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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红深:一个农民的抗战

2020-01-03 17:47:23  来源: 红色文化网   作者:齐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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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我小时候,家乡河北省平乡县的人们说起抗战,说起共产党县长王东初,都会提到刘坤西。他的故事深深地烙进我的心里。可是,不论编史修志,还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当地县志、报纸上都没有提到过这个人。

  刘坤西是我大舅,是个不识字的农民。我是他外甥,是个史志工作者,年逾古稀要奔八十了。良心驱使我不要沉默,把个人记忆留存于世,补正历史真相的残缺和真假的混存。

  童年体验:红红火火一家人

  我兄弟姐妹七个,只有我是在日本侵占时期降生的。没出满月,娘就抱着我“跑日本”,躲避日本扫荡。有一次,怕我的哭声招来日本鬼子,娘用衣服把我紧紧地包住,差一点被闷死。

  我一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娘生了妹妹,顾不上我,把我送给大妗子抚养。

  我家和姥娘家相距五里地,漳河从中间穿过。大舅大妗子只有一个闺女,名叫淑彩,比我哥哥大四岁,比我姐姐大六岁,比我大13岁。我从小体弱多病,长到四岁还不会说话,别人叫我“二哑巴”。大妗子依然喜欢我。

  我虽然嘴里不会说,但心里明白,记忆力好,大妗子说儿歌讲故事我都能记住。我两岁时的春天,害了红眼病,早晨醒来睁不开眼,大妗子抱我到家东面的水坑给我洗眼睛。姥娘村的水坑比我家房后的水坑更宽更大,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蒲草,也有野鸭游来游去。我看见四条腿的青蛙领着一群两条腿的蝌蚪在游,很好奇。大妗子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蝌蚪是青蛙的孩子。刚生下来没有腿,现在长了两条腿,长大后变成四条腿。”——大妗子的话给了我信心,我坚信长大了也能说话。

  我和二舅、三舅及西院叔伯舅舅家五六个孩子差不多大小。我们在一起玩耍,一起上小学。姥娘整天忙,顾不上我们这群小孩子,我们也不怕她。二舅、三舅和三个妗子都很和气。只有大舅整天绷着脸,没有笑模样。我们一看见他,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规规矩矩。虽然大舅厉害,但他跟所有舅舅、妗子一样,跟姥娘说话总是和声细语。每天早晨都给姥娘请安,干完一天活,晚饭后围着姥娘坐着说一会儿话,给姥娘道了晚安再回自己屋子。

  姥娘和奶奶不一样。姥娘的身材没有奶奶那样苗条,脸也没有奶奶白。虽然也曾裹脚,但不像奶奶那样小,算是半大脚。奶奶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烧香磕头,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也是烧香磕头。姥娘早晨睁开眼睛就干活,晚上睡觉前还是干活。

  姥爷走得早。姥娘不光管全家二十来口人的吃喝和家务,还管三个妗子纺花织布做针线活。

  早晨天一亮,姥娘就打开院子东南角的水井盖子,打一水筲水,和一团面,点着柴火,给三个舅舅每人烙一张饼,饼上摊着一个鸡蛋。三个舅舅扛着锄头边吃边下地干活去了。三个妗子各自把大孩子叫起来,让大孩儿照顾小孩儿,自己该干啥干啥。

  三舅的南屋里有台织布机,不论白天黑夜从不停机,三个妗子和大舅家的淑彩、三舅家的淑月姐姐轮流织布。全家人忙忙碌碌,有条不紊。

  那时候,经过土改,家家有房住有地种,老百姓喜气洋洋,姥娘这个大家庭的日子红红火火。由于姥娘处事大气,合乎情理,全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姥娘家在漳河西岸有一片菜地。三个舅舅早晨去菜地干活时,大舅把姥娘给他的烙饼掰给我一块,三舅把我抱上马背,扶着我,二舅小心地牵着马,让马缓缓地走。漳河里有鱼也有船,岸上有树也有草。草丛里有蚂蚱,树上有飞鸟和鸣蝉。农闲的时候,大舅忙公事,二舅是瓦匠帮别人盖房,三舅去山西拉大锯。

  大舅先是大葛村村长、后来当杨村乡副乡长,领导农民劳动生产,多交公粮,多纺花织布,支援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他还从县里找来医生给乡亲们治病,也给我治尿频的病。那位医生名叫霍宝印,王固村人,是大舅参加县大队抗日时候的战友,吃住在大舅家里,看病不要钱。淑彩姐姐给他打下手,后来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交公粮是尽义务,乡粮站验质过秤记在每户的公粮证上。卖棉花、棉布、衣服、鞋袜是做贡献,乡供销社到各村验质论数给现钱。妗子、姐姐和邻家的妇女们坐着蒲墩,端着针线簸箩,白天围在树荫下,夜里坐在月光里,有的摇纺车,有的缝针线,手里忙着,嘴里哼着小曲儿,说说笑笑。我们小孩子仨一群俩一伙,在旁边玩耍。姥娘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这儿瞅瞅,那儿看看,夸夸这个人,说说那个人,让大家早起点、晚睡点,干快点,把活做细点,多往供销社交货。乡政府对各村搞评比,大葛村人心齐,总是得第一。

  少年耳闻:大舅入党,全家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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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初烈士像和简介(邯郸烈士陵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的家乡。

  我在十年前应邀为母校平乡县一中校志作序时,曾经引经据典简要介绍家乡的山水形胜、文化传统,被许多人引用。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南部,京广、京九铁路之间。自古得山水形胜之势,为“一方要冲”。早在公元前11世纪,殷纣王在县境王固一带筑沙丘宫。武灵王饿死于该宫,秦始皇东巡驾崩于该宫。历史上著名的“巨鹿大战”发生在今平乡镇南一带,成语“破釜沉舟”也源于此。著名的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和唐朝名相魏征都是此方人士。

  这里是燕赵故地,崇文尚武,多慷慨悲歌之士,是梅花拳的发祥地。河北梆子、丝弦等戏曲盛行。各村都有一些人通过戏曲、故事等形式传诵着名人轶事和传统美德。

  1939年,大妗子的娘家人李常德介绍我大舅加入了共产党。李长德是我县地下党负责人。1940年,肥乡人王东初来当县长后,认识了我大舅,二人结为拜把子兄弟。县大队经常到我姥娘家休整、补充给养,王县长住在我姥娘家,管我姥娘叫大娘。姥娘领导三个妗子、我娘、我姨和村里的妇女们给他们烙饼、蒸干粮,做衣裳、做鞋袜。就连当时才十来岁的淑彩姐姐,也当起了交通员。有一次,王县长把一张写着字的纸,缝在她衣兜里,让她去油召桥村桥头的小饭馆里,找一个名叫连桥的人,交给她。那个小饭馆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淑彩姐姐走了六七里路,找到了连桥。淑彩姐姐说,没想到连桥跟自己的年龄个头差不多,从此俩人成了好姐妹,我小时候在大舅家里见过她。

  初中老师让写作文《我最敬爱的一个人》,我写的是大舅。内容是听我娘说的,除了上面的一些内容,还有大舅带领民兵天黑前往任县西扒京汉铁路,早晨天亮前再赶回来。二舅、三舅、我爹都参加。1942年冬天,王县长和我大舅带人从刘家屯去河西李庄征收粮食。天快亮的时候,被从老平乡城和武士村来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包围。双方交火,敌人势力大,警卫员豆庄的窦庆怀被打死,王县长不幸被打伤。我大舅和战友背着他顺着滏阳河往北跑。王县长说:“我不行了,别管我了。你们快跑吧!”我大舅坚决不肯。王县长不愿连累战友,给自己补了一枪。大舅他们把王县长的尸体藏在一个水井里。后来被日本鬼子捞出来吊在老平乡的城墙上。那是日本在平乡县的老窝,有一个班鬼子和几百个伪军把守。我大舅带着十几个县大队队员和本村民兵贺礼贵、贺二申、游春祥、贺丙堂等,都是忠实可靠的。在老百姓掩护下,通过内线,深更半夜冒死把王县长尸体偷回来,藏进大舅家南面盐场水井里的地道。新中国成立后,大舅找到王县长老家邯郸专区肥乡县勒马台村,送他回归了故里。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地区,到处有日军,有伪政权,我村西南12里远的油召桥就有日本岗楼。国民党、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既有阴阳两面人,也有假抗战真汉奸。这三种势力中的一些人,也有的暗中勾连。姥娘家遗留着好几处夹墙和地道暗仓,就是那种复杂斗争形势下的防范工事。我和舅舅家的孩子们捉迷藏时,经常从北屋大立柜钻到村北的灌木丛,从东屋炕洞爬进村东的芦苇荡。哥哥说他小时候去大舅家南边盐碱疙瘩那儿玩,淋小盐的大场里有个水井,水井里有地道。我听后恍然大悟,怪不得不让我们去南面的盐场玩耍,原来水井的地道里藏着王县长尸体。

  青年感知:大舅心里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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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上初中三年级、高中二年级时,两次入团都没有入上。据说是社会关系有问题。

  我县高中离我家12里地。我星期六下课后走回家,星期天下午背着一星期吃的干粮走回学校。从姥娘房后边路过时,经常去看望她老人家。这时候,姥娘已经八十岁了,三个舅舅各过各的日子。姥娘住在三舅院子的东屋,自己做饭自己吃。每次去,姥娘总是给我一个熟鸡蛋,大舅给我两个掺了黑豆面的窝窝头,比我家里纯高粱面的窝窝头松软好吃。可是,我从没有说过我入团没有入上的事。

  高中毕业前,有一次我去姥娘家没见着大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等着给我窝窝头。

  我禁不住问姥娘:“大舅忙啥呢?”

  姥娘生气地说:“你大舅让人家算计了。他要去邯郸找王县长的闺女,我不让他去给人家找麻烦,他不听。”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姥娘生气。吃惊地问:“怎么算计了?”

  “人家说他自动脱党。他不服,要去找。我说,王县长死了多少年了,还去找什么!日本鬼子赶跑了,当不当党员能咋的!”过了一会儿,姥娘接着说:“要是王县长活着,就不能有这一出儿了。”停顿了一下,姥娘又说:“你大舅捡了条命。知足吧!”

  我再次路过姥娘家见到大舅的时候,他耷拉着脸,简单地给我讲了事情原委:

  “我是大葛村最早的党支书。王县长和我比亲兄弟还亲。他牺牲了,日本鬼子打跑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革命的。我知道底细,所以有人怕我。我当杨村乡副乡长,党的关系还在村里。党支部开会故意瞒着我,我去的时候总是没有人。后来说我自动退党了。我去找支书贺玉怀说理,他说我超过了六个月,是上边定的,他说了不算。我又找县里的孙清田、黄玉海,跟他们生气。你姥娘知道了,也跟我生气。我怕你姥娘、妗子气个好歹的,就,就……”

  大舅又说:“连我介绍的老党员贺礼贵、贺二申都对我说,你要是再不服,连我们都得挨收拾。你又不识字,没文化,好好过日子吧。”

  这时候,我不但不惧怕大舅,反而觉得他有些可怜了。此后,我没有询问大舅的党籍问题,家里也没人再提这些事。

  直到我大学毕业在锦州五中当教师,把后进班带成先进班,经常在全市上公开课。工宣队长温师傅找我谈话,说:“你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出身又好。怎么不要求入党啊?”

  其实,我有一块心病:“连团都入不上,哪敢想入党呀!”

  1973年春,我当选为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党支部组织委员马老师和干事郭老师对我说:“我们去你家外调了,那里真穷。你村崔增虎书记把你家都夸到天上去了。”

  我试探着问:“我的社会关系有问题吗?”

  她俩说:“都很清白。你大舅还是老党员、抗日英雄呢!你档案里怎么没有说呀?你姥姥他们全家都抗日。真是了不起!”

  我一连九年没有回家。再次探亲是1980年夏天,我35岁,姥娘去世三年了。

  大舅有些苍老,更不爱说话了。寒暄之后,我没话找话,问大舅:“那一年你去邯郸见着王县长闺女了吗?”大舅这才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不是我去找她,是雨子写了好几回信找我。她在邯郸专区卫生局工作,王县长安葬在邯郸烈士陵园了,让我去看看。我在她家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你看,墙上贴的照片就是她给的。”

  为了证明不是他去找王县长闺女,大舅补充说:“不光王县长闺女给我写信。好几位老战友都找我。邢台专区组织部长谢培成过去是县大队的战友,负责落实政策,也到家里来过。那个贪占王县长烈士抚恤金的小子后来当过任县县长,还来了呢。我没有屌他!”

  大舅从关老爷的佛龛上拿出两封信递给我:“这是接任王县长的程县长来的。他是北京管钢铁的。”我看到发信的地址是北京市木须地9号楼和三里河一区10号,落款都是程焕星。内容是好多年没有见面,非常想念。

  大舅说“我不会写信,也没脸给老战友回信。”

  我这才感悟到,一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硬汉子,屈从于亲情、友情,把窝囊气憋在心里是多么难忍!急忙把话题岔开:“大舅,你领我去姥娘坟上看看吧!”

  大舅停了老大一会儿,低沉地说:“不用去了。都成了灰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通”一声跪在大舅脚下,边哭边说:“姥娘没有成灰,姥娘升天了!”

  后记

  我姥娘1977年去世,享年93岁。大舅、大妗子1994年去世,享年84、89岁;二舅、二妗子2007、2002年去世,享年90、85岁;三舅、三妗子2012、1961年去世,享年91、44岁;母亲2011年去世,享年99岁;姨2018年去世,享年95岁。那一辈的人都走了。我这辈分的淑彩姐2012年80岁时辞世了,是走的最早的一个。她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写这篇回忆录时,问三个舅舅的直系亲属:“县志办、记者找过你们吗?”回答说:“找过。”我问:“你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吗?”他们有的说“没啥说的”,有的说“不想说”。我问:“家里保存着过去的材料、信件、照片吗?”回答说“没有”。我问:“日子过得怎么样?”都回答说:“挺好。”我问:“孩子们怎么样?”都回答说:“挺好。”

  回忆录写就,已是2020年元旦凌晨。下楼登莲花山,旭日高照,脱口流出四句小诗:

  肩挑云烟身披风,只身奋力攀山峰。

  旭日高挂东海上,赤心与之比谁红。

  (2020年元旦于大连市西岗区文城巷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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