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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政: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

2018-05-28 14:29:5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胡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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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

——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组文

胡文政

  目次:一、人性,二、嫉妒与被嫉妒,三,平等,四,社会主义。

  一、人性

  “人性”的内涵,是指人的本性即本质,其外延则根据研究者的角度和参照物的不同而不同。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从大脑的意识中分析出人性是指人的感性(各种生理器官的受动性、生理欲望)和理性。更多的思想家参照动物考察人性:柏拉图和黑格尔都偏重精神和理性,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人的最高灵魂,黑格尔甚至认为没有理性精神的人不配称“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节制自己欲望的本性。孔子的孙子子思说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22章);子思的人性和物性分别是指,阴阳五行运行于人所形成的仁义礼智信,运行于物所形成的万物之变化。亚当·斯密认为只有人懂得交换,人的本性是具有交换性。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不是人的本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人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实体,如同动物那样,而是一种普遍的实体,因而并不是一种有限制的、不自由的实体,而是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实体;因为普遍性,无限制性,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这种自由也不是存在于一种特殊的思维能力,理性能力之内——这种自由,这种普遍性是越出它的整个本质之外的”;“孤立的,个别的人……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于团体中,包含人与人的统一之中”(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洪谦译,三联书店1955,P76,P79)。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很不一致,他有时又认为,人的本质即理性、意志、心;理性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行的能量,心力是爱;人之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理性的目的是理性,爱的目的是爱,意志的目的是意志自由(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榮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P31)。

  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合理部分并加以改造和深化。他说:人的“类本质”是人把自己“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或“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第四节[异化劳动],马恩全集第42卷,P95-96)。马恩全集本的《手稿》的“普遍性”,在刘丕坤的单行本中译为“万能”。马克思指出,人的这种自由、万能和无限存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自然界方面,“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刘本49译为:越是万能),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同上P95)。当人居住于某个地域的时候,人的存在依赖这个局部的自然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在地球上生存,人的存在就依赖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当地球、太阳系不适合人类生存时,人类的存在就必须依赖太阳系及其系外的宇宙自然界。人只要有存在的欲望和万能的、自由的存在能力,她在自然界的生存界限就是无限广阔的。第二,在精神方面,“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只要人的存在依赖自然界的范围越来越广,人的自然科学的和艺术的认识对象等精神食粮的来源或范围也就越来越广阔(同上,P95)。第三,“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刘本P49译为:人的万能)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同上,P95)。简言之,人的类本质的这三个方面,表现为:人的存在依赖自然界的范围越广阔、认识自然界的范围越广阔,人就越能在实践上把自然界变成自己自由、无限或万能存在的条件、手段和环境。人的类本质的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人的能力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存在,“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同上,P95)。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存在,就是人能“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也只有通过这种实践 才能“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即 “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存在的本质,“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同上P97);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劳动主体变为资本的占有物,从而异化劳动把人的类本质、类意识、“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同上P97);“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同上,P98)。

  马克思的“类本质”是人的潜在的自由的能力或本性,它能否实现,关系到整个人类能否在广袤的宇宙永续的存在,若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永久化,则人类在宇宙中的永续存在将变得不再有可能。

  二、嫉妒与被嫉妒

  我的一位广东好友在其新浪博客发博文《嫉妒与被嫉妒》,大意是因利益而起的嫉妒在人际关系中产生了难受与恨懑。其文嫉妒的因素涵括居住条件、阶层、收入、职位、嗜好品味、甚至美貌的妻子、富有的郎君。在广东那样的环境中经常有人说:“被嫉妒了”,我的好友觉得:被嫉妒者可能太彰显自己的优越感,没有低调的生活。

  嫉妒与被嫉妒是人性元素的一个映射。但观察表明,不是人人都有嫉妒心或感到被嫉妒。从纯心理学即意识方面来看,适当的嫉妒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努力,而不能自控的嫉妒则可能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嫉妒与被嫉妒,撇开它们容易与羡慕与被羡慕相混淆不说,它们也怀有意识上的“平等”因素。康德说:在人性的原初禀赋中有一种偏好,即“在其他人的看法中获得一种价值,而且最初仅仅是平等的价值,即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占有优势,总是担忧其他人会追求这种优势,最终由此产生出一种要为自己谋求不正当的欲求,对其他人的优势。——在这上面,即在嫉贤妒能和争强好胜之上,可以嫁接这样一些极大的恶习,即对所有被我们视为异己的人持有隐秘的和公开的敌意”(《康德全集》第6卷,P26.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篇第一章论人的本性中向善的原初禀赋)。康德把平等与否完全归于了天赋,既然是初始的人性禀赋,在他看来,人间的不平等也就是不能消除的。其次,他把平等仅仅归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意见上占有的优势,并且我们看不到是什么意见上的优势,而且难道仅仅是意见上的优势?也看不到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马克思则不同,他具体地分析私有制下的平均主义愿望所包含的嫉妒性(见后文)。这样,由私有制产生的嫉妒与被嫉妒、不平等,就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

  在所有的嫉妒类性中,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要算由财富、地位和阶层的差异引起的“嫉妒与被嫉妒”。中外古代的贵族要以祖先几代物质富有标称,对于财产被分会称之为“被嫉妒”。物质财富不多的人被人批评了称他人“嫉妒”、自己“被嫉妒”,并自称是“精神贵族”,平日总是寻找上代人也是精神贵族来为本代也是贵族立根据。这两种贵族都显示了他们要炫耀或在财富或在精神层面高人一等、决不能与他人平等的意识。现代中外都有人和媒体也遗传了先人的这种习性,热衷于翻寻自己血管里是否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一旦寻着便急急广告自己高于众人。

  在古希腊荷马(约前9-8世纪)的《尼贝龙根》之后的希腊文学中的“出身光荣”(血缘贵族)若要与物质贵族被同等看待,则要以连续有7个富有的祖先为条件;在古罗马,金钱贵族与血缘贵族则是融为一体的;个人财富是“首领”们维持其地位和权威的主要条件。在中国,古来就有“富不过三代”的律说和训诫。7代与3代相比,后者的子弟显然不如前者的子弟能够自律自制。同样,本代向上追溯光照本代的贵族祖先,前者有可能翻寻得出来,后者则可能翻寻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民等“贱民”以及破落的祖宗,等等。翻寻物质富有、政治富有、精神富有的上几代,是贵族或相当贵族的人之习性,而不是上几代都是贫雇农、雇佣工人、乞丐和文盲等“贱民”的习性,这一点,在中外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等级和阶级以来沿袭至今,没有更变的,只是包装不同,反映的都是希望与别人“不平等”、“要在人之上”的意识。在有“被嫉妒”意识的人群中,一旦其中有人有“不能低人一等”之欲,便有“嫉妒”的意识,这两者是连体儿:因为,一旦出现比自己“高贵”的“新贵”出现,这些“旧贵”便会产生对“新贵”的嫉妒,当然其中不妨会产生“正能量”的激素以符合当下伦理和法律的手段去赶超“新贵”。

  在子思的意识中,其儒家观念中的人性是固定不变的,他称之为“天命”即“天理”(《中庸》第1章“天命之谓性”)。可是在中外的历史书中都有过远古人类因食物不够,吃老人的习性的记载。这种习性随着生产的增长和这种习性带给吃者患疾病和情感的副作用,导致了这种习性的消失。可是我们在现代也看到报道,在大饥荒年代或身处生存绝境时这种习性又以吃死人的个案的形式出现。就此把子思的“尽人性尽物性”变化一下,把“物性”改造为自然的属性和人化的自然的属性,那么人性与物性是相互作用的,生物遗传的属性与环境、后天习得的习性是相互影响的。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类社会在经济方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变化的进程。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马恩全集第4卷,P198),历史是“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笔者注:即前述的意识和实践能力等人性)发展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卷第3卷P81)。因此,嫉妒与被嫉妒的意识,是与人类的经济和精神生活条件相互作用的历史变化分不开的,换言之,历史就是人性随经济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变化的历史,而非康德的“初始禀赋”和子思的“天命之谓性”。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章“论分工的原由”,把不同的社会分工看成是交换的结果,把人与人天赋上的差别、职业和能力上的差别例如哲学家和挑夫的差别都归因于交换。而对于交换,他认为“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这种交换倾向不仅造成“唯一能够造成才能上的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也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他还说,哲学家和挑夫的差异比同种类动物之间的差别“少得多”。由于斯密在“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上不做断言,且又说“这种倾向……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因此他既没有把交换与人的生产历史的变化相联系,又形成了与动物相比这是人的本性使然的结论。这样,他就把人们因为分工和交换产生的职业和能力利益上的差别看成是天然合理的。自然,若顺着这个逻辑,一个利益等级上的人看不起另一个利益等级上的人,后者嫉妒前者和前者被嫉妒,都是不能谴责和抱怨的,都是“天命”和“天理”。

  斯密的交换决定社会分工的理论不受其后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待见。斯卡尔贝克说,“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穆勒说,商业是分工的结果;萨伊则把分工看得比交换重要,认为交换是偶然的、非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存在,只有在文明的社会中交换才会存在(《手稿》第三手稿第三节[需要、生产和分工])。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和约20年后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发展了这些观点:人所居住的不同地域的自然资源的差别产生的自然分工,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发展出了私有制,私有制基础上的各自自然分工领域的剩余产品及其生产的片面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产生了普遍的互为供求矛盾和压力,这种矛盾和压力导致了物物交换并最终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并由此使自然分工转换成社会分工。从此,市场与社会分工、私有制有了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职业、财富、贫富和文化差异,及其等级观念便是油然而生的事情。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是两个同义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把人分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或阶级。古代贵族和现代贵族都会嘲笑“穷人”。精神贵族其实是物质贵族的连体儿,两者都是经济等级制度、政治等级制度、文化等级制度的产物,简言之也是阶级差别的产物。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下的特权、等级制越演越烈的背后,其基础都是私有制与社会分工的交互作用。

  古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公元前576—535年)……塞尔维乌斯把全体人民按财产的价值分为五个阶级,其结果是把各不同氏族中最富有的人集中于一个阶级中。第一阶级财产资格是十万阿司,第二阶级是七万五千阿司,第三阶级是五万阿司,第四阶级是二万五千阿司,第五阶级是一万一千阿司”(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恩全集第45卷,P554)。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颜一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叙述了自第一次伊翁开辟的政制到亚氏所处时代的第十一次政制的变革和特征。在德拉科的第二次政制时期以前的“古时政体……官员们的委任依据的是门第高贵及富有”(P4)。德拉科政制时期的法规规定,9位执政官从拥有不少于10米那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财产的人中选出(P5),“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P6);第三次是梭伦政制时期,梭伦订立了一个延续了上百年的法律,根据财产把人们划入四个阶层:干湿总计500麦第姆诺(桶)户、马户即骑士(300麦第姆诺)、有牲口户(200麦第姆诺)和雇工(小于200麦第姆诺);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的人担任,并按各阶层财产的多寡分派,雇工阶层仅仅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权利(P8)。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有官职的人没有一个属于雇工阶层(P9);财政官必须从500麦第姆诺阶层中抽签产生的规定至亚氏时代还在运用(P9)。在《雅典政制》的叙述中,贵族的不同阶层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不断因财产权和政治权而斗争,以这种斗争为基础的“嫉妒”和“嫉妒”成为古代希腊社会在君主制、寡头制、僭主制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体制之间不停变动的一种人性动力。在中国,千年历史的变迁不过是古希腊的“人性动力”穿上了中华民族服装用另一种技巧和智慧的演绎罢了。

  三、平等

  因财富或资源占有的人间的不平等,成了人间动乱不止和政权更迭的重大因素。追求人间平等和试图保持人间不平等,是古今中外自有阶级以来人性博弈的两大不同势力,并在历史的更迭和进步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经常可看到听到这种大剧目在自己身边的小单位的小舞台上层出不穷地一拨接一拨地演出,占有各种物质、精神和话语资源的大小特权人物代表的利益派别争斗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人们身陷其中不“自由地存在”;所谓真理的标准和对错的尺度经常由这种争斗来决定,每个人自由本质的实现都受到严重束缚。这种较量的胜负至今也没有分出。

  在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诸学说中,例如16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17世纪英国温斯坦莱的圣乔治山,都具有平均主义的倾向。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德国戈森(1810-1858)也于1854年提出:不必废除私有制,只要在自由竞争的交换经济条件下,按照他的边际效用论的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效用(戈森定律二则),每个人便可实现自己的总效用最大,从而便可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的平等原则(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陈秀山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平等和平均化有严格的区别。平等承认天赋能力差异带给人们的报酬差异,平均化是抹杀这种差别的。在资源占有为私人行为条件下,天赋能力极高、极有科学能力的人因为不占有相应的资源,他的报酬可能仅仅能够维持生存所需;平庸而谄谀的人却因种种关系占有相应的资源,获得的报酬远远高于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应得之报酬。这种情况在时下也是俯拾即得。简言之,资源私人占有条件下,平等因为困难或几无可能,平均化便有可能成为被人们强行推行平等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情有可原,但这会把代表以需求为标志的平均文明程度降低到最低水平,甚至拉回到私有财产出现以前的平均需求水平,这是一种低需求水平的“平等”。

  马克思批判主张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时说: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手稿》第三手稿第二节[共产主义]马恩全集第42卷,P118)。

  具有“嫉妒”性质的平均化具有负面的历史作用, “共产主义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 (《手稿》第三手稿第五节《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同上 P175)。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自由性”,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由、人的认识(感性和理性)的自由、实践能力的自由,这些自由需要有满足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的条件、满足发展感官意识和科学创造的物质条件。相较起来,穷人的需要仅仅是粗陋的衣食住行的需要,而在排除奢靡之需的条件下,富人的需要(受良好教育、衣食无忧且有质量、能够实现的业余爱好、好的工作条件等等)及其条件远比穷人更能满足人的“解放”的较为丰富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从这个意义上认为,在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时候, “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种人。……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的活动激情(《手稿》第三手稿第二节[共产主义],马恩全集第42卷,P129)。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承认人的天赋能力差别和个性差异,但是这种承认是以消灭了作为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有制为前提的。马克思说,“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手稿》第三手稿第三节[需要、生产和分工],同上P139)”。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马恩全集第19卷,P28);同年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表达了这同一意思(同上,P8)。

  四、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创立自己的理论的年代,德国流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把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照搬到德国,也谈论与共产主义有关的自由概念。马克思定义自己的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类本质即人的自由本性,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它关乎人类能否在宇宙永续存在。马克思把类本质的实现称为“解放”,认为这种解放不能靠言辞,这种解放或自由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在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它能佩剑,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马就使人成为自由的人,使人有可能参加共同体生活”(《手稿》第三手稿第三节[需要、生产和分工],同上,P141)。“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手稿片段》 马恩全集42,P368)。

  马克思对于“解放”还有另一个表述:真正的解放需要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马恩全集第3卷, P514)。……第二个因素是……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由于限制的取消而增大起来” (同上,P347)。这两个解放的条件都是物质条件,都是人的自由存在所必需的,都是与生产力的阶段性发展相关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同上P507)。

  马克思在把黑格尔的“扬弃”引入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时说,“扬弃是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外化即异化,扬弃即“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手稿》第三手稿第五节[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恩全集第42卷,P174-175)。

  在同一手稿中,马克思说,以扬弃私有财产为媒介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在这个“扬弃”的历史阶段中,私有制和人的异化仍然存在甚至有时是扩大的;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极其艰难漫长的过程、在过程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觉悟和进步:“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觉悟这一点,看作是现实的进步”(《手稿》 第三手稿第三节[需要、生产和分工],马恩全集第42卷,P139-140)。

  马克思所说的“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指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但之所以还称它为“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个运动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在过渡时期,知道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明确目标是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按照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这个过渡时期,以劳动主体和生产资料为主的私有还存在,由它们决定的各种经济关系、精神领域的异化关系还存在。在这个过渡时期存在着利用和消灭私有制的双重任务。

  而一旦进入到讨论真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把它划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离我们遥远撇开不说,只说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后来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定义为社会主义,它有如下几个简要的重大特征:

  第一,消费品的获得手段只有按劳分配,没有按资分配。

  马克思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不是从共产主义本身的基础上、而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马恩全集第19卷,P23,《批判》)的。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是他和恩格斯一贯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个第一阶段在“刚刚”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仍然“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同上,P21)。但马克思在《批判》中所说的痕迹,特指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在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一形式上体现了平等的权利,但内容上即在劳动者的能力、天赋和劳动者及其家庭在享用生活资料方面,还存在权力的不平等,这个社会在劳动者领取报酬时要承认劳动者的能力、天赋和实际劳动付出的效率等等的差异,劳动者本人也会计较所付与所得是否成比例。在这个初级阶段,劳动主要还是劳动者的谋生手段。但是,现在的人们忘了,在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从发达资本主义刚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仅仅是根据劳动的付出,而“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同上,P23),即社会主义是没有阶级差别的,因为阶级已经消灭了。阶级消灭了,是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主体的私有制已经消灭,生产资料不是国有而是社会所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消费品的获得没有按资分配这一说。

  马克思特别强调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同上,P26,《批判》)。

  也就是说,只要存在按资分配,这个社会形态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按照上述,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

  因为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或集团,没有了阶级,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任何代表任何阶级利益的政党。换言之,只要一个社会还存在阶级和政党,这个社会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

  第三,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自行解体和消失。

  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是“自由的人民国家”时说,“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恩全集第19卷,P7)。

  反过来说,只要有国家存在,或者作为对内对外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职能日益加强的社会形态,是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

  第四,没有商品货币交换,更没有市场经济。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哥达纲领批判》,同上,P20)。按劳分配仅仅是利用劳动券计算劳动时间等付出,来给付劳动报酬。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经济、货币和货币拜物教的社会。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时说,“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集,P614)。而他在其文章中说,俄国现在还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个时期因为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所以还不是社会主义。其次,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是指“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列宁为什么不说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因为他坚持马恩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事业,即使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夺取了政权,也必须要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作相互支持。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落后国家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全球的社会形态,而非一国的社会形态。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是以全球物质和精神的高度文明(“普遍高度发展”或“普遍发达”)为条件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封建性”的共产主义,在落后条件下甚至连温饱都没解决的条件下搞共产主义只能“让一切腐朽的东西死灰复燃”,共产主义因此是长期和艰苦的过程,至少其开端也是由若干物质和文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的。马、恩分别在回答俄国“劳动解放社”(俄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查苏利奇的信、《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问题》及《跋》中都明确反对落后国家一国单独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主张至少也要有西方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革命“互相补充”才可以。列宁对马恩的著作了如指掌,写文赞扬过恩格斯的上述两篇文章。十月革命起义的条件之一,是列宁认为德国海军起义会取得胜利,“互相补充”的国际条件由此具备,从而俄共提前在国内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并取得起义的胜利。但事后德国海军起义被镇压,“互相补充”的国际条件丧失了,俄国革命进入了“落后国家单独进行”的状态。列宁认为,不能因此中断革命,应当创造“互相补充”的条件:即通过国内的高速建设创造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吸引发达国家革命。其主要策略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武装威胁做出妥协以争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例如与德国签订割让土地和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以削弱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对内,在尝试过《宣言》所说的没收地主资本家财产搞国有化的措施而不爽后,确立了国家调节市场的利用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列宁从1918年到生命最后几年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放弃马恩关于反对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要有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相互补充的理论。

  换言之,只要一个社会还存在货币交换和市场经济,或者说,只要一国还存在着与外部世界有密切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资本和金融的国际经济往来,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

  若我们记住《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问: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还存在阶级、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政党、日益加强的国家机器的国家的社会,是否能称为“社会主义”呢?称不称社会主义决不是一件称谓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过渡性社会在既要利用资本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把社会倒转来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的战略决策意识和手段的选择,关系到是否能清晰地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基本原理解释社会的矛盾并针对这些矛盾作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抉择。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显然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面临的矛盾、战略和政策抉择是不一样的。既然过渡时间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而且不能用具体的时间来规定过渡时期,那么对于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处在这种过渡时期,那更不能规定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过渡时间,这种规定产生出来的各种政策必然会引起许多麻烦。

  苏联于解体前的1989年,出版了一本用于苏联高校的1988年版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B.A.梅德韦杰夫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8)。这本教科书虽然把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政党、阶级和国家的苏联称为社会主义,但它总结了自1918年以降的许多经验教训,批判了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看作对苏联为什么解体的在经济方面部分原因的解释。这本《政治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作了大致如下几个方面的总结:

  1、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

  (1)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使得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必须完成资本主义没有彻底实现的历史任务,如建设重工业、实现国家工农各部门工业化的任务。按照列宁所说,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而是在夺取政权后创造的,但任务的解决和最终的方向不能免除。发展若从农轻工业开始,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实行农业合作化,也不能免除以后要建设重工业。而加速发展重工业会引起国民经济过度紧张、比例失调和不平衡(P351,P361-362,P381-383,实际上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落后国家所面临的保卫政权的任务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或具有必然性的,只要保卫政权的任务存在,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都是不能绕开的,落后国家始终不能把国民产值的绝大部分用于民生,但如何在民生与国防方面采取平衡的发展战略,是由后一个任务完成得如何决定的)。

  (2)各国经验证明,在过渡时期拒绝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政治上是不适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处在同一个社会分工体系内,有助于相互借鉴和竞争,利用资本主义可以限制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掌握政权后消灭资本主义容易,利用其潜力则不容易。小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实行国有化在经济上没意义,政治上不容许.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着剥削关系,但有利于改善供给减少失业、增加国家预算收入、积累外汇、训练干部和积累经营经验(P362-366)。

  (3)过渡时期的矛盾包括:先进政权与没有充分发展的新经济基础的矛盾、新经营体制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社会主义与私人经济的矛盾。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经济矛盾,是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思想斗争的基础。过渡时期的每个阶段都要找到容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尺度、界限和形式。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取得垄断利润和资本转移受到了限制,在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以前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P367-369,P371-372,在认识到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认识到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后,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必须在实践中找到防止利用资本主义走向一个极端、让它在不经意中把整个体制转向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4)30年代重新加强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采取了彻底消灭私人经济和压缩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行政化方法甚至用了大量的惩罚方法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违背了自愿原则,忽视了劳动农民的利益;在经营体制上采用行政命令和高度集中的办法,没有社会民主化的过程,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威信受到严重损害。经验证明不能放弃和过早放弃过渡的形式,过渡时期的结束不能严格规定时间,只能抽象规定一般特征。这些标准是:社会物质技术基础能够有效计划社会生产;保障劳动者对公有财产的主体关系;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社会事务管理民主化;生产力水平没有静止不变的数量标准,而应对应世界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P37-374,383-386,若公有制没有体现劳动者的财产公有主体地位,这种公有制就是徒有虚名的,它只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效率。既然社会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一国过渡时期的是否结束则取决于国际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或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进程)。

  2、关于30年代至 80年代的存在的问题

  (1)过去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把社会主义的标准集中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上并用法律来规定这个过程,忽视了公有制的下的劳动人民利益这个人道主义的经济内容。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内容和结构的标准是动态的,其成熟度的内容应当是指能够保证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人民福利的提高(P351-360)。

  (2)生活证明,过去不考虑物质和精神的成熟程度,加速通过社会主义和抢险进入共产主义必定会失败,并要付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代价(P352)。

  (3)过去30年的管理体制,把民族特点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证明是错误的(P354)。

  (4)合作社应当是群众自己创办的组织。土地和劳动资料公有的合作社并不意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形成,因为合作社保留了前社会主义的土地分配的宗法形式。而且合作社仅仅局限于农业,没有手工业、运输业、银行和商业的合作化(P377-378)。

  (5)历史经验证明,许多劳动者对待社会和公共财富,就像对待无主的、官方的和别人的财产。其产生的原因是:30年代以极快的方式完全实现国有化,农民通过极简单的方式进入集体农庄;国民经济采用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企业的作用仅限于执行国家的意志;集体农庄在行政方法限制下没有独立性,没有个人副业和手工业,集体农庄变成了国营农场。70-80年代初国家所有制的官僚主义有了大发展,基建投资分散化,自然资源浪费,社会蔓延冷漠、盗窃和酗酒。劳动群众未觉得自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上级机关也失去了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监督(P396-397)。

  (6)80年代中期形成的所有制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所有制关系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真正主人,企业过渡到完全的经济核算、自筹资金,发展作业承包、家庭承包和广泛的租赁关系。劳动人民参加管理的实现程度,是所有制成熟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志,劳动者自治管理应当通过自治的直接民主在作业队、车间、企业、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上得到体现。代表制的形式会使得授权人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P398-399)。

  3、关于生产力的国际化和参加世界市场问题

  (1)生产力的国际化表现为宏观产业分工,单项的工艺过程水平、企业之间、稀有高精尖产品、零部件的生产专业化分工,和生产工艺、产品制作的国际标准化;表现为各种知识领域和业务部门实际工作者的培训国际化;表现为海陆空运输管道运输、信息传播、气象、商品信息、外汇市场、统计资料的国际联系及其技术的世界标准化(P727-734)。

  (2)生产力的国际化,使得国内市场变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交换的价格基础是国际价值即世界承认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生产费用低的会获得额外利润。各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差别,归根结底反映了各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别。参加国际交换能够使本国资源从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借助于世界市场以较少的耗费来满足对参与世界交换的产品的需要,同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国家不能关门搞社会主义,参加国际市场是必然的躲不过去的历史趋势。在国际市场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会限制社会主义国家,但也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P727-734,在参与世界市场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世界市场中,一定会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入过渡性国家,这对于过渡性国家的未来走向影响重大)。

  这本教科书总结的是即将解体的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其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延长或不要规定过渡时期、不要过早结束过渡时期问题上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在过渡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存在两种可能性的前途:利用资本主义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在利用中转向资本主义。苏联的经验教训是,在过早结束过渡时期后推行了片面向重工业长期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权的中央命令式计划体制,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性的经济体制,必然需要政治上高度集中、思想上高度统一的上层建筑来加以维护,才能顺利运行,而这又会严重挫伤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但苏联在反思后,错把苏联模式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标准,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那么,对于以苏联为榜样的、同样推行了苏联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央命令式计划体制的其他过渡性国家,在反思了苏联发展战略和体制后,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对资源起决定性配置的体制后,如何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防止转向资本主义,并不要过早结束过渡时期或不要提出完成过渡时期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原文载于2014/7/19和2014/7/26科学网,题为“《嫉妒与被嫉妒: 一、嫉妒与人性》—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嫉妒与被嫉妒 :二、嫉妒与平均化》-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修改于2018/5/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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