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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

2022-04-05 15:23:5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范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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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后,老同事相聚。因为政工经历,有感慨者曰:别的干部是南瓜,越老越甜,唯咱政工干部是丝瓜,越老越空。我不予苟同,答曰:此语大谬,我干了几十年,怎么总觉得越干越不空。他问我:那你觉得从事政工能做得成什么事吗?我说:有益于人民的事,做得多了去了。顺着记忆,讲了两桩。听完,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假。

  我说了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是我参加阶级复查工作的那一段经历。

  1971年3月,我响应政府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到了西双版纳,效力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五营七连。五营位于勐腊县勐捧镇勐润村,是祖国最西南的边陲,依山傍水,种植橡胶,南邻老挝,西望缅甸,居住着傣族、哈尼族等好几个少数民族。这里的民主革命完成于一九五六年,为历史和社会原因所限,在成分划定时,有些工作较为粗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的“后遗症”明显。因此,一九七一年初,云南省委就把在边疆地区开展阶级复查列入日程,部署布置,在勐腊县的勐捧、向明等四个公社“先行一步”试点摸索。以机关干部为主,在建设兵团抽调了一批班排长,组成了庞大的工作团,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我和我连的二排长老吴、八连的两位“小杨”,被分派在一个叫扎苏版大队的哈尼族寨子里,于六月初入驻后,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适应环境,适应生活,然后是组织学习文件,开展调查分析,掌握每家每户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经济状况,在云南省边疆办公室领导亲自下来蹲点和直接指导下,花半年时间完成了任务。勐腊全县铺开此项工作时,我再次被抽调,与北京知青小张(二营的一个排长)来到麻木树公社的坝荷大队帕良生产队,继续开展复查工作。这里位于澜沧江畔,山高路陡,寨子坐落在山腰间,取水洗刷,上下差不多要四十分钟,百姓家的伙食也很简单。第三天各驻队工作组去坝荷大队集中,小张请假说要回去取点东西,“黄鹤一去不复返”,帕良寨剩我一人“独挑”了。

  一个人也得工作!带队的段指导员对我说,我这里派不出人手了,反映到县里,县工作团领导说你能行,你就坚持着干吧。我当时心里虽然有点发麻,但领导信任给了我勇气,打起精神,按照在扎苏版做过的套路流程,白天下田劳动(播种旱谷),晚上组织学习,和50多户男女老少打成一片后,着手调查分析,把重点放在“疑似异己”家庭上,尤其是摸清了几户戴帽的“地主、富农”家解放前的经济地位与现实成份不相符的“症结”所在。原来,是因为当时曾有过“阶级成份与政治表现相互参照”指导思想的影响,把一个极其贫穷的寨子里的阶级成份搞复杂化了。唯一的那家地主,当时几乎没有固定田块,但因为他曾经向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献媚奉承、仗势欺人而犯下众怒,土改时,在老百姓强烈要求下就定下了地主的成份,两家富农、两家富裕中农的情况亦然。老的老了,但连累了他们的子女,参军,招工,上学,啥好事也甭想。进寨初,那几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遇上时连正眼看我的勇气都没有。还有,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1969年残匪入境骚扰的“满岗事件”,惊动过国务院),这个寨子里有人为敌特提供过方便而曾被管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们担心“复查”是不是又一次“秋后算账”,远远相逢都绕着路走。所以,我利用黄昏时间,一面只身登门拜访,逐家逐户认真调查,一面组织了以老大爷老大娘为主体的评审小组,通过他们的传递,把复查政策与所掌握的材料同时向群众交底,让每家每户自己对照政策,根据过去有无剥削、被剥削行为和剥削、被剥削的程度,“对号入座”,家喻户晓了“复查”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准则,得到了充分的理解、认同和配合。经过四个月的忙碌,帕良生产队的53户,地主富农没有了,上中农1户,中农6户,下中农11户,其余的都是贫农。最终方案公布后,全寨子皆大欢喜,一片欢腾。帕良完成后,我去隔壁生产队协助俩位解放军战士填写登记表,还帮着大队部完成了新的阶级成份建档。段指导员满意地说:原来担心你单枪匹马可能要挡不住,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帮着收完了场。离开坝荷大队时,帕良寨一群青年赶来相送,尤其是原先受压抑的几个,更是依依不舍,热泪盈眶。

  说的第二件,发生在张家洼铁矿、如今的鲁中冶矿集团。

  那年四季度,指挥部团委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援助小官庄铁矿为完成年度掘进计划而冲刺,我担任了第二分队队长。突击队都是风华正茂的热血儿女,干活拼劲十足,出渣量远高于其它掘进队。“挠挠者易折”,由此也带来了嫉恨,井下有人言:突击队能干,那就把掘进任务都交给他们吧。我估摸着,这矛盾,早晚要发作。

  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迸发于我们第二分队,我当班的那个中班。

  那晚接近下班时,队员们还忙着往打好了的“眼子”里装填炸药。为了不给下个班头留下安全隐患,我让大家干脆放完“炮”再下班,这样,就迟缓了半个多小时。炮声响过硝烟褪去,我们收拾完工具离开掌子面到井口时,上头班的运搬队人员已经进入巷道,与我擦肩而过。卷扬上下,人车不能同乘,这是有规定的。为此,我就去找调度说明情况,联系运转队控制房获得同意后,回到井口准备招呼大家上罐时,看到运搬队有人堵住突击队员,硬要把一条空车皮推入罐笼,双方产生了争执,一位有了点年纪的半老头竟然抡起一根用来连结车皮的铁链,砸在了小陈膝盖上,顿时就血淋带滴,我方队员小由见状劝阻,被对方拉偏架的数人围住,挨了好几冷拳。眼看双方怒目相向剑拔弩张,我赶紧三脚两步奔入现场,阻住双方。因为我曾是指挥部工业学大庆工作组成员,与运搬队里的大小头儿有一面之交,所以很快就冷静了大家,控制了局面,各干各的去了。

  不料第二天早上,我尚睡得迷糊之际,我们突击队王队长(时任指挥部团委书记)急匆匆找上门来告诉说,昨晚因为运搬队有人被青年突击队打坏了,矿区停产不干活,今天公安要来抓凶手了。我不胜惊愕,赶紧把昨晚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给他“复原”了一遍,直言不讳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人甩赖,有人诬告,倒打一耙,是抹黑突击队,为不思进取的慵懒作风耍锅。然后,我俩又去突击队党支部书记处,详尽汇报了原委,由他(时任组织处副处长)向指挥部领导提供真情实况。那天,矿区里“有人要逮捕”的谣传纷扬,不少人幸灾乐祸等着瞧热闹。

  下午,我接通知参加指挥部调度会,进入会场,见里面坐着的,都是各二级单位的党政领导,还有二工区下属各队神色冷峻的干部,会议室里的气氛,严肃得近乎萧杀。主持会议的景指挥简略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情况后,就“抓”与“不抓”征求意见,在几乎“一边倒”的“义愤填膺”中,我仿佛觉察到王队长、李书记的眼神在向我示意着什么。要不要挺身而出,站起来说说真情呢?“铁肩担道义”,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下的好,不明真假,何辨是非?于是,就毫不犹豫地举起右手请求发言,景指挥点头同意了。

  我说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我们突击队到井巷公司,是响应指挥部支援大干一百天的号召、为年度完成计划出点力气而不是与什么人闹矛盾来的;第二点,是凡同意“抓”的所有同志,是不是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或是现场的“零距离”目击者,所持异见源于何方;第三点,是一场本来就已经平息了的小小纠纷,为何会被推波助澜恣意扩展到造成停产的严重后果,正在办理“该抓”流程的部门,是否找过双方当事人,具体了解和对各方所言作过真伪考查鉴别。然后,我尽量控制气愤,注意措辞,如实把当时境况重述了一遍,会场一片寂静,无人插话,无人提问,那些极力主张“该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一个个面红耳赤,目瞪口呆,看冷门似地打量着我,估摸着我。我深知,此刻他们最希望的,是景指挥能发“连珠炮”,打断我的发言或者声色凌厉地直接把我击倒。但景指挥并没有如他们之愿,我说完后,他不但重复了我所说的第二、第三点,还强调开会应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允许人人发表不同意见,含蓄地肯定和支持着我,我“言多必失”的顾虑烟消云散。接着话题,景指挥讲了一番“领导干部”要听真话讲真话的道理,指出之前头脑发热,是因为没听到真话,没经过调查分析,人云亦云,现在听到真话了解真相了,都还热得起来吗?他说,幸亏我总觉得把这几位小青年往公安一送了之不很妥当,才临时动议召集会议;也幸亏小范同志讲了真话,让大家了解了真情,才紧急刹车扭转了处理方向。否则,他们几个蒙冤受屈,进去一判几年,青春没了,前途毁了,难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害死人,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对得起他们的家长呢,大家也会不会因此而内疚一辈子?

  景指挥一番话,有担当,有爱护,入情合理,语重心长,足以让在座干部振聋发聩。我为自己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和对这几位青年、对青年突击队的声誉尽了心、负了责而踏实,而心安,也深为景指挥决策前的“兼听则明”和“尊重客观”而感动,而钦佩。

  我告诉老同事,做这两件事,是因为脑海里有着精神的支撑和激励,前者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后者是“要敢于反潮流”,

  即便担点风险也在所不辞。做第一件时,我尚年轻稚嫩,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事求是落实政策,弄不好要被扣上“右倾”帽子。做第二件时,我还只是个接受培养考察的“积极分子”,需要点“多种花少栽刺”的“谦虚”和“涵养”,敢在本单位最高领导面前直抒己见,会得罪不少干部而遭忌,以后还要不要“进步”?但我都做了,做得问心无愧,做得领导更信任更放心,够“意义”了吧?老同事听了,说:不空,不空,政工不空,事,还在于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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