞍钢宪法组织, 还有南斯拉夫的劳动者自治组织。后者在宏观体系上的创新具有广泛的意义,它在赋予劳动者切实的权力方面进行了尝试。但其试验有西方资本经济参与市场,对于劳动者的弱势不能给予保护,这种市场能否体现劳动者的力量?第二对于经济组织内部的劳动者权力缺乏明确规定,权力是否倾斜到少数人?中国的鞍钢宪法在于经济组织内部,对于精神与物质,管理与劳动是融合的趋势,没有宏观的架构,还会为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消解。1976年以前,我们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僵死现象,管理与劳动的壁垒,并且进行了现象批判,文化批判,可我们经济运行体制与苏联却是一致的,宏观架构不能保障鞍钢宪法组织的活力继续发展。大锅饭不止是经济组织内部,而且呈现整体特征,奖励奖金对局部是有刺激作用,却被整体的自上而下的少数人管理体制消解。

  在农业上,组织形式趋同,奖励与惩罚效果都不明显。安徽小岗村农民,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团结起来,多贡献个人力量,正是这种组织的弊端显现。大秦时代奖励耕战制度,农民努力劳作。吃国家,吃集体,靠别人不是人的本质,与微观组织和宏观架构都有关系。​公有制从形式到内容须得适宜的组织方式,才能焕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生产力落后,生存保障在低水平的社会状况下,奖惩制度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工业组织里,凝聚了全体国民的血汗,容不得懒惰、浪费,无所作为就是对农民和其他人民奉献的践踏。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企业组织部分自主权,但是也明确规定了权力属于企业管理者,形成了管理与劳动的壁垒。第一阶段改革失败与这种规定有着直接的联系。宏观架构与微观劳动者的权力协调问题,需要创造,需要反思,需要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人类发展本质的方向上来考虑问题。怎样让这些内在的规定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致,成为社会主义,成为解放劳动者的事业?​这是公有制从形式到内容需要落实的,僵化与生产力低下不是公有制问题,而是其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劳动者的精神与物质的自由结合出现了问题。

  关于“经典论述”与历史观

  人们所指“经典论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这段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按马克思在序言的说明,这段论述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论;按照这段叙述中所表明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研究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我的看法: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是重要方面,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不能代替历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观有过全面表述,在《共产党宣言》用成熟的历史观,和通俗的语句表达出对历史的认识。人类发展的本质是精神与物质的自由结合形成的劳动创造,阻碍这种结合的经济制度将被劳动者被人类摧毁,抛弃。马克思历史观有自由,正义的方向。他叙述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人类的本质运动。而这段论述的主体是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及这种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历史观以阐述人的活动为主,而政治经济学以阐述物-人造的商品运动为主,也就是说他们阐述的主体不同,这是与历史观的第二个区别。依照这第二个区别,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有限,有形的物质运动,没有意识等无限无形的对立运动-哲学的解析。马克思历史观最起码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上反映人类精神与物质运动完整阐述,体现出人的精神与物质对现实的否定-人的辩证法实质,而不应该是人的创造对象物质-商品运动的反映。这是第三个区别。概括起来,历史观有人类方向标志,叙述主体为人类活动,反映出人的辩证法,叙述方式为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把政治经济的结论当成历史观,以局部代替了全部,遮蔽了历史观的全面表达,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是造成马克思本人不满意的原因。

  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和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素质,二者缺一不可。然后是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对人类自由与正义的关注,这是马克思持续不断的激情与热血,忍受生活窘迫的动力。马克思运用了科学研究的经验与实证方式,有自然科学的特征。但是他以人类现实生活的存在为前提,抛弃了科学的假设前提,也打破了有限有形的推理限制,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科学也是个错误的论断。作为物质自然的客观真理,只涵盖了符合假设前提的推理实验结果,而淘汰的不合理假设也是科学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哲学的适当结合。正义观即马克思历史观的方向标志,实践观即是以人的本质活动为存在方式为基本面,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人类全部实践活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尽管许多人误解他的思想,他的任务和身体状况未能让他返回哲学领域全面阐释其思想,这也是其未了的心愿。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结论解释成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经济一元论,这是马克思生前最不能忍受的,以至马克思否定自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1859年还是写作《资本论》的准备阶段,把政治经济学的初期研究结论作为经典论述,马克思后期24年经济学研究还有意义吗?

  很多人拿着“两个绝不会”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依据,作为颠覆公有制的法宝。这个时候再也不是解放思想的先驱,俨然一变成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偏概全,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看似教条,实际上是投机取巧。他们从未深刻研究过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也不懂马克思的历史观,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列宁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实践已经证实“两个绝不会”是个特殊的人造物质运动结论,不能适应世界一体化,人的物质与精神相对运动新格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该是唯物历史观,或者叫唯物辩证法。就分工而言,阐述的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运动。就整体社会矛盾而言,是生产力,社会状况与意识三个因素,也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以狭隘的人造物质运动来解析全部人类历史,把人类运动看成是其创造的对象运动,这是本未倒置。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结论,是针对资本主义变革节点的物质条件,不能把这样节点上的研究结论当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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