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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是怎样炼成的?

2019-06-18 09:01:40  来源: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作者:乌鸦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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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底,国民党的南京军话总站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国军中校郭建刚一脸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中出了一个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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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话站是负责给国军下达作战指令的地方,被称为蒋介石的传声筒。但是南京的军话总站里,凡是在上班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卧底。

  这种滑稽的事在国军里多得是。

  蒋介石最信赖的部下张克侠,在抗日战场上专挑别人不想去的硬仗来打。

  为了表彰他的英勇,1945年,蒋介石亲自给他授佩剑,还逢人就夸他:“张将军不仅勇猛,更难得的是对党国一片赤诚!

  但是蒋校长不知道的是,张克侠这时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1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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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战役时,张克侠收到组织指示,准备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奔解放军。

  为了保密,张克侠一直提防着身边的副司令何基沣,生怕他揭发自己坏了大事。

  没想到,何基沣全程异常配合,不光没有揭发他,还全程主动替张克侠准备好了武器、粮草。

  等起义那天张克侠才知道,原来何基沣跟他一样,早就是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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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的孟良崮战役上,号称“五大主力”的国军74师一到战场上,师长张灵甫就发现不对劲了:“我这是重装部队,作战计划里让我去山地上待着,这是什么情况?”

  张灵甫怀疑自己内部出了间谍,这作战计划肯定是内鬼定的!

  张灵甫刚把想法上报蒋介石。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就马上甩锅:“这计划不是我定的,我觉得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才是内鬼,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郭汝瑰听说后,气得拔枪要找刘斐算账:“说我是共谍?我看你才是共谍!”

  结果他们两人都是。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就像名侦探柯南里黑衣组织的琴酒一样,被渗透成了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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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开始,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并没有这么强,之所以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渗透得千疮百孔,都是蒋委员长自己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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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上海给人剃头发的理发匠生意出奇的好,而且,所有客人的要求都高度一致:把自己的中分发型马上剃掉,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卖钢笔的商人生意却很差。明明在衣兜里插钢笔是当时最有派头的打扮,但是就在一夜之间,大家都不敢买钢笔了。

  会出现这种怪事,是因为在当时衣兜插钢笔,理中分发型会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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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于是,他开出了“普通共党20大洋、干部另算”的悬赏,鼓动全城的军警、黑帮上街抓共产党。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绞死。为了折磨李大钊,张作霖特地用上了从德国买的绞刑架,把李大钊吊了3次,活活折磨了28分钟。

  两周前刚带兵打垮北洋军政府,帮蒋介石打进上海的共产党员汪寿华,被杜月笙用麻袋活埋在郊外。

  全城在名册上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光了,那些没赚够赏钱的流氓和士兵,在街上看见抓中分头、衣兜里插钢笔的人,就说对方是共产党。甭管是不是真的,抓来杀了再说。

  面对这么多冒领赏金的,蒋介石照发不误:“宁可杀错,也别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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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上海的局势极为紧张,周恩来身边只剩下了陈赓和聂荣臻两个人,三个人加起来只有1把手枪。

  为了保命,三个人到处东躲西藏。经常晚上刚躺下,就遇到特务查房要开溜,睡个觉换两、三次旅店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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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场浩劫之后,上海的租界里有1700个外国巡捕,租界外有蒋介石的2万军队,还有杜月笙手下1万多的黑帮弟子。

  而幸存的共产党员只剩下几十人。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一个2层小楼里,把仅存的残兵召集起来,组建了第一个情报机关——中央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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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重重包围之中生存下来,陈赓主动当起了老师,他在苏联学过情报工作,侦探、审讯、爆破、射击、秘密通讯,陈赓都很在行。

  他要把剩下的人培养成能在敌后潜伏的特工,这些区区几十人的小队,要担负起极为重要的任务。

  一是掌握国民党的情报,及时通过无线电通报给中央;二是想尽办法营救被抓起来的同志;三是杀泄密的叛徒,俗称“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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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成立的中央特科,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白面书生,完全不懂监听破译,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但是,他们却在几万敌人的包围下,一点一点从头学习当特工的本事,怎么伪装自己,怎么用无线电通讯,怎么格斗刺杀。

  为了避免学射击时枪响招来敌人,特科专门趁风高浪急时出海,在颠簸的货船上练习开枪。因为经费有限,每人练习时只有5发子弹。平时只能拿着枪练瞄准、拔枪,觉得动作熟练了,再拿一发子弹试一试。

  经过2年刻苦训练,中央特科练出了一支极厉害的队伍,队伍里的每个人从伪装技术到枪法,都是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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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转移到后方的特科成员合影留念

  1929年8月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新闸路上的经远里12号开会,结果,曾担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把这个情报卖给了国民党,换了5万美元。

  当天参加会议的成员全部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原本也要到场,万幸临时有事没有出现,不然周总理也会被捕。

  真相查明之后,特科一边组织劫法场,一边调查谁是内鬼。

  可惜的是,因为特科只有一天准备时间,手上的枪支不够,临时从洋行买来的枪上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才能用。

  结果等从街上买来煤油擦好枪,比预订的出发时间已经晚了一两个小时,特科没有在预定地点劫到囚车,囚车早已经过去了,到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抢人,以特科的人手完全不够。

  劫法场失败,几位同志牺牲后,周恩来亲自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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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鑫知道共产党要杀他,成天就躲在国民党特务头子在租界的公馆里,在60个保镖的保护下,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但是特科的人还是找到了办法。

  特科队员打扮成小商小贩,到公馆外面去卖馄饨、水果,还请保镖们抽烟套近乎换取情报。

  出卖战友的事情,让白鑫惶惶不可终日,他向国民党请求逃去意大利,想要躲一阵子再回来。

  这个消息被共产党掌握到了。

  1929年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带队,在公馆旁边蹲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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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接白鑫的车到了,白鑫趁着夜色掩护,在7个人的保护下出来坐车去码头。

  然而,就在他从门口到车里几步路的空当,特科队员飞速从黑暗中窜出,其中两人2枪打死挡在白鑫面前的两个保镖,第三个人对着白鑫连开三枪,然后迅速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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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保镖听到枪响出来时,三位队员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他们只看到了白鑫的尸体——第三位队员的3发子弹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头部。

  第二天一早,上海租界的报纸头条就是《东方第一大暗杀》。

  特科队员的手段也把租界的外国人吓坏了,为了抓特科成员,他们专门从美国请来顶尖的情报军官,建立了全世界第一支“特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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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看完讲地下党的电影跟父亲说:“电影太假了,地下党哪能这么厉害,还敢在上海当街杀叛徒?”

  结果陈赓对儿子说:“你懂什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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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汪精卫看着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感叹说:“全中国的情报战,就是共产党和前共产党的较量”

  汪精卫说这话,是因为他手下三个搞情报工作的丁默邨、李士群、周佛海,全都加入过共产党。

  蒋介石那边也一样,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台柱子张国焘、余洒度、陆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

  这其实不是巧合,因为周总理建立的情报体系非常先进,哪怕只学会了几招,也足以在别的阵营混饭吃了。

  经历了北伐、四一二大屠杀和长征后,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不只是要对付国民党了,还有日本人。

  于是,在抗战时,共产党制定了情报工作三原则:党的建设、斗争坚决、统一战线。

  用大白话讲就是:够狠、义气、兄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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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党的建设,就是部队走到哪,调查工作做到哪,情报部门再汇总分类这些信息,需要时一找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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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村里,八路军就会给老百姓伸冤。当时山东有个土匪叫刘桂棠,仗着日本人撑腰,杀得全村只剩42人,还抢了村里的妇女当小妾。

  听到老百姓告状后,八路军当晚就派2个团上了山,第二天就把刘桂棠的人头挂出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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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来,游击区的乡村百姓们,组成了八路军的情报网。小到土匪来骚扰,大到日军扫荡,老百姓都愿意给八路军通风报信。

  正因为情报工作做得好,八路军在敌后,常常能打出一些让日军看来匪夷所思的操作。

  东方出版社整理的《伪廷幽影录》,记载了一位被捕的汉奸遇到的怪事。

  抗战末期,日本人听说山西有个“亲善模范县”,从来没有抗日分子闹事。

  那时候,日本人快不行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成天扫荡,被八路军的袭击搞得极为头疼,得知竟然还有县没有抗日分子,就赶紧派了位军官去观摩学习,想搞清楚这个县的治安战是怎么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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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本军官到了后一看:当地果然很不同,伪军操练得有模有样。

  不过他也发现了些怪事,别处伪军看到日本人,都是鞍前马后地孝敬,可这里的伪军却面露凶光,好像想过来揍人而且营房里还有没撕干净的抗日标语。

  满腹疑惑的日本军官,连夜逼问当地的“维持会长”到底啥情况。

  结果一问才知道,之所以这个县没有抗日分子,是因为整个县都是抗日分子。

  操练给他看的不是伪军,就是八路军,他们伪装成伪军,吃日本人发的军饷和武器,然后再拿去打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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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日本人来检查,当地百姓就给八路军报信,帮着他们应付日军。

  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个县的八路军伏击日军时,就把伏击点选在了村外。这才给了日本人“当地没有抗日分子”的错觉。

  得知真相的日本军官感觉自己整个人的三观都被颠覆了,他愤怒地问维持会长:“你就不怕皇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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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会长告诉他说:“自从铁路被八路军炸了,皇军难得来一趟,可是八路军几乎是天天在这县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家几口人、多少家底他们都知道,你说我是怕皇军,还是怕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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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城市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也毫不逊色。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五面间谍”袁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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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袁殊烧掉了档案,没人知道他具体的工作细节。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他同时给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汪精卫政权、青帮五家当间谍,但是他从来没有穿帮过。

  每个月,国民党要给他200美元的活动费,日本人在豪华酒店给他包了大房间,青帮大流氓杜月笙见了他,还得恭敬地叫“叔父”。

  可袁殊拿着这些人的钱,却只帮共产党做事:他救走了被捕的抗日志士,把鲁迅夫人许广平、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转移到了解放区。破获了德军要进攻苏联的消息。

  至于日本人的事,他一个都没完成,每次都搞些似是而非的消息,却每次都能忽悠过去。

  他派人炸了日军的军火库、暗杀了多位日军指挥官后,日本人不仅没怀疑他,还花重金请他帮忙调查凶手。

  袁殊后来开玩笑说:“让我自己抓自己,这个钱给得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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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在指挥张家口战役时,毛主席正忙着“帮”傅作义写“作业”,而且内容还是骂自己和解放军的。

  毛主席一边构思,一边跟秘书说:“得使劲骂,把我们骂得再狠一点。”

  毛主席要帮傅作义写作业,是因为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是共产党在傅作义身边的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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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又文凭着文笔犀利,备受傅作义赏识。1946年,傅作义要打解放军了,他就让阎又文帮自己写封战书。

  结果,阎又文转身就把这事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亲自整了一封骂自己的信,傅作义看了以后还很得意,好好夸奖了阎又文一番。

  这种诡异的事情在国民党内部有很多。

  1937年,白祟禧给蒋介石递了一份稿子,讲游击战的,有一万多字,叫做《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

  蒋介石一看稿子极为高兴,还亲自批示了一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

  得知这稿子是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写的后,蒋委员长就让白崇禧给谢和赓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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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蒋委员长还让刘斐看一下,整理整理,再让南京军话站下发给国军各部队学习。

  但是写这篇稿子的谢和赓就是个共党,不光是共党,谢和赓的稿子还是周总理亲自改过的。

  负责整理稿子的刘斐也是共党。

  开头我们就提了,帮蒋介石发军令的南京军话站也被共党渗透。

  蒋委员长的这条命令,是由共党谢和赓写的文案,再由共党周恩来润色,共党刘斐负责查看,最后由被共党渗透的军话站发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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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国军一支轰炸机中队准备投奔解放军,为了替前线将士减轻压力,他们决定先把国军的运输队炸了,再驾机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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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们要动手的时候才发现,炸弹的引信居然全被拆了。

  他们吓得以为自己暴露了,结果调查以后才知道,原来中队的维修工也是潜伏多年的共产党,他们以为这是要去轰炸解放军,才提前拆了引信。

  因为队友太多误了事,让人简直是哭笑不得。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总感叹,自己当初在上海杀得人头滚滚,都快把共产党一网打尽了。为啥几年功夫,共产党还能死灰复燃,搞得自己身边全是“共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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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蒋介石至死也没想明白,这些“共谍”,全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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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北大女学生沈崇在最热闹的长安街上,被美军士兵强暴。沈崇不是普通人,她出身名门,哥哥是国民党驻法大使,在那时也是上流社会的人了。

  结果,国民党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关系”,不顾北大学生的抗议,污蔑沈崇是共产党派来煽动学生的间谍。

  解放后,出身豪门的沈崇没去台湾,选择留在新中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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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聿明一直怀疑国民党参谋长郭汝瑰是共产党,

  淮海战役的时候,杜聿明只要看见郭汝瑰在场,就不说自己的计划,而是直接在小会议室里对蒋介石说:“我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

  蒋介石问杜聿明:“你有什么证据吗?”

  杜聿明想来想去想不到实锤,只能说:“郭小鬼一不好色,二不贪财,自己家的沙发都是打补丁的,清廉到这个地步,不是共产党是什么?”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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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至国民党中将的吴石,在抗日战场身陷重围,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见死不救,任由吴石部队溃败,吴石将军仰天怒喊:“国民党不亡没天理”。

  1947年,吴石将军加入共产党,自愿潜伏在台湾,为全国解放提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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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伏期间,吴石将军的副手聂曦、陈宝仓都曾是国民党高官,却都放弃了高官厚禄,顶着杀头的风险为共产党送情报。

  1950年,因为叛徒出卖,吴石和1100名同志暴露,牺牲在海峡对岸。奔赴刑场前,国民党专门找人来拍照,想拿他们手足无措的样子去报纸上宣传。

  然而,在记者的镜头前,烈士们个个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站在枪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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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还伫立着烈士们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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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在国民党势大的时候,依然选择帮助共产党的人,有很多是见惯了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对当时的老百姓满怀同情。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不少还是达官显贵的子女,但是他们都自愿投身到隐秘战线的战斗中,只是为了让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解放战争刚开打时,毛主席在陕北山沟里对全党干部说,解放战争预计可以在5年内结束。

  然而,在蒋委员长的“操作”下,解放战争3年就结束了。

  只要他做的哪怕好一点,国民政府也不会那么快垮台。

  “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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