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的北风嗖嗖地刮着，吹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天空阴沉沉的，浓云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幕布，把天空遮盖得严严实实，不见一点星月。夜已经深了，很多人已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这偏僻荒凉的土岗的小路上，看不到行人，周围寂静无声，没有一点生气，静得让人有些可怕。一辆孤独的破旧的自行车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艰难的逆风而行，车上是一位头发已经全白，身材却结实健壮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他手上戴着一副旧的黄色的棉手套，穿着普通人常穿的棉袄，外边套着一个黑色的明显有些旧的褂子，头上戴着普通的黑色帽子，从帽子顶上到脖子包了一条普通的褐色围巾，在脖子下打了一个结，把耳朵和脸的大部包裹起来;嘴里呼出一道道白气，眼睛睫毛上、嘴边的短短的浓密胡须上，结着冰碴。自行车的车把左侧挂着一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常用的一个人造革旧提包。车子的链盒和前后轮的泥瓦破旧得固定不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只见他骑得很吃力，虽然脸冻得有些生疼，但是他的身上已经出汗了。车子在不停的颠簸着，他已经很累了，从市里到这里二十里路一直逆风而行，力气小的人根本骑不动。这位顺着这条土路，左拐右拐骑到了土岗的西侧，上了一个漫长的高坡，前面出现了一片灯光，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朝着有灯光的地方骑过去。不知道的人，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上完夜班后回家的工人，或者认为这是一位进城里办事的农民，可能有事耽搁回家晚了。只见这位骑到有灯光的一个大铁门口，下了车，他敲了几下铁门，过了一会，一位穿着棉大衣的人，好像是刚从睡梦中被叫醒，从门缝里探出头问：“谁呀?”站在外边的这位应声：“是我”。里边问的人显然从声音里听出来了是谁，“啊!是孟书记!等一下，我开门。”稍微过了一会，只见里边的刚才问话的人，匆忙穿着棉大衣，拿着钥匙跑过来开门，一边跑，一边说：“哎呀，孟书记，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可冻坏了吧?今天太冷了，零下十三度呢!”这位孟书记说:：“还好。”开门的人说：“是不是又去给武老师跑孩子分配的事了?他过去那样对待你，你还对他这么用心管他孩子分配的事。”孟书记说：“我多跑几趟辛苦点，把武老师的孩子分配的事安排好了，他就能安心教学了。”说着，孟书记推着车子往家里走去。这位开门的工作人员锁上门，望着孟书记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嘴里发出一声叹息：“唉……..”然后摇了摇头，回屋去了。显得对孟书记很心疼、很不理解，又很无奈。
原来骑车进来的这位就是这所远近闻名的学校的书记。这里是县里第二中学，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学校。第一中学在山区，是一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老解放区建立的，历史比第二中学久。在上世纪解放后建立的这所第二中学，几经搬迁，于1970年迁到这里，处在市外二十里的这个荒岗上，由于县里的主要人口集中在靠近市里的平原区，所以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是有一千多名学生，教职工一百多人的规模。在搬到这里前，这所学校在离这里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子里，由于六十年代末上级决定在那里建造汽车厂，学校在那里已经不利于发展，上级决定把学校搬到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岗上。岗上主要是能够制造水泥用的青石，没有什么耕地，也不长庄稼。这里离周围的几个村子都有三四里地远，地方大，是一个荒岗，不占耕地，有利于学校扩展，也比较安静，也不会与周围的村子出现纠缠和麻烦，便在1970年一边建设，一边搬迁。学校发展很快，有初中有高中，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恢复高考后，每年考上大中专的学生一百到二百人，考上名牌大学的也很多。当时由于国家每年招生人数少，全国每年一共才招二三十万人。初中生当时不能考中专，也要高中毕业的学生才能考，大中专考同一张卷子，在那时能考上中专也是很不容易的。录取人数只占全国考生的百分之几。能够考上学的人是极少数。可这所学校当时的升学率在本地整个地区十八个县和一个市，都是名利前茅、数一数二的。有几年还超过了市里的第一中学，在当地很有名。周围很多县的学生慕名来到这里上学。很多学生觉得能够在这所学校上学，是很幸运的，也是一种荣耀。对于作为这个学校里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校总负责人孟书记这个人，当时和以后，包括到现在，孟书记已经退休快三十年了，一直有好几个版本。有赞不绝口的，有叹息孟书记傻的，有对孟书记的管理不以为然的。但是几乎没有听到骂的。在不同的版本中，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孟书记不太懂业务，他从六十年代来到这个学校，一直管后勤，没有在教学一线教过课，只在没有来这个学校之前刚参加工作时，在山区的一个小村里教过一段小学识字班。讲话能力也不行，讲话总是出现很多病句，词不达意，或者说不到重点上。可是在他担任校长和书记负责全面工作的几年时间里，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最高，学校的凝聚力最强，老师干劲最大。孟副校长退休后，这里已经换过了十来位校长书记，有的是县政府或县教育局的领导身边的人直接派下来的，有的是县里著名的教学能手，有的是教育局副局长兼任学校书记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所有这些后继者的讲话水平，不知比孟书记高出多少倍，正像有很多人形容的，口若悬河，满口生花，可是再也没有创造出孟副校长在任时的辉煌。很多人现在说起来，还觉得孟书记有些不可思议，觉得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我是1981年8月分配到这所学校。在教育局领到分配调令时，心里既激动，又有很多的担心。因为同时师范毕业的上百名同学中，分到县里第一中学、第二中学两个重点中学的没有几个人，多数充实到了乡镇的初中和乡村小学里。而且我是被分到了当时远近闻名的这所高级中学，同学们都很羡慕。在接到通过乡政府转给我们村里的通知，要求我们这批师范毕业的学生8月15日到县教育局拿分配调令。这天中午前大家赶到了县教育局，教育局说是下午三点人事科给发放每个人的分配报到介绍信。中午我们这批等待分配的学生在教育局的大会议室里临时休息，大家都议论、猜测可能会被分到什么地方。那时大家都很单纯，没有什么托人找关系的概念。考学时，填报了志愿，就在家里等着录取，录取通知书来了，考上哪所学校就上哪所学校。不像现在，被高等院校录取了，自己不中意，可以不上。那时如果录取了不去上，就是不服从国家分配，今后三年不让参加高考。因为每个学校招收多少学生，由国家统一掌握，各个学校没有自主招生的权利，国家给每个学校拨多少教育经费，都是有统一预算的。还因为当时国家实行免费教育，考上大中专的学生，不光不用自己掏学费，学校还给发放助学金。记得当时我们上师范时，每人每月给发放的助学金是21.5元，发31斤粮票，当时我们很多同学这钱是花不完的。当时上班的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元，还能养一家人。我们一般每月用四五元菜金，把粮票转为学校的饭票，每斤收几分钱的成品加工费，一共八元到十元钱，就够一个月生活费了。在我们学校，早晨是玉米面粥或小米粥，收一两粮票。有小菜或咸菜二分或五分钱，一个馒头收二两粮票，饭量大的，一般吃两个就够了。中午一般是一角钱的菜或一角五分钱。中午的菜都是见肉或见鸡蛋的。春夏一般是西葫芦炒肉或鸡蛋，豆角鸡蛋或豆角粉皮肉，洋白菜粉皮肉;秋冬一般是土豆炒肉，大白菜粉条肉。课本费一学期需要大约三到五块钱。每月还能有十元左右的余额。在我刚入学时的九月份，第一次领到助学金后，除了买菜金，交了一学期的书费，还用余下的十元钱买了一件在当时是很时兴的一件天蓝色的褂子。记得在准备入学的前几天，家长问邻居家早我两年上大学的孩子，去学校报到需要带多少钱。人家说带什么钱，带够坐车的车票钱就行了，到了学校就给发助学金，只要不浪费、不出去乱花，每月的钱花不完。师范毕业了，自己的档案不用自己管，学校里自动给转到了学生户口所在地的县教育局，然后教育局根据当地的教师岗位，各学校需要教师的编制统一分配。来领分配调令的这天，中午比较热，很多同学坐长途汽车在当时还是土路的公路上颠簸两三个小时，也很疲劳，不一会儿，大家就躺在会议室的大长木凳子上睡着了。我睡的正香，突然有人把我叫醒了，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只见是我高中的同学也是上师范学校的同学刘成，他轻轻叫我起来，到会议室的外面，悄悄对我说让我跟他去串个门。我想，这里是市区，人生地不熟，找我做个伴也在情理之中。便答应着往外走。他提了个黑色的书包，有些沉甸甸的。走出教育局，他给我介绍说，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今天下午管分配的人事科长家，刘同学父亲原来与科长是同事，都在他们村的县第一中学教学，关系一直挺好，后来人事科长调到了教育局，两家之间经常互相走动来往着，几乎每年他都和家长来市里看这位科长，有时还在科长家住几天。每年都给科长家送点自己种的豆子。科长在第一中学教学时，说我们那里种出来的豆子好吃。科长也把他们家乡的特产给刘同学家送。科长老家是东边县里平原区的，离市里也有一百多里，五十年代分到离家三百里的我们山区第一中学当老师，很敬业，虽然初到山区时生活上有些不太习惯，但是他适应很快，没有多长时间，就和山区的老师、同学，包括村里的群众打成了一片，不怕苦不怕累。后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调到了教育局，一直和原来学校的老师、科长教过的学生以及不少家长来往着。他对山里人有感情，大家也很敬重他。同学的父亲不光与科长是同事，因为同学的家就在第一中学所在的村里，同学的父亲也是很热情好客，在当时还是学校的一位领导，对科长的生活上照顾帮助很大。科长曾经给很多人说过，同学的父亲给他的工作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帮助，使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少走了很多弯路。是他的人生路上遇到的挚友，生死之交。这种友谊一直延续着。同学说自己家长今年身体不太好， 也很忙，没有机会来市里看科长，也怕科长见了他父亲，发现身体不好担心，这次借同学下来拿分配的调令的机会，就让他捎点东西，顺便看看科长。刘同学起初也不愿意这个时候拿东西去科长家，怕影响不好，怕其他同学和别人误会。可是考虑到父亲的实际情况，从他老家坐车到市里需要走三个多小时，如果自己不把东西捎下来，父亲如果自己来，需要受半天的颠簸，自己于心也不忍。再说了，自己要送礼，也不会等着教育局把分配的人员确定好了才去。便按照父亲的要求，把这份情谊捎了下来。可是他还是有些担心，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和我从上高中到上师范，关系一直很好，又知道平时我的嘴严，也能理解他，就让我跟他一块去。他怕下午开完调令急着赶汽车回家，没时间给科长了。再说，觉得在教育局里办公的地方给人家，也不好，怕引起别人的误会和麻烦。他父亲早就对我这位同学有言在先，不会为工作分配的事去求人，全要凭刘同学自己的本事。他父亲我认识，当时我在第一中学上高中，同学的父亲在学校上班，当时已经不教课了，做行政。大家都知道他父亲一直很正直，原则性很强，心里最痛恨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和事。今年分配工作，他父亲没有给科长以及任何领导打招呼。倒是同学村里的很多人都知道同学父亲与科长的关系，有人说今年我这位刘同学一定能分个好地方，起码能够分回第一中学不成问题。科长也早知道我这位同学今年毕业分配工作。我和同学出了教育局，顺着教育局前面的巷道往东走了大约有五六十米，往南一拐，是一片样式基本一样的平房住宅区，同学告诉我，这里是县教育局的家属院。往前又走了二三十米，来到了一个平房院前，同学对我说到地方了。他敲了敲门，门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中上等的个头，身材敦实，圆形脸，态度和蔼，见到同学和我，把我们让进屋里，同学转达了家长的问候，然后把东西交给科长，科长也问候了同学的家长。然后问我是谁，同学做了介绍。科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做了回答后，科长马上说：“你分到了县第二中学。”我很吃惊，“我怎么分到了那里?”科长看着我说：“怎么?你不愿意去吗?”我说：“那倒不是，我事先没有想到会分到这么好的学校。”然后科长给我说了那里是咱县里最好的学校，现在已经从规模到教学成绩超过了县第一中学。有很多教学优秀的老师，然后还说出了好几个老师的名字，让我到学校多听这些老师的课，，多向这些老师请教，还说到这个学校的孟书记，在当时是副校长，说这个人很实在，办事能力很强，在老师们中很有威信。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第二中学的校长姓孟。我同学问自己分到了哪所学校。科长说分在了一个偏远的初级中学里。
从科长家出来，同学对我说，你分得地方不错，教育局的领导处事就是公平，在学校你的成绩比我好，所以你分的地方就好。同学又说，事先听第一中学父亲的同事说分配工作，上级教育局作了规定，主要看成绩、看表现，先从毕业生里按档案里的成绩和毕业鉴定、以及其他方面的记录材料，选拔出分配到县里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的人选，然后再和这两个学校的领导进行沟通，把人确定后，再分配其他毕业生到其他中小学。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拿到调令后，我心里充满了渴望，也有了很大的压力。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不辜负领导的信任，要干一番事业。要为第二中学和县里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心里有一种激动，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好像自己是一位整装待发、即将出征、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战士;又像是将带着崭新的工具去经营、开垦一片肥沃土地的加盟者;又像是一个经过多种项目的艰苦的训练，将要第一次驾驶航船扬帆起航的奔向广阔无际的大海的海员。真有一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
可是当我真正的来到这所学校之后，好些天心里总有一种与事先想象中的非常大的反差。特别是参加了开学后的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之后，这种反差更加强烈。当时，孟书记还是副校长。原来的老校长去世，另外一位校长原来在南方一个省里某地区当局长，前几年下放到这里，已经又回南方复职了。现在学校的校级领导就孟副校长一个人，负责全面工作。领导班子里另有三位教导处主任，一位后勤主任。这天开会时孟副校长作长篇讲话。他在上边大声讲，学生在下边小声说，老师们有的也在下边说闲话。还有的学生和老师在议论孟副校长讲话中出现的病句，哪句是缺少句子成分，那句是指代不明，那句是犯了逻辑错误。有的人在数着看孟副校长讲完话，一共能说多少病句。我觉得会场秩序太乱了，学生和老师也太不尊重孟副校长了，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这就是教育局科长说的在老师们中有威信的孟副校长吗?从我上学到现在，参加过学校的很多次师生共同参加的大会，还从没有看到这样开会的。虽然过去也有领导讲话不中听的，有在下边开小会的，也有对某些人的讲话不认可的，但是至少还是比较安静的。孟副校长看到下面的情况也不着急，只管讲自己的。散会后，老师们在下边闲聊时也会时不时的议论或者把孟副校长的话做噱头拿来开玩笑。有的老师还会当着孟副校长的面以及其他老师的面，拿孟副校长讲的病句取笑一番。每当这时，孟副校长从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好像说的不是自己，而是说的别人或者在听有趣的故事一样。有时也笑着回应几句。还有两次老师开会，孟副校长讲话，有老师当场指出有件很平常的一般的小事，孟副校长说得不准确，然后接着还指出孟副校长讲话中的一个病句，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孟副校长等着大家笑声停下来，当场承认并检讨了那件事由于忙自己没有真的了解清楚，说的不准确。
还有让我不理解的，这里有一部分老师是本地的，有的老师白天上完课，骑着车子就回家了，也不用给学校领导说，其他没课的老师骑着车子去市里或者外出了，也不用记考勤，好像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严格的考勤制度。我上班后没有多少天，就到了秋收季节，多数老师家里种着地，老师们互相调一下课，就可以好几天不在学校，也不用计考勤，更没有扣钱、罚款一说。我在到这里上班之前，想象着这里的管理一定很严，老师们的一天工作一定很紧张。上课、辅导学生、教学研究一定会让人忙乱得脑袋大起来。可事实是，由于这里的老师每天也都在学校住宿，每个人有单独的办公室，是双职工的老师，有家属院，自己做饭。老师们上完课，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或家属院里，自己安排时间。不用集体坐班。可以备课、批改作业，可以忙家务，也可以做娱乐活动，下棋、打球等。我心里犯嘀咕，一个没有制定严格考勤制度的领导，一个不懂教学业务的领导，一个没有讲话水平的人，一个时不时被老师学生取笑的人，能够领导大家把教学成绩搞上去吗?能够让大家信服吗?这样的学校有前途吗?上级把这样一所创造过辉煌，有很好声誉的学校，交给这样一个人负责全面工作放心吗?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也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这里是寄宿制学校，由于我们县比较大，东西长二百多里地，南北宽有七八十里地，多数学生离家好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还有周围县里的学生来这里就读，离学校最近的村子也有三四里路，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宿。每天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张。早晨五点多起床，以班为单位到学校大操场上统一跑操，六点到七点上早自习，是语文和英语晨读时间。晨读结束后吃早饭。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四节课，下午四节课，第四节课是自由活动，晚上毕业班上三节课，非毕业班上两节课。一天到晚十多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早晨学生起床，班主任老师也就起床，到操场集合学生一起跑步。全校上千人的队伍，集合好只用几分钟时间，脚步声整齐划一，口号声响亮。晚自习数理化等各科老师跟班辅导，没有领导检查，老师们就自觉地到位了。学生的学习秩序井然有序。晚上下了晚自习，班主任老师自觉地查看宿舍，督促学生按时休息。那时没有生活老师一说。宿舍管理都是班主任老师分内的事，也没有班主任津贴，，当班主任全是义务的额外的负担。当时年轻老师很少，当班主任的主要是四五十岁的老教师，管学习、管纪律、管生活，可是没有人叫苦叫累的，大家就自觉地默默地在做。伙房的师傅们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工作，学生放学吃饭前每位师傅就等待在售饭窗口，没有出现一次学生该吃饭了，而没有做好的情况。很多老师养成的习惯是晚上备课、批改作业。那时没有电视机，白天上完课老师们有做家务的、娱乐的，串门的。而晚上几乎是不串门的，，大家都进入到忙碌的工作状态中。老师们普遍认为，晚上备课效率高。有几次出现半夜有老师敲别的老师的门，把已经入睡的老师叫起来，要把备课中发现的疑难问题一块研究解决了。单职工老师在食堂吃饭、或者在办公室门前几个人凑在一起吃饭时，除了讲生活中的见闻、趣事外，很多时候一边吃饭，一边交流教学中的问题。还经常出现，一边吃着饭，，一边互相争论。有时候一个问题在饭场上，会连续争论好多天。有时候孟书记在吃饭时间到食堂转转，也来到老师们的饭场中间看看，遇到老师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他总是讲，这是业务方面的专业问题，，我不懂，不知道你们谁对谁不对，你们都是业务上的专家，对待这些问题不要讲年龄大小，不要论资排辈，不要怕错，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明辨是非，大家要平等对待，以理服人。教学上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怎样对学生有利，怎样做对教学有利，就怎样办。
我看着这些现象，心里总是有几种想法在碰撞，在纠缠，心里有很多疑惑，总是不能解开。带着疑惑，带着矛盾，在老师们的言语中，在老师们的行动中，在能够看到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慢慢的寻找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梳理着各种纷繁的信息，也在一步步走向清晰。
学校的老教师们不管当着孟书记的面，还是在背后，从不喊孟书记的职务，张口闭口都叫老孟。总是老孟长，老孟短的。即使在以后孟副校长升成正校长，升成书记，老教师们还是不称呼职务，还是叫老孟。我们这些到学校上班晚一些的年轻人，最喜欢叫的是孟书记。可能是因为八几年分配的老师，来到学校时孟副校长就兼任或改任成了学校书记的原因，并且一直到退休。以至于现在孟书记退休快三十年了，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师们，和八十年代在那里上过学的学生们，还是喜欢称呼孟书记。
一天，一个老教师在闲谈中说，老孟最大的弱点是不善于讲话，最大的优点是最善于做事，他做的很多事，一般人想不到，但是那事做出来却让人不得不佩服。以后就慢慢听到了很多孟书记善于做事的经历。
在我来这里上班的前两年，教育局打算充实一下学校中层领导，打算从本校任课老师中提拔，有几个人选，教育局征求孟书记的意见，让很多人不可理解的是他特别推荐让一个脾气有些怪，还经常敢顶撞他的老师做中层。这个老师脾气有些不太好，很多老师有看法，教的又是体育课，在很多时候有些专断，对于体育有关的事，别人不能插手。学校每年开春季运动会，比赛项目的设置，担任裁判员的老师的安排和培训，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比赛时班与班的运动员有时为了自己班的荣誉，可能会出现些矛盾、发生些争执，有的班主任老师也比较护着自己班的学生，这位老师就会毫不留情的连学生带班主任一块批，对于有的比较固执拒不认错的，取消比赛的名次。有时有些争执闹到孟书记那里，他已经做出的决定，孟书记也左右不了。对于裁判老师不负责的，出现失误的也不留情面，弄得很难堪，有时让老师下不来台。有几次竟然当着学生和老师的面，把老师给批哭了。在当时这个学校的体育工作也比较有名，有专门特招的体育运动员，这些运动员都分在不同的班级里，只要到每天上午40分钟的大课间训练时间，下午后两节课训练时间，任何班级的老师必须开绿灯，如果哪个班级的老师或班主任，占用了这两个训练时间，或让运动员去训练晚了，不管什么理由，常常自己找到这些老师发脾气。有老师把他管的体育队称作是“独立大队”、“特别行政区”、“国际特殊组织”，说人家不受学校的“法律”的约束，人家领导的运动员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特别豁免权”，除了人家别人谁也管不了，谁也不能管。他对学校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总是想说就说，有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个人平时都难于驾驭，如果做了领导，那谁还管得了。可孟书记认为，这位老师，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原则性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搞小动作，一切都是从工作出发，从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人，不因个人的恩怨评价人和事;他能够扬人之善，抑人之恶;有工作能力，敢说敢做，勇于担当，对于各种不合理的人和事，敢于指出来，不管某一个人在县政府里或者教育局里有什么背景，只要做得不对，就敢给指出来。理想信念一直很坚定，经常能够把老师们心里想说但是嘴里又不敢的说的话讲出来，做事讲道理，在工作上从不挑肥拣瘦，能够任劳任怨;业务上精益求精;特别是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涌起各种思潮，物欲横流，，甚至颓废主义、享乐思想泛滥，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影响到了各行各业，也波及到了教育界。学校如果把这样的人提拔上来，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能够弘扬正气，也能在领导中督促学校各方面的决策少出现失误，工作少犯错误。通过孟书记的解释分析，通过做老师们的工作，，这位老师升为中层领导。当了领导后，确实如孟书记所说，对学校的很多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学校规模逐步扩大，初中高中由原来的二年制变为三年制，学生多了，学校的杂务也多了。这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学校占地面积近二百亩，建筑面积四万多平方米，从学校南门到北门有一里地远，又是一种黄胶泥地，天干燥时，到处是土，下雨下雪时，到处是泥。卫生工作难度很大。孟书记委派这位领导抓卫生，他经常督促检查，与班主任一块制定卫生制度，教育和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怕得罪人，按制度办事，学校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有一段时间学校伙房重新承包调整后，有的伙房出现短斤缺两，花样少，师生有意见，孟书记又让这位领导抓伙食。他每天到伙房检查卫生状况，检查面食是否够分量，及时征求师生对伙食的意见，拿出伙食管理方案，要求每周必须做几种不同的饭食，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又把伙房从一个变成两个，变成四个，合理竞争，改善了师生的伙食，赢得了大家的好评。他时时处处能从维护师生的切身利益考虑，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后来这位中层又提升为副校长。很多老师后来夸孟书记有眼力，看得远，选贤任能，有容人的雅量，并且能够充分信任，放开手脚，促进了学校的顺利健康的发展。
进入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很多原来很正常的事，却不能正常办理，走后门拉关系成为一种常态。要想办成事，没有关系不行，不请客送礼不行，有的是很正常的事，由于没有关系，没有送到礼，跑好几趟也办不成事。很多老师为了自己的子女的工作安排不得不去求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国家本来是统一分配工作。可是由于不正之风泛滥，有权有势的不管表现再差，甚至没有文凭的，也能安排好工作;没权没势的，不管多优秀，也只能给安排到最差的岗位上，或者故意给安排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的地方，所学非所用。或者千方百计找借口不给安排。我们学校的老师就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有的老师天天跑有关部门，花费了很多精力，耗费了不少财力，也办不成事。对社会上的这些现象人们深恶痛绝，但是又无可奈何。因此也使一直充满理想信念的老师们，在现实面前发生了动摇，出现了消极情绪。一个个清贫的老师，平时又不给社会上的行政部门打交道，能有什么门路，能有多大的财力去跑关系呀!孟书记也看不惯这些社会怪现象，也想让老师们能够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可现实是残酷的，事实就摆在那里，老师们的实际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呢?老师们的切身利益与学校的稳定、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只有把老师们最关心的事，最切身的利益保障了，处理好了，才能稳定人心，才能搞好教学。基于这种认识，孟书记便不得不为了老师们的利益去求人，为了能够顺利安排好老师们的子女的工作，去利用自己的各方面的人脉帮老师们办事。知道哪个老师的孩子这年大学毕业需要安排工作了，他总是了解老师的孩子所学的专业，提前开始到有关部门联系，给人家讲这个老师对学校多么重要，在教学上多么优秀，再利用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的上司，只要是能用上的一切关系，硬着头皮，拉下面子去求人。每到这时，经常是起早贪黑，东跑西颠。有时凌晨顶着星星出发，晚上顶着夜幕归来。被老师们戏称为披星戴月的人，还有老师戏称他是神出鬼没，一天到晚见不着人影。也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今后便于打开局面，更好的解决老师们的实际问题，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的学生来这里上学的要求。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管理某方面分配的人到了太行山区，便奔波几百里赶到山里，与这位领导见了面，当这位领导知道他是为了学校的老师的孩子安排工作费尽周折时，也受了感动，为他签字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地有个电力部门，效益非常好，有老师的孩子学这方面专业的，在答应了接受人家若干学生后，这个部门先后给安排了七八个老师的孩子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仅在八十年代，经他的手给老师的孩子安排工作的有几十人。老师们感叹的说，只要孩子安排工作的事交给孟书记，自己什么都不用管了，就等着去报到就行了。
有个老师在学校里虽然业务能力很好，但是生性多疑，曾经误解孟书记，与孟书记吵架，还写告状信，弄得孟书记很被动，还惊动了组织部门，可是经过上级派人深入到老师们中进行深入的调查，还让老师们通过无记名方式写票，写情况，沸沸扬扬闹了好多天，最后证明孟书记是清白的。八十年代中期，这位老师的孩子需要分配工作，可是所学专业有些偏，确实不好安排。他自己托人去疏通渠道，费了很多周折，结果还不行。孟书记知道后，便亲自出面，往市里跑了很多趟，最后给这位老师的孩子安排到了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的单位。
1998年春季里的一天上午，我从已经在上一年就调到市里工作的学校请假，骑车来县第二中学办点事。虽然在90年，孟书记就已经退休了，可是从县第二中学不管是退休的，还是高升到上级行政部门的，还是由于工作需要调到别的学校的很多老师，回到这里总是愿意先到孟书记家看看。我也一样，进了学校，便直接来到他家。院门开着，我推车进到院里向屋里喊：“孟书记在家吗?”孟书记的妻子听到声音出来了。说：“在呢。”便热情地把我迎进屋里。刚进屋，就听到孟书记从里屋传来低沉、吃力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推开里屋门，一下子惊呆了，只见孟书记痛苦的爬在床上，露着后背，后背上扣着两个火罐。头上都冒出了汗。我问怎么了，孟书记的妻子介绍说，今天早晨还不到五点，孟书记就起来要往市里，去给学校一个老师的孩子跑工作安排的事。在外屋有一袋子五十斤的大米，挨着另一个屋门，他怕进出屋子时把我绊倒了，就想搬到一边去，由于用力过猛，把腰给闪了。一下子也不能走路了，腰也直不起来，疼得受不了，想送他去医院，他不肯，说可能拔一下火罐就好了，要是到了医院，没事也得检查出点事，就会耽误给老师孩子联系工作的事。这不从早晨到现在拔了好几次，也不见轻。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痛苦过。他妻子显得很担心。我问明了情况，觉得孟书记的腰应该是由于岁数大，用力过猛，某处脊椎有点错位。由于原来受父亲当农村赤脚医生的影响，也学了些医学知识，前段时间有个亲戚和孟书记的情况相似，我用一个民间老人教的方法试了试，很见效。我说让我来试试。我便取下火罐，找准孟书记后背的疼痛点，把他疼点处的肌肉用力捏起来，让他用力的连续发出咳嗽的声音，反复进行了三四次，又推拿了几下周围后，让他慢慢往起站。他试着站起来了，轻轻摇晃了几下，说不疼了。又从里屋走到外屋，身子能站直了，他妻子有些不相信，他又走到院子里，转了几圈，他妻子说，原来腰就直不起来，，现在能直起来了，应该是复位了。回到屋，孟书记就要拿着书包往市里去，，他妻子央求他说今天别去了。可他觉得给老师孩子安排工作的事不能耽搁，要往前赶。就对我说，“本来应该好好在家谢你这位‘医生’的，可是我知道咱找的人今天有空，就让家属中午给你做饭招待你吧。一定吃了饭再走。有空常来。”说完就骑着车子匆忙出门去了。看着孟书记远去的背影，我心中不仅生出一种敬佩和感动，也有很多的感慨。没想到早已离开学校领导岗位的他，仍然为老师们的事跑前跑后的忙碌着。
在八十年代中期，学校教育经费困难，随着学校人数的增多，学生宿舍不够用，还有的房子由于是学校最初建的土木结构的房子，，有的已经成了危房。如果不能及时加以修缮，不能及时扩建宿舍，，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住宿、学习和安全。打报告给县里要，县里拿不出来钱，给市里打报告，市里说，市区几十所学校都等着要钱，还挤不出来呢，轮几轮也轮不到不到县里的学校。在面临学校将不能正常发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孟书记向市里和县里说，自己知道了咱们地方财政很困难，需要用钱的地方多，很多学校也都需要钱，我们不给地方政府添麻烦，我们到省里要钱，要不来就算了，如果要来了钱，市里和县里不能给截留了，必须让我们学校专用。县里和市里答应了。有一个孟书记熟悉的市里的领导，是孟书记的同学，在下边给孟书记说，“市教育局费了几次劲，都从省里要不来钱，你一个县里的学校，怎么可能要的来呢?即使象征性给你一点，恐怕还不够塞牙缝呢!”这位平时在学校老师们面前一直很乐观的人，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想克制住不让眼泪流出来，可是怎么也止不住，眼泪还是无声的嘀嗒下来，孟书记哽咽着，停了一会，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很无奈又很伤心的对这位领导说：“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试一试这条路了。我不能让学生在危房里住宿和学习，要是出了事，不光没法向学生和家长交代，没法向社会交代，恐怕市里、县里也会受到牵连。我们学校的多年的荣誉可能就会被彻底毁了，我不能做这样的罪人!”孟书记安排好学校的工作，，便上了省城。据别人说，孟书记在省城跑了好几个部门，最后省财政厅的领导，终于被孟书记的真诚和责任心打动了，划拨给学校几十万，盖了两层宿舍楼，修缮了危房。后来有市里的领导说，堂堂的的市教育局从省里要不来钱，没想到一个县里的学校能够要来钱，不可思议。
孟书记平时也常喜欢到老师的办公室里看看，听听老师们的声音，征求一下老师们对学校的意见。在我来到这里上班大概有一个月时的一天上午，我上完课回到办公室正在批作业。孟书记来到我办公室。我刚来的第一周里，孟书记就到过我的办公室，由于当时已经到了吃饭时间，在屋里站了一会，询问了生活方面的一些情况，就走了。今天来了，见我没有课，就坐下来，问我能否适应这里的环境，学生怎么样等，然后就谈到对学校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我说听说的有的学校管理很严，老师们出门要请假，每天需要进行签到，或者点名，不请假的或者请假多的还要受处罚。孟书记问我愿意严一点，还是松一点。我回答说从工作角度说应该严一点，从自己心里来说，还是不愿意太严。孟书记笑了。说我说的是实话。可是孟书记没有回答我们学校是该严，还是不该严。也没有回答我为什么现在学校不太严。由于自己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很多方面还是很谨慎的。对于学校的事，不便于多议论，也不便于随便问别人。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到我常去的这个学校的一位老教师家，这位老师是我在县第一中学上高中时教过我的语文老师。由于有这层师生关系，这位老师也很和蔼，在他面前可以随便聊天，可是原来也不轻易地谈论学校管理方面的事，多是谈论和请教业务上的事。这天无意中说到了学校的管理，，我就说出了自己的疑惑。老师告诉我，同样是领导，但领导与领导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领导以严立威，有的以德服人，以严立威的则威浅，以德服人的则威大。我的这位语文老师当时不仅是县里，而且是整个地区有名的语文教育名人。他讲课总是鞭辟入里，旁征博引，对中国古今文学以及二十四史，都有研究，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语文老师的老家是外县的，离市里也有上百里远，原来分到在山区的县第一中学，离他家有二百多里，一干就是二十年。他的同学有的早已是市里的领导或市里学校的领导，也知道我老师的业务水平很高，都想把他调到市里，可是县里不放，便把我老师调到了县第二中学。每当我请教教学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诲人不倦。每次和我老师聊天，都能有很多收获。我初到这所学校时，他也是我在这所学校里唯一的原来认识的人。所以有事没事总愿意来老师这里坐坐。每次来到他家，他总会放下手中的活，陪我聊天，听我的问题，解我的疑惑。今天谈到了学校的管理，他也像过去给我们讲语文课一样，进行分析。他问我：“你说咱们学校的老师，干工作卖不卖力气?”我说：“确实很卖力气。””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们卖力气吗?”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也正是我的疑惑。”老师便给我做了分析。教师的工作就是一个良心活，，不能光靠制度卡。制度很重要，但是制度本身解决不了人的内心深层的问题。老师的工作不像工厂生产的工人，这天上班了，就出多少产品，不上班，就生产不出产品，效益很明显。老师们都是有文化层次、文化素养的，相信多数老师都是有责任心、有事业心的，何况我们学校是县里的重点中学，来这里的老师都是优中选优的，从业务能力，到思想品质都是优秀的，虽然人和人之间会有些小的差距。教师作为知识阶层，最怕的是不信任。只要充分信任老师，真正的关心老师们的切身利益，给大家创造一个心情舒畅的环境，老师们就会感恩戴德，把身上所有的劲都用出来，拼命搞好教学。谁的家里都会有些需要处理的日常的琐碎事，老师们上完课，能自由地把家里的事处理了，接下来就又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了。如果卡着老师上完课也不能出校门，老师们需要处理的事不能去处理了，硬卡着老师们在学校窝着，心里一定不舒服，或者会请假耽误上课时间，或者就会出工不出活，大家在这里闲耗时间，教学工作就会真正的受损失。老师还给我讲了学校一位老师家里老人病了，需要照顾，每天上完课就回家了，可是他把作业带回家批改，没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你说这样的老师，是该罚，还是该奖?老师说对这样的老师应该奖励才对。还有一个班主任老师，每天在学校上完课，晚上查完了学生宿舍后，才急急忙忙骑车走十多里路回家照顾生病的家人，早晨学生起床时他就已经骑自行车赶回来了，和学生一起上操。这里没有人卡着，但是老师们总是想方设法争取做到两不误。还有一位老师，由于家里不幸的事赶到一块，不得不请假，眼看麦子熟了，自己腾不出手，学校组织没有课的老师，帮忙收割了麦子。这位老师回到学校后，就玩了命的上课，给学生辅导，觉得自己不好好干就会愧对学校，愧对领导，这里边产生的能量是无与伦比的，是比巨大的核能量还要大。有这样一批老师，教学上领导就是不管，也能创造出教学上的奇迹!
一位从来没有架子，没有多少理论知识，没有什么业务素养的人，一个不善于讲话，经常让人拿自己的病句取笑的人，却能把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凝聚到一起，产生巨大的合力，创造当地教育上的辉煌，确实让人不可思议，至今还是很多人心中解不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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