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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敌视法律吗?

2016-12-07 11:11:36  来源:非菩提者微信  作者:陈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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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律关系的问题,一种似乎很流行的观点是,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马克思根本没有在法律领域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的话有一定代表性: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尽管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无疑将与世长存。

  英国学者柯林斯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名声最差争议最多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律表现出来的永久的敌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关于法律现象的评论是没有法律我们将生活得更好。

  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歪曲,但为什么会被如此歪曲呢?

  这与马克思对法律的基本态度不能说没有关系。马克思不是从强调法律对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良善运行的重要性出发,致力于打造属于自己的一套成熟的、完善的法律理论、法律规范,而是去质疑法律本身的正当性和公平性,揭露法治本身的虚伪本质。

  这很容易让人给马克思打上反对法律、否定法律的标签,认定马克思充当的是法律批判者的角色,而不是支持者的角色,是法律解构者的角色,而不是建构者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还有被广泛提及的三个基本论断。其一,法律的经济基础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形式、它的本质应该从其所植根的物质生活状况中加以解释;其二,法律的阶级工具论。法律代表着某些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政治统治的手段和方式;其三,法律的历史终结论。法律不是永恒的现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会同国家一样消亡。

  这“三论”是不是对马克思法律思想正确解读,仍需要判断。但它确实已经被中西方法理学界所公认,并被教条化地引用。结果,法律的经济基础论变为经济决定论,法律的自主性功能被贬低;所有法律都从阶级统治工具的角度去理解,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一度被概括为资产阶级的而抨击或舍弃;不顾社会发展背景,主张法律的消亡,使国家社会建设出现轻视法律规范完善、轻视法治建设的倾向,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马克思主义不讲法治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敌视法律、批判法治,马克思批判的是在西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以自由主义法哲学为代表的法律观念,即“法律拜物教”,相信通过制定、调整、完善法律就能破解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维系社会公平、秩序良善运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关于法律拜物教批判的理论。

  在法治文化不够浓厚、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治程度不够先进的当代中国,着力宣讲法律重要性、致力于构建法律体系、坚实推进依法治国、让社会成员具备法制观念、遵守法律规范,必然是重要任务。但这并不等于说,强调法律拜物教批判,就不合时宜。

  法律拜物教批判,不是要批判、否定、消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而是主张对法律规范的社会效应保持必要的质疑,矫正现代社会过于强调甚至盲目推崇法律的观念,重新思考人类社会良善运行的总体进路。对法律拜物教的批判是推进真正的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任务,能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

  强调法治国家,并不是说法治完善就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结为法治不完善,可能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把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结为完善法治,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现在就可以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法治完善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是法治完善的情况?即使真有了法治完善的情况,难道就不会出现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社会失序、道德缺失等社会问题了吗?

  政治上层建筑不可能脱离社会基础。法律制度的健全,要放在整个社会建设的整体中,只强调法律完善、加强法治,不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推进,法治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也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能通过法治建设一个方面就能够实现的,必须完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制度、体制是根本,法律只是这个根本的一种要素。没有真正解决体制问题,制定出来的法律就不能真正地发挥功效。要打造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的外部运作环境建设,建立能够有效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完善权力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为法治运行提供社会支持。

  我国属于政府主导下的、以法律移植为主的法律发展形态,更需要实质法治而不是形式法治。现阶段社会环境极其复杂,经济改革急促转型,社会快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关系不断变化滋生出新的利益诉求,产生出多元的利益主体,冲击已有的利益格局。法律必然要对各种利益作出判断,给予肯定、默许或者拒绝、否定的明确表态,要代表哪种利益主体,如何处理利益主体的矛盾,保证稳定有序的利益格局,必然是立法者面临的重要难题。

  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公平公正、社会的良善和谐为目标。不能理顺人们之间物质生活关系,不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公正。法治建设一定要保障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还是少数人享有垄断的权力,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获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那这样的法治建设,就注定不会成功。这样的法律规范,也注定会被淘汰。法律的公平,如果不想沦落为形式的公平,就必须保证社会大多数人获取财产的公平机会,就必须保证不是少数人在积聚财富而是大多数人同享财富。

  而要打破现行的利益格局,理顺复杂的利益关系,还是得靠政治体制的改革。法治建设,要求政治权力先行一部,要求政治权力接受社会的监督,要求政治权力真正地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服务于少数人。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也当然谈不上法治社会。事实证明,光靠呼吁政治权力的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是不够的,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设计好监督权力的机制,让法律的监督切实发挥功效,才是行得通的方案。

  最后要说的是,法律只是人类社会良善运行的条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它可能只会带来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构成的循规蹈矩的社会,而不是活生生的道德生命体构成的有活力的社会。要打造这种有活力的良善的和谐社会,就必须挖掘、提倡其他的能够获得共识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调控方式。

  强调法律规范的功能,不能弱化其他规范的调控,尤其是道德的调控。在共同感叹中国道德滑坡现实之余,人们呼吁用法律来救赎道德,是必要的。但法律的调整不能挤走道德的空间,只有法律,打造不出有道德的人,也不可能打造出道德型社会。法律同样需要道德去救赎,只有法律、道德、其他社会调控和规范方式相互协调、有机结合,形成稳定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内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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