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干沟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

单佑民

　　王家干沟是辽宁新民县境内一个小村庄的名字，村庄的附近就是一个火车站，名叫茶棚庵。

　　一九四八年一、二月间，我们人民解放军四野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在这里与国民党新六军打了一次遭遇战，虽然最后我们胜利了，但代价惨重，光是我所在的一连就牺牲指战员五分之四以上。这种虽胜犹败的战例，在当时的整个东北战场上，是一个绝对的例外。

　　四八年初的东北，天气特别的冷，雪特别的大。年纪大一些的东北老年人，决不会忘记这个“罕冷”难熬之冬季的。而我们这支部队的装备、尤其是被服更是特别的差：灰色的棉袄棉裤是从河北建昌老区的农村运来的，上衣没有扣子，是用布带代替的，下衣是农民们穿的那种大、小便都得蹲下来的“大裤裆”;棉大衣是用每个人用过的旧棉被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动手“改制”而成的，那样子真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空前绝后，绝无仅有;至于棉鞋就根本没有，只好每个人发块白布，缝成两个空筒，然后再把它们缝到我们每个人脚上的单鞋上，以免在雪地行军中，雪往鞋子里掼。这样，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了一双极为罕见的“时髦靴子”。

　　这时，我们连里来了位单连长，他看我年纪太小，就把我从三排八班，调到了“八八式”小炮班。小炮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掷弹筒，在战争中前沿部队用它来专门对付敌人的死角，叫“挖死角”。

　　这个“八八式”小炮班，安全系数较大，谁调到这个班，就意味着谁活的时间便会长一些。我可以肯定的说，我能够活到今天，这次调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我调到小炮班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开始运动了。连天带夜的行军，主要是在辽西一带转来转去，辽中县的前无粮甸、腰无粮甸、后无粮甸;新民县的八仙台、四方坨、猫儿眼、新民屯，我们都到过、或宿营过。

　　在眼看就要过春节的前几天，大约是在四八年的一、二月间，我们在新民县境内的辽河两岸运动。有一天部队正在已经封冻的辽河冰面上行走，司务长突然叫各班派人到后边领东西，不一会东西领回来了：每个战士都发给两双牛皮乌拉，两双白色毛毡靴袜。乌拉这玩艺，是东北农民冬季外出时穿用的最好的“皮靴”，穿用时里面要絮上乌拉草。据说这种东西，特别暖和，但要会穿才行，不然总是要一次又一次摔倒的。而我们这次发的乌拉，与农民用的不同，它更加难穿：一是每只乌拉的后跟上，都有两颗核桃般大小的铁钉，由此防滑性更差;二是不用乌拉草，要配上那双白毡袜子一起来穿。有些会穿的战士穿上后，暖和极了，高兴极了;而像我这样不会穿的人就倒了大霉了。穿上就摔跤，根本不敢穿;不能穿也得要，不要不行。所以我们这些不会穿的人，太冤枉了，不但两只脚照样挨冻，身后还要背着这么一大堆“累赘”行军。

　　过了辽河不久，上级就告诉我们，今天的宿营地叫王家干沟，马上就要到了。这时已是中午了，大家一边行军，一边进餐：一把炒高粱米，一把路边的白雪。

　　突然敌机来临，轮番扫射，我们部队自然是照样前进，或每人披上一块防空专用的白被单;而跟随部队出战勤的农民(担架队员、挑夫、车夫，以及给部队作向导的当地老百姓)立即就乱套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乱套，敌机很容易发现目标。于是一声令下，部队和民工一起就地躲避，停止前进。过了一会，敌机找不到明显的目标，就飞开了。

　　这样，一切又平静了下来。我趁此机会，请求班长向排长说情，我情愿挨冻，希望把刚刚发给我的两双乌拉和两双毡袜扔掉，否则我的负担太重。排长很通情达理，马上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我赶快把身上的这一堆“累赘”，顺手扔到了路边的雪地里。

　　这时，部队又开始了“一路纵队”前进，指战员们脚下咯吱咯吱的蹋雪声伴随着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又此起彼伏的照常热闹了起来。忽然有人喊：王家干沟就要到了，最多不过二、三里地了。

　　听到这种消息，我简直要高兴死了。那时，我每天的最大希望，就是赶快到达宿营地，立即躺下休息，就是不吃不喝也得躺下休息。我经常被这种连天连夜行军或急行军的所谓运动战，弄得满脚水疱，浑身痛疼，几乎散架子了，实在吃不消。

　　我们连是先头部队，程营长和单连长走在最前面。部队一路纵队前进，面前是茫茫雪源一片，大雪过膝，指战员们在艰难中跋涉。突然“啪!”的一声，迎面不太远的地方有人朝我们打冷枪。营长立即命令部队：原地卧倒，准备战斗。我们炮班，距离营长和单连长不远，可以清楚的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亲眼看到，营长和连长趴在雪地上，以一棵盆口粗的大树作掩护物，正在向前方观察情况，因为是“冷枪”，敌人的具体情况和方位，一时很难发现。

　　正在程营长探出头来，举着望远镜观察前方的一刹那，只听“啪!”的一声闷响，敌人又是一次冷枪，程营长的皮帽子突然飞起一米多高，四分五裂(那时营级干部的待遇要好一些，一律是狐狸皮的帽子，杏黄色的半截毛皮大衣，行军时有马可骑)他脑浆飞溅，倒地身亡。

　　这时单连长急忙叫部队往后面传他的话：“请丁教导员上来议事”。丁教导员是我的老乡，外号叫“丁大脚”;我看见他穿着皮大衣，敞着怀，手里提着一把铁锹，不慌不忙的向前面走来。这时恐怕他还不清楚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他离程营长的尸体还不到二十步的地方，突然又是一声冷枪，正中他的头部，他立即应声倒地，气绝而亡。

　　这，实在是不幸极了，杖还没有打响，还没有弄明白敌人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就竟然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全营的两位军政首长，相继稀里糊涂的“率先”阵亡。这种情况实在少有，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单连长再次往后传话，请米成金副营长上来议事。这时米副营长已经知道了前面的不幸，他迅速猫腰前进，很快来到了单连长身边。

　　米原是我们连的连长，刚当副营长不久。他是陕西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操一口标准的陕西腔。他为人打仗勇敢，身先士卒;缺点是性情急躁，主观武断。加之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他上来后，与单连长梢事研究，便马上命令我们连，匍匐前进，其他连队迂回到我们连后面的左右两翼，呈林彪战术的“前三角”型。准备与敌人决以死战。

　　我们连很快就匍匐前进了二百多米，在一块白雪皑皑的稻田里集中了起来。当时，我们全连指战员，都匍匐在地，前面只有一条田梗作为我们的唯一掩护物。原来，前方不到二百米的一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就是我们原定的宿营地——王家干沟。

　　可以想象，这时的米副营长必定是悲愤交加，复仇的怒火正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果然，他很快便下达了第一道命令：“第一排全体上刺刀，准备冲锋!”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任何掩护物，没有任何障碍。据观察，敌人就藏身在村庄边缘上的几个地堡里。当时白雪茫茫，没有望远镜的战士们，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敌人的地堡究竟在什么方位上的。我看到，第一排的四十多名指战员们，仍然以匍匐在地的姿式，纷纷拔出刺刀，把它插到枪口上;并脱下棉袄，扔掉棉帽子，上身完全赤裸，由于皮肤上粘满了雪，全身都冒着冉冉上升的热蒸气。那情景，异常悲壮，生死就在眼前，令人胆战心寒，激动万分。这时指导员田广文说：同志们，一排冲锋的时候，大家都要齐声呐喊“冲啊!杀呀!”没有命令，不得停止。

　　米副营长下令冲锋，司号员躺在雪地上，仰面朝天，吹响了冲锋号。田指导员高声呐喊：“同志们!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实现誓言的时刻到了，冲啊!”我们没参加冲锋的人，也都跟着指导员，声嘶力竭的呐喊起来。这时一排的指战员们，一跃而起，跨过稻田前面那条不到二十公分高的田梗，高声呐喊着，赤裸的上身冒着白色的蒸汽，成横队飞速冲了上去。我们的机关枪，小炮一起开火，一时间杀声震耳，硝烟弥漫，场面极其壮烈。在今天的电影里，是绝对看不到这种镜头的。

　　不一会，大约只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呐喊声，枪炮声渐渐的平静了下来。原来一排的冲锋失败了，四十多人全部牺牲，无一幸免。

　　敌人空中有飞机俯冲扫射，铁路上有铁甲车助战，成群的地堡里轻重机关枪一起开火;我们的冲锋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又没有强大的炮火支援，怎么会不失败呢?

　　米副营长一错再错，他接连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第二排上刺刀，准备冲锋!”开始、过程、结果和第一次冲锋完全一样，四十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米副营长是输红了眼，他马上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并亲自上阵，带领第三排的指战员们冲了上去。结果仍然同前两次一模一样，全部人马壮烈牺牲，整个一个连的兵力，几乎丧失殆尽;同时也加上了他自己的生命。

　　这时的敌人却更加疯狂了起来，用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路，致使我们的增援部队无法上来，我们仅仅剩下二十多人，也无法撤退下去。而敌人也不出来反冲锋，只是一个劲的用迫击炮“吊”我们，敌机也轮番俯冲扫射。因此我们剩下来的人又有伤亡。连首长只有田广文指导员了，他安慰我们说：国民党军队害怕夜战，天一黑下来，不用我们打，他们就会跑掉的。

　　不出所料，天刚刚黑下来，敌人的飞机就不再来了，地堡、铁甲车也哑巴了。这时我们仍然活着的不足二十个人，才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匍匐在地，不敢起身，生怕暴露目标，造成真正的全军覆没。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天刚刚黑下来后，一群蒙古骑兵挥舞着大刀，黑压压一片，从我们的身后，风驰电掣般的冲杀了上来;我们后面左右两翼的兄弟连队也在其他部队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朝王家干沟扑了过来。一时间杀声阵阵，排山倒海，没费太大的劲就占领了王家干钩和茶棚庵火车站。

　　王家干沟仍然是我们的宿营地，当指导员田广文带领我们，从雪地上爬起来，跨过那条意味着死亡的田梗时，凭借着乌云间隙时而散射出来的月光，我看到了那十分残酷和可怕的情景：雪地上血迹一片连着一片，弹坑一个挨着一个，白天还与我们一起行军的同志们的尸体，横躺竖卧，满地都是;许多尸体竟然倒在另一些尸体上面。有些尸体被敌人的燃烧弹烧得大大缩小，面目全非。

　　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分住在三四户老乡的家里。这个小村庄的老百姓非常贫困，都是矮小、破旧的平草房。我和班长等几个人住在一户只有间半房的贫苦农民家中，他家的一铺火炕太小，我们只能和衣而坐，根本无法躺下。

　　因为我年龄太小，班长让我留在屋里，我不同意班长的照顾，跟随他们一起，参与了连夜收拾和掩埋战死的同志们的尸体。冰天雪地，无法挖坑，就动员了许多老百姓的米柜，打掉中间的隔板，把尸体塞进去，一个米柜可以塞三四具尸体。然后再把装满尸体的米柜三五个堆在一起，用雪把它们掩埋起来。在天快亮的时候，在王家干沟村的南面那块开阔地上，已经形成了二十多座“高大的雪坟”。即使在那时，官兵也是有区别的，营级干部的尸体，都用白布裹起来，由后勤部队运回解放区集中掩埋。很难想象，那些“雪坟”，在我们撤退后，国民党军队回来时，会什么样子，什么结果。

　　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眼看太阳就要出来了，这时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转移。于是我们就跟随营部机关的人马，到了辽中县的妈妈街。这一天正好是四八年的年三十。那一天因思念战死的同志，想念遥远的故乡，我的心中异常惆怅，异常悲哀。我参军不到一年，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次王家干沟战斗，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昼夜。

　　我特别难忘的是，我在三排八班时的小组长王义和我的副班长老杨;尤其是单连长。就连平时对我非常厉害、动不动就批评我，体罚我的小个子三排长，我也同样思念，对他的成见一点都没有了。现在差不多可以肯定：共和国烈士的名单里，是不会找到他们的名字的。

　　在妈妈街那几天，我们一连来了新的连长，他叫陈学忠;指导员还是田广文。同时还从兄弟连队调来了一些班排骨干。

　　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也被调到营部给崔供给员当上了通讯员。崔供给员给了我一条夹被，我感到十分温暖。在营部工作，生活和物质条件，比在连队好多了;最起码的是，行军时不但再不用背那么多沉重的东西了，而且还可以时不时的坐上营部供给处的马车，这简直是一步登天。

　　营部新的营长是谁，我记不住了;而教导员郭忠我是不会忘记的。他个子不高，给我们讲课时，开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他很爱和我开玩笑，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侉子”。在这一段时间里，一到夜间行军时，我们营部的理发员刘德同志，就自发的放声歌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夜间行军，他赶着马车，摇晃着鞭子，行进在月光下的崇山峻岭之间，我半躺在他的马车上，忽然听他唱起了《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他的歌声宛转而悲凉，动听而感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第一次进入了诗的境界，第一次体验到了艺术的魅力。他的这首歌，唱得我飘飘欲仙，泪流满面。

　　刘德是个十分漂亮的小伙子，如果他能参加今天的全国歌手大赛，我敢肯定的说，冠军是非他莫属。

　　因为王家干沟这次失利战斗，我们团的王麻子团长被“送”到哈尔滨学习去了;部队也被彻到黑山县境内公路边上的一个小村庄整顿、训练。我和崔供给员，住在一户比较富裕宋姓的人家;他们一家四口人，一对夫妇，一女一子。女儿十六七岁，村里人都叫她“宋小个子”，其实她的个头并不矮。这姑娘非常文雅、非常漂亮，对我十分友好;当时她和她的妈妈一起，特地给我缝制了一个绣花碗套。我就用它套上一个红色塑料军用中号饭碗，经常挎在腰间的皮带上。这个姑娘的身影，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里驻军期间，有一天营部医生叫我到黑山县南面、公路西侧的团部卫生队去取一个二十CC的注射器，在返回营部的途中，我骑在马上，用手中的注射器抽真空玩，一不留神，砰的一声，把注射器弄碎了。这可把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硬着头皮往回赶路。回到营部，我向崔供给员坦白了这一切，虽然得到了崔的保护，还是让营部医生好一顿埋怨。

　　我在营部工作时间不到半年，就又被“下放”到在大虎山驻防的机炮连三排六0炮班当战士。我认为：这是营部看我年龄太小，又太贪玩，竟然把注射器当玩具，还是到部队锻炼一下好些，免得将来耽误大事。不过到了机炮连后，我也很走运，摊上了一个好排长，他姓宁，一米九的个头，对我十分理解，十分迁就，十分温暖。56年审干时，负责我的外调工作的袁式荣同志，在北京煤炭工业部找到了他。没有他，我48年的那段历史，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我至今仍然怀念着他。遗憾的是，我的宁排长，在锦州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煤炭部收发室的一名收发人员。

　　我在机炮连的时候，每到长途行军时，营教导员郭忠同志依旧关怀着我;总是怕我吃不消，走不动，每每都是把他的那匹白马，骑到我的身边，让把背包、枪支挂到他的马鞍上，然后牵着他的马的尾巴行军。因为这样走起来，轻快多了。其他人是根本享受不到这种“牵扯马尾巴”待遇的。后来听说郭教导员，在解放后当了杭州空军政委。

　　王家干沟我无法遗忘，战死在此的一百多位烈士我更无法遗忘;郭教导员、单连长、宁排长、崔供给员等好领导、好同志我同样无法忘却;就连宋小个子也时常在我记忆的屏幕上闪现。

　　总之，这一切都是我的脑海里永生无法抹去的深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