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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女杰杨振德:周恩来是我的女婿

2019-09-08 17:24:3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冯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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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11月18日上午九时,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女性在重庆溘然长逝,享年65岁。翌日,《新华日报》广告栏刊载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联名发表的讣告:“邓母杨振德女士于11月18日在化龙桥病逝”。同日的《新华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哀悼一个奋斗终身的妈妈——邓母杨振德女士奋斗的生平》、《青年应该学习的一个典型——追悼邓母杨振德女士》等长篇文章。是日下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了简朴而又庄严的葬仪,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等敬献了花圈。《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代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宣读祭文。祭文曰: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士,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审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呜呼哀哉尚飨!”

  这位被尊称为“邓母”的逝者,就是周恩来的岳母、湖湘女杰杨振德老人。是日下午,100多人的送葬队伍来到重庆小龙坎伏园寺墓地,邓颖超站在母亲的墓前,庄严地宣誓:

  “我一定坚守母教,坚定忠实于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为阶级斗争到底!在我们党内,在全中国面前,在女同胞中,我要更自律谨严,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发生坏影响的事。我要积极地起模范的作用,应不致有辱刚强贤良的母教、母德和母仪。我这样永远地纪念着向封建势力、旧社会、旧制度斗争的贤良慈母。亲爱的母亲,请你安息吧!”

  一

  杨振德,又名杨梦醒,1875年8月出生于长沙东乡一个仕宦家庭,杨家世代经商,家业颇丰。但到了杨振德的父辈,一心想在仕途上出人头地而放弃了祖业,家道日渐式微。尚在襁褓之中,她就随父母来到广西。父母对她宠爱有加,教她识文断字。因忙于事务,父母把她送到外地的姑姑家寄养。当时流行订娃娃亲,姑姑独自作主把她许配绐一大户人家。父母闻讯后,星夜兼程赶到妹妹家把女儿接回南宁,一家人靠着父亲在县衙里谋得的小职位勉强维生。日子虽然清贫,但享受天伦之乐,倒也其乐融融。14岁时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她独自料理了双亲的丧葬后事,翻开父亲遗留的《伤寒论》,开始自学中医,她发誓要救治世人。

  豆蔻年华的杨振德,拒绝了很多好心人的“媒妁之言”,埋头于中医药理论的宝库之中求索,短短几年之中,她就自学了《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等经典中医论著,慢慢地能给人看病了,以此维持生活。在行医过程中,她结识了丧妻不久的武官邓廷忠,并不顾一切爱上了他。

  邓廷忠,字靖臣,河南光山人,1861年出生,26岁中武进士,点御前侍卫,授广西左江南宁游击。由于精武忠勇,深得提督冯子材器重,不久即擢升参将。36岁时,邓廷忠率军进击法国侵略者,直捣法军驻地越南宣光城。弹尽粮绝后,他奋勇挥舞铁旗竿,刺杀法军少校而身负重伤,表现出中国军人大无畏的舍身救国精神。

  1900年,杨振德嫁给了邓廷忠,做了他的续弦。此时正值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邓廷忠奉命入京护主。杨振德独自带着丈夫留下的三个儿子,既当爹又当妈。邓廷忠因护驾有功,擢升南宁镇台,统兵戍边,成为绿营高级武官。杨振德并没有半点镇台夫人的荣耀,一如既往相夫教子,时不时坐堂出诊,为病人把脉开方。

  升为镇台后的邓廷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极力主张对犯我边境的法国侵略者予以坚决还击,誓死保卫边陲的安宁。但此时支持他的冯子材调任贵州,新任提督平庸无能,秉承朝中妥协派的旨意,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苟安一隅,不思御外,对主战的邓廷忠予以排斥和孤立,以至兵备废弛,边防荒弃。邓廷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空怀大志报国无门。

  二

  1904年2月4日,杨振德生下女儿,取乳名玉爱,学名文淑。重男轻女的邓廷忠闷闷不乐,孩子满月前他没有踏进产房望一眼妻女。玉爱满月那天,邓廷忠来看妻女,提出来要把女儿送人。一向贤淑的杨振德震怒了,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举起菜刀,对丈夫说:“你要把女儿送人,就先杀了我吧!”看到一向文静的妻子竟如此刚烈,邓廷忠不再坚持把女儿送人了。从此,中国现当代革命史上,有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就是邓颖超。

  1907年春节,邓廷忠携妻女回河南光山探亲,在外服官20年,他没有在老家置买一亩地,也没建造一间房,他认为“在外为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效国家,效忠朝廷。”探亲期满,邓廷忠通过亲戚谋得云南新军管带候补游击一职,便直接由光山迳往云南赴任,杨振德带着三岁的女儿,在娘家小住后回到南宁。

  不久,得志科场、威震沙场却失意官场的邓廷忠,因擅离职守之事被人告发,诬他犯有欺君罔上之罪。朝廷颁旨:“谕内阁,锡良奏,特参云南贪庸不职将领一折。云南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管带候补游击邓廷忠、第二标第二营管带候补州判王绍谟,恣为弊混,法纪荡然,均著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去新疆流放没有路费,杨振德变卖家中所有首饰、衣物,凑得纹银二百两给丈夫作盘缠,她抱着玉爱,含泪送丈夫远行。

  家中的顶梁柱充军边塞,三个儿子亦投亲靠友走了,杨振德艰难地撑起这个家。朝廷犯官的家属是不能挂牌行医、悬壶济世的,举步维艰的她,只好带着女儿颠沛流离,漂泊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以家庭教师和行医谋生。1910年,她在天津长芦盐场的育婴堂找到一份做医生的职业,育婴堂供给母女俩食宿,每月还给10元零花钱。不满7岁的文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和十几个孩子一起,坐在陈旧的织机前学织毛巾,每天在织机前坐十几个小时,挣六七个铜板。

  不久,杨振德来到女子戒烟所工作,每月工资30元。工作之余,她教女儿读书识字。一天,她突然收到邓廷忠的新疆来信,告知流放期将满,不久便可官复原职。来信特意嘱咐她说,“大足之女,道人齿冷,将来何以事人?”要她为女儿缠足。杨振德没有按照丈夫的嘱托给女儿缠足。她的开明,使女儿免去了缠足之苦,一双天足,走遍神州大地。

  女子戒烟所后来因经费短缺而停办,此时她接到河南婆家来信,邓廷忠流放期满,归家途中暴病亡于川陕道中。经同盟会女会员张星华介绍,杨振德带着9岁的女儿来到北京,在社会党北京支部开办的平民学校当教员,不拿工资,学校只提供食宿。教师多是追求进步的社会党人,思想活跃,主张男女平等,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充盈着革新和进步的氛围。在进步教员们的激励下,杨振德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出版的各种进步刊物,向往着书中描绘的“大同世界”景象。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等湖南老乡的名字她烂熟于心。她特别佩服鉴湖女侠秋瑾“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豪气与胆识。平民学校创办刚半年,就被袁世凯下令查封,校长陈翼农被捕遇害。杨振德和同事们一起,含泪在宣武门外收殓了陈翼农的尸体。

  三

  回到天津,杨振德同时担任了四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女儿言传身教,为女儿的成长呕心沥血。11岁的女儿虚报2岁,跳级考入直隶第一女师预科,翌年升本科。在学校举行的纪念蔡锷将军的作文比赛中,女儿的《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获得前三,刊登在学校校友会的《会报》第二期。女儿用简洁的文字,概述蔡锷“施尽百计,潜出北京,脱离虎穴,首电反对帝制”,“赴日就医,遽尔病逝”的经过,以充满激情的笔触,歌颂蔡锷“揭彰正义,共伐民毒”,其志在于“推倒巨憝,民国再造”。蔡锷逝世“实吾民国之大不幸”,值得人们“东望扶桑,薄海同哭!”“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女儿的所言所感,令她感同身受,“世事糜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她为女儿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与女儿共勉,“谋国家之进步”。

  五四运动爆发后,女儿参加了觉悟社,并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商谈联合改造青年爱国团体计划。回来后,女儿在家里整天唱着“觉悟社”社歌,听多了杨振德也会唱了:“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她对女儿说,“二十几个同志们,我也要算一个哟。”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女儿逐步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正式更名为邓颖超。1924年邓颖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此,杨振德由同情女儿的革命到自觉支持女儿的革命,继而到自己也参加革命了。她跟着女儿四处奔波,以行医、教书维持生活。1925年8月,女儿在广州与周恩来结为伉俪,同年10月,杨振德也来到广州。但她不愿靠女儿女婿生活,而是应聘在梅县驻省中学担任地理、历史教师,后来又到执信中学作学监。在此期间,她因为晚上经常到学生宿舍巡视,不小心碰伤了眼睛而落下残疾。在女儿、女婿的再三相劝下,她才辞去工作,与女儿住在一起。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州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济深在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杨振德不顾安危,悉心照料怀孕难产的女儿。尔后,母女俩化装取道香港来到上海,一家人才重新得以团聚。虽然团聚了,但仍然聚少离多。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主任兼军事部长,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时而武汉、南昌,时而香港、广州。她表面是行医看病的女郎中,实际上是女儿女婿的交通员、勤务员。当时组织上每个月发给周恩来生活费12元,邓颖超生活费8元,除了衣食住行开支外,还有一些应酬,这点钱不够用。她便把自己行医所得,用来贴补家用和资助女儿女婿的地下工作。几年后,她又和女儿一起来到中央苏区,在瑞金的红军总医院当医生。她把伤病员视为亲生儿女一样,为他们熬药、洗伤口、洗绷带、洗衣服。她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开设了第一个中西医门诊部,与院长傅连璋一道会诊,挽救了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她还利用休息时间,与贺子珍的母亲一同在沙坪坝开办扫盲班,教妇女儿童学文化,宣传苏维埃的新婚姻法。当她得知周恩来因长期缺盐体虚中暑晕倒时,为了获得硝盐,她不顾个人安危跑到野外挖硝土,不慎跌入深坑中摔伤。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鉴于当时的情况,组织上没有安排杨振德随女儿女婿一起长征。临别前,她特意上山采集了一些草药,一一配好,叮嘱女儿如何用中草药来治疗疾患、调理病体。

  1935年4月,她不幸被捕了。在监狱里、法庭上,杨振德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表现出一位革命母亲大义凛然的不屈气节。敌人知道她与周恩来的关系,叫她写信给女儿、女婿,让他们脱离共产党。她斩钉截铁回答:“不错,周恩来是我的女婿,女儿大了,父母管不了儿女之事。蒋委员长不是也管不了他儿子吗?如果你们要因此而加罪于我的话,请杀我的头好了!”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把她囚禁在九江感化院,一直到1937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将她释放。出狱后,党组织将她接到武汉办事处,与女儿女婿团聚。

  四

  1940年4月2日,杨振德得知女儿女婿从苏联回国,从贵阳青岩镇给女儿女婿写下一封亲笔信,这是迄今为止存世的唯一一封杨振德的亲笔信,字里行间,饱含崇高的母爱:“翔、超儿:四月一日接到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并相片三张,看见你们身体胖壮,喜慰之心非笔墨所能言宣。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以前我曾寄你们三封信,来信云,只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你们客岁十月间寄来的信,没有收到。八月间寄来的信,收到的。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以慰悬怀为盼,余不尽言,容当后叙。此复,并祝双福。……我以前常时这样想,最好是不晓得信,你们已回国来了,在途中。我少悬一些念虑。今果如此,实慰私衷之愿也。”

  信中所说“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是指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到中央党校的途中马匹受惊坠地,造成右臂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所限,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疗,伤臂基本痊愈一事,由此可见她对女婿的关心。“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老太爷”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武汉沦陷后,他和杨振德及博古的奶奶与小女儿、李克农的父母、妻子等人经湘乡、桂林转移到贵阳青岩镇居住。

  周恩来夫妇回国后,把母亲从贵阳接到重庆,母女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此时已是65高龄的杨振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与监狱的折磨,双目视力很差,但她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坚持为办事处的同志把脉看病。生活上也十分俭朴,不让女儿给她添置衣服,一直还穿着出狱时穿的衣服。周恩来特别敬重岳母,红岩村的坡坎路难走,他总是搀扶着岳母上坡下坎。她生病了,为了不让女儿女婿分心,她一直严守着秘密,并嘱咐房东不要把她的病情告诉女儿。一天,邓颖超去看望她,她对女儿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临终前,她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而是对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忙了吧!”就这样,杨振德悄悄地诀别了女儿女婿,永远地走了。

  五

  六年后,周恩来在南京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采访时,专门回忆了岳母同敌人斗争的情形。他深情地说:“我的岳母是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她在九江被俘,敌人劝她写信给女儿女婿,不要再当共产党员,他回答说,女儿的事她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法官无言以答,只好将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才释放。她是一位红军战士们敬重的革命老人。”话语中既赞扬了杨老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又深情表达了对岳母的思念之情。

  邓颖超回忆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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