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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川:不忘《宣言》初心,坚持继续革命——《共产党宣言》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

2018-03-07 15:13:26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张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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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2018年2月27日至28日,乌有之乡网站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研讨会,这是张东川老师为本次研讨会提供的专题文章。

  170年前,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在欧洲问世。它的两位年轻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了阶级和剥削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之后,用一句话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宣言》开宗明义就指出: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正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样算来,私有制已经有了差不多四五千年的历史。这种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所有制,不但决定了生产关系,而且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后世的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化,不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亦或是资本主义,都不过是这种私有制的外在形式的变更而已。很显然,要消灭这样一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几乎已经成为人们遗传基因的私有制,绝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这样一种私有制,还得到了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这种暴力工具的强力保护。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更不要说消灭这种作为阶级国家命根子的私有制了。在夺取国家政权这一点上,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在发达国家里倒是可以“灭此朝食”的,而在落后国家那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共产主义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一个任务,很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继续革命是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最初展现于《共产党宣言》之中,随着历史的演进,从马克思、列宁再到毛泽东,都分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得这一理论逐渐清晰、不断具体,更加具有指向性和可操作性。

  

一、《宣言》对问题的提法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挣得民主。那么之后呢?《宣言》继续说: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两大任务:即变资产阶级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尽快发展生产力。

  《共产党宣言》继续写道: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宣言》接着列举了十项具体措施,并且特别申明: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

  这些措施中,至少有一半是是讲直接建立公有制的。另有两条是讲限制资产阶级收入、通过废除继承权切断私有制代际遗传的。此外,还包括消灭城乡差别、实行公共教育等。《宣言》特别指出:

  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利就失去政治性质。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1872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很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宣言》中所阐述的继续革命思想的探讨。

  恩格斯在同时撰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采用问答形式,通俗易懂的阐述了有关共产主义的25个问题。其中

  第17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制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18个问题: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

  这里同样提到了民主制度问题。《宣言》的提法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挣得民主。二者的思路完全一致。过去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多有偏颇,似乎民主就是专讲政治权利,例如选举、表决、言论自由等等。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的概念要宽泛得多,但它首先是指经济的权利,例如由全体劳动者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劳动产品。而恰恰是这最重要的一点被今天的人们所忽视了。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共列举了废除私有制进程的12项措施,比起《宣言》来,多了为公民建设公共住宅、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两条。接下来他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他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如此繁重的任务,如此复杂的过程,又岂是“毕其功于一役”可以想象的?没有不断革命的过程能够完成吗?更何况这还只是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呢!

  在《共产党宣言》中,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继续革命都还表述得不那么直接。两年以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做了更加清晰的说明: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由许多阶段组成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目标,这些阶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阶段的结束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必须依靠自己的阶级专政进行不断革命,一步一步地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达成每个阶段的目标,直到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做过什么重要修改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

  

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世纪之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沿着《宣言》指出的道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没有陶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止步不前,用了仅仅7年时间,不但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而且在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于已有的成就,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乱象面前,他冷静分析,艰苦求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继续革命理论。

  1.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革命前的中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也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它既不是工业发达的文明国家,也不是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而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其落后的农业大国。由此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即使在那时,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1937年)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1939年)

  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940年)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是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949年)

  依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1949年)

  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又适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就是靠了这条“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迈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不断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列宁不断革命论的重要补充和提高。

  2.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事件,它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高度契合。毫无疑问,研究这个理论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

  八大前后即1956至1957年,国内外形势激烈变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并直接导致了波兰波兹南市数万名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且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动乱。国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党上下都沉浸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喜悦之中,有点飘飘然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政治报告基于三大改造胜利的事实认定: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会通过的决议进而宣布: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毫无疑问,八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但是它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认定,特别是对于这一矛盾实质的认识,显然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最新动向,当然也没有预见到国内阶级斗争可能的发展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陷,而且毛泽东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国际上苏共修正主义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波兰的事变尚未解决,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匈牙利事件,这一次靠着苏军坦克的弹压才勉强使它没有被拉入资本主义阵营。

  1957年2月,毛泽东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指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在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很显然,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已经同八大报告和决议有了很大不同,并且开始纠正八大的不足,力图回到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认识上来。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体,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且动员党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资产阶级右派(主要是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党制,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言辞激烈、尖锐,甚至叫嚣要杀“共产党、共青团和带红领巾的小崽子”,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激起了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极大义愤和强烈不满,纷纷质疑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猖狂的进攻?而当共产党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反击的时候,立刻就得到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一致拥护。不足的是,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全国共划了55万右派分子,严重超出了毛泽东最初5000人的估计。各级领导为求政绩层层加码,其中一些品质恶劣者甚至把反右派斗争作为工具,用来反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原来整风的三大任务: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被反右派斗争所冲击和遮蔽,不但没有减少和克服,反而是更加增强了。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并由此创造出“冷战思维”一词,他首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他说:“如果他们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公开表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他进一步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还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已经从更深远的高度去思考和认识继续革命问题。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又一个重要节点。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至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正式形成。它是中国自三大改造改造以来全部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它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本质,曾经被中国共产党奉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段话的思想清晰、逻辑严谨,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说《宣言》还只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对资产阶级私有制进行限制和剥夺的意义上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措施,如果说列宁还只是在革命的层面上主张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那么,毛泽东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提出了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全面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

  

三、历史的检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检验,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检验。

  文化大革命的检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依据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一场伟大实践。说它伟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即时间长,从1966年一直到1976年,用了十年之久;范围广,从白发苍苍的老人直到初暗世事的孩童,全国七亿人民差不多全都卷了进来;触及灵魂深刻,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个人的出路。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同时具备这样三点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它的失败主要是三个原因: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用错了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而这三条又是互为原因的。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意识形态方面,把这一方面的局势也看得越来越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个时期江青开始高调介入文艺界,林彪也从幕后走到前台,他们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和观点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也自然提高了他们在领袖心目中的地位。本来毛泽东就对苏共二十大以后产生的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1964年甚至提出了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加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与刘少奇在对于运动重点的认识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最终导致他做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把这样一场运动交给了林彪和江青。他们两个一武一文,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实际上主导了整个文革的走向。文化大革命用后来的说法叫做“十年动乱”或曰“十年浩劫”,说是十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动荡也就三年。倒是左的一套理论和做法以及高层的斗争,持续了整整十年。毛泽东曾经设想三年运动之后就收兵,无奈已经掌握高层权利的利益集团不肯罢手:先是林彪集团觊觎国家主席之位,后是四人帮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且两者之间明争暗斗,累及了不少老同志。其性质早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范畴,堕落为纯粹的权利之争。而年老体衰的毛泽东虽然还牢牢地把握着政权,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不是老人家1976年驾鹤西去,还真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持续多久呢。文化大革命,用官方的话说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不是快要崩溃,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经历十年的争斗,人民已经厌烦了“左”的一套,人心思定,盼望早日回归社会的正常秩序,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心所向。而这一点恰恰是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所致。文化大革命说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其实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用乱斗、武斗取代法制,制造了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这样的运动又岂有不败之理?

  但是,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失败,却不能证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原因何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不错,理论确实需要实践的检验,但是这种检验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就是说具体分析实践成败的原因,是什么就讲什么。正如前面分析文革失败的三个原因,是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用错了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而绝不是继续革命理论本身就错了。有些人甚至把这一点极而推广至前三十年,毫无根据的断言建国以来凡冠以阶级斗争字眼的运动都是错的,总之,共产党没干好事,毛泽东十恶不赦。这就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政治立场问题了。

  改革开放的检验:

  毛泽东去世后,中央立即宣布结束文革,又以两年时间拨乱反正。此举的最大收获是解放思想,重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弊端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反动魔怪乘势而出。

  40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邓小平以总设计师的身份成为第二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年改革,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邓小平功不可没。但同时,腐败现象、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已经出现。特别是对阶级斗争的忽视,导致了经济硬政治软的现象。从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的魔怪,披上自由化思潮的外衣干政,配合着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策略,先后酿成了“八•六”学潮和“八•九”动乱。使得已经一心一意抓经济的邓小平不得不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用武力平息了北京的“6•4”风波。也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邓小平这时提出的“四个坚持”,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对这一理论的回归。

  动乱之后,中国党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而改革的方向却离共产党的目标渐行渐远。帝国主义在改变中共执政的图谋遭到强力狙击之后改变了策略:用他们所豢养的一批文人、专家、学者,建立各种“研究所”、“智库”,甚至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高层发声,影响和左右中央的决策。在他们的蛊惑下,国有企业纷纷“破产”,大批工人被迫下岗。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城市,沦为外国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打工仔”,成为替代工人阶级的新型“后备军”。社会上也开始呈现出一派反常的景象:腐败成风、两极分化;窃国者们在贱卖国企的盛宴上弹冠相庆,而广大工农则沦为弱势群体。这还不够,他们还要乘胜前进,用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阉割仅存的少数巨形国有企业,彻底刨掉中国社会主义的老根。更有甚者,一帮从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的魔怪又罩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外衣,放肆的攻击共产党、抹黑历史,污蔑毛泽东和革命先烈,其气焰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当年被毛泽东正法的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也难以望其项背,就连57年的真正的老右派也自叹弗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全力反腐;下大力气狠抓精准扶贫,逐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同时整顿党风,用“不忘初心”强化党的宗旨意识。给全党全军全国带来了风清气正的新景象,开始了一个面目一新的时代。问题是积弊太深,全部解决尚需时日。另一方面,内外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但境外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就是国内那些大大小小的“公知”、“大V”们,也绝不肯放弃他们已得的阵地,继续负隅顽抗,并且千方百计窥伺各种机会,进行新的反攻。例如当革命派纪念《共产党宣言》时,他们就把“消灭私有制”污蔑为“要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共产共妻”;当正义人士提出为“保护英雄烈士名誉”立法时,他们又以“没有法理基础、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可”、“违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原则”、“是对所有公民的不公平”、“会导致社会舆论撕裂”、“不利于和谐稳定”等等进行狡辩,阻挡立法进程。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对于革命的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于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预见又何其精准。

  

结论: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做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却被后来的历史所一再证明,这其实是他对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像小农经济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产阶级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权利机构也是每日每时都在滋生着资产阶级。从最初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到浪费挥霍、享乐主义,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相当数量的官员和他们的家族已经演变成为权贵资本或者说是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而之所以存在这种滋生贪腐的土壤,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比起民间资本的剥削来,这种官僚资本要可恶万倍:前者尚且要“起早贪黑、吃苦受累,甚至历尽风险。”而后者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将本属于人民的利益轻而易举地纳入他们自己的囊中,就像远古时代的氏族首领和部落酋长,利用“管理众人之事”的公权利而压迫他人攫取大众财富一样,他们在获利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由社会公仆到社会主人身份的重塑: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由此而诞生了。解决这些人是困难的,光靠法律是不够的,当年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充草立于朝堂之策以警示后任,还不是难挡那些贪腐官员前赴后继滚滚而来?倒是毛主席讲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是一个好方法。君不见,一场文革令多少干部脊背发凉,纷纷发出再也“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心声啊。尽管文革式群众运动的探索没有成功,尽管后来者否定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却再次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今天,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彰显出其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砥砺前行的指路明灯。

  今天,当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170周年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无限崇敬之情,是他们在黑暗岁月里,用《宣言》点燃了全世界无产者心中的光明,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当我们研究《宣言》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孤独,就像当年在井冈山下茅坪河边的八角楼里,他独自探索“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样。他越是接近继续革命的真理,也就越是和他的战友们拉开了距离。然而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他却一如既往百折不回,哪怕粉身碎骨也绝不在所不惜。

  《共产党宣言》诞生170周年了,文化大革命也已经52年了。这一路坎坷走来,我们付出的是教训,收获的是经验:一是建立公有制,人民江山基础牢;二是发展生产为中心,民富国强最重要;三是坚持继续革命,四项原则是根本。特别是要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动摇就有大厦倾覆之虞。必须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又公平正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这些经验和教训中,我们愈加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不忘初心”的重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初衷,高举“继续革命”的旗帜一往无前。最后借用《宣言》的一句话结束本文,那就是: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张东川 201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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