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官庄村走出的共和国将军

　　在山西的东北边陲，有一片被称为“塞上江南”和“小乌克兰”的神奇土地，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由东南而西北几成环抱之势，奔流不息的壶流河从西北向东南纵贯全境，这就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善良、淳朴人民的广灵。

　　位于壶流河南岸，距离县城西南约六公里的将官庄村，自古以来更是地灵人杰，名不虚传，从这里走出了广灵县历史上第一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共和国将军。他，就是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的王吉林将军。

　　一、农家出身立志从军

　　(一)苦难的家世，不屈的脊梁

　　他的父亲名叫王成，和电影《英雄儿女》的英雄同名。巧合的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在解放战争时期负伤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他的父亲祖籍灵丘县，他的父亲王成原本并不姓王，而是姓贾。当他的祖父39岁去世时，他的父亲只有一岁半。迫于生计，他的祖母只好带着他一岁半的父亲改嫁到了灵丘县石瓮村一户王姓人家，他的父亲在石瓮村长大成人。

　　他的母亲叫贾玉英，系灵丘县天家沟村人。他的母亲与他的父亲结婚时年仅13岁，他的父亲当时年龄为16岁。

　　1938年抗战时期，他的父亲王成曾担任区小队交通员。一次他的父亲身带了一颗手榴弹到灵丘县城送信时，被伪军发现后差点被抓住，最后被追到了他的姑姑家。他的父亲藏在了堂屋门后，手榴弹已经上了环，准备与伪军同归于尽。幸亏他的姑父出面送了伪军50块银元，伪军才没有继续搜查，他的父亲从院子里翻墙逃到墙外的场面，在莜麦秸里藏了一夜，第二天才脱险。

　　因为身份已经暴露，他的父亲再也不能继续在石瓮村居住生活了，只好从灵丘北山沿广灵唐山口峪北上，一直流落到当时还属于广灵管辖的阳眷镇，直到1941年他的母亲怀孕即将临盆时，由于他的姥姥改嫁到了广灵县作疃乡将官庄村，他的父亲才带着他的母亲来到了将官庄村。

　　在将官庄村他的父亲靠掏茅池暂时维持生计，在找不到居住房子的艰难时刻，该村的穷苦农民武占魁把自己的一间厢房让出来供他的父母亲居住。他的姐姐于1941年农历的三月即出生在这一间厢房里。他的父亲是个有恩必报的人，他的父亲后来将他的姐姐嫁给了房东武占魁的二儿子，武占魁的大儿子武修文也参加革命而牺牲成了革命烈士，这当然是后话。

　　1946年，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他的父亲把母亲和6岁的姐姐安顿在了作疃乡唐山口峪的一个仅有4户人家的自然村——半峪村居住生活后，而他的父亲以广灵县作疃乡憨崖洼村村民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憨崖洼村供养他的母亲和姐姐400斤小米，一家人总算是能够活了下来。

　　他的父亲在解放北平时，已经开始担任机枪队员。在1947年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他的父亲在北京顺义掩护部队过铁路时身负重伤，医生要给他的父亲截肢，他的父亲宁死也不截肢，经过在部队医院治疗康复，最后总算保住了这条腿，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父亲最后在1950年复员还乡。

　　1951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二)，他在半峪村降生来到了人间。1955年他四岁的时候，因他的母亲病重卧床，他的父亲将全家从半峪村再次搬迁到了将官庄村，并且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被造反派赶下了台。

　　1966年他的父亲举平生之力，东挪西借大约花了600多元在将官庄村盖了三间小房，四处流落的一家人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在这处房子里，他的母亲住到1973年去世，他的父亲住到1992年去世，临终身上还带着因系要害部位无法取出的4块弹片。

　　(二)难忘的童年，将官庄村的岁月。

　　人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他原名叫王继林，1955年春他4岁时全家从半峪村搬迁到将官庄村定居后，1958年他开始读小学。他从小就懂得他们一家人是村里的外来户，而且他的父亲又是村支书，他从不吵嘴打架，更不惹是生非，他生怕给父母惹麻烦。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从小就非常懂事，而且遇事肯吃苦有担当。

　　1959年他只有8岁，当时他的姐姐王继英已出嫁，他的小弟王继峰还没出生，家里只有他的父母亲和大弟王继山四口人。那年秋天，生产小队里在一个叫“南土坑”的地里按每人IO斤给他家分了40斤芥菜，因为父残母病而且距离村里又远，年仅八岁的他一个人硬撑着从上午约十点一直背到了快下午两点，一路上没走多远就得停下来，再将芥菜抱到地圪棱上背着继续走，就这样背背抱抱终于将40斤芥菜背回了家。

　　1962年春的一天，年仅11岁的他独自在县城卖黄花的经历，也许就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平凡。当时他家积攒了些黄花，因为父亲腿伤不便去县城去卖，便托付给名叫“老奎汉”的一个人带他到了县城去卖。

　　到了县城的西关，“老奎汉”说：“孩子你在这儿卖吧，爷爷去东关卖。”这就留下了他一个人自己卖了。巧的是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来了一个买家，买家看了看黄花的成色，搞定了价格一斤2.85元，这也符合他的父亲交代的底价。当把一机器面袋的黄花过秤后称了16.5斤，这时人们才发现卖黄花的是个孩子，他们都想看看这个孩子咋算账。

　　这么复杂的数字用心算确实有一定难度，而且他根本没学过心算，可这个难题却并没有难住他。他急中生智、化整为零，让这位顾客先给10斤的钱，再给5斤的钱，再给1斤的钱，最后给半斤的钱。顾客和周围的人被他的算法逗乐了，大家都夸他这个10多岁孩子不简单，长大一定会有出息。

　　(三)关键的抉择，梦想的起航。

　　1964年他小学毕业升入了作疃乡农业中学就读。1965年3月，时任作疃供销社主任的赵启舜因工作关系和他的父亲认识，当时作疃供销社要从作疃农业中学里招收合同工。一来是因他的父亲系革命残废军人，家里生活又十分困难;二来是赵也是转业军人出身，和他的父亲有着共同的经历，赵便问他的父亲是否想让儿子参加工作，他的父亲当然同意。

　　供销社从当时的作疃农业中学挑选了包括他在内的3个学生一起参加考试，由时任作疃供销社会计苑端正主持了一个简单的考试。虽然他通过了考试被选中，但一查他年龄尚未满14周岁，当时供销社录用了一名比他年龄大的同学。

　　到了8月份，年满14周岁的他接到作疃供销社让他上班的通知，上班后他被安排在师傅彭佩手下当收购员，一直工作到1968年2月入伍。

　　在作疃供销社工作其间，他特别注重继续识字和学习。他后来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时，一个研究生不认识“昝”字向他请教，他立马答了上来。这个“昝”字就是他参加了供销社工作时学会的，没想到以后却因为这个昝”字让研究生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的作疃供销社的职工中，有一个叫张协举的做饭大师傅有腿疼的毛病。一次张协举犯病后，只有14岁的他非要帮张协举担水，张协举看到他还是个孩子模样，实在有点不忍心，他告诉张协举说，他的力气大的很，他能背的动240斤的一袋咸盐和160斤一捆的白麻，担一担水当然不在话下了。

　　他在担任收购员时，有一天有个在大同矿务局当医生的人来卖白麻，他开票时把卖麻人的名字“魏宠”写成了“魏蠢”。魏宠拿到支款传票后大怒，他机智地让魏宠先教他一下“宠”字的写法，并对魏宠说如果下次再写错不仅可以骂他，而且可以直接打他。魏宠听了他的话也转怒为笑，当场夸他说这个小家伙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他当时的工资已经挣到每月27元，这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可观的收入了，他的家里因为他的工资收入也确实宽裕了不少。特别是他的父亲，第一次感到经济上有了底气，因此才在1966年敢于东挪西凑了600多元，终于盖起了属于自己的三间小房。

　　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一名供销社职工是一份令当时人们羡慕的职业，然而作为革命军人的他的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参军报国的念头更是早已在他的心头扎下了根。1968年2月当党和政府号召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的消息传来时，他一下坐不住了，他背过父母多报了1岁，偷偷地报了名，身体关、政审关当然也顺利通过。

　　“知子莫如父”，得知他要参军消息的他的父亲，虽然也舍不得他每月27元的经济收入，但“好男儿志在四方”，全家人最终还是特别支持他从军报国，他的梦想也从此扬帆起航。

　　二、以身许国建功立业

　　(一)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1968年2月参军入伍后，他开始在直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汽车5团服役，部队驻地在北京良乡。

　　总后勤部汽车5团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流行着“打不垮的38军，炸不烂的汽车5团”的说法。1949年党中央、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北京就是汽车5团从西柏坡运送到高碑店，然后才坐上火车进北京的。它不仅是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放在身边的直属汽车团，而且也是一个英雄团、功勋团。

　　参军后头三个月的军训后，他学了三个月的开车，尔后又被调到总后机关当炊事员3个月，随后连长又把他要回到汽车5团4连开始当文书，在当文书其间的1969年5月1 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汽车5团4连当文书九个月后，他又被调到汽车5团1营营部当了代理书记，并且具有了代理干部身份，他在汽车5团1营营部当了九个月的代理书记，在担任代理书记期间，营教导员指示他起草一份一营提干报告，并交代他本人也作为1连排长要上报团机关。

　　1970年4、5月份，总后勤部供应部到汽车5团选人，提出不要干部，只在近期提干士兵名单里选两人。经过全面考察他有幸被从全团20多人中选中，1970年7月9日，他被选调到了总后勤部供应部预算财务处工作。

　　1970年8月份，汽车5团这批提干发布命令后，他的广灵战友1连的刘元生、郑文才均被提拔为排长，而他在总后勤部供应部预算财务处又经过了半年的试用考验，直到1971年2月1日的农历除夕之夜，才被提拔为预算财务处助理员，行政级别确定为23级。

　　就在此时汽车5团1连随1营营部开赴了新疆石河子，他们组建了汽车53团，他的包括刘元生、郑文才等在内的许多广灵战友便随部队进入新疆，开始承担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任务，这当然是后话。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总后勤部机关实行了全天候政治学习，当时的处长吴炳章特批他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让他处理日常应急财务工作。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虽然和林彪沾不上边，但他总觉得他这个“继林”有点太不合时宜了，从此他就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继林”改名为“王吉林”。

　　此时他还是个单身汉，有了来自处长的特别信任，精力充沛的他干劲更足、工作热情更高。在半天工作时间，平时整个处里的日常应急工作现在均由他一个人全部承担了下来，他按时记账、及时拨款，独自开信汇，处理黄金、白银和外汇业务。

　　在这段日子里，他不仅没出过半点差错，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关键的时刻，他没有辜负领导的重托和期望，他经受住了考验，锻炼了才干，业务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此后在总后机关工作期间，艰苦地区、边疆地区总是他经常长时间出差的地方，他几乎走遍了新疆、西藏、云南、内蒙等中苏、中印、中缅、中越等边疆艰苦地区。1975年他响应上级号召，曾去内蒙古边防连队当兵锻炼三个月;1977年，他去西藏参加财务标准考核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惧高原反应，走遍了川藏南线的每一个兵站;1992年，他随同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助理沈滨义去新疆慰问边防连队三个月，面对新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路况，他跑遍了北疆边防从吉木乃到伊犁的每一个边防连队;从1986到1988年他还先后连续三年前往云南边防进行作战费的审核工作。

　　每一次的边疆之行，对他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当他一次次亲眼目睹边防基层官兵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坚决圆满完成任务时，他被边防基层官兵为保卫祖国而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情景和精神所感动。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工作，也是对他的一次次的教育和鞭策，更成为激励他努力为基层部队官兵服好务的重要力量源泉。

　　1982年全军开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被抽调到总后勤部纪委工作一年。刚抽来不久他就发现，他所在办公室的十多个人负责处理全军后勤各单位的案件线索初查和立案工作，但他所在办公室的人员没有明确的分工，工作效率低下问题较为突出，为此他大胆向领导建议按大行政区划片管辖、按人分工负责，这样不仅可以明确责任，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也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抽调即将结束前，总后纪委办公室主任专门找他谈话，提出让他留下来从事纪检工作，同时与总后财务部领导进行了专门协商。总后财务部领导提出，军委确定要在1983年进行全军财务大检查，他在总后财务部工作责任心强、业务能力突出，是总后财务部紧缺的人才，总后财务部首长坚决要求他回到总后财务部工作。最后他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安排，重新回到原单位挑起了重担。

　　在总后纪委帮助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这一年工作经历，让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确不是一句空话。此后多年来，他一直掌管着全军巨额资金管理工作，但他始终抱着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对国家、对自己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的原则，为军委管好每一分钱，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屡建奇功，敢为人先。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自从被选调到总后机关以来，他抱定初心、恪守本分，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乐一行，凭着一股子钻劲，他干成了一般人眼里不敢想、不愿干、干不成的事情。

　　1975年全军出国考察非贸易外汇指标只有90万，到了5月份全年时间尚未过半，但他发现外汇支出已达近60多万，而后半年全军的外汇需要量更大。如此下去全军下半年外汇使用必将入不敷出，这将会极大影响军队外事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此他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向部领导提出了全军节省外汇支出的建议。

　　部领导了解到了相关情况，认为他的这一建议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部领导指示他立即以总后勤部名义向军委写报告，要求全军压缩不必要的出国组团，减少可花可不花的外汇支出。军委及时地向全军批转了他起草的报告。军委通知下发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当年年底全军出国考察非贸易外汇非但没有透支，反而还结余了几万美元。

　　“一支笔胜过十万军”。做为一名年轻的助理员，他的这一建议不仅得到了部领导的肯定，而且对节约国家外汇和促进军队外事工作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和军队外汇十分紧缺。他了解到，总后下属的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因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该院因华侨以及港澳侨胞就医每年能够创汇80-90万美元。按当时的政策，这笔外汇收入全部归国家财政部，军队没有任何提成。为此他向总后领导提出建议，建议军队就外汇收入应比照地方适当提成，鼓励该院创收积极性以缓解军队外汇紧缺的问题。

　　总后财务部先后派人前去国家财政部沟通协商，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总后财务部领导决定再派他争取最后一次。他带着领导的重托来到了财政部，财政部国防外事司的领导还是原来的观点，称军队每年花国家大量的外汇，他提出的对这几十万美元的收入分成的要求没有必要。

　　他诚恳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向财政部国防外事司的领导分析了军队就外汇收入比照地方适当提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军队整体上讲，财政部国防外事司的领导的话既是事实、听起来也有道理。但军队系统大量花国家外汇的军队单位并不创汇，而军队创收外汇单位又不花国家的外汇，如果不能将军队创汇单位与地方创汇单位一视同仁实行分成，短期看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年每年创汇的80-90万美元分成似乎不十分必要，但用发展的眼光长期看，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整个军队创汇单位的积极性，相反如果允许军队分成，军队创汇单位的创收积极性一定会大大提高，这对国家和军队都有好处。

　　他的分析终于打动了财政部这位司长，当即答应向财政部领导汇报，很快出台方案确定了从此军队创汇单位与地方创汇单位实行外汇按四六分成享受同等待遇。

　　通过与他这次沟通和商讨，财政部这位司长不仅被他的理论分析所打动，也更欣赏他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求真务实工作作风，因此开始力劝他转业到财政部工作，还对他说“军队外汇工作是局部，我们这里才是外汇工作的全局，你要来工作，一年可以让你跑5-60个中国驻外使馆检查外汇管理工作。”但他并未因此而动心。

　　1983年全军开展财务大检查，他所在的单位大部分同志都被安排外出检查，他作为机关留守人员，领导安排他主持本单位工作，同时也接受全军的检查。

　　在接受检查的汇报中，他的汇报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特别是数字部分他几乎全部背了下来，得到全军财务大检查领导的表扬，同时也为本单位赢得了荣誉，他也因此荣立了三等功一次。

　　1996年在他担任会计局长之后，他与时俱进、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军队记账法的改革。在他的亲自主持下，经过与相关部门合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开发出了全军历史上首个功能比较全面、通俗易学、便于操作的会计计算机软件，将军队建国以来长期使用的现金收付记账法改为资金借贷记账法，为军队实物资金纳入会计核实提供了可能，弥补了原来制度的缺陷，从此军队会计记账方法与地方记账方法完全一致，为培养军地两用会计人才奠定了基础，并由他主持编写了全军培训教材。

　　他的这一项改革在1998年年终荣获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时他虽然已经离开了会计局，但他的改革成果却在全军推广应用至今，他的名字也将永远载入人民军队后勤保障建设的史册。

　　1997年在他担任会计局长期间，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长期以来巨额的军费预算资金静静地躺在银行的账户上，不产生任何利息状况，这不仅是军队利益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他认为这一制度安排的重大缺陷应当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

　　为此他主动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沟通汇报。他站在军队建设和国防安全的高度提出了他的想法和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决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军队国防费预算资金开始产生利息，据此按当时年度国防费1千多亿匡算，当年全军国防费预算资金就增加了利息收入3-5亿元。

　　因为他推动了这项对军队国防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制度变革，总后勤部王克部长对他给与了高度评价。这一制度一直在高效地运行并产生着巨大的效益，时至今日已经运行了21个年头，而国防预算已达到年万亿元，这笔收入累计至今少说也达上百亿。他用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以后由正师被提拔为副军级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在个人职务进退去留面前，他始终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一步步经受了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了烈火真金。1979年机关干部定职他被确定为正营职助理员，1983年升为副团级，1987年升为正团级;1990年升为副处长(副师级)，1993年总后机关处改局，改为副局长，1996年升为局长，正师级;1998年10月任总后财务部军人保险局第一任局长;2000年2月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副军级。

　　2002年7月23 日，这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当天上午总后勤部礼堂灯火辉煌、军乐嘹亮。他与总后系统的另外13名军人一起换上了崭新的将军服，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上将、总后勤部政委周坤仁上将，亲自为他们颁发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的任命书，他被光荣地授予少将军衔，这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誉，也是总后勤部机关历史上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仅有的两名将军之一，更是广灵县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授予少将军衔的共和国将军。

　　(三)以学立身，一马当先。

　　参军后他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为此他从参加初中文化补习班为起点，始终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机会，积极主动抓住各种学习机会;始终坚持个人自学和外出脱产学习相结合，始终秉持“以学立德、以学增智、以学立身”砥砺前行，最终在专业上获得高级会计师职称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资格。

　　他被调总后机关，他周围的同事工农出身的较少，绝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作为一名只有不满初中文化的总后机关干部，他自己心里总有自卑感，为此他在坚持自学的同时，也积极争取各种外出脱产学习的机会，甚至包括不放弃当时被人望而生畏的“五七干校”学习机会，他先后参加四次时间较长的脱产学习。

　　第一次是在1978年上半年他担任总后财物部预算财务处助理员期间。在研究确定派员去“五七干校”学习人选的支委会上，他做为支部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因为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强度大、思想教育任务重，在大家都为人选的确定犯难时，他自告奋勇要求去 “五七干校”学习，当然也得到了领导的同意。

　　在“五七干校”的半年里，晴天劳动、雨天学习，他以苦为乐，劳动中他舍得流汗，学习时他分秒必争，经过半年的劳动学习，他在政治哲学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在1984年他担任副团级助理员期间，他通过参加统一考试，在数学成绩只有8分的情况下，凭借突出的语文、政治成绩，他最终还是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军地合办的财务大专班录取，幸运地成为军队39名学员之一。

　　刚入学后，当时担任语文科教学的徐秋英老师为了摸底，布置全班每人写一篇自命题的随笔，他写的《小树》一文被徐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同时徐老师还将该文作为范文，在为全校本科生中授课长期使用。

　　经过两年的脱产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当时令许多人羡慕的大专学历。毕业后他的政治经济学笔记还被当时担任政治经济学一科教学任务的仇宝龙老师借用10多年作为讲义使用，直到仇老师退休才予以归还。仇老师在归还他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时，仇老师再三表示他的笔记帮了大忙，让一代又一代的本科生受益终身。

　　第三次是在2000年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期间，他脱产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3个月高科技知识，并且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第四次是在2002年9月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期间，他再次脱产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半年。按当时的要求，要用半年的时间学完一年的课程，星期六都不休息，学习强度非常大。年过半百的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并荣获了“优秀学员”的称号。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加可吞吴”。长期的刻苦学习和专业岗位的磨练和积淀，使他具备了一流的专业水准和学术水平。1990年他组织了解放军代表队参加全国首届会计知识大赛，获得了全国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参赛前由他组织了30多人的队伍，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专门封闭训练，最后确定了4名队员参加决赛。在强手如林、近乎残酷的决赛中，解放军代表队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第一名的殊荣，比赛全程还被中央电视台在全国同时转播。

　　由他组织的解放军代表队的出色表现，为全军争得了荣誉。参加决赛的4名队员因此均被荣记二等功一次，他们回到了各自军区后，有的还被荣记了一等功，参加决赛的4名队员每人还获得了一辆价值5000元摩托车。他也在此期间被提拔为副处长，这一来之不易的荣誉也因此而被载入了总后勤部财务部大事记。

　　在担任会计局局长时期，他还被聘为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常务理事，还被全国第四届珠算协会聘为常务理事。在他担任珠算协会常务理事期间，他还参与组建了解放军历史上一支特殊的“娃娃军”珠心算代表队，这支“娃娃军”珠心算代表队多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性比赛，并且多次囊括国际头奖，为军队和国家争得了荣誉。

　　三、脱下军装再铸辉煌

　　(一)服从安排，严格履职。

　　从2000年2月1日开始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到2005年10月2日转业前，他已经连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5年半多，本来他可以再进一步，但是当时军队的用人大环境处于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时期，他没有随波逐流，他响应组织号召主动选择了转业。

　　本来国家审计署是他转业的对口单位，当时国家审计署主要领导对他也熟悉，有意让他去国家审计署担任领导职务，国家审计署工作上也确实需要他这样的领导去开拓，但他经过考虑，还是谢绝了国家审计署主要领导的好意。

　　临转业时，时任总后副政委的刘源与他进行了谈话，并询问他转业前的要求，在他即将离开他战斗了37年的军队时，他的内心也许不一定平静，但他却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2005年10月2日他转业到国家开发银行，担任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副局长(正局级)，当时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由陈云之子陈元但任，陈元在同他谈话时也表示支持他放手开展工作。

　　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任纪委副书记期间，他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依然是共和国将军，他依然保持多年在军队养成的工作作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工作中他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研究探索建立减少和杜绝各种违纪、违法现象发生的防范机制，在执纪问责过程中，他做到了既严格执纪，又做到了不枉不纵，使冷冰冰的执纪活动变的有力度、有强度、有温度。

　　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任纪委副书记期间，因工作需要他曾主持国家开发银行监察局的工作。在他主持工作的一年里，国家开发银行监察局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也圆满地处理了好几起违法违纪案件，得到了总行领导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了有关分行领导的好评，取得了处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任纪委副书记期间，他还在积极深入山西、四川、上海、广东等地实地调研，在全国金融系统首开先河，积极探索与地方纪委创立了联合监督机制，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中纪委二室的支持和肯定，通过借助中纪委和地方纪委的力量，有效地预防开发银行系统内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切实维护了国家开发银行系统党纪政纪的严肃性，也为国家开发银行各省分行各项业务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率先垂范，严格自律。

　　从他14岁在作疃供销社参加工作到他60岁在国家开发银行退休，再加上他退休后仍被开发银行党委破例聘请为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履职三年，他为国家、为军队、为人民整整工作了49年。49年的工作历程中，他无论是在作疃供销社当收购员，在总后汽车5团当战士，在总后财务部会计局当局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审计署副审计长，乃至他转业到国家开发银行担任纪委副书记，一路前行实现了他人生从普通战士到共和国将军的跨越和升华。

　　“洗尽铅华始见真，浮华褪尽方显诚”，从供销社收购员到解放军审计署副审计长的跨层次、多岗位的长期历练，使他的视野更宽，格局更大，心态更平和，胸襟更坦荡，人格品味更高，党性修养更纯。

　　当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可以自豪和坦然地说，他做到了仰不愧于培养他成为将军的党和军队，俯不怍于养育他长大成人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在他担任领导期间，他经得住了各种考验，也抵得住了各种诱惑，他对妻子、对儿子更是严格要求，严防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搞特殊化。

　　他爱人叫姜卓丽，系辽宁沈阳人，经人介绍与他相识、相知和相爱。当时他的岳父只是一个团级、17级助理员。他的爱人一直在总后机关门诊部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司药工作，而且依靠自己的努力，通过了国家统一药剂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国家执业药剂师资格证书，退休后享受副师级待遇、正师级工资。

　　他的儿子王彦博，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学成回国。刚回国不久他的儿子看到几个同学都开着军牌车，多次嘟嘟囔囔地和他提出也想上个军队的牌子。他严肃地对儿子讲，违反原则的事坚决不能做，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讲：“现在停车你每天需要向看门老人交30元钱，如果你挂上军牌，老人就不能要钱了，你让人家咋看我们?”儿子有点不愿意，但也再不敢提了。后来挂军车号牌的“问题车”都被统一整治和处理了，儿子这才佩服了父亲的作风、人格和党性，现在他的儿子王彦博已经成为国家大数据行业小有名气的专家。

　　四、不忘桑梓情系家乡

　　(一)慈母亲人，梦绕魂牵。

　　从1968年2月参军直到1971年的8月，他才因母亲病重住院第一次请了8天假探亲。在这宝贵的8天时间里，他一直陪伴在他的母亲身边，他母亲在他的陪伴呵护下，病情明显好转。

　　也许这就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他让母亲看了看26元买的一款紫金山半钢的手表，他的母亲露出了笑容。深明大义的母亲自豪地对他说了一句话“儿子，你是咱们全家第一个带上手表的人，你像你爹当年离开妈当兵一样，你现在已经是国家的人了，一定给妈争气”。

　　也许这就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他已经提干的事，他只是偷偷告诉母亲一个，就连父亲他都没有说。回来的时候，他特意换下了四个兜的干部服，穿上了以前两个兜的战士服。怕母亲看着他离家归队会难过，他趁母亲还在医院熟睡的时候，留下了他身上仅有的80元钱，含着眼泪离开了他的母亲。

　　当他从西关汽车站坐上汽车路过县医院时，没想到汽车恰好坏在医院门口，师傅修了1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是多么想再多陪一会儿他的母亲，然而，他怕误了这一趟车不能按时归队，他和母亲近在咫尺却不能下车再多陪一会母亲。

　　他临行前留给母亲的这80块钱，他的母亲直到1973年去世也没舍得花，而且一直贴在母亲身上。这哪里是80元钱，在他的母亲心里，分明是她日夜盼望的儿子陪伴在身边。

　　1972年他第二次请了19天假，这次他的母亲特意将他的姐姐叫到家里，他的母亲高兴地说，这次总算把四个孩子凑齐了。然而谁知这次探亲，竟是他和母亲的一次永别!

　　1973年3月当他正在四川、云南出差时，他惊悉母亲病故，他强忍住内心的悲痛，还是坚持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当他赶回家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了“三七”，在母亲离开人间时，他没有守护在母亲的身边，这也成为了他终身的遗憾。

　　他和亲友见面时，他常常说起自己的姐姐。他的姐姐比他大10岁，因他的母亲有病，是他的姐姐把他带大;他的父亲为了报答武占魁刚到将官庄落脚时的住房之恩，非要把他的姐姐嫁给武占魁放羊的二儿子，他的姐姐当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为了这个家，他的姐姐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他的姐姐40多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的姐姐几乎没有过上好日子，他的姐夫也在50来岁就去世。在他的心里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的姐姐，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资助外甥在广灵县城买一套房子养老，以告慰姐姐的在天之灵。

　　(二)不忘故旧，一生情缘。

　　1971年的8月在他第一次回家探亲期间，和他在作疃供销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老白找到他，说爱人有病要他从北京捎点青霉素，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回北京后他自己垫上了18元钱把青霉素第一时间捎给了老白，但这18元钱，他始终也没有再提起。现在的18元钱也许不算什么，可在当时普遍工资很低的年代里，18元钱也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2008年他利用返乡时间，请了当年作疃供销社的老同事一起吃了一顿饭。应邀一起吃饭的作疃供销社老同事老殷感慨地对他说“当年我就非常支持你当兵，现在果然有出息了”。老同事们都感到当年的“小娃娃”没有忘记他们，而且在老同事面前没有一点官架子。

　　“唯大英雄能本色”。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他一参加工作就和财务打交道，直到后来他为全军理财，他做到了惜财但不爱财，更不贪财，在各种金钱利益诱惑面前，他经住了实实在在的考验。当年放弃了供销社的工作去参军，当初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当将军。面对金晃晃的将星，他感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更是一种敬畏之心，他生怕对不起人民的哺育，唯恐对不起党的重托。

　　(三)回报家乡，无私奉献。

　　他的家乡广灵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九十年代，适逢国际金属镁价格上涨时期，广灵县利用天然资源打算投资兴建金属镁厂，可苦于缺乏资金。当时的县委政府领导找到了他，他了解到国家财政部一个投资公司，资金充足正在准备投资。他带着县委政府领导找到了和他打过交道的投资公司的领导，为家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而牵线搭桥。

　　投资公司详细审查和了解了该金属镁厂情况后，认为符合投资条件，为该金属镁厂解决了启动资金问题。该金属镁厂很快上马生产，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严格按照投资合同约定的时间偿还了贷款。广灵县委政府领导非常感激想请他吃顿便饭，但被他以工作忙为由谢绝了。

　　家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多，需要大量的资金，只要广灵县委政府领导找到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他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养育他的家乡，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广灵将官庄村走出来的王吉林将军，将官庄村的灵山秀水浸润了他的灵性，广灵厚重的人文积淀滋养了他的智慧，母亲宽厚仁慈的个性铸就了他的品格，父亲参军打仗的革命经历标定了他的起点，党的政策和总后勤部机关为他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王吉林将军从将官庄村走出，从广灵这块黄土地上走出，他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将军，他是将官庄村父老乡亲的骄傲，他是十八万广灵人民的骄傲，他是养育了他的这块黄土地的骄傲!

　　(本文已经王吉林将军审阅，撰稿佘富勤，大同市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县律师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